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军撤离山丹后，残暴的马家军、民团卷土重来，他们挨家挨户搜捕红军，将刚建立的县苏维埃政府委员、义勇军战士和红军留在城内的100多名伤病员抓起来，用牛车押送至甘州城（今张掖市），将他们全部杀害，埋于万人坑内。同时，他们对各地失散的红军指战员进行了疯狂的搜捕和惨绝人寰的迫害，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现就将有文字记载的记述如下：
1936年12月，在东乐西屯，携带长、短枪各一支的四名红军失散指战员，在刘汉文家中讨饭吃，被地痞流氓刘生福（建国后己被处决）发现，遂以安排食、宿为名，将四人骗至刘万善家稳住，暗地里纠集土匪头子刘仁德（建国后已被处决）等11名暴徒，乘指战员疲惫不堪之际，蜂拥而上，夺走枪支，打晕捆绑，抢去随身大烟土，拉至大山坝河滩，由刘匪手持钢刀杀害。
同月，在东乐城西张庄，两名失散的红军路过此地，该村张兴智（建国后已处决）纠合本家弟兄数人，手持木棍，将2人活活打死，抢去随身包袱两个，将尸体埋于北山坡边墙下边。
1936年11月间，山丹县大恶霸、伪保安团团长王贵珍，在大黄山地沟内捕到红军侦察员一名，杀害于石坡沟里。为消灭罪证，用马将尸体驮到山里边罗圈崖子埋了。
1936年12月，伪民团军需官杨生桂，带领马家军，在大黄山搜捕到流散红军三人，一人被马家军当场枪杀，抛尸山沟中。另二名被捆绑到杨的住地甘泉子，严刑拷打，用刀砍伤后，由杨生桂和同村的杨xx、陈xx等人拉在山沟里活埋。
………
红军指战员的鲜血没有白流，1949年，山丹获得解放，这些残害红军的恶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山丹战斗中把鲜血和生命献给革命事业的先烈们的英名和光辉事迹，将永载史册，留芳千古！
红五军再次踏上了西征的道路，由往日的“铁屁股”（钢铁后卫）一改而为全军的前锋。此时“西安事变”虽已和平解决，但蒋介石亡共之心不死，并未放下屠刀。他命令马家军加紧进攻，彻底消灭西路军。在一片和平的气氛中，西路军一步步迈入危境。
12月27日夜，五军继续向张掖以西进军。这次随同五军行动的还有西路军供给部、卫生部、及所属辎重队、被服厂、兵工厂、总医院、妇女独立团一部，均在五军的掩护下行动。由于后勤部门人员多，又带了不少家当，尤其是总医院的几十名重伤员，由担架队抬着前进，故行进速度相当迟缓，行军队伍也拉得很长。为了抢占先机，也为了后勤队伍的安全，董振堂命令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军骑兵团为前锋；以四十三团居中，掩护后勤队伍；以主力三十七团殿后，随时阻击敌人。
12月28日，前锋三十九团在张掖东部的二十里堡，遭遇敌一00师韩起功旅及部分民团的阻拦。五军先头部队予以坚决还击，敌人很快溃退，迅速撤入甘州。30日上午，董振堂率五军攻入临泽县城，城内守敌仓惶出逃。此时，后面的辎重队伍由于行动迟缓，还远在平远堡、乌江堡一带准备渡黑河。敌韩起功部见红军大部队已过，便从后面偷袭过来。当时西路军供给部的车辆、骆驼正在过河，担任掩护的三十七团迅速展开，向敌人还击。已渡过黑河的四十三团也从南面迂回，掩杀过来，敌骑招架不住，被迫东退。五军在这次行动中，各团队配合得很好，始终未给敌以可乘之机。1937年1月2日，整个纵队进驻临泽县城。
进城后，董振堂即下令部队抓紧时间休息，随后找到军政委黄超，黄超以前曾是张国焘的秘书，是张的心腹。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董振堂一面积极完成作战任务，一面站在朱老总一边，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引起张国焘的不满。后调黄超担任五军政委，先把原五军主要干部分批调走，还处处散布谣言说董军长有军阀思想，投身革命完全是投机倒把等等，企图架空他。会宁会师后，黄超的行为有所收敛，但那副目中无人的腔调，却始终未变。依当时二人在红军中的地位，董不仅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二十三名委员之一，著名的宁都起义领导人，而且战功卓著。而黄超除了有张国焘的全力提携外，其它根本没法与比他大十多岁的董振堂比。但忠厚正直的董振堂出于对党的绝对忠诚和信赖，抛弃前嫌，不仅宽容了黄超，而且出于党的组织原则，有些事情则过份听从于政治委员黄超。
二人经简短商议，黄超决定自己带军直外加三十七团、四十三团留驻临泽，由董振堂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骑兵团（二个连）和总部特务团总计两千八百余人于次日凌晨出发，去攻打高台县城，全军仅有的一部无线电台也按黄超之意留在了临泽。
高台县城位于甘肃省西部，是西路军通往新疆的必经之地，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要地。高台南面不远即是海拔5400多米、终年白雪皑皑的祁连山脉；北面是一望无际、毫无人烟的大沙漠。
战士们拖着疲惫的步伐再次行进在冰天雪地里，呼啸的老北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打在脸上生痛，望着这支衣着单薄的队伍，董振堂内心充满愧意，他多么希望能早日打通国际线路，早日获得苏方的军援，让战士们好好的休整一次，穿好、吃好，然后精神抖擞的打回来。想到这里，董振堂咬咬牙，和战士们一同行进在广阔的雪原中。
五军于黎明前赶到高台城下，董振堂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了这个倘处于朦胧睡意中的小城，然后下达战斗命令：“四十五团为左路，三十九团为右路，特务团、骑兵团居中，迅速展开，一举攻克高台城！”
战士们抬着早已准备好的云梯从各个方向扑向城墙，一部分敌人发觉了，开始顽抗阻击，而有些城头，直到攻城的战士们爬上去了，敌人才发觉。有限的抵抗已经无碍大局，五军一股作气，拿下了高台，没来得及逃走的800多民团缴械投降，伪县署官员全部被俘，五军的军旗高高飘扬在高台城头。
进城后，因电台不在身边，董军长立即令骑兵团派人飞马赶回临泽报信，希望政委黄超带五军余部迅速跟进，同时电告西路军总指挥部高台战况。执行任务的战士们走了，董振堂这才感觉到一丝倦意，他回到城内的临时指挥所（天主教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正亲自写着各类标语，忙的不亦乐乎。杨克明是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的政治委员，与五军合编后，始任五军政治部主任，和董振堂搭档配合的十分默契，是一位不仅年轻且极富才干的高级指挥员。董振堂悄悄来到杨克明身后，笑着说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好！好！好！”董振堂连说了三个好，杨克明回过头来，见是军长，笑呵呵地把笔往桌上一丢，说道：“老董，前景大好啊！现在只要部队全力西进，不久即可到达新疆。等我们拿到了苏制的武器，和各项补充物质，到那时，哼哼！……”
董振堂把腰带解下来放在桌上，说道：“鸟枪换大炮，那当然好！只是现在西安事变虽已和平解决，但二马与蒋介石不同啊，他们经营西北多年，已形成了牢固的、家族式统治的武装集团，是容不得我们的。”说到这里，董振堂久久凝视着窗外，沉重地讲道：“要时刻警惕，此地不可久留呀！”
第二天，派去临泽送信的小分队回来了，五军余部并没有跟过来。带回来的只是中革军委的一纸电令：
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
董振堂接电后大惑不解，不知中央如何又不让西进了。原来，中央考虑的是从全局出发，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了南京，立即扣押了随行的张学良，并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准备进攻西安，局势再度紧张起来。中央此时来电令西路军暂勿西进，有静观时局，随时需要西路军东返策应陕甘的意图。
8日，军委再次电令西路军集中全力消灭尾追之敌，创造肃、甘、安根据地。徐向前、陈昌浩二人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决定停止西进，准备在临泽、高台一带迎敌。西路军各部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一带不走不退，并开始就地扩红、筹粮、创建根据地。这样一来，二马就沉不住气了，这是他们最害怕的，二马开始积极布署调集精锐，准备与西路军决一死战。
董振堂从接到命令开始便有一种不祥的征兆，但他还是不容置疑的坚决执行了。这些天来，他踏遍整个高台县城，一边抓紧时间布置防御，一边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在城内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令他稍感欣慰的是，先前俘虏的八百余名民团，大部愿意接受改编，加入红军。这几百人，用好了，可是一支不小的力量。
随同五军一同到达高台的，还有西路军妇女先锋团三营一百多名女战士。此刻，她们也在县城各处忙个不停，有的在教群众唱革命歌曲，有的在向群众宣传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有的则穿梭在大街小巷里，忙着贴、写各种标语。在红军的宣传号召下，城里的百姓踊跃向红军捐衣捐粮。一时间，整个小城沸腾起来，好不热闹。
1937年1月12日，二马主力追踪而至，狡猾的马步芳以一部兵力佯攻临泽和倪家营子，而以主力马彪、马朴、韩起禄、马禄四个骑兵旅，一个炮兵团，外加马德胜、马兆瑞等四个民团共二万余人绕过两地，一路叫嚣着“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的口号，直扑红五军驻守的高台城。当然，这里面也包含有敌人对红五军的特殊仇恨。这还要从五军的历史说起，早在1928年，董振堂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任团长时，曾率部驻守在西宁，参与了一系列平定马仲英部“河煌事变”的军事行动，董的部队里有很多老兵当年都参与过对“青马”的战斗。
敌人大兵压境，董振堂闻讯后登上城头，平静地举起望远镜，只见远处的戈壁滩上烟尘滚滚，马家骑兵一队队，一排排从四处向高台涌来，有清一色的黑马团、白马团、红马团……，扑天盖地，场面甚是壮观，更远处还有上万步兵在沙地上蠕动着。西路军分驻三地，唯高台五军实力最弱，仅三千余人。照这阵势，孤军困守前景不妙，虽然董振堂早就预料到这般下去必与二马会有一搏，但没想到会如此之快。
要是现在手头里有几门炮该多好哇，至于炮弹嘛，几发就行。他是专业炮兵出身，这点距离，由他亲自瞄准，几发炮弹砸过去，必将炸得马匪人仰马翻，彻底将敌人嚣张的气焰打下去。可现在别说炮弹，就是手榴弹也没多少啊。
他放下望远镜，回过头去找机要参谋，他想向总指挥部发电请求增援。可是他失望了，机要参谋和电台都留在了临泽，受政委黄超控制。董振堂看了看随行的同志及城头上的战士，用一贯坚定的语气讲道：“同志们！高台是咱们红军西进的战略要地，我们要坚守每一处阵地，拖住敌人，赢得时间，敌人是从后面上来的，总指挥部不会不知道，主力一定会赶过来增援我们的！”
听了董军长的喊话，战士们信心十足，纷纷磨拳擦掌，赶修着工事。
董振堂回到指挥部，立即布置全城的防守任务：以第四十五团扼守东城和南城东半部；第三十九团扼守西城和南城西半部；以特务团、骑兵团扼守北城。任务下达后，他找来敌工科长李肃，李肃是山东临清人，西北军军官学校毕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打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从事兵运工作的三人小组之一。起义后他一直在红五军团工作，曾任第十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团政治委员，军团随营学校政治委员，红五军敌工科科长等职。董振堂交给他的任务是：趁敌人还没有对高台完成合围之际，立即带领几个战士，分批化装出城，向总部报告情况，请求支援。
送信的同志们陆续出发了，他们能否顺利完成任务呢？董振堂焦灼地徘徊在城头。不多久，敌人的炮击开始了，炮火之猛烈是河西战役以来所罕见，原先已筑的工事大部被摧毁。炮火过后，马匪们在城外一字排开搞了个宣誓。敌前线指挥官骑在马上，举着大旗声嘶力竭的喊道：“韩旅长有令，攻下高台，人人有赏。放假三天，城里的财物、女人都归你们…….”
敌人的敢死队顿时齐声呐喊起来，城头上的十三师师长（兼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听着那个气啊，攥紧拳头骂道：“狗日的，来吧，老子送你到阴曹地府去领赏！”
不久，马匪们一排排扛着云梯，手持绳索、铁钩，嚎叫着向二丈高的城墙扑来。五军的干部、战士均是打阻击、坚守战的老手，并不急于开火，而是尽量地把敌人放近，然后一顿狠揍，打得马匪人仰马翻，屁滚尿流地逃回了出发地。这样一直打到第四天，敌人什么也没捞着，且死、伤无数。
马步芳穿着厚重的皮大衣，站在城外的山坡上，脸色阴沉地注视着硝烟迷漫的高台，咬牙切齿地对败下来的敢死队士兵骂道：“十比一，还打成这样，真是一帮混账！”骂完了，转念一想，也难怪，他的对手是董振堂啊，原西北军无人不晓的悍将，打防御战的顶尖高手，连老蒋的中央军都过不去的一道坎。该怎样收拾西路军打出来的这只拳头呢？马步芳一筹莫展。
入夜了，董振堂焦虑地徘徊在城头，望着城外马家军营燃起的一堆堆篝火，以及淹没在夜色中的祁连山脉，他在考虑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部队已连续坚守了四天，一直盼望的援兵却迟迟未见。也许，那边也被敌人牢牢拖住了，没有力量再增援高台。如果是这种状况，到底应该怎么办？凭这三千余人能坚守到几时，他心里实在没数。况且粮弹已严重缺乏，每次夜里派出城去搜寻敌尸首上弹药的战士们，回来均无较大收获。狡猾的马步芳令出击的士兵每人只带三、五排子弹，打完再回去补充。高台古城历经数次地震，城墙早已残缺不堪。目前，马匪十倍于我，且装备精良，我军无险可守，无援可待。照此下去，死守将意味着全军覆没。
这时，四十五团团政委张力雄夜晚查哨路过这里，见军长来了，赶紧跑过来。
董振堂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张力雄是五军少有的一位军政双全的团级干部，对于这位老部下，他曾多次在会议上表扬过。连日的征战，张力雄没有哪一晚能睡过三个小时，双眼熬的又红又肿。董振堂心痛的握住张力雄的手说道：“你们辛苦啦！”
“军长，你不和我们一样吗？”
两人就近找了一处石梯坐了下来。
“四十五团今天打退了敌人多少次进攻？”
张力雄略微估算一下，回答道：“大约有二十多次吧，有两次攻上了城头，都被我们及时打下去了。敌人炮火打的越来越猛，今天我们团调整了部署，留一、二营在城头坚守，三营撤下来留作预备队，团机关人员同特务连负责维护城内的治安、筹集战斗所需物资……”
这种打法，董振堂十分满意，然后又问道：“你觉得像这样守下去，能守多久？”
“这……，还真不好说。”张力雄抓着后脑勺半天回答不上来。
董振堂和蔼的看着他，继而又问道：“没啥不好说的，你把你所考虑的东西都讲出来嘛，我很想听听你的见解。”
老首长是务实求真的人，这一点张力雄很清楚，他沉思片刻后答道：“军长，我们都是你从苏区带出来的老部下，跟着你，我们爬雪山、过草地、打阻击，我们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的考验。如今，在这高台坚守下去的信心那是不用说的，但是我们的粮弹急缺。我统计了一下，团里的重机枪子弹平均只有200发，轻机枪只有100发，步枪子弹每支仅10发，手榴弹每人还不到一颗。我们曾动员群众献出家里的斧子、锄头、铁耙、铁叉、杀猪刀等等，但凭这些冷兵器去和敌人的步、炮、骑兵作战，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今天出现的两次危机，就是防守点上的战士们打光了子弹，敌人蜂拥而上的结果。这两天以来的战斗尤为激烈，我们团付出的代价很大……。”
张力雄流着泪讲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了。
……
回来的路上，董振堂心里开始不停地盘算。人，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极端的困境下，现场指挥员必须果断做出决定，选择突围，要设法保存住这些革命的精英，有了他们，中国的革命才有希望，才能继续。想到这里，他加快步伐来到城内的指挥部。
当晚，董振堂召集全军团以上干部开会。等大家都到齐了，董振堂没有做过多的解释，直奔主题道：“咱们五军在高台已坚守了四天，现在粮、弹已将用尽，援兵迟迟不见，我想总指部那边也被敌牢牢拖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突围。”
董振堂把突围二字讲的尤为沉重。众人听后都点头赞同这个方案。杨克明首先表态：“选择突围极为必要，死守高台小城没啥意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保留住部队，将来10座高台，100座高台都有可能夺回来。我赞成军长的意见。”
“军长说的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历来就是我军的战术风格，死打硬拼，把人都给打光了，还拿什么去革命？适时突围，与主力合兵一处，敌人也啃不动啊！”十三师师长叶崇本也跟着表了态。
董振堂听后微微点了点头，然后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干部们，果断地讲道：“如果大家没有意见，就随我来！”
董振堂把大家带到地图前继续说道：“选择临泽方向突围肯定是不行的，再傻的敌人也不会轻易让我们同主力汇合，我估计敌人一定会在此摆上重兵阻截我们和援兵。东南方向也不行，这里是沙漠地带，地势开阔，宜于敌骑兵追击，跑不了多远就会被敌人全部砍光的。”董振堂喝了口开水，然后手指西北的祈连山脉说道：“只有向山里突围，只要我们进了山，骑兵就发挥不了作用，敌人就拿我们没办法。”说完他抬头看了看大家，将目光停留在骑兵团长吕仁礼身上，说道：“我决定明天半夜实施突围，由吕团长的骑兵打头，其余部队紧随其后，行动要果敢、迅速。你明天白天带人在西北的城墙上掏几个洞，留一点土，只要能过得去一两匹马的宽度，一撞即破就行。突围命令于明日下午传达，大家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还有战斗任务。”
第二天一早，马家军一改以往的进攻方式，将矛头直指城外西关的制高点——由财神楼改建的大高堡。这处制高点十分重要，它就好比一只有力的拳头，在整个高台防御体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敌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先是以猛烈火力压制住碉堡里的红军，然后把一个个汽油桶滚到碉堡下点燃，并顺势堆上柴草。刹那间，这座碉堡淹没在熊熊大火之中，驻守在里面的是第四十五团一个加强排，战士们顽强地打完最后一粒子弹，然后手持钢刀，高呼着口号纵身跳下高堡，尽管身上还冒着火，仍追逐着马匪厮杀。渐渐地，勇士们一个接一个倒下，直至全部壮烈牺牲。董振堂站在城头，紧咬钢牙，一拳狠狠砸在城垛上，痛苦地埋下了头。与此同时，城东也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东关也有一个大碉堡，被敌人用同样的手段夺去了。
碉堡失守，两个重要的制高点被敌占据，守城的难度加大了。接着敌人又开始攻城，一排排敢死队扛着云梯，头顶罗锅，拼了命的往城头上爬。五军战士们在董振堂的带领下，用复仇的子弹打退敌一次又一次疯狂的进攻。好不容易捱到下午，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带着一个马家民团模样的人匆匆赶到军部天主教堂，来人见到董军长，立即从鞋底掏出一封信并自我介绍，是受黄超政委派遣来送信的红军战士。
董振堂冷静地看了这位战士一眼，然后接过信，信确是黄超亲笔所写，可是一看内容，董振堂的脸顿时沉了下来：
董军长：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据点，西进必经之路，总部命令必须死守到底，与高台共存亡！否则，要你董军长的头！……
董振堂震惊了，他实在料不到总部竟会做出这种与敌人拼血本的决定，又走上了那条“左”倾冒险主义的与敌人死打硬拼的老路。作为一名久经征战的指挥员，他清楚地知道，如果部队现在不突围，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激愤之余，他又仔细看了一遍来信，希望能从中找到给他灵活处理的字眼，可内容通篇严厉，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他手扶着窗台，神情异常严峻。片刻沉默后，董振堂回过头来，对送信的战士斩钉截铁地说道：“请你回去转告黄政委，服从命令乃军人天职，我董振堂誓与高台共存亡！”
送信的战士走了，大家默默地望着他们的军长。董振堂用低沉的声音命令道：“突围计划取消，团以上干部晚上到天主教堂开会！”
大家分头走了，空荡荡的天主教堂内只剩下董振堂一个人，此刻，他再也克制不住内心的压抑，泪水夺眶而出。他无力地倒在椅子上，他太累了……。
许久，他睁开双眼，用手抹去脸上的泪痕，开始责怪着自己：董振堂啊！你这是怎么了！你流泪了，胆怯了？不！都不是，从戎二十几载，无论是亲临火线，还是率队冲锋，哪怕是刀山火海，我何曾有过畏惧！但唯独这次不同，孤军困守危城，城破只在早晚，这支英雄的部队即将随自己一道，淹没在这茫茫大漠之中……
想到这里，董振堂的心如刀割一般。
晚上，昏暗的天主教堂内，聚集着五军所有团以上干部。董振堂从口袋里掏出黄超的来信，然后威严地讲道：“黄政委来信，命令我军死守高台，人在城在，人亡城亡，红五军与高台共存亡！”听到这一消息，每个人都显得极为平静。董振堂望着大家，深情地说道：“同志们，你们中有随我一道参加宁都起义的，有随我在中央苏区并肩御敌的，有随我参加长征担当钢铁后卫的，还有英勇的原四方面军三十三军的同志。你们身经百战，个个都是好样的！我很荣幸能够领导你们。不过，这一次不同，你们要做好血战到底的准备！”
十三师师长叶崇本率先站了起来，大声地讲道：“没啥说的！军长，我们坚决执行总部和您的命令，我们十三师誓与高台共存亡！”其它指挥员也纷纷宣誓。董振堂备受感动，铿锵有力地说道：“同志们！现在开始连夜加高加厚城防工事，重要防御地段指挥员要亲临现场组织力量。吕团长的两连骑兵作为机动，随时处理各处发生的险情！”
半小时左右，会开完了，大家分头离开，回到各自的防区，只有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没有走。董振堂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了杨克明的手。杨克明深情地望着这位宽厚的兄长，欲言又止的说道：“军长，黄超这是怎么啦。在那边既不增援，又不……”董振堂拍了拍杨克明的肩头，打断了他的话：“现在不是讨论这个事的时候，先不管那么多，克明，抓紧时间休息吧，明天天一亮，敌人就可能进攻了。”
二人默默走出了教堂。
董振堂没有休息，他来到东门的阵地上，战士们正紧张地赶修着工事。经过多日的战斗，他们一个个已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但却干劲十足。董振堂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他走上前去，和每一位战士亲切地握手。当轮到一位小个子战士时，董振堂震惊了，这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小同志，光着左脚，显然，由于赤足，脚已冻得发黑，且上面还有斑斑血迹，正一步步艰难地向他靠近。董振堂迎上去搀住他，随后从身上解开大衣，往他瘦弱的身子披上去，愧疚地说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军长对不住你们呐！”
战士们围在军长左右，小战士哽咽着说啥也不肯穿军长的衣服，董振堂握着他冰冷的小手严厉地说道：“我命令你穿上它，现在就穿。等打完了仗，你可以还给我嘛。”说到这里，董振堂径自走到高处，手指城外马家军的一片篝火，大声地讲道：“马匪以重兵围困高台，倚仗其优势兵力狂想把咱们五军一口吃掉！同志们，咱们怎么办？”
战士们在凛冽的寒风中齐声吼道：“坚决守住阵地！誓与高台共存亡！”这一句句勇士的怒吼，仿佛一把把利剑，劈向那昏暗的夜空，斩向那荒漠的戈壁。为了中华大地重放光明，为了民族的彻底解放，这支勇敢的正义之师，决心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铸造一个永不磨灭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