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振同、黄中岳是宁都起义的功臣。由他们掌握的原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是全军的主力，由于他们的改弦更张，促使了全军起义获得成功，在整个起义部队里有着任何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起义成功后，苏区中央局鉴于他们的功绩和在部队中的影响力，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黄中岳为红十五军军长。起义后，这些踌躇满志的青年将领决心好好打几个胜仗，再立新功。随着整训工作的开始，季振同自知出身豪门，又是个旧式军人，与共产党强调的阶级成份大相径庭，特别是来了一批不知根底的政治委员，个个都是中革军委圈定的人物，再加上当时苏区过分的“左”倾主义思想，他不可能不存有戒心。因此，事无巨细统统推给肖劲光、刘伯坚等人，不敢放开手脚，生怕被抓住小辫子。经过肖劲光、刘伯坚等人的辛勤工作，才逐渐打消了他们的顾虑。1932年春，季、黄二人都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在起义部队进行整编、率部参加赣州战役，以及后来黄中岳率十五军编入红一军团入闽作战，都很积极，经受了红军生活的考验。
当然，作为曾在国民党军队里服役多年的高级军官，在起义后一时难以完全适应红军的艰苦生活，对革命队伍中的一些制度持有一些不同看法，有时私下里发发牢骚、怨言，或偶尔邀集旧部、好友聚首聊天等等。总之，万事都得有个过程，这些都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比如季振同在起义后因觉得军权旁落，心情郁闷，曾对属下说过自己是“空头司令”，但他对中革军委派来的肖劲光政委、刘伯坚主任是很尊重的，有什么想法都会与他们讲，在工作中也是积级配合的，为起义军顺利的整编是起了关键作用的。期间，由敌人指派的刘骥(季的老上级)潜入苏区企图联系他搞策反工作，也是他主动找到肖劲光汇报的，肖劲光曾问他有什么想法，季振同回答：“我绝对不会再回去了，当初我决定起义，就认定了要跟共产党走，现在我己是共产党员，这一百多斤就交给党了，如果见到刘骥，我就和他谈这些。”很快，中央回电同意让季振同见刘骥一面。
于是在于都县城，季振同如约与前来“劝谏”的老上司见了一面。在谈到实质上的问题时，季振同拒绝了他的“好意”。临别前，刘骥叹道：“异之老弟，你这样下去是会后悔的！”季振同笑了笑，没有搭理他。
回来后，季将两人会面的情况如实向肖劲光作了汇报，还把冯玉祥给他的亲笔信也一并交了上去。
事实证明，季对敌人的策反是不为所动的，是真心愿意干革命的。
赣州一役，几乎清一色由北方汉子组成的红五军团首上战场，表现出了超强的战斗力。这本来是件好事，却引起了一些“左”倾领导人不应有的警惕。对这支绝对不是“根正苗红”且实力装备又远优于当时红一方面军的队伍，怎样才能做到放心呢？
于是，1932年3月12日，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命令，混合编组红一方面军的三个军团，将起义过来的红五军团一分为三：
第十五军编入红一军团
第十四军编入红三军团
第十三军与红一军团的第三军组成新的红五军团
以均衡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的战斗力，新、老部队互相学习，互相带动，共同提高。当然，这样一编组，多少也让他们放下心来。
其实，这种将红五军团拆散、混编的做法是错误的，至少是毫无道理的。这其中的道道，哪怕是傻瓜也能看出其无法言明的真实目的。季振同身为总指挥，立时陷入了被人分割的痛苦之中，尤其是一种不被人信任，且被人提防的感觉，令他时时感受到耻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这种做法也深深刺伤了五军团一部分起义将领的心，在那个年代里，积极响应主官的号召，起义参加红军是需要何等的气魄，但他们义无反顾地做到了。
苦思几天之后，季振同找到肖劲光，恳切地谈道：“你能不能帮我向中央请示一下，我想离开五军团，去苏联学习。”接着又补充道：“这件事我己想了很久，我嘛，是大少爷出身，不懂军事，红军每天都要行军打仗，我既没有指挥能力，又吃不了那个苦，而且还戴着一顶‘旧军阀’的帽子，我看还是去苏联学习一下好，开开眼界，脱胎换骨地进行改造，对将来回国从事革命工作大有好处。”
其实，季是一位很优秀的前西北军高级将领，冯玉祥在自己的部队里组织将校训练团时，曾委季振同为副团长（冯玉祥自兼团长），冯本人很少来，平时工作都是由季主持操办的。单就这一点，足以证明季的军事造诣非同一般。之所以说出这番话，季振同也是有难言之隐的，这其中不光有混编的原因。在当时的苏区，执行着过“左”的政策，“左”倾领导者们随便就能把一顶AB团、第三党，或改组派、社民党，托陈取消派等大帽子扣在某个人头上，只要是戴上这顶帽子，这个人基本就要完蛋。著名的红七军军长，与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百色起义的红军高级将领——李明瑞，就是在肃反中遭到枪杀的，而当时的毛泽东，也处于被排挤、打击的行列。在这种环境下，季不能不有所考虑。
肖劲光明白他内心的矛盾，曾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你的这些想法我都理解。不过，我劝你还是留下来，在前进中总会有些挫折，可不能打退堂鼓哟。”
季振同摆摆手道：“这个你尽管放心，我不会再回蒋介石那里去，我己经带部队起义了，做了红军的总指挥，还是中共党员了，回去肯定要杀头的，我不会去把头送给他们杀的。我也不会回冯玉祥那里去，我就是想去苏联学习军事和理论，以便将来更好的搞革命工作。”
该说的都说了，肖劲光遵重他的个人选择，发电报请示了中央，党中央很快回电同意了季振同赴苏学习的要求。对他提出给点黄金做经费的要求，中央也同意了。
季振同走的那天，肖劲光在军团部专门召开欢送会。到会的各军、师将领们神情肃穆，气氛十分压抑。
会后，季振同把望远镜送给了肖劲光，那匹他最钟爱的坐骑——青鬃马，则送给了朱总司令，枪也交了，警卫班也留了下来，他只带了一名警卫员上路。
走时，大家一道送出很远。他的警卫班长王秉璋（建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空军副司令员）依依不舍的跟在后面，季振同拍着他的肩膀说道：“回吧！好好干，可不能给咱起义军丢脸，我还会回来的！”
大家目送着季振同一步一步消失在远方的山道中……。
黄中岳受季的影响，思想也有些波动，尤其是中革军委对红五军团实行拆散混编，加之上级对待十五军的一些敏感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有些想不开。这其中就包括补充问题，该军主要由原七十四旅编成，在整个五军团乃至红一方面军，都是战力最强的部队，即使在混编之后，全军也有五六千人。部队历经赣州、龙岩、漳州等战役，伤亡及大，却一直得不到补充。当时的一、三军团基本上是作战时打掉多少，立马就增补多少，在兵员上从未犯过难。而十五军在漳州战役过后，只剩下一千余人了，充其量仅够编一个团。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在给中革军委拍发的电报中就曾提到：“红十五军第四十三师、四十四师兵力甚薄，共只千余人，加上单位太多容易分散，在战术使用上甚不合宜……”
如此可以想象，黄中岳内心是多么的痛苦。漳州战役时，黄萌发了想离开部队，另谋去处的主意，还曾私下说过：“我这次到前线去，干多少就多少，拖不动就算了……”等之类的话。但没有任何“拖枪反水”的行为，作战中更没有表现其消极的一面。
可是，1932年5月5日，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李克农经周恩来批准，突然在漳州将刚打完胜仗的十五军军长黄中岳、军参谋长肖世俊逮捕。当时黄中岳正在台上主持十五军连以上干部会议，荷枪实弹的保卫局人员闯了进来，李克农当着全场几百名干部的面，宣布逮捕军长黄中岳和军参谋长肖世俊。突如其来的事件，令时任十五军政治委员的左权感到莫名其妙。左权是三一年年底到十五军任职的，这半年多来，他与黄中岳搭档配合的很好，从整编到赣州战役、漳州战役，他无不感到黄中岳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他走上前去问道：“为什么要抓黄军长？”
李克农冷冷的回答：“奉上级命令！”
还能问什么？政治保卫局的上级是苏区最高的首脑机关——中央局呀。
大家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军长和参谋长被五花大绑地押走了。
几天以后，李克农等人又将正等待出国，请假在汀州视事的季振同逮捕，罪名是“反革命罪”。
消息迅速传遍闽、赣苏区，人们纷纷议论开来：
“季振同、黄中岳他们刚刚从国民党部队里起义出来，怎么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呢？”
“真没想到啊，幸亏发现得早！”
……
1932年8月3日，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在瑞金叶坪，临时中央政府大厅内对“季、黄反革命案件”进行公审。最高法庭由何叔衡、梁柏台、刘伯承、陈寿昌、刘振山五人组成，何为主席。原告人李克农代表国家政治保卫局指控季、黄参加宁都暴动根本就是投机的，且随时隐藏着再做军阀梦，毁灭红五军团和宁暴光荣历史的反革命企图。此外，还罗列了一大堆捕风捉影，莫须有的罪状。同时遭逮捕被公审的还有：肖世俊（十五军参谋长），李聘卿（五军团经理处会计科长），高达夫（十五军经理处副处长），牛冠甫（十四军参谋长，红校总教官），张少宜（十五军副军长，红校总教官），刘佐华（冯玉祥与季振同的联络代表），蔡佩玉（红军学校俱乐部管理员）等7人。
下午进入审讯阶段，第一个被押上来的是“反革命主谋”季振同。
“季振同，你还有什么名字？”
“汉卿、恭之、异之、瑞祥、仆民、民仆、共之等等，大约有十几个吧！”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化名、别名？有什么真实目的？”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哪存在什么目的？”
“你是否心怀不满，阴谋反叛过去？”
“没有！我都离开部队，准备出国了，哪有什么拖枪的想法。”
“你与胡景陶密谋，与刘骥通信，又怎么解释？”
“我与胡的会晤是经中央批准的，与刘骥的信件大多是宁暴以前的，怎么能用到现在呢？再说，后来的信我也全交给肖劲光政委看过了。”
……
第二个被押上来的是黄中岳。
“你们是否在九堡召开过拖枪会议，阴谋反叛过去？”
“纯粹是无稽之谈！我们只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我只说了些风凉话。”
“什么风凉话？”
“我说……，苏区有四多，演讲台多、标语多、口号多、没有顶的房子多。就这些，难道这也算是反革命吗？”
“你是拒不承认啦，那么你在漳州做便衣干什么？”
“那是下面的同志给我做的，也是军事上的需要。我要是想开小差或者拖队伍，还怕找不到一件便衣。”
……
八月四日，苏区最高法院完全同意原告机关的诉讼意见，抓住季、黄等一些还没有构成事实的问题，最后判决如下：
判决季振同、黄中岳、肖世俊、张少宜、牛冠甫、高达夫、李聘卿、刘佐华八人执行枪决，并处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蔡佩玉监禁五年，此判决是最后的，无上诉权。
当这一判决送达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时，毛泽东和项英及时把住了关，没有同意。他们一致认为判决过重。1932年8月10日，由毛、项签署的中央委员会决议如下：……季、黄为此案主谋，但曾为宁暴领导人，应予减刑免死，二人死刑减为监禁十年。牛、高、张等三人非此案主谋，可改为监禁8年，其余刘佐华等4人仍按原判执行。
叛决后，季、黄等人一直被监禁在瑞金九堡、麻田等地。由一个连的正规红军担任看守任务，他们均被单独囚禁，伙食不错，可以看书，还可以和看守的战士说说话。日子虽过得漫长，可毕竟还有那么一丝希望。当然，他们更加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彻底平反，还自己一个清白。
意想不到的是，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前夕，为纯洁内部，甩掉“包袱”。中央政治保卫局草率地将己囚禁达两年之久的季、黄等人杀害于瑞金九堡的大山之中。
被害时，季振同年仅33岁，黄中岳30岁。
红军长征到延安后，毛泽东曾痛心地对肖劲光讲过：“把季、黄二人杀掉是不应该的，”建国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又一次谈到：“季、黄二人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的，没有他们，全部起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处决是错误的！”
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6月批林整风时也曾沉痛地讲道：“五军团二位领导人季振同、黄中岳，在宁都起义中起了关键作用，肃反时外面有谣传，说这两个人不安心，想拖队伍走。李克农向我报告，我同意将他们逮捕，结果处死了。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
1979年6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原宁都起义的参与者姬鹏飞、黄镇、李达、王幼平、袁血卒、苏进、孙毅等上书中央，要求为季、黄平反。不久，经中央书纪处批准，对季、黄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并恢复了他们的党籍，予以平反。英魂终于昭雪，只可惜这已是过去近半个世纪了，来的太晚了，因为烈士们的亲人遭受了那场空前的浩劫，他们背负叛徒家人之名遭惨酷迫害，季振同将军的女儿甚至被斗的精神失常，她的爱人在苦难中含冤自杀……。这所有的一切，九泉之下的烈士们能闭上冤屈的双眼吗？
值得一提的是，红军主力长征以后，苏区中央分局仍继续执行“左”的肃反政策。据时任赣南省登贤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钟家瑶亲历所言：原宁都起义过来的，分配在中央分局机关工作的十几个人，项英认为他们“靠不住”，于1935年2月下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下令将他们杀害了。
红五军团自成立以来，历经数次混编，人员编的很散，可以说在当时的红一方面军、地方部队和苏区各机关到处都有。这种令人痛心的悲剧在当时究竟上演了多少，我们不得而知。这些人参与起义，起义后又为革命出生入死，换来的结局竟是“靠不住”，难道“靠不住”，就应该统统杀掉吗？这些人的冤死，又岂是一句“好人杀好人，一笔糊涂账！”能够说得清的。
他们死的凄惨，死的冤枉，死的不明不白，他们中的许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他们都是共和国的无名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