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解决福建事变竟会如此迅捷，如此轻松。两个月前，他还坐立不安，诚惶诚恐，现在却洋洋得意，神气起来。
福建战场还在硝烟弥漫的时候，蒋介石就在盘算着把进攻重点转向中央苏区。他断定，蔡廷锴败局已定。
1934年1月底，蒋介石召集蒋鼎文、顾祝同、陈诚、何键、陈济棠在福建建瓯部署新的战略计划。蒋介石说：“闽变业已平定，我军应照既定计划继续围剿苏区红军。”
根据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其嫡系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副总指挥罗卓英率十一个师又一个旅十万余众，首先从福建战场杀回马枪进攻中央苏区。
战局急转直下，为博古、李德所未曾料及，更没想到会变得这么快，这么猝不及防。于是，中革军委十万火急，命令彭德怀东方军回援泰宁，配合第一、九军团阻击陈诚部南进。
陈诚可谓是红军的老对手了，虽说是蒋军的精锐嫡系，在北伐战争、中原大战、蒋桂战争中所向披靡，有常胜将军之称，但在中央苏区却连连败北，威风扫地。
1931年6月，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担任“剿总”，发动第三次“围剿”。陈诚第十八军也从湖北开到江西南部，其气焰甚嚣尘上，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红军实行“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原则，与陈诚玩了一场“捉迷藏”的游戏。
7月初，红一方面军主力集结于宁都，陈诚率部急速奔袭。抵宁都不见红军，却闻红军在古龙岗；进古龙岗，又闻红军在富田；到富田，又说红军返回古龙岗；折回古龙岗，旋接电知上官云相和毛炳文师在莲塘、良村遭红军攻击；陈诚兵分两路奔抵莲塘、良村，红军又去向不明。
两个月下来，陈诚第十八军在赣南疲于奔命两千里，转了一个圈，一个红军未见着，一场仗未打上。他沮丧万分地退回南昌，叹息：“胖的拖瘦，瘦的拖病，病的拖死。”
初来乍到，陈诚的锐气叫红军的“见面礼”挫去一半。
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红军不再“礼让”，连斩陈诚三个“手指头”，令他痛心疾首。
当时，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辖罗卓英、吴奇伟、赵观涛、李延年四个快速纵队共十个师十万余众。
红军主力首先在皎湖伏击其第一纵队第五十二师，击毙师长李明，击伤、俘获该师参谋长、旅长、团长、营长数人。次日，红军又在霍源再打第一纵队第五十九师，俘其师长陈时骥，击毙击伤旅长、团长、营长数人。3月下旬，红军主力五万余人，抓住陈诚王牌军罗卓英第十一师孤军深入之机，全力发起围攻，击伤其师长肖乾，旅长黄维、莫与硕，歼其赖以起家的第十一师大部。
蒋介石大为震惊。陈诚十分狼狈。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上写道：“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将馁兵弱，危急存亡……思之心痛，不寒而栗……”
第四次“围剿”惨败，陈诚丢掉了三个师数万精锐，蒋军内部有人对陈诚大肆攻讦，特别是何应钦、熊式辉等，要求裁掉第十八军两个师。
陈诚一气之下，打电报给蒋介石，辞去职务，请求撤消中路军总部，并不待蒋复电，即返回南昌寓所，闭门谢客。
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见蒋介石颇为心焦，揣摸蒋意，对蒋说：“前方指挥非陈莫属。”
贺国光登门找陈诚夫人谭祥，请她邀陈出外散步。三人来到宋美龄住处，蒋介石出见，与陈诚面谈，要他不要计较得失，速回前方主持。
1933年秋，陈诚随蒋介石上庐山，等划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在谈到战略战术问题时，他说：“一，正规军与红军打游击战是打不过的。因为红军地形熟，爬山越岭，一夜可走百里，这是我军所办不到的。二，惟有采取碉堡政策，逐步推进，稳扎稳打，现在这个办法已行之有效，所以前线较少战事。三，现在我军实力，约为红军的四倍（估计红军约二十余万，国军近八十万）。用碉堡封锁政策，来压迫红军，并增加红军补给上的困难，限制红军的游击活动。这样，旷日持久，红军一定被困死而无法作怪了。”
“长驱直入”的战术，让陈诚吃尽了苦头。所以，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伊始，陈诚一再告诫部下，切勿冒进，需稳扎稳打，三里一推，五里一进，与红军打阵地战、正规战，拼火力，拼消耗。正因为此，陈诚在第五次“围剿”之初的硝石、资溪桥、浒湾及云盖山、大雄关等战役中，与彭德怀、林彪交手，频频得赢，一扫过去红军手下败将的名声，而成为蒋军中“打不动的堡垒”。
陈诚所部作为“进剿”中央苏区的先锋，在第二阶段作战中，再度在蒋军中“独领风骚”，一个月来，连破红军第一、五、九军团关隘，把堡垒推到了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1934年元月底，陈诚第五纵队四个师突然袭击苏区建宁之樟村、邱家隘、将军殿防线。突破这道防线，中央苏区之东方门户建宁便洞开了。
在这里驻守的红军是董振堂、朱瑞的第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政委赖传珠。
陈伯钧是秋收起义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后历任红军连长、团参谋长、师长、红六军参谋长、红五军团参谋长等职。建国后，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被授予上将军衔。
赖传珠，井冈山时期任红军连党代表，后历任红军团长兼政委、师参谋长、红五军团第十三军第三十七师政委。建国后，历任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政委，被授予上将军衔。
根据李德“堡垒对堡垒”的要求，这道“国门”防线，也修筑了一些土木结构的“堡垒”。中革军委原来的设想是要十三师担当守备樟村到邱家隘一线的任务，准备利用邱家隘附近山地和堡垒工事，迟滞敌人，争取时间以便集中优势兵力迎击并歼灭该前进之敌。
事与愿违，这一线堡垒如此不经打，仅仅五天时间，阵地便土崩瓦解，红军被迫从樟村、上湾、邱家隘一直退到建宁大道附近的将军殿。将军殿之所以得以暂时守住，也是因为陈诚、罗卓英认为推进太迅速，不想冒进而停止了进攻。
仗打得太“熊”，陈伯钧、赖传珠憋了一肚子的火：一个师蹲守在土木结构的堡垒阵地，在四个师优势敌军和重炮、飞机的进攻下，被动挨打，连连失利，节节溃败。
苦战下来，陈伯钧大发牢骚，说：“这样的阵地战怎么打？我的战士每个人只有十排子弹，敌是飞机加大炮，土木堡垒谁能守得住？”
陈诚接着攻占了将军殿。他更加趾高气扬。将军殿硝烟未散，便挥戈再犯鸡公山——罗炳辉、蔡树藩红九军团防地。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可谓是“老国军”了。他是云南彝良人，1913年加入滇军，参加过讨袁护国战争、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师第五团第二营营长。1927年7月，任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同年11月5日率部近二百人起义参加红军。曾任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团长，红六军第三纵队司令，红十二军军长，红二十二军军长。1944年6月病逝于华东前线，时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陈毅曾吟诗赞曰：“戎马三十载，将军滇之雄。”
红九军团政委蔡树藩，湖北汉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苏学习。参加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出席过党的“六大”和赤色职工国际“五大”。1931年入中央苏区后，历任红二十二军政委、红一军团第一师政委、红九军团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建国后，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共“八大”候补中央委员。1958年10月，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代表团访问阿富汗时因空难殉职。
红九军团是个新编成的部队，武器装备较差，虽说有两个师，但还不足一万人。陈诚部第十四、第九十四师又一个旅以近三万人的优势兵力向鸡公山发起了猛攻。
没有多大的工夫，红九军团的阵地，就被陈诚的新式火炮炸翻了。鸡公山守卫战，从2月9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仅仅打了七个小时，红九军团的阵地就插上了青天白日旗。
红九军团丢失鸡公山，继而退守东华山鹅公寨。陈诚第十四师、七十九师乘胜穷追猛打，使红九军团再度蒙受重创。
罗炳辉、蔡树藩的第九军团生不逢时，一组建就碰上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在李德的瞎指挥下，被动挨打，几乎没有打过什么胜仗，直至长征途中断后，奉命殊死抵挡，把整个军团都差不多给葬送了。
陈诚连破红五军团、红九军团防线后，愈发不可一世，纠集其第十八军十一、十四、九十四、七十九、六十七共五个师，于2月下旬，向红军主力林彪、聂荣臻第一军团防线三甲嶂、凤翔峰阵地扑将过来。
红一军团这道防线约二十华里，均为高山大岭。林彪在向军委主席朱德的报告中称：“三甲嶂、芦坑凹、曾坊、前坊、撑坊、石古坑、凤翔峰一带均有我相当坚固之工事。除鸡公山外，其余至高点主要之山地均在我手，且隐蔽道路网颇为稠密。”
在林彪看来，固守凤翔峰是有些把握的。为了守住这道防线，中革军委命令红五、九军团协同一军团作战并统归一军团指挥。与凤翔峰对峙的，便是落入陈诚之手的鸡公山堡垒阵地。陈诚依托鸡公山堡垒群向红军凤翔峰阵地进攻；红军则依托凤翔峰堡垒向敌实施反突击，红军的这种战术，就是李德发明的“堡垒对堡垒”或曰：“短促突击”。
中革军委和李德十分看重这道防线，在为期一个星期的战斗中，有时一天两三个电令从瑞金发到林彪的指挥部。然而，林彪、聂荣臻无法抵御陈诚飞机大炮的疯狂进攻；前沿堡垒阵地也不断传来失利的电话。
红一军团司令部作了这样的战况记录：时已十六时，敌人在其飞机猛烈的轰炸掩护之下，已接近我第二、六团阵地的前沿，向该阵地猛烈进攻，我守备队因遭敌人飞机的轰炸损伤甚大而部队以致混乱。当时第一师即令第三团派两个营先后增加协同第二、六团固守该阵地，第一、四、五团此时即准备由两侧翼进行反突击。
十七时半接第六团团长电话报告：敌约六团之众由宜古坳分三路经含福向我右侧移动有抄袭我归路模样。
接第一师师长电话报告：凤翔峰左翼阵地在三团增援营进入战斗约半小时，因未能顽强抵抗而受敌机猛烈轰炸及步兵猛烈进攻之下失守，但第六团尚在凤翔峰右翼庙子抵抗。
第一师接今后即以第一团占领凤翔峰右翼阵地，以第三团在现阵地担任掩护第二团及受伤人员先撤退，并派师参谋长通知一团与六团取得联系，并以适当兵力掩护其后撤，于二十时全部撤出战斗。
第二师之第四团及第五团应立即停止突击而撤至杨家排附近集结待命。
第六团所固守之阵地因受敌左右侧火力射击和威胁及敌在夜间组织数个梯队向该阵地攻击，遂在第二团掩护之下于二十时许放弃。
红军退出战斗后，敌人占领凤翔峰全部阵地，于十六日继续攻占司令岩阵地。
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代政委谭政率部防守三甲嶂。五十年后，李聚奎回忆这场恶仗时写道：
敌人有三个师的兵力向三甲嶂攻击。敌人一旦占领了三甲嶂，对建宁方向我军的作战威胁很大，因此一军团首长命令我师必须迅速占领而且坚决守住。我接受任务后即命令杨得志同志率领的红一团迅速占领三甲嶂从正面顶住敌人，坚守阵地；命三团从侧后佯攻，二团从右翼打击敌人。杨得志接受任务后，马上率红一团先敌占领了三甲嶂。敌人看到三甲嶂被占领，就拼命攻击企图夺回来。红一团的同志作战非常勇敢，敌人的屡次冲锋都被他们打下去，阵地前尸横遍地。但敌人并没有死心，更加疯狂地向三甲嶂进攻，敌的飞机成群地在三甲嶂这个千米不足的小山上空盘旋轰炸。由于二团从敌侧翼攻击力量不足，所以使敌人一下子冲到我阵地前沿。正在这时，杨得志同志给我来电话，说子弹打完了，正用石头打击敌人。我对杨得志同志讲：“你们一团一定要顶住，军团首长答应派四团来支援，你们再坚持一下。”杨得志同志坚定地回答说：“请你放心吧！”随后我又马上询问四团的情况。由于四团距三甲嶂的距离较远，待赶到时己是两个小时以后了，这段时间里，红一团的战士用石头打退了敌人无数次冲击，阵地始终没有丢。待四团赶到后，我命令三、四两团从侧翼向敌人狠狠打过去。红一团从正面压下来，三、四团从侧后攻击敌人，一下子把敌人打退了，追击了几里地。由于敌人龟缩到碉堡里，我们按上级命令撤回了。第五次反“围剿”中，像这样所谓短促突击的仗打了不少，每次都没痛快地歼灭敌人，红军广大指战员都很恼火。像这次三甲嶂算是打得比较好的了。尤其是红一团在杨得志同志指挥下，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坚决完成了任务，战后总政的报纸上还表彰了红一团的战绩。当然，不只是一团，二、三团也打了许多漂亮仗。这两个团中也有不少同志后来担任了我军的高级指挥员，有的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三团团长黄永胜也曾立过战功。
在三甲嶂战斗中，奉命增援杨得志红一团的是耿飚任团长、杨成武任政委的红四团。耿飚这样回忆当时的紧急情形：接到命令后，我们从自己固守的那些堡垒里撤出来，边跑步边整队。因为我知道：红一团历来是能攻善守的部队，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临阵告急。
当时，我们距他们只隔两三座山头，敌机俯冲后正好从我们头上拉开。我令部队扔掉一切负重物资，分三路朝烟火弥漫的三甲嶂猛进。当时正值大雨过后，遍地泥水，马都设法骑，赶到三甲嶂右翼一师指挥所时，李聚奎师长已经等在那里了。他顾不得打招呼，用手一指：“耿团长，你们顺山瘠上！”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命令，因为一团已经坚持了两个小时了，每一秒钟都是宝贵的。我们以一营为突击队，一下子冲进敌侧翼，一师二团也从另一侧突上去了，三团作包抄，立刻形成一个包围圈。当时战场不大，互相之间可以目视。掌旗兵前导，十几个司号员吹起冲锋号，阵势形成。一团见援兵到，士气大增。战士们跃出战壕，从正面压过来，只有这种集中优势兵力，与敌人近战、肉搏战的战法，才能发扬我们的长处。敌三个师的兵力，刚才还气焰嚣张，这下即将成为瓮中之鳖，他们眼看形势不好，仓促撤退，溃不成军。
然而，个别战斗的胜利，挽救不了第五次反“围剿”整个战局的被动局面。三甲嶂战斗，虽打击了陈诚的气焰，但并不能有效地遏制其推进。凤翔峰防线失守后，不但苏区东北门户建宁洞开，就是北大门广昌也危在旦夕。
血的教训，促使林彪、聂荣臻进行了深刻反思，并电告中革军委，提出了“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
军委很快回电了。对林聂这种有局限性的建议，军委也未能接受。军委复电，只承认林聂在原则上是对的，同时告诫他们要坚决服从军委命令，并以种种理由，否认军委在战术指导上有错误，更不会承认是战略方针错误。
红军仍然进行着耗大于补的被动的堡垒战，陈诚大喜过望，将北路军推进至黎川南部康都一线，直逼苏区北大门——广昌。
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