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两汉历史舞台的,是新儒学。
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董仲舒是因为汉武帝下令策问古今治乱之道,才进入皇帝视野的。正是在这次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了以思想大一统维持政治大一统的主张,明确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由此产生的功过是非,也往往算在此人账上。
然而在司马迁的时代,董仲舒的地位并不高。他被看作诸儒的一员,在《史记》中与他人合为一传。到班固的时代,董仲舒才脱颖而出,被推为儒首。他的“天人三策”也才载入史册,成为历史转变的里程碑。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独尊儒术并非汉武帝一时之事,更非董仲舒一人之功。事实上,董仲舒的新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深远影响,也要到后世才显现。武帝时代改写历史的,不是新儒学,而是新儒家,或新儒生。
新儒生的代表人物,是叔孙通和公孙弘。
叔孙通原本是秦帝国的博士,在二世的时代供职于宫中。这说明秦始皇其实只焚书,不坑儒(所坑为术士)。焚书的目的之于文化,也不是毁灭,而是垄断。所以,陈胜吴广起义后,被秦二世叫来问策的,是一群儒生。
儒生都是书呆子。他们的对策,是出兵镇压。
二世闻言,脸都绿了。
叔孙通赶紧上前说:天下一统,四海一家,明主在上,法令在下,哪有什么人造反?小偷小摸罢了。
秦二世龙颜大悦。
退朝后,其他儒生指责叔孙通欺君罔上,阿谀奉承。叔孙通却回答:不说假话,还有命吗?
于是,叔孙通投奔项梁,后来又跟了刘邦。
改换门庭的叔孙通也改头换面。他毫不犹豫地脱下儒生的服装,换成楚人的短衣。向刘邦推荐的人才,也尽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为非作歹之徒。总之,叔孙通在汉王刘邦军中的表现,完全不像一个儒家。
如此这般地熬到刘邦称帝,叔孙通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汉高祖七年十月,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在帝都长乐宫试行。原先不懂规矩的功臣元勋们,第一次在天子面前表现得诚惶诚恐,刘邦也才真正尝到了当皇帝是什么滋味(故事详见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刘邦重赏叔孙通。
叔孙通却说:臣的学生一百多人追随左右,都参与了朝仪的制定,愿陛下让他们也有用武之地。
刘邦又任命这些人为郎官。
前面说过,刘邦是讨厌儒生也讨厌儒家的,然而叔孙通却让他改变了看法。汉高祖十二年的十一月,刘邦甚至以最高规格(太牢)祭祀了孔子。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在此刻已经打下基础。
那么,叔孙通为什么会成功?
因为他是新儒生。他很清楚,时代变了,儒学也得与时俱进。过去为邦国服务,现在为帝国服务。邦国的君主都是贵族,此刻的元首却是平民。贵族是熟悉礼仪的。让平民皇帝刘邦及其部下接受儒学,却并不容易。
所以,他必须等待。
等待要有信心和耐心,这两条叔孙通都有。他很清楚,儒家那一套,用来打天下完全不行,用来治天下却长袖善舞。他也清楚,中央集权后,君臣父子之类的观念和制度不会没有用,反倒更有用。
只不过,必须投其所好,灵活变通。
所以,当刘邦南征北战时,叔孙通绝不温文尔雅。同样,刘邦问他朝仪难不难,他马上回答陛下希望如何就如何。后来排练,刘邦也认为不难。其实哪里不难,不过删繁就简,做了调整而已。
结果是皆大欢喜。原来那些质疑叔孙通的,也都改变态度,称他为“知当世之要务”的真圣人。
圣不圣,不好说。不迂不腐,是真的。
公孙弘也一样。
与董仲舒同时被武帝看中的公孙弘,当过狱吏也做过猪倌,成为朝臣时已年过六十,堪称老奸巨猾。他很清楚汉武帝是假儒家。因此,每次金殿对策,他提出的主张都很务实,却引经据典用儒学做装饰,汉武帝很受用。
公孙弘还有一招:遇到难办的事,总让直肠子汲黯先开口,自己跟进。如果汲黯在武帝那里碰了钉子,公孙弘就马上改口。次数多了,汲黯忍无可忍,在汉武帝面前当廷揭发公孙弘的背信弃义,斥责他不忠。
公孙弘却答:了解臣的认为忠,不了解的认为不忠。
汉武帝笑。
另一次,汲黯又揭发说:公孙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却用土布做被子,这是狡诈。
汉武帝又问公孙弘如何解释。公孙弘答:汲黯所言属实。臣官居御史大夫(副总理兼监察部部长),却用土布做被子,确实未免有沽名钓誉之嫌。陛下明察,满朝文武与臣关系最好的,莫过于汲黯。今日汲黯当廷责臣,正中臣的要害。臣认账。更何况,如果没有汲黯,陛下哪里知道这些?
春秋公羊拓片
《春秋公羊传》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典籍,董仲舒借以发挥,改造成符合“大一统”需要的新儒学。
西汉明堂辟雍
明堂辟雍是中国最高等级的皇家礼制建筑之一,是帝王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董仲舒在《三人天策》中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思想,以此神化和巩固皇权,影响了后世的历朝历代。
结果,汉武帝更加看重公孙弘。
元朔五年十一月,汉武帝封公孙弘为平津侯,这时他已经官居丞相。西汉的惯例,从来就是列侯才能为相,叫封侯拜相。公孙弘却开了一个新例,即拜相封侯。更重要的是,先封侯后拜相的都是功臣。从公孙弘开始,先拜相后封侯的,却有可能是儒家之徒了。
这也正是董仲舒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