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中江先生著《北洋军阀史话》一书，多年前曾读过。去年10月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拟将此书推荐给大陆读者，邀我做些出版前的编辑校订工作，并有机会在京与丁先生见面相识。
海峡两岸彼此隔绝四十多年，学术文化交流，也人为地被封闭起来，相互较少了解。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曾以其丰富多采的文化创造，为世界文明史的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现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与振兴，当然也需要全民族的共同努力。隔绝与封闭，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建设。学术研究要及时了解和吸收已有的成果，做为自己的起点，但目前，海峡两岸的学术著作和学术刊物，由于缺少正常交流渠道，一般学人很难看到，严重地影响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台北有位历史学家曾撰文说，他如不能利用北京收藏的历史档案，便难以写出令人信服的历史。同样，以民国史为例，大陆学者如不能利用台北特藏的民国时期的档案资料，有些专题研究，就会感到困难。近年来，尽管台湾与大陆之间还有许多人为的隔阂，但海峡形势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两岸关系从紧张走向缓和，从长期隔绝走向相互交往，加强两岸联系，扩大两岸交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据报载：1990年两岸文化交流有较大的发展，就出版方面来说，大陆图书直销台湾，在出版书籍方面也有不少合作，特别在文学作品方面。在大陆以我所见所闻，台湾作家的作品，各地书店书摊，随处皆有，但学术著作的出版仅为零星现象。在这方面，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如台湾《柏杨版资治通鉴》，该公司已出版至56卷（书名《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这次又将印行丁著《史话》。希望今后能有更多台湾学者的著作，能与大陆读者见面。《北洋军阀史话》一书，在台已多次再版，深受读者欢迎。据丁先生介绍，明年与大陆版印行的同时，在台将出修订后之第八版，并函嘱为之作序。多年来，因工作关系，就民国初年这段历史写过文章和著作、并编过一部《北洋军阀1912～1928》多卷本的书，对北洋军阀史稍微熟悉，为向大陆读者介绍丁先生这部著作，在此书大陆版印行之际，借此机会谈谈北洋军阀的由来与发展，供读者参考。
北洋军阀是产生于清末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袁世凯就是这个集团的总头子，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从1912年起至1928年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6年袁世凯虽然死去，北洋军阀集团也发生了分裂，但相继控制北京政府实权的皖系、直系、奉系，以及在北方控制一省或地区的大小军阀，也多出自这个集团。他们相互间为了争权夺利，造成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大军阀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更是经常爆发大规模的战争，随着战争的胜负，北京政府的实权，也就在各派大军阀手中转移。在此期间，北京政府所谓的总统、执政、大元帅就多次更换，内阁总理的更迭就愈加频繁，从1916年至1928年短短的13年中，就有38届内阁，最短的两届只有六天，无论哪一派当权都不长久。北洋军阀的统治从1912年算起虽只有17年，由于连年内战，却给人民带来空前灾难。因此说，北洋军阀这个集团的产生和发展，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此洋军阀的形成，是近代中国的产物，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清末的湘军与淮军。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清政府在谈及清代制沿革时说：“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旅而已，无敌于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粤匪，捻匪、川匪、回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募勇丁而有湘军、楚军、淮军、毅军。乃日本之役，练兵练勇又不足恃，于是仿照西法添设新军”。（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3，兵2）。湘淮军起源于曾国藩、李鸿章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曾、李也以此起家。
曾国藩办团练的方针，是以封建宗法关系控制将领和军队。湘军各部，上自统领，下至哨长、士兵，从其开始招募成军，即是以同乡、亲友、师生等关系为纽带而维系着的武装集团。王定安在《湘军志》一书中谈湘军管制时有如下一段记述：“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下之，帅不为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父兄焉。或帅欲易统领，则并其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湘人王闿运在论及湘军时说：“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又说：“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上述这些论及湘军所谓可贵的优点，却恰恰道破湘军的宗派性质。继之而起的李鸿章淮军，也是承袭湘军这套办法而形成的一支军队。
湘、淮军在镇压太平军、捻军之后，一部分军队裁撤，大部分留驻各地成为防军，并逐步取代原有的八旗、绿营而成为清朝的常制军队。随此而出现的，是湘、淮军集团控制了全国许多省区地方政府的实权。清朝末年，湘、淮两个集团，长期分别盘踞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重要职位，形成相当大的地方势力，成为中国近代的军阀。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正是继承了湘、淮军衣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集团。
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在其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袁利用手中控制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以小站练兵时所形成的班底为骨干，一方面乘机扩充北洋军事力量，一方面不断在中央和地方安插亲信。很快即形成以袁为首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其权势可以左右朝政。
袁世凯经营培植北洋军阀集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培植亲信，组成宗派势力，并掌握了一支唯袁命是从的北洋新军，而这支军队“其心理中不知有清廷，而唯知有项城耳”。袁非常崇拜曾国藩“起自团练，创办湘军”的治军方法，并加以发展，在袁世凯手下网罗了一批忠于他的亲信、心腹、死党。其中有的原来就是袁的亲友、同乡或家中用人的子弟，如袁乃宽、张镇芳。有的毕业于清末李鸿章所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被袁委以重用。如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以及段芝贵、曹锟、李纯、王占元、陆建章、杨善德、卢永祥、鲍贵卿、张怀芝等均出身于这一学堂。有的是吸收提拔肯于为袁卖命的淮军旧军官弁，如姜桂题、张勋、倪嗣冲、孟恩远等。有的是出身于袁氏所创办的各类军事学堂，如新建陆军之初，即设“随营军事学堂”，分由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任步兵、炮兵、工程等学堂总办，培养新军干部。嗣后，1902年在保定设“北洋随营将弁学堂”，1905年设北洋军医、军械、经理（训练军需官）各后勤军需学堂。1906年设“保定军官学堂”，训练北洋新军扩军后的军事骨干。袁世凯规定“此后训练新军，所有军中委用人员，应先尽曾习武备暨曾带新军者选择委用”、“迨成军后，遇有官弁出缺，仍先尽学堂毕业之员选充”（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4，兵3）。袁用人的标准是任人唯北洋派是亲。北洋六镇新军的镇、协、标各级统兵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北洋系，绝少外省武备学堂毕业生或外省留日学生。故北洋六镇的军事骨干，多是袁氏的门生故吏，视袁为衣食父母。这些人依靠袁的栽培提拔，迅速升任为握有兵权实力的协统、镇统或总兵、提督等要职。在文职人员中也是如此，如朱家宝、齐耀琳、孙宝琦、张锡銮、赵秉钧、杨士锜等都是投靠袁世凯而被重用。经袁“保荐”、“密保”、“特保”等形式向清廷推荐，在短短几年里，由知县、候补道“破格擢用”为各省巡抚和各部侍郎等要职。而徐世昌更是由袁的一个幕僚，飞速地升任为清政府巡警部尚书、东三省总督、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内阁协理大臣，进入清朝的统治中枢。他们依靠袁世凯的引荐保奏，得以升迁，荣获高官厚禄，名义上是朝廷的官员，实际同袁荣辱与共，带有浓烈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至清末，以袁为首的北洋军阀军事政治集团，基本上控制了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河南、东三省等省区及中央一些部院的实权，成为清末一大政治势力。
1908年袁世凯遭监国载沣等皇族亲贵的猜疑被罢官隐居河南，但由于其亲信爪牙的维护，使清政府对其也莫可奈何。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得以东山再起，并进而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他凭借的就是这一军事政治集团的实力。嗣后，在北洋军阀集团势力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历届总统、执政、大元帅、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省长、镇守使等军政大员，多出自这个集团。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中国成为列强激烈争夺的对象，随着欧美日本等国在华投资的增加，它们企图控制中国的贪婪欲望也在不断加强。古老的中华帝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当此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先后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这些新的因素，对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也必然产生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它与湘淮军集团相比，又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一、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从清末政治势力的发展变化源流来看，其本源是李鸿章洋务派的继续。清末洋务派有三个特点：一是掌握清政府官办近代工业实权，二是掌握军事势力，三是政治上经济上与外国打交道，是中央或地方上的当权派。洋务派这三个特点，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不仅全部加以继承，并有所发展，它除有着清末湘淮系集团所具有的一般共性外，最显著的政治特点，就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朝野上下为之震动。面对国内外动荡的局势，清朝统治层内部一些人，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意见。军队是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因此要求改革军队的呼声最高。清廷也连发上谕，认为改练“新军”是自强的“关键”，“救时第一要义”。袁世凯遂以新建陆军为班底，开始经营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借清政府推行“新政”之际，行扩张自己军事政治势力之实。练新军、设巡警、兴学堂、行立宪，这一切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新事物，无不为袁所利用，被当时朝野视为“新政之首脑”。其政治势力，也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终于成为清末可以左右朝政的一大政治派系。究其原因，是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经济和政治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还比中国原有的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要强大得多。这种新的因素，渗透影响及于清末社会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这个集团处处标榜一个“新”字，与湘淮系近代军阀相比，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
1905年以后，以中国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运动也逐渐高涨起来。袁世凯看出没落的清王朝没有出路，“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认定立宪即是抵制革命所必需，又与整个北洋军阀集团的发展有重大利害关系，遂幡然变计，连上奏折，侈谈立宪。这在客观上促成袁与立宪派的结合。1906年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在上海组成“预备立宪公会”，联合各省立宪派，要求清政府实行宪政。袁世凯极力拉拢他们，对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并笼络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举荐他为西太后和皇族亲贵讲解立宪问题。因此，国内立宪派视袁为宪政运动的中坚，甚至在报上赞扬他是“开明之巨手”。辛亥革命时北洋军阀集团能够窃取全国政权，除去掌握有北洋六镇这样一支新式军队外，得到国内立宪派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二、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和民国初年列强在华侵略势力的影响，决定北洋军阀集团在政治上不仅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又与帝国主义势力有着一定的联系。特别是1916年以后，这个集团的各个派系，大多有着帝国主义的背景与后台，有的甚至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然而历史的发展和变化是极其复杂的，北洋各派系与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所表现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与帝国主义密切勾结，公开露骨地出卖国家利益；有的双方关系则表现得比较隐蔽。这是由于双方的政治利益和出发点有所不同，当时具体的国际国内环境有所不同而决定的。帝国主义各国从其在华侵略利益出发，视其需要，并不是绝对地支持某一派军阀。而各派军阀有时因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侵略，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和斗争，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其主子的侵略要求，也不是百依百顺毫无抵制的。现举例如下：
1、日本帝国主义与皖系军阀的关系，已为研究民国史的学者所熟知。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在其控制北京政府期间（1916.6～1920.8），中国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实际处处依赖于日本，直接或间接受其操纵。日皖勾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乘机得以在华大肆扩张其侵略势力，这个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的产物。在此期间，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所谓的“武力统一”，对南方护法各省连年发动战争，力图消灭以孙中山为代表反对北洋军阀势力的护法运动，就是由日本拿钱供给武器在幕后给予支持的。双方的关系，正如皖系军阀的代表人物徐树铮所说：“我北军势力的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见《徐树铮密电》第2页）。据日本大藏省统计，仅寺内内阁任内（1916.10～1918.9）日本新成立的对华借款总额为38645日元，“与寺内内阁成立时我国对华借款约一亿二千元日元比较，仅二年时间，增加了三倍”（见铃木武雄《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353页）。段祺瑞为了换取日本的实力支持，只要给钱，给军火武器，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廉价拍卖，从铁路、矿山、工厂到各种税收，都被皖系作为各种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担保，日本为此在华获得种种特权利益（其具体史实可参阅拙著《皖系军阀与日本》一书）。日皖之间的关系，可视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个典型事例。
2、与日皖关系相比，日本与奉系张作霖的关系却微有不同。日奉之间早有勾结。1920年直皖战后，张作霖企图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野心大增，故而更加积极向日本靠拢，他亲自对日本表示，希望能注意其今后在北方政局中的价值，极愿取代垮台的皖系地位，对日“采取真正的亲善政策”。日本首相原敬认为：“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需要好好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第9卷第135～138页）。日本支持奉系，更多的是从维护其所谓“满蒙特殊利益”这一基本点出发的。日本历来把中国东北地区看作它的势力范围，不容欧美各国介入，视张作霖为其在东三省的代理人，对奉系逐鹿中原的野心，并不热心支持。日本内阁对奉系的政策曾于1921年5月17日作出如下规定：“对张作霖整顿与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以在该地区确立并巩固其势力，帝国可以直接或间接予以援助。但对其为达到对中央政界的野心而要求帝国的帮助，则帝国不采取进一步给予支持的态度”，日本“援助张作霖的宗旨，不是对张个人，乃因其掌握满蒙实权援助之，用以巩固我之对满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正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日本对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虽奉系遭到失败，还是保持不干预与不介入的立场。1924年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率兵由关内打回奉天，张作霖统治地位岌岌可危，郭军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直接威胁到日本的侵略利益。日本在奉天驻军立即出面干与，致使郭松龄兵败被杀，使张得以转危为安。日本在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反奉这两次事件中所以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基本原因即在于此。1928年奉系军阀面对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军事上连遭失败，此时张已成为日本维护其“满蒙特殊利益”的障碍（张如败退东三省，有可能导致北伐军进兵关外），日本关东军遂阴谋策划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为日本直接侵占东三省铺平道路。在这里日本与张作霖奉系的关系，与日皖关系相比，表现的又有所不同。
3、在北洋军阀中，直系军阀与英美的关系表现得若明若暗，较为隐蔽，不像日皖、日奉间那样公开露骨。但英美支持直系，以抵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在皖系统治时期，当直皖两派军阀发生尖锐矛盾和斗争时，在华英美报刊的舆论，是公开支持直系吴佩孚的一些政治主张，反日反皖立场非常鲜明。直皖战争，直系战胜皖系，英美在华报刊记者，兴高采烈，对吴佩孚是一片赞扬之声，吹捧吴为“中国一国中之英雄”，“乃中国军人中之唯一爱国者”。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上书北京政府，对吴在宣皖战后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表示支持，认为“舍此而外，别无他法”（见《晨报》1920年8月27日）。无庸置疑，英美等西方国家，已把吴佩孚看成是它们在中国执行对华政策的合适人选，而直系也总是把英美视作自己的同盟者。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成立后，财政拮据，在英美的撮合下，1922年8月英、美、法、日四国银行团会议议定给予直系北京政府一个五百万美元分期借款，由四国驻华公使各自报请本国政府。日本公使小幡酠认为这个决定偏袒直系，建议政府拒绝这个决议。由于日本政府的反对，借款被否决了。英美两国虽为促成这笔借款，多方进行活动，日本始终以不给中国任何党派以援助为借口，拒绝改变反对借款的立场。这清楚地反映了日本对英美所支持的直系军阀的敌视态度。但英美与直系的关系，表现得并不如日皖、日奉关系那样公开露骨。
帝国主义列强对北洋各派军阀势力的支持与否，是根据其在华切身利益得失为转移，这类事情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也是不乏其例的。
三、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充满了新和旧的矛盾与冲突。激化的阶级矛盾，政治上的剧烈动荡，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在此时期，中国无论南方或北方，长期处于军阀战乱之中。据1932年出版的《四川内战详记》一书统计，从民国初年至1932年，四川军阀混战478次，平均每月两次战争，规模较大的战争，波及邻近的滇、黔、陕、鄂四省。四川一省如此，全国各地频繁爆发的大小军阀混战，虽无统计资料，但以此类推，即可想见一斑。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是地方农业经济即封建主义经济的大量存在，二是帝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侵略政策。民国初年，全国百分之九十为农业人口，地区之间交通不便，联系也不密切，除沿海地区外，内地各省均处于封团状态，各地区均可自给自足地独立存在，这就为大小军阀提供了割据一方的客观条件。他们在一省或一地区，闭关自守，称王称霸，成为独立王国，将其统治的地盘，视作个人私产，甚至形成世袭封建家族式的统治，如奉系之在东北地区。
北洋军阀在政治上极力维护和强化封建统治秩序，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各类矛盾的激化。频繁的战乱，严重的搜括与掠夺，加以自然灾害，造成农村经济的破产。广大破产农民一部分成为军阀扩军的兵源，但铤而走险者，也比比皆是，以原始的反抗方式，相互结成武装团体，由最初的打家劫舍，发展到攻城占地，成为民国初年遍地“匪患”，兵匪不分的奇特社会现象。统治者为了强化自己的镇压手段，遂购买洋枪洋炮发展武装力量。同时，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又不时地以武力发动战争，抢夺其他军阀所占有的地盘。大军阀相互间为争夺对中央政权的控制，不时爆发战争；地方上的小军阀为兼并地盘，不断挑起武装冲突。这就是民初军阀连年混战的社会根源。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中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革命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新思潮与旧秩序之间的矛盾，日益发生碰撞而趋于激烈，但任何人想复辟君主专制的旧制度，均遭到可耻的失败，袁世凯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的迅速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不断地受到各阶层人民反抗浪潮的冲击。孙中山先生对反动的军阀统治政权深恶痛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为打倒军阀的统治，孙中山先生长期为此坚持不懈地进行奋斗，他的这一理想，直至1928年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北洋军阀最后覆灭，方始得以实现。
以上只是从整体上就北洋军阀军事政治集团的形成及其几个特点，概括地做些介绍，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目前，大陆专写北洋军阀全史的著作不多，丁中江先生著《北洋军阀史话》一书，是部二百多万字的巨著，全书涵盖了北洋军阀的形成、发展、覆灭及其统治时期大小历史事件，取材广泛，叙事生动，既有严肃的史实论述，也有涉及民国政坛内幕的名人轶事，同时又引用了不少可供参考的有用史料，读者从中可以了解民国初年历史发展变化的全貌。《史话》一书在大陆问世，定会受到学界与读者的欢迎，特别它是出自一位台湾学者之手。
笔者在本书出版前，据个人所知，校订了书中某些讹误之处（有些显然系手民之误），这些详见书后所附《后记》，故不赘述。
章伯锋
一九九一年元月于北京
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