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这样写道：“第五次反‘围剿’中，肖劲光不战而弃，带领他的独立部队仓皇撤退，而让地方部队听任命运的摆布。”
当时《红色中华》更是作了耸人听闻的报道，说：“肖劲光把赤色的黎川城，以及红军用血肉换来的一部分军用品送给敌人，做了敌人的内应。”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正是根据这条“罪状”，对红七军团政委肖劲光，在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实行了公审、判刑。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黎川事件”。
“大决战”伊始，蒋介石和博古都看中了黎川。黎川位于瑞金的东北部，与福建毗邻，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它既是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结合部，也是蒋介石包围中央苏区东线与西线的汇合部。
闽赣省委和省军区司令部设在黎川，省委书记是顾作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邵式平，省军区司令员是肖劲光。
大敌当前，要不要黎川城，中共内部发生了分歧。博古和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死守黎川。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则主张放弃黎川，诱敌到福建建宁、泰宁一带，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黎川前线军事负责人肖劲光，赞同毛泽东的看法。他给前总发电，建议让出空城，从侧面打击敌人。
然而，毛泽东和肖劲光的意见，丝毫未被考虑，肖劲光接到的命令是“死守黎川”。
1933年9月中旬，敌周浑元三个师乓临黎川城下。
就在黎川告急的前一个星期，肖劲光的主力部队全被博古调走，第十九师往福建，另一个独立师参加硝石战役，黎川只剩下一支七十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
不日，闽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率机关撤出黎川城。
周浑无三个师，开始还是小心翼翼，但后来发现“空城”的秘密，于是大胆进攻。
肖劲光无法“死守”，率教导队撤出黎川，退到六十里以外的溪口。
9月28日，黎川失陷。
失守黎川，肖劲光一时还未被“问罪”，因为理由不充分。七十人抵挡三个师，怎么也说不过去。
肖劲光被召到瑞金接受任务。根据中革军委关于把小团小师整编成大团大师正规部队的决定，肖劲光奉命以原赣东北红十军、闽北独立师和他所领导的闽赣军区为基础，组建红七军团。1933年10月28日，红七军团正式成立，寻淮洲任军团长，肖劲光任政委，下辖第十九、二十、三十四三个师和红十军南下独立团。
1933年11月10日，红一方面军“前总”发出“收复赤色黎川”的命令，要求肖劲光率红七军团，配合彭德怀红三军团攻打黎川之外围据点浒湾。然而，浒湾一战，肖劲光非但没有“将功补过”，相反又吃了一个败仗。
浒湾失利后，肖劲光被召到“前总”所在地福建建宁。
一位“前总”负责人在谈话之前递给肖劲光一本《铁拳》刊物，这是“前总”的前线刊物。接过《铁拳》，肖劲光大吃一惊，刊物的总标题是《反肖劲光机会主义》专号，并载有闽赣省委书记顾作霖等三人的文章。
其实，批肖劲光的“机会主义”斗争已经开始，他还蒙在鼓里。
一个星期前，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就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进行反对以肖劲光为代表的“机会主义”的斗争。红军总部负责人亲自参加并主持会议。
会上，“揭发了肖劲光机会主义动摇的性质”和“这一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罪恶”，“会场充满了斗争精神”，强调要把“反肖劲光机会主义”的斗争深入到每个支部每个党团员以至每个红军战士中去。
顾作霖作为闽赣省委书记写了批判文章。文章说：黎川失守，虽由于我们许多错误造成，但肖劲光实为直接的责任者。
当时肖劲光不仅有一个师兵力足以拒止至少可以迟阻敌人于硝石之线，黎川附近地方部队和群众，亦可广泛发展游击战争与坚壁清野，以滞止敌人前进。
肖劲光是红军中罗明路线的最典型的代表……
阅罢《铁拳》，肖劲光心里说不出的怨气。“这是什么意思？！”肖劲光问，“丢黎川，浒湾失利，原因在哪里，前总调查了没有？事情没弄清楚，问题就定了胜，批判文章也出来了，而且这么快，才两天。这不是早已准备好了的嘛。”
“我是机会主义？！我觉得这种打法就不对。”
肖劲光不服气，言辞尖锐地进行了辩解。
“你应该服从党的决定。”前总负责人一锤定音。“尽管事实可能有出入，但是党已决定在军队中开展反对以你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以教育全党和全军。”
“如果不讲事实，我还有什么可说呢。”肖劲光说。
谈话后，肖劲光被关押了。
“前总”一批肖劲光，闽赣省委紧接随后。
闽赣省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上，省苏政府主席邵式平指责肖劲光为首的“机会主义的罗明路线”，使“赤色黎川落入敌手，造成了省革委工作史上的污点”。会议强调对与肖劲光一样退却逃跑的政府工作人员“应当给以指责”。
彭德怀首先为肖劲光鸣不平，他跑到“前总”，说：“浒湾一战失利不怪肖劲光，不是他的责任。这一仗是怎么指挥的，要红三军团仓促赶到浒湾，敌人有飞机，有装甲车，还有森林工事，便宜全让别人占了……”
其实，浒湾一战失利，博古和李德想借机整彭德怀。他们把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整掉了，还想再把彭德怀也整掉。由于彭德怀影响太大，未敢动手。为了在军内反对“机会主义”，打击拥护毛泽东路线的人，于是抓肖劲光开刀。
对博古和李德来说，很难理解曾二次到苏联，并毕业于苏联列宁军事政治学院的肖劲光，怎么就不热衷于正规战，而对游击战执迷不悟。
肖劲光于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在列宁逝世时，他曾和任弼时、刘少奇等人一起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为列宁守灵。他参加过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师党代表。1930年从苏联回国被派往中央苏区，曾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红军学校校长、红五军团政委。在反“围剿”战争中，肖劲先很快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比在苏联军事学院学到的要更适合中国国情。所以，他成为了毛泽东路线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博古、李德为全面实行其军事路线，借“黎川事件”在军队里“动手术”，抓一批人，处理一批人。数十年后，肖劲光在谈及此事时说：“‘黎川事件’问题不是我个人，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而是反‘罗明路线’，反‘江西罗明路线’从地方到军队的继续。”
“反江西罗明路线”时反了“四大”——邓毛谢古，博古说还有“四小”——肖劲光、李井泉、陈正人、余泽鸿。
李井泉曾往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政委办公室秘书长、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陈正人曾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省委代理书记、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余泽鸿任建宁中心县委书记、建（宁）黎（川）泰（宁）军分区政委兼建宁警备区政委。
博古一点名，他们都少不了挨整。
肖劲光被押送瑞金后，中央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对肖劲光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博古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提出在军队开展反“退却主义”、“游击主义”的斗争。凡对临时中央军事路线不理解或执行不力者，都为“右倾机会主义”。
这次会议之后，“活动分子”在部队中都贯彻执行博古的报告。
一时间，对肖劲光的斗争危言耸听，贴出了博古首先喊出的“打倒蒋介石的走狗肖劲光”的口号和标语，还运用报刊、漫画、戏剧等各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对肖劲光进行批判斗争。博古对此觉得还不够“残酷”、“无情”，他对肖劲光说：“党决定公审你。”
1934年1月4日上午，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对肖劲光实行了公审。
公审规模之大，气氛逼人，在中央苏区还是头一次，参加大会的有中央和各后方机关代表、群众近千人。一阵口号后，书记员宣布了对肖劲光的控告书，其“罪状”有二：黎川失守和浒湾战斗“丢伤兵”。
公审前，军事法庭并未进行预审，所以肖劲光不知何罪之有。
读毕控告书，执行主席问肖劲光有什么可说。肖劲光大惑不解，当着众人面为自己辩护：“黎川失守到浒湾战斗，先后一个月的时间，并没有追究我的责任，还让我去组建红七军团。我被撤职查办的罪名，是浒湾战斗失败，怎么又跑出黎川失守的说法呢？”
开始给肖劲光定的“罪名”是浒湾失利，但这一仗肖劲光只是配合三军团作战，不是总指挥，负总的责任或全部的责任没有道理，彭德怀也说不怪肖劲光。于是，李德对博古说：“黎川失守要问罪肖劲光。”
执行主席又问：“不管怎么说，黎川是不是你失守的？”
肖劲光继续辩解道：“我的部队全都调走了，敌人是三个师，我只有七十人的教导队，怎么守得住？差不多快被敌人包围的时候，我才带队伍撤出黎川城，这有什么错呢？”
“为什么不发动群众？”又问。
“省委、省政府都撤走了，我怎么发动群众？即使发动了群众，他们赤手空拳，怎么能对付得了有枪有炮的敌人？……”
大会执行主席无话可问。
“至于伤兵的事，”肖劲光继续辩解：“八角亭我们伤亡三百多人，我派周子昆师的一个营，护送伤员经过敌占区到后方，途中遭遇敌人袭击，有十几名伤员掉队，其他大部分都安全到达后方根据地……”
经肖劲光这么一说，两条“罪状”都不成立。开始不明真相喊口号的群众也不再作声了。
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大会执行主席宣布公审结果：开除肖劲光的党籍和军籍，判处五年徒刑，无上诉权。
公审肖劲光，毛泽东开始并不知道。虽然挂有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但军委根本就没有开会讨论过这事。博古对李德说：“不要在中央军事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此很敏感，他们都是执行同一条路线的。”还说：“肖劲光是毛泽东比较亲近的老乡。”
公审会后，毛泽东才知道这一情况。他十分气愤，说：“打击肖劲光是杀鸡给猴看，打击肖劲光，就是打击我。”
毛泽东委托贺子珍去看肖劲光，并转达话：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撤出黎川，做得对。
对肖劲光的处理，李德很不满意，他对博古说：“判五年刑，太轻了，要杀一儆百，要枪毙肖劲光。”
在此之前，红三团第五师十四团政委麦农本就因浒湾失利而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
这个问题提到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上讨论。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力保肖劲光。王稼祥也不同意，他拒绝在文件上签字。王稼祥既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同时又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在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的保护下，肖劲光非但没杀，还获释放，并到红军大学任教员。
肖劲光怎么也没想到，情况会发生如此变化。一个“罪犯”去当红军大学教员！数十年后，他谈及此事，感慨万千地说：“我得以释放，能活到今天，是毛泽东等同志同‘左’倾教条主义者坚决斗争的结果。如果没有中央这些领导同志的保护，我很可能被杀掉了。当时有许多好同志受打击，多少好同志被错杀啊。我是一个幸存者。”
红军大学设在距瑞金县城十多里的一个山坡上。这里原来荒无人烟。学员们自己动手，搭起了一排排茅草屋。
红军大学是根据李德和博古的意思办起来的，所以，从指导思想到教学方法，几乎都是仿效苏联红军学校的那一套。校长是张宗逊，后由何长工担任。
说来有趣，肖劲光、宋时轮、周七第、苏进、冯达飞等犯有严重“错误”的红军高级指挥员，此刻都成为了红军大学的教员。
1934年秋，中央苏区形势日趋紧张，红军节节败退，肖劲光的心情越来越沉重。10月10日，肖劲光与部队一起参加了长征。1935年1月，肖劲光抵遵义城。当天晚上，周恩来约见了他。周恩来握住肖劲光的手，说：“中央这次会议为你平反了。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中央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和军籍，还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四渡赤水之后，肖劲光被派到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接替叶剑英任军团参谋长。
解放后，肖劲光担负起创建人民海军的重任，任海军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