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赣边界地处罗霄山中段，不仅有险要的地势，而且有适宜农作物和森林发展的优越条件，从而为边界割据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但是，边界的经济，又是典型的农业经济。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虽然乡村可以不依赖城市而存在，反过来却又对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束缚。在众多部队长期进行武装割据，需要足够的给养力的情况下，供需矛盾也就日显突出。因此，发展农业生产，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成为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毛泽东对发展农业的工作十分重视。他是我党最早提出“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观点的领导人。为此，毛泽东和边界党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领导根据地人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
1.颁发布告，动员农民群众发展农业生产。
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运动是在边界党的“一大”后掀起的，此时，各地都进行了分田。“土地回老家，农民笑哈哈”。但分了田并不等于丰收。因此，边界各级政府遵照特委指示，加强了对土地经营、发展生产的领导，普遍颁发了布告，予以督导。如宁冈县第三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在1928年5月就颁布了如下布告：
本府现已成立，从今夺取政权。
肃清反动革命，隐藏罪亦牵连。
打倒封建势力，严禁赌博洋烟。
红军帮我工农，瓜分地主良田。
属乡均已分好，务须耕耘在前。
倘有自由抛荒，查觉重责难免。
刻下稻熟之期，不准鹅鸭放田。
特示布告于后，各宜领遵为先。
2.组织红军参加农业生产。
当时，特委、军委均要求红军指战员在分兵发动群众之际，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农民打成一片。“那个时候，毛司令带领贺子珍、贺敏学和红军司令部（应是三十一团团部——引者注）的同志曾在泉水窝帮助我们割禾。以后又在塘边村前的田垄里，帮助孤寡老人和劳力缺少的群众割禾。毛司令边割禾边向群众了解情况，问群众生活过得怎样。”徐正芝：《忆塘边的革命斗争》。内部馆藏资料。“毛司令”都下田割禾，广大红军将士更是如此。
3.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
当时，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青壮男子都要参军参战，耕田大计主要靠妇女。为此，在特委的号召下，许多地方的妇女都纷纷走出家门，成为农业生产的骨干。“那时，强壮的男人都去打土豪劣绅或参加红军了，家里只剩下老弱病残。于是，犁田、耙田、插秧都是我们妇女干的。我们三湾村的妇女，既是生产的骨干，又是参加打仗、打土豪、分田地的积极分子。那时，我们是很辛苦的，很困难的，但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我们都很愉快。”张冬莲：《忆三湾乡的妇女工作》，内部馆藏资料。
（四）组织耕田队，调剂劳力与农具耕牛余缺。
由于青壮男子上了前线，加上贫雇农家底薄弱，当时农业第一线普遍存在着劳力、农具、耕牛不足的问题。边界党和政府根据边界素有换工的习惯，便有计划地组织起耕田队，开展互助合作，调剂余缺，以不误农时。如：“宁冈县东源乡，原有耕牛七八十头，三月失败后只剩下4头。针对这种情况，湘赣边界各级工农兵政府积极发动妇女和组织政府工作人员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并根据井冈山地区过去就有的农忙时换工的习惯，动员和组织群众实行劳力换工和耕牛农具互助……在邱祖德的带领下，组织了耕田队。他们顶住困难，牛不够就用人力拉，起早贪黑，精耕细作，秋收时获得丰收。”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许毅主编），采访资料。
5.进行农田基本建设。
一是修牛路。当年，永新的塘边、大屋两村的耕牛放牧，时常发生耕牛上山要吃掉、踩坏禾苗的现象。毛泽东了解这一情况后，便带领红军和群众新修了两条牛路。二是修水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边界党和各级政府发动各地农民整修了许多圳、坝，永新县一心乡还修复了一座能浇灌300亩面积的海内塘及大水渠。
在毛泽东和边界党的领导下，1928年秋，根据地获得了农业大丰收。“宁冈县的粮食比哪一年都好，大增产，为感谢红军，宁冈人民都踊交公粮，支援革命。”“访张桂庭同志记录”，内部采访资料。农业生产的发展，有效地保证了红军的给养，对支援革命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自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宁冈茅坪“安家”后，近千人的部队给养问题，特别是吃饭问题，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到井冈山会师后，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负责后勤工作的范树德回忆说：“开始，我们这支队伍只有千把人，没收地主的存粮就能解决吃粮问题。例如：到了遂川以后，只要打几家土豪，就能解决我们一段时间的吃粮问题。1928年4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湘南部队和我们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人数猛增到一万多，湘南来的部队中很多人是一家都来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离开家乡，到了井冈山，但是我们又不可能都把他们组织成严密的部队，又不能让他们在井冈山当‘叫花子’。”问题就这样严重地出现了。一万多人的吃饭问题，在井冈山根据地是难以解决和长期维持的。1928年5月2日，毛泽东在永新城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的名义致信给江西省委并中央，就有“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纪律太糟（一部分除外）”的话，惊呼“吃饭大难”。
“为解决这近万人的吃饭问题，我们不得不每到一个地方就立即派出一支小队伍专门打土豪。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办法搞粮食，并取得必要的物资，解决给养问题。”但是，“当时我们每个人一天吃老秤（老秤1斤是16两）24两，合1斤半。这样每个人1个月就需要45斤”。照此推算，1万人吃一天就要1.5万斤米。这是个多么大的数字！
怎么办？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从根本上治理和解决边界吃饭和经济问题的严峻任务。为此，边界党、军委及毛泽东、朱德等断然采取了三大措施：
1.将红三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遣返湘南。
“当时正是5月初，由于部队人多枪少，除二十八、二十九团、三十一团外，其他部队战斗力不强，转移活动困难，被敌人压缩在井冈山地区这个范围内，发生了给养困难。因此，上面决定：除编在十师的二十九团外，其他永、资、郴来的农军，全部返回湘南。”
2.加大打土豪的力度。
红军每到一个地方，即派出部队打土豪，筹款筹粮，此举甚为奏效。
3.勒紧裤带，节约开支。
因为游击战争性质的“工农武装割据”不能常住一地，而往往来到的新地方土豪又已打尽，这就必须用钱购买粮食。但红军的经费同样靠打土豪所得，而且经费有限，这就必须“细水长流”。“办法就是节省一切非必要的开支。例如：办公费规定具体数字，原来擦枪要买油买布……此时，为了节省开支，这些钱我们就节省不花，地主家里有茶油、旧衣服、旧布，很自然的部队就会解决擦枪开支问题了。”在这一方面，毛泽东是勒紧裤带节省开支的模范。“毛委员吃苦菜”、“一根灯芯的故事”等就是最好的说明。
井冈山的斗争生活是极其艰苦的，加上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致使这种生活的艰苦到了极度。
对于井冈山军民的艰苦生活，特委书记杨开明在其当年的报告中记载颇为详细：“红军中的生活与经济是非常之艰难的。拥有数千之众，每个月至少要一万五千元作伙食费，米还是由当地筹办的，经济的来源全靠去打土豪……红军中的薪饷，早就废除了，只有饭吃，有钱的时候发一二块钱的零用钱。最近几个月来，不讲零用钱不发，草鞋费也没有发，伙食费也减少了。最近两月来，每人每天只发伙食费3分，4分油，4分盐，米1斤4两。3分钱一天的小菜钱，只买得南瓜。所以近来士兵生活感觉得不安，当时有一句口号：‘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可以概见士兵的情形。这个经济问题，要算红军中最困难的问题，也就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也说：“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的工农生活好。现在军中的生活则相反，恐怕什么人的生活都很少有红军这样坏的。因为现洋缺乏，每天每人五分大洋的伙食钱（米归地方供给），时常难乎为继。‘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士兵的谚语，表示了他们的苦楚，耐得苦，比第四军更耐得苦的恐怕也少了。”
然而，尽管生活如此艰苦，毛泽东和前委靠着军队中的民主主义，官长和士兵一样苦，所以，战士们都知道是为自己而吃苦，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怨言。“相反，战士们对这种艰苦生活表现很乐观，部队的情绪特别高。战士们说：‘打倒国民党，天天南瓜汤。’战士们还唱着：‘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
更令人感动的是，红军战士不但没有被这困难所吓倒，而且把“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这句话倒过来，成为“天天吃南瓜，打倒资本家”的战斗口号。“当时，我们有个口号是：‘天天吃南瓜，打倒资本家！’这个口号很能鼓舞战士的斗志，使同志们认识到，没有粮食吃，我们可以吃菜充饥，一样去消灭国民党。这个口号，我们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都用上了。后来在长征路上，过雪山、草地，有时讲一讲在井冈山吃南瓜的艰苦日子是怎么过的，用来教育部队，部队听了士气特别高，不感到困难。”
红军，正是靠着这种意志、这种精神，才艰难困苦而不溃散。
红军对于边界战争环境中的艰难困苦，是习以为常的。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虽得了棉花，还缺少布，竟不知何日才能解决。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大家又都懂得是‘为了无产阶级而苦’，因此又不怨恨什么人。虽然如此，经济问题始终是很严重的。”
“好在苦惯了。”乍一听，语气极为平淡，细细推究，其中包含着多少艰辛。当年，红军战士历尽了人间三大苦：一是打仗苦。打仗是很艰苦的事。当时，“边界的斗争，几乎完全成了军事的斗争，因此党与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应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军中与地方各级党部每日议事程序中重要项目，打仗成了日常生活。”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二是伤病苦。“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及其他原因，病的很多。药品及医生之缺乏，问题很大。”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三是衣食苦。对此，曾志回忆说：“我们后方留守处100来人差不多天天吃的都是辣椒干拌盐泡的汤，好的时候才能吃点南瓜，那时能吃上南瓜，就像吃肉一样。所以当时红军战士有个歌谣：‘红米饭，南瓜汤，吃起来，喷喷香！’这是红军战士对美味的南瓜，出自内心的颂扬。在山上，穿的、盖的比吃的更困难。8月的井冈山经常细雨蒙蒙，浓雾重重，空气潮湿而寒冷。我们就用剥下的杉树皮，铺在地上当床板，盖的很少。我当时有一床夹被子，算是很不错了。有的同志连夹被都没有，就用禾草往身上盖。为了抗冷，我们白天轮流到山上打柴，晚上就在屋子中间烧一堆火，大家围着火睡觉。我们穿的更是五花八门，穿什么的都有。”
“好在苦惯了”，好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军中领导从“我”苦起，将士一样苦。红军中官兵平等，从上到下一个样。当年，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曾提到一副反映红军官兵平等的对联，联云：“红军中官兵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这副对联至今还保存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的石柱上，闪耀着不灭的光辉。
尤其令人感怀至深的是，当年的红四军军长朱德竟与“伙”一样，衣冠普通，鞋履褴褛。这一点，陈毅在上述报告亦有记载：“红军的官兵，物质享受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分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初看见顶顶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头，同时到现在伙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诨号。”
正因为如此，“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却很少听到有人叫苦发牢骚。这是因为有革命的信念革命的热情，激励着每个人。”“我们在井冈山的岁月中，从毛党代表起，官兵的生活都是一样的。每天吃的是南瓜和红米，有时红米都吃不上，只吃到南瓜；每人每天只有5分大洋的油盐菜钱，有时连油盐都吃不上。由此可以想见，那时我们的生活是多么艰苦。但是，同志们对于井冈山的艰苦斗争是有信心的，我们的心情都是愉快的。”
为了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渡过由经济封锁而造成的严重的困难和危机，毛泽东和边界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反经济封锁的斗争。
1.开办红色圩场。
1928年5月下旬，毛泽东和边界党指示宁冈县委在大陇筹办红色圩场，开辟赤白贸易线。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在7月15日开圩。大陇红色圩场的开办，有力地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输出与紧缺物资的输入，沟通了赤白贸易，缓解了经济危机。
2.设立公卖处。
针对着经济封锁影响中间阶级的情况，同时考虑到“因为这种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农阶级及红军亦恐有耐不住之时”的缘故，1928年5月，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毛泽东及边界党即指示在茨坪办起了公卖处，用打土豪筹得的一部分款子，买回一批东西放在公卖处出售。同时，还在大陇圩场由大陇区政府办起了自己的公营商店，直接为群众排忧解难。
3.成立竹木委员会。
1928年底，边界工农兵政府在红色区域内设立了竹木委员会，有计划地组织人力，通过各种渠道向白区输出根据地盛产的竹、木、油、茶等，建立起赤白贸易线，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
4.开展群众性的熬硝盐运动。
当时，盐是最为“奇缺”的物资，少得连红军医院里对伤员净洗伤口的盐都缺乏。为此，边界党根据群众经验，将一些老房子的墙根土挖出来，用水浸泡，再用泡过的水来熬硝盐。这样的盐，虽然又苦又涩，但比没有一点盐、长期不食盐引起浮肿好多了。
由于这些措施的得当有力，有效地活跃了井冈山根据地的经济，缓解了敌人经济封锁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从而打破了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残酷的经济封锁。
为了进一步打破湘赣两省敌军严酷的经济封锁，解决红军的给养，活跃边界的经济，毛泽东和边界党领导边界军民在井冈山上井村创办了一个造币厂。
上井造币厂是在1928年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以后，在边界原有的“谢氏造币厂”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
20年代初，广东龙川县有个银匠世家，在兵荒马乱中，兄弟谢荣珍，谢荣光（又叫谢火龙）等迁徙到江西遂川的五斗江避难，后又移居东坑村。谢氏兄弟不善务农，便利用造银器的特长，在东坑偷偷玩起了造“花边”之事。开始，不敢贸然从事，造一点用一点，靠此以假乱真，维持生计。后来，兄长去世，家当由其弟掌管。这谢火龙更为灵光胆大，他广收铜板，加以少量银质，造出了“银色铜”的假银元。派人成捆成担地挑到广东、湖南及江西等边远山区变售，竟获巨利。后来，官府发现谢氏造假银元，便下令取缔，并通缉谢火龙。谢又将“花边厂”移到永新县牛田村，继续生产，后终因官府查缉甚严，被迫停业。王佐拉起绿林军后，闻知此事，大胆把谢火龙接上山来，专造“花边”，以供绿林军用。毛泽东部上山后，便停造了。1928年5月下旬，袁文才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他目睹湘赣两省敌军的经济封锁造成的严重困难，想起王佐曾办了个“花边厂”。于是，请示毛泽东及边界特委同意后，重请谢火龙等当师傅，办起了造币厂。
花边厂——造币厂，几经沧桑，几经变迁，性质变了，规模大了，成为红军反封锁的一个重要单位，归属王佐的防务委员会直接领导。
造币厂设在上井村一位邹姓老表家，同时分别在黄洋界下的牛路坑及茨坪设立银元粗坯车间。生产扩大规模后，又从跟随秋收起义部队上山的水口山铅锡矿工人中抽调了部分战士充实到造币厂。说是造币厂，其实一切生产设备极其简陋，全是白手起家，沿用了乡间打铁的风箱、火炉、铁钳等，不同的是办了熔银器、冲压架，在厅堂中间架起了一个高1丈、宽6尺的硬木架，安放着一对重约500斤的花岗石，嵌入印模。下印模石固定在冲压架的下端中央，上印模石一头系上绳索，通过顶架滑轮，生产时一人将上印模石拔起，一人及时放上粗坯和溶好的白银液体；如此一放一拉，冲压成模，每开炉一次，生产“花边”四五百枚。
造币厂使用的原材料，主要是来源于打土豪所得的各种银质器具。花边印模是墨西哥版的“鹰洋”。为使这种银元与历代官府生产的“鹰洋”有所区别，造币厂工人在银元上凿上了个“工”字。因此，边界军民称作“工字银元”，意为工农兵银元。
“工”字银元流通到市场后，开始商人和群众感到很生疏，有点不敢用，因“工”字银元虽货真，系纯银，但技术方面毕竟比较粗糙。后来，经各级苏维埃政府大力宣传，广大群众和外地商人知道是红军工厂铸造的，又是纯银品，便纷纷使用。对此，当年红四军军需处长范树德回忆说：“我们曾经制造过银元，那种银元是用首饰上的银子，如银手镯、银戒指等为原料的，制造成的银元不是‘袁大头’，现在很多人未见过。它不是平的，是一个凹形的，用钢印打上‘工’、‘人’，或者‘七、八、九’等字样，我们将它等同于‘袁大头’发给部队去用。但在开始时，当地人民特别是根据地外的人看到这种银元生疏得很，在市场上使用很不习惯，有点不相信。但每经一些有财有势的人，比如地主打上一个字，这些人一见就说：这是真的银子，就可以在市面上流通。于是我们就广泛地进行宣传……慢慢地人民就相信了，后来当地人民对这种凹形银元很信得过。”
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军中领导非常重视造币厂的工作。1928年6月上旬，毛泽东、朱德等还陪同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视察了造币厂，鼓励工人们积极生产，强调提高“花边”质量。
此后，为了解决造币厂的银质原料，毛泽东命令部队每打下一处城镇、一家土豪，都要注意收集银器，交军需处备用。
1928年冬，湘赣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造币厂迁至大井的铁坑和下井的桶缸山，继续坚持生产。直至敌人占领井冈山后，工厂被破坏，才被迫停业。
上井造币厂虽然只存在半年时间，但它却有效地缓和了根据地的经济困境，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起了很大作用。井冈山时期“工”字银元的铸造和流通，成为中国新型人民货币的萌芽，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政权的强大经济生命力，为以后的中央苏区乃至后来的新中国货币制造提供了经验。
士兵委员会，是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期加强军队建设的一项创造，是红军民主主义制度化的具体运作形式。士兵委员会，是1927年9月底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前委在“三湾改编”时确立的，在长达一年多的艰苦岁月里，起了重大的作用。
1.“士委会”的性质与地位。
对此，杨开明在其当年的报告中是这样评述的：“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成立有一年的光景，士兵是军中的……它参加了军事管理，不过是在军事长官和党代表的指导之下的，而不是本行的机关。有了士委会而军中才有民众，官长有不是处，他们可以开会说话反对甚至处罚之（士委会官长也参加在内），有了士委会可以解决军中许多的麻烦问题，如经济公开（军中的经济由士兵委员会组织经济委员会管理之），可以知道官长士兵同等待遇，没有什么差别。管理上士委会可以负相当之责。有了士委会兵士都有工作的，如写标语，贴标语，发传单，演讲宣传，组织群众，由士委会督促自动地去干，比设政治部由政治部去督促的要强得多，士委会是由兵士选出代表由代表会议产生出之代表士兵利益的政治组织。”
（二）“士委会”的组织与任务。
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对此论述颇为详细：“四军士兵的组织，在军团营连均设士兵委员会，官兵同时为（即参加）士兵委员会，全连士兵选择5人至7人或9人为连士委执委，推主席1人；以全营人数按每5人举1人代表组成全营士兵代表会，推举11人至13人组织营士执委，推举1人为主席；按全团人数每10人举代表1人组织全团代表会，推举17人至19人组织团士委会，推举1人为主席；全军按30人或50人举1人代表组织全军代表会，选举19人至21人或23人组织军士执委，选1人为主席；军士执委选5人至7人为常委，团举5人至7人为常委，营举3人或5人为常委，连无常委机关，军团常委均设机关于政治部内日常办公，营常委不设机关。”
1928年4月下旬井冈山会师后，陈毅曾被推举担任红四军的军级士兵委员会主任。
各级士兵委员会的任务是：“（1）参加军队管理；（2）维持红军纪律；（3）监督军队的经济；（4）作群众运动；（5）作士兵政治教育。”
3.“士委会”与军事机关的关系。
“士委与军事机关的关系，士委只能对于某个问题建议或质问，而不能直接去干涉或处理，士委开会须由党代表参加，等于一个政治顾问的性质，在非常时期党代表可以解散士委，或不准其开会，另诉诸士委代表会。”可见，士委会在组织上是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的。1928年“八月失败”，就是7月间个别士委会脱离党的领导，私下开会决定前往湘南，造成失败，士委会是有一定责任的。
由于士兵委员会参与军队管理，代表士兵利益，因之在军中享有一定权力。在当时不少军队干部来自旧军队，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严重的情况下，士委会曾与之作斗争，维护了士兵权益，起了很好的作用。加之直接参与军队经济管理，使之经济公开，从而让广大的兵士都感觉到红四军与旧军队不同，虽然“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又如此苦战不息，仍然维持不疲者，党的作用之外，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之实行”。这种“彻底的民权主义”的实行，主要是通过“士委会”表现出来的。
“士委会”的设置与健全，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区别红军与白军的重要标志。它对推广军内民主，反对军阀主义，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与士兵的关系，对瓦解敌军，粉碎敌人军事和经济的“会剿”，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因之，毛泽东评述道：“所以在这样苦的生活中，这样激烈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团都有了士委会，其职务是监督官长，代表士兵利益，参加军队管理，对内（军队内）做政治训练，对外做民众运动，士兵委员会健全了，可以不要政治部，工作人员都可以纳入士兵委员会机关里工作，比另设政治部好。”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