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一律使用代名的命令》：军委为红星，军委直属各部一律代以红星二字。军委第一纵队为红安、第二纵队为红章。红军第一军团为南昌、红军第三军团为福州、红军第五军团为长安、红军第八军团为济南、红军第九军团为汉口。并规定以上代名自十月十五日实施。
是日夜，朱德致电各部首长：
甲、兹重新规定各补充团正式拨给各兵团管辖，区分如下：一、江西补充第二团、于都补充第八团拨给一军团。除补二团已补一军团外，一军团应即派员到于都接收补充八团，并于十五号晚带往一军团集中地点。二、补充第三、第四团均拨给三军团。补充第三团，应令其由长胜随三军团后十六（日）早开到三军团第二集中地区之车头；补四团由三军团派员至于都接管，于十六号晚开至埠前冈附近，随三军团后跟进。三、补充第五团仍拨给五军团，由五军团派员至江背洞直接接收。在五军团末移动前，仍继续接收新战士，当五军团移动时，即随五军团后方部移动，并特别进行巩固工作。四、于都补充第六团拨给八军团，由八军团立即派员前往于都接收，并于十五日晚开往社富地域随八军团行动。五、现在于都之补充第一团拔九军团，由九军团立即派员到于都接收，并于十五日晚由于都开往会昌。到达会昌后，即随九军团行动。
乙、各补充团拨给各军团干部及新战士，全部均由各军团负责训练，并切实进行巩固工作。第七补充团干部仍须继续接收新战士，准备补充二十四师及军委直属部队。该团驻地由项主席指定。
丙、执行起情形，望电告。
10月17日，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坚守兴国近半月，然后将阵地交给前来接防的独立三团。于18日夜晚，全军赶到于都的仓前、罗坳一带集结，仅停留了一天，在接收了兵员、物资等各项补充后，就匆匆赶到于都河边，准备渡河。
站在河岸边，董振堂内心感慨万千。他舍不得离开这块红土地，在这里，他由一位国民党将军蜕变为坚定的无产主义者，成为了红军的高级将领；为保卫这块红土地，他与他的战友们浴血奋战。而今，就要离开这片热土以及给予革命最大支持的苏区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够打回来呢？……
已调赴赣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匆匆赶来送行，董振堂迎上前去，两位亲密的战友紧紧拥抱在一起。面对几十万敌军的重重围困，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意味着什么，董振堂心里十分难受。
“刘主任，真想和你在一起，并肩战斗啊！”
刘伯坚深情地说道：“我何尝不想啊，组织上决定把我留下来，继续坚持斗争，我必须服从组织，这是党的原则！你这次率五军团作为全军的后卫，肩上的担子也不轻啊！”
此刻，军情已十分紧急，敌人的炮击越来越近，身后的战士们都是奔跑着上到浮桥，时间不多了。
刘伯坚从容地说道：“老董，该上路啦！一路保重，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还会再见面的，祝你们前途顺利！”
还能说什么呢？千言万语，难诉衷肠，董振堂坚定地回答道：“刘主任，红军主力离开苏区后，斗争会更加残酷，你要多保重，我们会争取早日打回来的。”
这时，许多根据地乡亲站在河边，唱起了《十送红军》的歌儿：“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声声叫，树树梧桐叶呀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呀么再回山……。”乡亲们扶老携幼，站立在岸边，就这么反复地唱着，唱到人人落泪，唱到红军大队人马消失在对岸的崇山峻岭之中，还久久不忍离去。
主力红军走了，艰苦而悲壮的根据地三年游击战争就此开始。一九三五年三月，刘伯坚率部突围，准备向粤赣边游击根据地转移。在途中遭敌重重包围，苦战一天一夜，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少共书纪陈丕显冲出重围，时任江西省委书纪的阮啸仙中弹牺牲，刘伯坚在指挥作战时身中数弹，他的警卫员谢有才拼全力背着他且战且走。在此生死存亡之际，刘伯坚忍痛推开警卫员喊道：“快跑！不要管我，多冲出去一个人，就多一份革命力量！”。就这样，刘伯坚为掩护其它同志突围，在江西信丰、会昌交界处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掌。
刘伯坚被俘后关押在大余，不仅受到敌人反复的刑讯和肉体折磨，还多次被押到城里游街示众，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精神折磨，刘伯坚大义凛然地对主审他的国民党官员说道：“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要杀便杀，何必废话！”
敌人在他身上可谓绞尽脑汁，却得不到一丝结果。由于刘伯坚曾担任过国民军的政治部主任，协助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国民党军中许多要员都曾经是他的同事。因此，敌人无奈的劝说道：只要办理一个脱党手续，就可重获自由。刘伯坚拒绝了他们的“好意”，他说：“我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不可动摇的，你们不要再费心机了！”
审讯的官员带着叹息和钦佩之心再次问他：“你说共产党有办法，为什么弄得现在一败涂地？”刘的回答是：“胜败乃兵家常事。古人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革命火种不息，燎原之火必将漫天燃起！”
……
在狱中，他回首自己革命的一生，为求工农的解放而奋斗不息。所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没有什么可遗撼的，于是写下一首千古绝唱——《带镣行》
被俘大庾县，过街气轩然。
牢中留此诗，百载正气传。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嘱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这首大义凛然的诗词，抒发了刘伯坚烈士在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刻，那种视死如归，豪迈的革命气概。
临刑前一刻，敌人还幻想着他能屈服，面对递上来的纸笔，刘伯坚从容挥笔，给与他一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爱妻王淑振（已在闽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写下一封遗书：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更要用尽一切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事业。我葬在大余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了，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敬礼！
1935年3月20日，刘伯坚在大余县被敌杀害。烈士牺牲十四年后，中国革命就取得了彻底胜利，应验了烈士临走前的遗言。
原宁都起义过来，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同志不少，但结局都非常悲壮。如前文所述，在中央分局机关工作的十几个干部，项英觉得这些人以前在国民党军队干过，不保险，认为他们“靠不住”。他曾对登贤县委书记陈梦松和县苏维埃主席钟家瑶说：“这些人不可靠，要解决他们！”1935年2月下旬，项英以开会为名，派通讯员将原红五军团的十几个人先后召集到机关，进来一个捆一个。当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他们全部杀掉了。
毫不留情解决“靠不住”分子的项英，其革命的坚定性是无可置疑的。但要总结这些血的经验教训，准确判断出谁“靠的住”、谁“靠不住”，项英本人也是一头雾水。1941年1月，悲剧再次上演。皖南事变中，已脱离危险的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项英，在睡梦中死于叛徒的子弹。
打死他的人是跟随了他三年，一贯表现得“无比忠诚”的正营职随从副官刘厚总，一个他自认为最“靠的住”的人。
宁都起义的功臣——袁血卒和郭如岳都被分在了留守的主力——红二十四师里，袁任师政治部代主任，郭任七十团参谋长。1935年3月9日，袁血卒随项英、陈毅、贺昌率二十四师师部和七十团最后突围，在会昌天门嶂山区遭敌八十九师阻击。为掩护首长、战友们安全转移，袁血卒率领一个大队留下来打掩护，部队且战且走，战士们大部牺牲或被打散，袁仅带数人突出重围。
突围脱险后，袁赴上海寻找党组织，不幸被捕，凭着多年的敌后斗争经验，敌人找不出他的一丝嫌疑，在查无证据的情况下，只好将他释放。出狱后袁血卒化名吴银，到国民党第五十七师当兵，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6年8月，袁又以政治嫌犯被捕入狱，直到1937年11月，随着“释放全国政治犯”的大潮，袁才被释放出狱。出狱后，袁雪卒归心似箭，盼望着早日重回党的怀抱，与难友们一路讨饭，经浙江、安徽、河南、陕西数省，历经艰辛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年底到达延安。此后，他经受了长期的政治审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拨乱反正，得到平反。
郭如岳的遭遇更惨，他原先是西北军董振堂旅的作战参谋，起义后曾担任过红十三军三十七师师长、红七军团参谋长，由一名营级干部迅速成长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可后来，似乎是老天的故意捉弄，具有很强军事才能的他竟被留在了苏区，而且直到红二十四师准备突围前，才被临时任命为第七十团的参谋长。后随部队突围，在天门嶂山区与敌激战，郭负伤被打散，独自一人在茂密的茅草丛中藏了七天。七天后，饿得浑身乏力的他还是被敌人搜了出来。敌军官审问他时，郭如岳自称叫郭守康，是士兵。见问不出什么名堂，敌军官走了，这样本该是可以混过去的，没想到上天再次捉弄他一回。一个小孩在门口看了他一眼，然后迅速走开。不多久，敌军官又笑嘻嘻的回来了，对他说：“你不是士兵，你是红军的参谋长，那个小孩认识你！”
三个月后，郭如岳被敌人押送至南昌，被国民党当局判刑十五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流落上海等地，与党失去了联系，靠乞讨、打工谋生。直至上海解放，郭如岳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找到昔日的老首长——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后由陈毅介绍，在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教导团任教育参谋，1953年转业回甘肃老家，1978年任甘南藏族自治县政协委员。
留守的主力红二十四师里面，还有一位副团长，也是宁都起义过来的干部，名叫曹树良，曾在董振堂的七十三旅担任过营长。起义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军事上很有一套，由他率领的湘南游击队转战于丛山峻岭之间，一直坚持到国、共第二次合作。他的部队后来编入新四军，走上了抗日战场，而他却永远长眠在他战斗过的地方，顺便提一下，曹树良同志也是被错杀的。
事情还得从1937年8月说起，当时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国、共两党一致抗日，实行第二次合作。不久，国、共两党达成协议，蒋介石同意将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项英与陈毅开始积极联络各路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由于湘赣苏区的游击队与他们失去联系很久，必须上山去寻找他们。可派谁去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呢？二人一合计，决定让湘南游击支队的政委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个支队的支队长就是曹树良同志，当时考虑到政委负伤刚愈，行动不便，曹树良便带了一名警卫员亲自前往……
二人历经千辛，终于在莲花的九陇山里找到了由谭余保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可刚一见面竟被对方误认为是叛徒，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就惨遭杀害。噩耗传来，曹的部下无不为之痛哭。英雄为革命出生入死，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却悲惨地死在了自己人手里。曹树良同志被错杀，是过了很久才得以证实的，而且不知道什么原因，直到1982年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中间竟整整相隔了四十五年。
陈义厚毕业于北平医专，后参加西北军任鹿钟麟部的军医官。中原大战后编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中，宁都起义后曾担任红五军团军医处处长。1932年，军医处改为卫生部，陈义厚任部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春，陈义厚率领红五军团卫生部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场救护工作，组成了从绷带所——野战医院——兵站医院——后方医院——总医院的关联性救护体系，为及时抢救伤员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任红五军团卫生部长期间，积极贯彻中革军委总卫生部提出的“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指战员健康”和“预防第一”的方针，在五军团大力开展以消灭痢疾、疟疾、下肢溃疡等常见病为重点的群众卫生运动。
1933年8月，陈义厚任红军卫生学校校长。带领全校师生艰苦创业，自编自印讲义教材，自己动手搜集、制造各种标本、模型和挂图，通过多种渠道，充实教学设备，先后建立了图书室、模型室、试验室，促进了教学。红军长征前夕，卫生学校共培养医护人员686名，为红军各部队补充了卫生技术力量。
陈义厚对病员诚挚热情，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医术精益求精。卫生学校附属医院是中央苏区医疗技术水平最高的医院。陈义厚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挤时间编写了《诊疗手册》、《药物学》、《处方学》等书，还创办了《红色卫生杂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为了管理留下来的8000多名伤病员，成立了中央苏区卫生部，由陈义厚负责。1935年春，陈义厚在指挥部队转移时，遭敌机轰炸，壮烈牺牲。
罗忠毅于1927年入冯玉祥部当兵，1931年随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同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后到瑞金入红军学校学习。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起任福建军区司令部参谋、作战科科长，连（城）宁（化）（龙）岩军分区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罗忠毅留在闽西南地区坚持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历任闽西南第一军分区司令员、闽西南游击队第一纵队司令员、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司令员。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罗忠毅任新四军第2支队参谋长。1940年7月，陈、粟率江南主力北渡长江后，罗忠毅任重建的江南指挥部指挥，留在苏南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指挥部队多次挫败日伪军“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罗忠毅率部接应新四军突围北撤人员，为保存抗日革命力量作出重大贡献。4月，苏南新四军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6师，罗忠毅任第6师参谋长兼第16旅旅长，率部转战于句容、丹阳、武进、溧水地区。此时，国民党顽军对苏南新四军实施“进剿”。1941年5月下旬，罗忠毅率新四军第16旅在溧阳县黄金山三战三捷，毙伤俘顽军900余人，取得重大胜利，为新四军挺进苏南以来“空前第一次之运动战”。黄金山大捷，扭转了皖南事变后茅山地区的危急局面。6月，第16旅回师茅山，为配合东路苏常太地区的反“清乡”斗争，积极发动攻势，在7、8月间连续拔除20多个日伪据点，收复了皖南事变后被日伪军侵占的全部地区。
1941年11月28日凌晨，日军集中3000余人的兵力，突然袭击新四军第16旅旅部和中共苏皖区委机关驻地溧阳县塘马村。罗忠毅和旅政治委员廖海涛指挥部队与日军展开血战，先后打退敌人8次冲锋，歼敌700余人，使旅部、后勤单位1000余人得以突出重围。而罗忠毅和廖海涛等270余名指战员在血战中壮烈殉国，时年仅31岁，是新四军对日作战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领导人。
卢寿椿曾任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一营营长，在起义前曾作为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的代表，前往苏区与刘伯坚联系，请示组织起义等事宜。宁都起义时，他率部包围二十五师师部，捉拿反动官长——李松昆，是起义的功臣。参加红军后不久入党，曾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四十三师师长。后调军委红军大学，任训练部副部长兼上级干部大队大队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奉命留在江西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春在赣南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王蕴瑞的遭遇很曲折，宁都起义前，他就加入了二十六路军的地下党组织。起义后，王蕴瑞历任红五军团第十四军司令部作战参谋，建、黎、泰警备司令部参谋，同年10月调红七军团司令部任作战科科长。1934年7月，中共中央命令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进军，执行牵制任务。同年11月，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王蕴瑞升任第三师师长。部队北上途中在怀玉山遭敌重围，激战多日，后随粟裕成功突围，任红军挺进师参谋长，转战于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1935年8月任浙西南军分区司令员。同年9月，国民党军队向浙西南根据地进剿，粟裕率主力跳出敌人的包围，王蕴瑞则率少数部队留在根据地牵制敌人，在一次战斗中，部队被打散，他只身突围辗转回到了河北老家，与党失去了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王蕴瑞找到八路军东进纵队，说明了身份，重又回到党的怀抱。后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司令部二科科长，冀南军区参谋处处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野战军二纵参谋长，二野三兵团参谋长。全国解放后，历任川东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兵团参谋长，志愿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南京军区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办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9年3月20日在北京因病逝世。
红五军团里还有一位传奇人物，叫周骏鸣。宁都起义时，他在二十五师七十五旅任少校营长，率全营参加起义，部队改编后在红五军团里任团长，是一位下定决心干革命的起义军官。可惜事与愿违，一个多月以后，周俊鸣和几个团长被宣布离开部队，原因是白军的军官不能用。于是1932年1月，周骏鸣经朱德总司令亲自批准，回河南确山的老家开展革命活动。周骏鸣回到家乡，先后在石滚河领导了两次农民暴动。被国民党河南军政当局通缉。1933年7月，他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着汝确边区艰苦的武装斗争。1934年11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1935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6年1月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诞生，周骏鸣任游击队长，队伍一度壮大到数百人。1937年4月赴延安参加党代表会议，后留延安学习。同年7月，周骏鸣再次被党组织派往确山，任中共豫南特委军事部长兼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团长。后部队编入新四军，任新四军五支队副司令员，第二师参谋长，1943年春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淮南军区司令员，华中军区参谋长，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等职。全国解放后，历任国务院水利部副部长，林业部副部长，黑龙江省农牧厅副厅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