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参谋长李屏仁率两个团及妇女先锋团一部进抵永昌西部的水泉子、王信堡一带，此地均为荒凉的戈壁滩，只有几座孤零零的堡寨。部队住下后不久，敌马彪率骑兵旅和三个民团突袭过来，双方在夜里短兵相接，打得难解难分。次日清晨，敌军又来攻打，五军再次与敌激战，由于遭遇的是敌人骑兵，五军一直打得很被动。此役，虽击退了敌人，自己也伤亡不小，军参谋长李屏仁左腿胯骨中弹负伤。是日夜，该军离开水泉子，向山丹进发。时守卫山丹县城的是红三十军第267、269两个团和总部骑兵师，因战局变化，红五军偕总部直属队妇女抗日先锋团、医院、兵工厂等部相继入城，接替了三十军的防务。
11月29日，红五军三十七团奉命到大佛寺、西二十里堡一带驻防，准备阻击敌军进攻山丹。这里有三个堡寨，第十三师政委谢良（兼三十七团政委）率领一部驻扎在中间的堡子里，担任指挥；团长率部分人员驻在左边的堡子；由参谋长率领一部分守在右边的堡子。三十七团刚作好部署，敌马禄、韩起功等部就发起了进攻，我三十七团将士顽强奋战，痛歼来犯之敌，使敌人寸步难行，整个上午打退了敌两次疯狂的进攻。下午，敌人又组织了三次强攻，均被我三十七团击退。太阳偏西，敌人再次发起一轮集团冲锋，企图攻下我军阵地。战斗中，团政委谢良在指挥部队反击时腿部中弹，鲜血直流。警卫员要叫担架，谢良制止了他，说：“不要喊！那样会影响部队的作战情绪，你给我简单包扎一下就行！”谢政委忍着巨痛，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把敌人打下去，才退下火线。
11月30日，敌马彪、马朴的两个骑兵旅、韩起功的步兵旅外加两个民团、一个山炮营，气势汹汹地向山丹城东北角发起猛攻。五军严阵以待，给敌以重大杀伤，粉碎了敌数次猖狂的进攻。第二日，敌人将主力逼近城郊的南关，五军十三师即乘敌立足未稳之际进行夜袭，给敌马禄旅的旅部和所属一个团以严重一击。
12月4日，敌向五军外围阵地发起全面进攻，面对敌数次疯狂的进袭，五军全体指战员在董振堂军长的带领下，沉着应战，给敌以重大杀伤，是日夜，全军收缩防线，退入城内。为防止敌大炮对我军造成重大伤亡，董振堂下令十五师两个团防守山丹城墙，十三师则全部留在城内作预备队。
第二天一早，敌人又发起进攻，守城的十五师依靠山丹古城墙垛口，打退了敌数次进攻。中午时分，董振堂在城里观察到南门外敌步兵一部疏于戒备，立即命令十三师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从东门出击，由于该敌毫无防范，被五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漫山遍野的狼狈逃窜，战士们则乘胜追击。追击途中，三十九团政委周畅昌发现左后方烟尘滚滚，“不好！”他立时反应过来——是敌人的骑兵，便迅速登上一道山梁，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这时一颗流弹飞来，不偏不倚打中了他的腿部，周政委顿时从坡上摔了下来。团参谋长饶子健赶紧上前扶起他，并叫卫生员包扎好伤口，背下阵地。同时下令部队停止追击，就地组织起来打敌人的骑兵。由于敌骑兵动作迅速，加上先前溃退的敌步兵反扑，攻出城外的两个团陷入两面夹击，十分被动的境地，双方在城外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拼杀。
董振堂在城楼上发现了这一险情，立即命令四十五团火速出城增援。很快，增援部队绕至敌人骑兵后面，一顿狠揍，将敌人击退，随后与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一道退回山丹。这一仗虽打退敌人，但由于敌骑兵的干扰，未取得较大战果。
残酷的拉锯战就这样一直打到12月11日，五军损失很大，十三师师长李连祥同志（兼三十七团团长）在11月30日的战斗中，为掩护部队安全转移，与敌人做殊死拼杀，不幸被敌马刀砍中头部，壮烈牺牲。山丹防守战，五军孤军奋战，坚守山丹一月有余，虽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全军共伤亡600余人。
12日，突然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蒋介石被捉住了。
原来，蒋介石在西安召集陈诚、卫立煌、朱绍良等大批将领开会，亲自部署对红军的围剿。同时压迫张学良、杨虎城所部开赴陕北前线进剿红军，否则，即将东北军、西北军调离陕甘，由中央军接防完成“剿共大业”。在此情况下，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政策，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的风暴，也把河西马家军推到了尴尬境地。但马步芳素有“野马”之称，与蒋介石早有默契。他对张、杨的爱国行为暴跳如雷，拒不接受西路军提出的——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也不同驻守兰州的东北军于学忠部缓和关系，而是一意孤行，要与西路军和抗日力量为敌到底。其兄马步青见西路军来信主张谈判，共同抗日，内心不无波动，但摄于马步芳的威势，加之手里又没有兵权，便迟迟不敢表态。尽管这样，双方还是暂时停止了交战。
听到消息，我军阵地上指战员一片欢腾。董振堂脸上也露出欣慰的笑容，他一贯支持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如今，老蒋被捉住了，全国的抗日呼声越来越高，也许，不久的某一天，他终能如愿以偿，率领五军将士奔赴抗日前线了。十二月二十七日，党中央发来电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据情况决定。
接电后，西路军决定撤离永昌、山丹，立即向西进发。
董振堂在出发前，特意来到西路军卫生部，看望在此养伤的参谋长李屏仁和十三师政委谢良等人，他用那洪亮的嗓音讲道：“好消息！蒋介石已被迫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了，这是件大好事！这下咱中华民族有希望了，你们安下心来，在医院好好养伤，抗日前线还需要你们呐！。”
李屏仁、谢良他们听后深受鼓舞，一致表示会遵照首长的吩咐，争取早日养好伤，回到部队。他们哪里知道，这一别竞成了永诀。
西路军失败后，李、谢二人都是身负重伤，无法随部队转移。为了不拖累大家，他们坚持留下来。在劝走身边的警卫人员后，二人在祁连山的荒山野岭中坚持了八天。时值寒冬季节，又冷又饿，加上伤口发炎引起的剧痛，万般无奈之下，李屏仁想到了死。他艰难地挪动着身体，将治腿痛的几斤烟土取出来，对谢良说道：“老伙计，我先走一步啦。”
谢良就在几米外躺着，此刻的他正发着高烧，浑身乏力，感觉死神正在向他靠近。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却又无能为力，两行热泪默默的流出来……
烟土吞下去不久，烟毒开始发作，李屏仁口吐白沫不停地抽搐着……
望着老战友痛苦的死去，谢良也不想活了。他强撑着爬过去，掩埋了李屏仁的遗体，又坚持着爬到一棵小树下，解开腿上的绷带，准备上吊。由于树太矮，几番折腾，都未成功。伤口的剧痛，令谢良晕死过去……。
不久，几个掉队的红军战士从此路过，将其救了下来。命虽保住了，可不久他们就被马家军俘获，马匪的军医将他受伤的脚板整个锯掉，然后投入大牢。经党组织努力，谢良历经千辛回到延安，重又回到党的怀抱。建国后，谢良曾任军委炮兵副政委，1955年授衔时，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我军著名的独脚将军之一，后曾著书《独脚将军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