转移在即，确信无疑。各机关都在清理文件、器材。人们见面后都在互相打听：你是走还是留？整个苏区笼罩着一片紧张而又神秘的气氛。
9月23日，正好是中秋佳节。贺子珍特叫住在塔下寺村的爸妈做了一桌酒菜，准备请毛泽民、钱希钧及妹妹贺怡、妹夫毛泽覃，连同心爱的小毛，一家人热热闹闹吃顿团圆饭。菜都上桌了，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到。
贺父贺焕文正哄着小外孙——毛毛在玩耍。
贺焕文是个憨厚老实的读书人，早年当过安福县县长。因替穷人讲了几句好话，办了点好事，被革职。回到永新后，在县衙门当了个“刑门师爷”，替打官司的老百姓写状子。后被一场官司牵连进去，坐了班房。出狱后，看透了尔虞我诈的官场，弃官经商，在永新县城南门租了一个店铺，名曰：“海天春”，开起了茶馆。
小毛是在中央苏区比较安定的环境下生的男孩。这是个奶名，大名叫毛岸红。“岸”字辈：“红”则是生于红区，长大了当红军之意。已经两岁多了。毛泽东受到“左”倾路线排挤时，没有多少事可做，小毛给他带来了很多欢乐。
不一会，毛泽民、钱希钧夫妇俩匆匆赶来了。毛泽民时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家银行行长，钱希钧亦在银行兼做会计工作。银行与财政、后勤编在十五大队，他俩特来见个面，要贺父贺母多加保重。钱希钧送给贺父贺母一块布料，还给小毛一件夹衣、一包糖果，连饭桌都没碰一下，就走了。
一对前脚走，一对后脚进，毛泽覃、贺怡来了。他们被通知留下坚持斗争。当毛泽覃听说哥哥泽民刚走时，便急着追了出去。
贺子珍急忙叫住，劝他吃了饭再去也不迟。
贺母说：“边吃边谈，菜都凉了。”
贺怡知道贺子珍要走，问：“小毛怎么办？”
贺子珍心情沉重地说：“爸妈年纪大了，随军不便，只有留下。组织上规定不能带孩子，小毛也只能留下，交给妈妈去管吧！”
贺怡赶紧接话：“姐，你们放心，我和泽覃，还有爸妈都在，小毛尽管交给我们。”
“只有这么办了。”贺母应允道。
10月8日，贺子珍接到通知，调卫生部干部休养连，随军转移。
很快就要出发了，时间迫在眉睫。
这时，随着一阵得得的马蹄声，毛泽覃和贺怡来了。贺子珍来不及寒暄，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要走了，小毛就拜托你们了。”
“珍嫂，你们放心，家中诸事我们自会照料的，请你转告哥哥不必挂念！你们自己路上要保重！”毛泽覃这个未到而立之年的红军独立师师长，颇有几分像他哥哥毛泽东，器宇轩昂，也是粗嗓门。
转移就这样开始了。红军离开了他们在过去几年中赖以生存和蓬勃发展的根据地。
贺氏三兄妹，除贺子珍随军远征外，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均留守苏区。
贺敏学在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跟随陈毅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红七十一团参谋长、湘粤赣边游击总指挥。其间，在南雄的一次战斗中，队伍被打散，贺敏学负伤被俘。后设法逃了出来，在一老乡家养好伤后，四处寻找部队的下落。他装扮成补鞋匠，挑着担子游街串巷，探听消息。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做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国共合作抗日后，贺敏学随赣粤边红军游击队下山编入新四军，在陈毅的领导下，转战在江西、安徽、江苏一带，打击日本侵略者。建国后曾任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党委书记，华东建筑工程局局长，西北建筑工程总局局长、党委书记，福建省副省长等职。
贺怡，原名贺银圆。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与毛泽覃结为伉俪。
1935年4月，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牺牲，贺怡又临近分娩，组织上为了她的安全，决定让她同其父母一起到当时还是根据地的于都一个红军战士家暂避。于是，贺怡领着两位老人在组织的安排下，与原瑞金武阳党支部书记赖芝湖装扮成夫妻，同船下赣州。
船至于都梓山石灰窑下安全停靠后，即与设在梓山附近的红军联络站取得了联系。站长黄跃亮说：“国民党军队已在对岸封锁航道，不能通航，要等候时机再走。”并立即上禾丰办事处汇报了护送情况。
项英、陈毅听了黄跃亮的汇报后，联想到贺怡走时仓促，没有开具组织介绍信，预料这将会带来许多麻烦，便立即派王贤选（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中央委员会委员长，赣县水西人）携带介绍信赶赴梓山，将信交给贺怡，并转达项英的瞩附：“到赣后可与赣县河西支部取得联系，他们会很好安排你们的。”项英交待完到赣后的任务外，还特别强调说：“胡招娣的真实情况，绝不可外传，若他人问及，只说是同事的家属。这应作纪律对待，切记。”
“胡招娣”即贺怡当时的化名。到达赣州的第二天，先由党员刘家发到水西去联系，找到王贤选的胞弟王木生，再经王木生与河西支部取得联系，找到河西党支部负责人何三苟，商妥接待等事项。
贺怡装扮成一老妪，身穿大面襟布衫，头扎包巾，在约定地点与何三苟相见。交谈中间清情况后，贺怡方出示介绍信。
在何三苟、王木生的陪同下，贺怡一行沿河直下，很快就到了王木生家。
贺父贺母隔日相继上岸，来到水西王家，暂且住下。
约一星期后，贺怡召请王、何前来商量。她说：“三个外乡人长居于此，会使外人生疑，要另想办法，找个较隐蔽的地方。”
何三苟说：“我有一位叔母，名叫李金友，为人忠厚老实可靠，大家习惯叫她毛笃姆姆，曾在九江为人做保姆多年，无儿无女，夫死年老归里，可否拜她为干娘，就说在九江结识的干女儿，以携亲生父母来赣探亲为由，可久居于她家。”
贺怡思忖再三，同意照办。于是何三苟就领着叔母来到王家与“胡招娣”相见。经过一番寒暄，贺怡认为尚好，从此，贺怡就拜李为干娘。贺家三人即搬至水西石人前村居住。
在水西，在一片白色恐怖，而且是同上级党断绝联系的情况下，贺怡挺身而出，整顿党的组织，坚持地下工作。从1936年起的一年多时间里，水西各村先后发展党员近三十人，建立了十一个党支部，并成立了中共水西区委会。
贺怡常以“闺女”身份深入山坑指导斗争。长而久之，当地的几位长老，见贺家三人清苦伶仃，便产生了“恻隐”之心，提出要替“闺女”作媒，牵线联姻。迫不得已，贺怡只好借故迁居，搬到水西岗边排村的宝经堂，落住于庙内空间的僧房里。庙内有位罗斋公，信佛，不问政治，为人老实。贺父贺母也吃斋信佛。就因势利导，搞些朝神拜佛的活动，热热闹闹，掩人耳目，一直隐蔽到1937年7月。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8月间，项英、陈毅等同志，根据中央指示，来到赣州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下榻于赣州城内中华大旅社第二号房间。谈判的消息登载在赣南《民国日报》上。贺怡闻讯，欣喜若狂，好似重见天日，旋即赶至赣州中华大旅社。
陈毅会见了她，并听取了她的“贺氏三迁”及组织发展工作汇报，非常赞赏。以后，贺怡往来于南昌、吉安、广州、韶关等地，出生入死做党的地下工作。
1940年6月31日，贺怡在韶关被特务逮捕。被捕时，她宁死也不愿落入敌人魔掌，急吞下一个金戒指以图自尽，结果倍受痛苦又遭敌酷刑，胃部严重下垂，身体受到了极大摧残。当时，正值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出面与顾祝同谈判，用国民党高级战俘换回了贺怡。
出狱后，贺怡来到延安，住进了医院。医生说，必须尽快动手术，把金戒指取出。按规定，手术前须有亲属签字，可当时贺怡身边并无亲人。毛泽东去看望了她，并说：“为了贺怡同志能够多工作几年，这几个字我来签吧！”
于是，提笔在手术单上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这张充满了兄长厚爱的手术单，贺怡曾珍藏多年。
术后，贺怡的胃只剩下三分之一，人瘦得只有八十多斤，但她仍不倦地工作着。
贺氏父母在贺怡离开于都后，因年老体弱，不能随女奔波，但在当地人面熟悉，相处亲近，便留在岗边排村。
1938年2月，贺父因病去世，葬于原住宅附近的后山上。项英、陈毅、杨尚奎等同志在油山得悉噩耗，因公务未能亲临吊唁，便各凑了一百银元作为丧葬之用。1984年清明节，贺敏学曾来扫墓，缅怀父亲。
贺父去世后，贺母孑然一身，甚觉凄苦。组织上把她送到延安，想让她同贺子珍一道生活。不料，她抵延安时，贺子珍已经到苏联养病去了。毛泽东对她很关心，亲自照料她的生活。不久，贺母病逝于延安，又是毛泽东把她安葬的，还为她立了一块石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