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斗争时期，湘赣边界特委的组织关系是隶属于中共湖南、江西两省委双重领导的，大政方针须请示两省省委，只要两方中的一方点头首肯，才算合法，才能实施。
为此，毛泽东曾多次向中共湖南、江西省委报告，陈述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的计划。据1928年5月2日毛泽东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的名义在永新写给中央的报告记载：“两省边界距离仅十余里，两省省委历次管不到手，因同志的努力，党的组织活动都在天天发展中。但从三月间周鲁同志（湘南特委代表）来宁冈取消前委后，顿失中心，各自为政，起不良之现象。去年十二月前委会即有建议组织边界特委，湘省委及中央最好另派得力同志来做书记，事实上毛同志任军中工作很难兼职……现于吉安来信之后，大家意思即把特委组织起来，你认为如何？听兄处明示。组织一定任组织，这以宁冈为中心、罗霄山脉政权之建立，党之强有力，军力去造就实在湘赣两省之革命根据〈地〉之一。此理毛同志等业已累次呈明在案，由湘南特委转湖南省委转中央，多久未见奉准驳明文，间从安源市委来信中偶有湖南省委已核准的话，但并非省委明示。”
对于毛泽东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湖南省委的态度究竟如何？从现存的历史文献看，湖南省委是明确表示过同意的。1928年第一号所载《湖南省委来信》给毛部的指示说：“兄处部队几月来转战数千里，急需得一相当的时期休息与整理。如常此争城夺池飘泊不定，完全是土匪式的流寇行为，极须加以纠正。目前应积极的，更加深入赣西、茶陵一带的斗争，造成群众的割据，作军事的大本营。因此，目前根据地的所得，在事实上万分必要。不过这个军事大本营的造成，要在深入发动广大群众的基础上面。我们的意见，目前兄处应以宁冈做军事大本营，与赣西湘东茶陵一带均互联络也！”可见湖南省委对毛泽东和边界党所呈报告，给予了明确同意的表态性答复。
还有，1928年6月19日，《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湘赣特委及红四军军委的信》中又说：“以罗霄山脉为根据地的计划，省委完全同意，而且前信亦如此指示。兄处应根据上列各项的指示积极的发展罗霄山脉周围各县的暴动，造成以工农为主力的割据局面。”
中共湖南省委的这两次来信，明确表态“完全同意”湘赣边特委关于“以宁冈为大本营的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这对当时的边界斗争应该说是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的。但是，湖南省委的这种观念却并不牢固，对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主张也不坚定。因此，当指示信发出一星期后，即1928年6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就改变了主张，并派代表杜修经、杨开明双双来到边界，指令红四军离开大本营，“立即向湘南发展”，“留下二百条枪”，主力“杀出一条血路，向湘南资兴、耒阳、永兴、郴州一带发展”，“以造成四县的乡村割据，对衡阳取包围形势”，而且要“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声称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省委在指示信中还要求“泽东须随军出发”，特“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以改变湘赣边特委领导，敦促执行省委指示。
对于湖南省委的这种指令性的强硬指示，毛泽东及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很不理解、很为难。因之，毛泽东说：“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来，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枝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于是，当第二次信到时，边界特委、军委同湖南省委代表之间产生了一场激烈而又微妙的斗争。
红四军是留在大本营坚持斗争，还是按照湖南省委的指示兵下湘南？在这关系到红军和根据地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于6月30日晚上在永新县城商会楼中，召开了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四军军长朱德，军委书记陈毅，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团党代表龚楚，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团党代表何挺颖；特委委员宛希先、谭震林；永新县委刘真、王怀、刘作述、贺敏学、贺子珍等。6月30日同时抵达永新的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杜修经也参加了会议。共约20余人。《贺敏学同志的回忆》、《龙开富同志的回忆》。内部采访资料。
20多位刚烈男儿围桌而坐。会场上烟雾缭绕，气氛十分压抑。此时已是南方盛夏之际，不少人汗流涔涔。
会上，首先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传达了湖南省委6月26日的指示。杜修经解释了省委为何决定要向湘南发展的“理由”：因为中央把湘、鄂、粤、赣四省列为全国革命的中心，湖南是四省的中心，而湘南又是湖南革命的中心。只要整个湖南的局势迅猛地向前发展，就可以促进全国革命的总爆发。
这显然是过高地估计了革命的形势和我们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湖南敌人的势力，是一种盲目乐观和十分有害的“左”倾观点。大家听后纷纷发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朱德、陈毅、王尔琢等都认为：四军主力去了湘南，留下的200多条枪，难以担负保卫边界的任务，根据地将会重蹈“三月失败”的覆辙。因此，四军主力不能去湘南，而应继续留在边界工作，创造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他们请求湖南省委重新考虑，收回成命。
杜修经、袁德生则强调：这是湖南省委的决定，下级应服从上级，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
毛泽东据理陈述了四军主力不能去湘南的理由，认为，去湘南有百弊而无一利：第一，目前敌人仍处暂时稳定时期，湘敌势力强大，四军前去，必将是“虎落平阳被犬欺”；第二，四军刚刚按湖南省委的上次指示安顿下来，深入土地革命，大力宣传群众，各县的群众均已起来，不能离开边界；第三，湘南的经济已破产，不及边界筹款容易；第四，伤病员太多，移师会造成人心不安；第五，不去湘南非保守观念，而正是借如今的形势，矫正过去不太重视营造根据地中心区域坚实基础的缺点；第六，宁冈地势好，只要政策得当，完全可以与敌人进行长期的斗争。因此，毛泽东建议以四军军委、边界特委名义起草一份报告，说明不能执行湖南省委指示的理由，请省委重新考虑。
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获得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
杜修经、袁德生见边界的同志意见一致，颇为坚决，只好同意会议的主张。于是，联席会议最后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指示，四军继续留在湘赣边界活动，深入各县工作，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永新联席会议上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同湖南省委错误主张的抗争，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场和革命风格。
永新联席会议后的第五天，即7月4日，毛泽东独坐在永新商会的一盏油灯前，代表边界特委和四军军委起草向湖南省委陈述红四军不去湘南的报告，建议省委收回成命。这是一个下级公然抵制上级省委决定的报告，在党内尚属首次；因此，毛泽东显得格外谨慎。这种“抗命”报告，必须讲究策略，讲究分寸，周密思考，仔细运笔。他写道：
湖南省委：
袁、杜二同志于六月三十日同时抵永新，所携省委通告及中央对湖南工作决议案均悉。
在省委两信中所指示的前后颇不同，前者要我们继续建设罗霄山脉中段各县政权以为军事根据地，不更变一个月前中央及省委的指示。后者要我们于攻永新后，冲往湘南以避敌人“会剿”及解决经济上之困难。此间六月二十三日击溃杨池生后，四军已大部来永新，向莲花、安福及吉安之西南端游击，筹款并发起暴动。即于六月三十日夜上由特委、军委、永新县委开联席会议讨论省委来信，袁、杜二同志皆参加，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
毛泽东根据联席会上的发言和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以及湘赣两省敌军力量的对比，据理陈述建设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重要意义和四军不去湘南的主要理由，说理论理，绵密周至。
他列举了六条理由：
（一）在四军本身有许多习于流寇式的生活，极不喜住定一处艰苦的做群众斗争工作，充满红军冒险的遗毒。近一月来经多方洗刷，同时永新、宁冈二县群众已普遍起来，他们才渐渐死了心，懂得中央及省委上次主张建设宁冈大本营的政策是对的。如现在又马上改变，使四军重新走入转徙游动的道路，四军之改造必更困难。前次省委来信指出四军转战千里，近于流寇，必须择地休息以资改造。此意非常正确，正在遵照执行，不宜轻率变动。
（二）在敌情方面，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赣敌被我连败四次，其胆已裂，且受我释放俘虏影响，军心大摇。计尚能作战者仅王均之第七师，一师与一团驻萍乡，二团分驻九江、南昌，料其难于抽调，抽调来攻，亦用适当武略战而胜之。湘敌则不然，与我交手在五六次以上，仅能将其小部击退，而敌毫无所损，顽强如故。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现在湘南敌军计有桂系两师，二十一军，向成杰一军（三千枪），许克祥一师，吴尚一军，敌力大于赣西七八倍。我军纵可胜向、许，决无法胜吴、桂。我军一去，马上在吴、桂、向、许的包围中，有立被消灭之虞，此点省委似未曾虑及。
这里，毛泽东以婉转的口气毫不客气又很有说服力地批评了湖南省委的主观臆断，一针见血，有理有节。
毛泽东接着写道：
（三）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
红四军由于离开宁冈大本营，后来果然招致“八月失败”，足见毛泽东的先见之明。可当时又担心上级指责保守，于是，笔锋一转：
（四）此种主张绝非保守观念。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我们此刻力矫此病，一面为军事建立一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现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日有进步，并向莲花、安福及吉安西南端推进，深入土地革命，创造地方武装，再能有一些功夫，敌人再来进攻，颇有胜的把握。
（五）从经济上说，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菜金节俭需要现洋七百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部自二月抵耒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问题，乃是绝对的不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问题，只有在湘赣边才有法想。
（六）伤兵增到五百，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可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
毛泽东把理由摆足，最后阐明了联席会议的立场：
根据以上六种实际理由，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以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一俟此间基础略固，外面有机可乘，四军自可出茶、攸、醴、浏参加湘省之总暴动。至此时与湘南通讯息，当竭力设法做到，以期彼此呼应，互为犄角。
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关于军队与地方详细报告，容后奉呈。
毛泽东上书陈言，有胆有识，有理有节，洋洋洒洒，匠心独具。然而，他未料到，有人置若罔闻，一意孤行。结果，红军和根据地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毛泽东上书陈言的第三天，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出毛泽东所料，湘敌吴尚第八军按湘赣两省敌军于7月7日“会剿”井冈山根据地的协约，乘我红四军主力远在永新、宁冈空虚之机，发动进攻了。
7月4日，吴尚以第一、第二两个师从茶陵、酃县侵入宁冈。宁冈，顿时处于一片刀光剑影之中。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红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等率三十二团和宁冈赤卫队、暴动队一起上阵，在睦村、河桥、砻市一带组成多道铁网，四面骚扰，坚壁清野，阻击敌军。但是，一个三十二团与地方武装毕竟不是敌正规军两个师的对手。7月9日，敌人突破砻市防线，向新城推进，意欲与赣敌第六军胡文斗部和第九师杨池生部会合，在永新南北夹击朱毛红军。
正在永新的毛泽东接到了宁冈告急的报告。
军情紧急。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一团主力，应召火速赶回永新，相机应敌。
红四军军委当即决定：二十八、二十九团回宁冈解危，三十一团在永新阻击来自吉安方向的赣敌。未料，我军棋慢一着，二十八、二十九团从间道出击不及，与湘敌在永新新源咀错道而过。湘敌闻我主力已归，恐有所失，匆匆向莲花前进。朱德、陈毅、王尔琢当即决断，率部挥戈西进，袭击湘敌老巢——酃县、茶陵，迫使敌人回援后方，放弃“会剿”。
7月12日，红二十八、二十九团攻克酃县。
湘敌果然害怕，于14日急穿永新退回茶陵。湘敌刚退，赣敌王均、金汉鼎部5个团、胡文斗6个团，共11个团进入永新。
朱德率红军大队攻克酃县后，本计划再攻茶陵。但此时，湘敌已退驻茶陵，赣敌重兵又集聚永新，三十一团面临严重威胁。于是，朱德、陈毅等决定率红军大队折回宁冈，增援永新。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当红军大队进至酃县时，一场意外的变故发生了。
7月12日晚，红二十九团借口湖南省委有要四军去湘南的命令，竟瞒着军委和上级长官，私下召开士兵委员会，决定13日开往湘南！而且，“私下找好带路的人，出动的时间都决定了”。
朱德、陈毅闻讯后，连夜找来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询问情况，当即指示连夜加紧做工作，制止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事件发生。并且，连夜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派人急送永新。
红二十九团系湘南宜章农军组成。自1928年“年关暴动”至今，近大半年时间了，很多人存在着浓烈的思乡情绪。永新联席会议后，得知湖南省委要四军前往湘南，欣喜一时变成了狂热，在乡土观念的驱使下，发生了12日晚上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私决回乡的严重变故。
13日，王尔琢、胡少海向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传达了军委要红军大队回永新增援的命令。是日，部队一失以往的雄风，懒懒散散，士气低落。二十九团要求回湘南的情绪依然很重，二十八团官兵则也不愿回永新，提出要去赣南。
军心涣散，乃兵家之大忌。对此，朱德、陈毅等都觉得很棘手。正在焦急之时，毛泽东派茶陵县委书记飞马传信赶到酃县。毛泽东在信中坚持永新联席会议的态度，要朱德、陈毅说服部队，不要去湘南，坚持边界斗争。
朱德、陈毅、王尔琢都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为说服部队，朱德在酃县洣泉书院外，向部队讲了话。他说：“弟兄们，毛委员在永新派人给我们飞马传信了！现在永新吃紧，我们要回兵永新！至于湘南，我们是要去的，但现在不能去。二十九团的同志们想‘打回老家去’看看，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宜章、郴州敌情不明，不知道有多少敌人。我们闹革命，是全国性的革命。我们打土豪也不是打一省一县的土豪，我们要打全国的土豪！我们要消灭反动派，也并不是消灭哪一省哪一县的反动派，我们要消灭全国的反动派！”但军长朱德的这番讲话，二十九团官兵都听不进去。会场上又闹了半天，“朱德同志三劝四劝也不行”，二十九团战士仍叫嚷着“我们自己指挥自己”，“杀回老家去”。
“军队当时的负责同志都感觉到非常棘手，后来经过千言万语的解释，说暂时回去解了井冈之危，再行回湘南不迟，勉强将军队开出，十四号由酃县城开至沔渡（酃县境内到宁冈路），走了一天只走了三十里，兵士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凌乱，军心涣散。”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
朱德、陈毅感到事态严重。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太严重了！但对士兵们又不能威迫，真是为难极了。
15日，朱德、陈毅在酃县沔渡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做说服工作。随军一起行动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非但不出面工作，反而“导扬其焰”，怂恿二十九团去湘南。在两种意见争持不休的情况下，陈毅只好提议派人回宁冈请示一下毛泽东再作定夺。杜修经当即自告奋勇前往宁冈。散会时，龚楚竟对杜修经说：“等你一天，你不来，我们就走了！”龚楚身为二十九团党代表，非但不协助朱德做工作，反而成了“回湘南的主角”，到了目无组织、头脑发昏的地步了！
事情偏不凑巧。当杜修经飞马赶到宁冈茅坪时，毛泽东却到永新去了。杜修经只见到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杨开明听后，不假思索，就表态说：“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
于是，杜修经连夜赶回酃县沔渡。士兵们见他回来，纷纷问他，“走不走？”杜修经手一扬：“走！”
朱德、陈毅等人闻知，知道再劝阻也无用了。为顺应军心，避免红军大队分裂和走上极端之路，同时也担心二十九团孤军深入，有被敌击破之虞，同意让二十八团一同前往，出击湘南。这是在当时特定的突发性变故的环境中作出的决定。
7月17日，红军大队由酃县沔渡出发，冒进湘南。
红军大队离开沔渡后，二十九团回乡心切，行军如飞，日行100多里，一口气走到水口宿营。
二十八团紧追不舍。二十八团是南昌起义部队，他们本来不想去湘南的，但也不想去永新，他们提出想去赣南。如今，奉了朱德军长和军委之命，为保护二十九团，才去湘南。他们对二十九团竭力坚持回湘南的表现，觉得有点反常，说回去增援永新，一天才走30里，说回湘南就日行130里，真是不可思议。
得知红军大队离开边界前去湘南的消息，毛泽东觉得事态严重。他立即又写了封长信，派人急追，力图把红军大队拉回来。送信人追到水口时才赶上红军大队。朱德、陈毅等阅信后，在水口又召开了一个连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杜修经主持，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胡少海、龚楚等都参加了。会议的主题仍然是回边界还是去湘南的问题。
会上，朱德、陈毅、王尔琢等还是维护毛泽东的意见，力主回边界，但杜修经、龚楚等则坚持去湘南。王尔琢气得与杜修经顶撞起来，杜修经竟反讥说：“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口气极为强硬，弄得会议不欢而散。
第二天一大早，二十九团仍然向湘南移动，二十八团随后跟进。因为沔渡会议后，杜修经曾去请示过边界特委，有过特委书记杨开明认可的话，何况杜修经是湖南省委的代表，竭力坚持省委“向湘南发展”的意见，如今，大队已远离井冈山根据地了，二十八团更是无可奈何，只好跟着二十九团向湘南进发了。
二十八团的这种困惑，可以想见；而朱德作为一军之长，则有着更多的困扰和隐忧。
因为，朱德知道驻守湘南重镇郴州的敌方军队是范石生的十六军。他担心四军与范部交火。朱德与范石生是当年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后又一起参加了蔡锷领导的反袁护国军，两人虽信仰不同，各事其主，但私交甚笃。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在潮汕失败后，朱德率南昌起义余部转战千里，在危难之际，曾得到范石生的真诚帮助。范石生给朱部解决了弹药装备及军饷等军需物资，朱部才得以渡过难关。后来，蒋介石电令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解决朱部，范石生又偷偷地将消息透露给朱德，让朱德率部脱离险境，还赠送几万元现洋给朱部充作军饷，尔后工农革命军才折向韶关，到了湘南。如今，红军大队前往湘南，攻打的对象会不会是昔日的友军范石生呢？如果不是，固然为好，如果是的话，岂不落个不讲义气、忘恩负义的恶名？
对于这段交往，杜修经是不知道的，而陈毅、王尔琢知道，得到过范石生资助的二十八团官兵也知道。这怎么能不让朱德和二十八团官兵困惑呢！
红军主力被迫向郴州进发。
郴州，是湘南的重镇，为国民党专署驻地，也是湘粤赣三省的交通枢纽。
“从酃县出发到郴州，那时真叫归心似箭，像苦媳妇久别回娘家，脚杆子特别硬，三步交作两步走。”7月23日，红军大队兵临郴州城外的鸦市坪。
24日，部队到鸦市坪的第二天，一大早，红二十九团官兵不知是复仇心切，还是欲抢头功，连敌情也没有侦察、研究，便开始了进攻。本来，红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意欲等朱军长他们到来再行动，可杜修经却声色俱厉地说：“还等什么！范石生部是国民党军，我们是共产党，放着敌人不打，还革什么命！”
在上、下两头热的情况下，胡少海掌握不住了，只好下达攻击命令。及至朱德、陈毅、王尔琢赶到鸦市坪时，战斗已经打响了。
战斗片刻后，才知道驻守郴州的果然是范石生的部队——第十六军四十六师的一个补充团。
怎么办？朱德想起当时在汝城与范石生离别时，范石生说的一句话：“玉楷兄，此去一别，好自珍重。今后我们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朱德犹豫了。随即，他对杜修经、胡少海说：“范石生部是友军，过去曾接济过我们，和我们搞过统一战线，不能打。”
这时候，没有一点战略观念和统战思想的杜修经却说：“已经打响了，就打吧！”
在这位权高位重的湖南省委代表面前，朱德左右为难。打，对不住范石生和友军；不打，难以说服杜修经和二十九团官兵。权衡再三，出于执行湖南省委指令的考虑，为了红军的利益，他违背了自己的意愿。
一场不该打的战斗开始了。当时的部署是：二十九团以进攻牙石桥为目标，二十八团以进攻苏仙桥为目标，一个个精神抖擞，向郴州城发起了激烈的进攻。
谁知，一场灭顶之灾发生了，红军兵败湘南！
驻守郴州的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四十六师师长张浩，被红军的突然袭击打懵了。他知道前来进攻的部队是朱德的红四军，也知道朱与范石生的关系与旧约，自认为红军的进攻，是朱部路过郴州，碍于国共两党的原因做个样子的，于是下令补充团退守。
补充团不战自退。二十九团不知内情，以为是守敌怯战，于是愈加勇猛冲击。一时，枪弹如雨，遮天蔽地，补充团的士兵一片片倒下。
二十九团的勇猛冲击，把张浩气坏了，欲请示范石生，范又到广州去了。这位年轻刚烈的师长，面对着部属的请求和士兵的伤亡，当即下令驻守在苏仙桥的四个团从城北向县城逼进。
此时，红二十九团已攻入郴州。“二十九团在四军中枪枝虽较少，作战能力颇强，党亦较好，可是这一次党完全失去了作用。”入城后，战士们疯狂地东奔西跑，不少人私自离开战斗群体，上街理发、吃东西去了。傍晚时分，敌军开始反扑，二十九团腹背受敌，情势非常危急。
朱德、陈毅、王尔琢闻报，急令红二十八团赶来增援，挡住了从苏仙桥方向往县城反扑的敌军。战斗打得很激烈，红军伤亡很大。面对着数倍于我的敌人，硬顶下去是要吃亏的，于是朱德等发出了边打边撤往资兴的命令。
当红军大队退到郴州的东江时，一清点人数，二十九团千余人的队伍仅剩100多人，建制被打掉了。只有胡少海、龚楚带了一二十个通讯人员和特务连少许人返回，建制稍完全一点的是萧克带领的一个连（六七十人）。二十八团也有些损失，但基本队伍完好，建制健全。
红二十九团垮了，几乎全团覆灭。见到这种情状，团长胡少海痛苦流泪，党代表龚楚却不以为然。后来得知：红二十九团从城里突围出来时，一部分人员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在乐昌被土匪胡凤璋部消灭；一部分散落在郴州、宜章各地，“不知所终”。
对于这段历史，亲历者萧克回忆说：
“7月24日打下郴州，二十八团住在城北边，二十九团住在城南边。将近黄昏，范石生的部队从北面来反攻，同二十八团打，二十九团一听到打枪就往南面走，老小和行李担、伙食担，夹在部队里乱跑，走出二三里路队伍还是不停。我看情况不对，二十八团在打仗，二十九团怎么不去增援，反而往南跑？不像行军样子。因此，我就叫我们这个连坐着，不要走动。这个连还比较整齐，只走散一些。北面二十八团还在打。我想军部没有命令去宜章，是听到北面打枪带着很大的盲目性向南乱跑的，思想向南好回家。我就带着这个连往回走。走到晚上8、9点钟，二十八团正向东面来的路上撤退，我们就跟着二十八团往东走。第二天，退到郴州的东江。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带着传令排也来了。因为队伍掌握不住，去湘南时这个团有1000多人，陆续回来的不过100人左右。胡少海只带了一二十个通讯员和特务连一部分加上些勤务人员。我那个连有六七十人，45支枪。这样，二十九团余下来的全部一共只有100多人，八九十条枪。其余的往宜章方向走，后来听说都溃散了。”
郴州一战，我军“先胜后败，撤出战斗”，损失惨重。红二十九团从此不复存在。此事史称“八月失败”。
在红军主力兵败湘南的同时，边界遭致极大损失。
8月上旬，由于红军主力远征湘南，赣敌依仗强大军力和精良武器，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在此严峻形势下，为保存实力，红三十一团不得不退入永新的小江山区，红三十二团和各县地方武装，也分别退入山区，坚持游击斗争。一时，赣敌相继占领永新，随后又占领莲花、宁冈，根据地的范围迅速缩小，仅拥有宁冈的西区和北区，永新北乡的天龙区、西乡的小西江区、南乡的万年山区，莲花的上西区，酃县的青石岗区和大院区，以及遂川的大小五井山区。边界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尽为敌踞。
敌正规军侵入根据地后，各县的保安队、挨户团、靖卫团继而为虎作伥，甚嚣尘上，对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实行了疯狂的报复，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白色恐怖遍及边界城乡。这时，边界党的组织和红色政权大部塌台，各种群众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在敌人的淫威下，富农分子和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挂起白带子，倒向地主豪绅一边，甚至带领白军进行烧杀。各地的土豪劣绅、“还乡团”乘机反扑，夺回农民已分得的田地，出现了“农民种田，地主割谷”的现象，整个边界笼罩着一片阴霾，恐怖至极。
在永新，永新大土豪恶霸、保安队长龙镜泉带领大股白匪，于8月上旬的一天下午，从永新县城一直杀到田镇，又从浬田镇经南城直扑塘边村，将塘边、大屋、杨皂树下、新岭背等村庄烧成一片火海。仅塘边一处就烧毁房屋48幢，祠堂11幢，许多来不及转移的老弱病残群众均惨遭杀害。
宁冈，更是承受了空前的灾难。因为宁冈是红军的大本营，根据地的腹心，敌人对宁冈的报复与烧杀尤为猛烈。湖南的国民党军从酃县进入宁冈，把睦村、上寨一带80多幢民房烧毁；赣敌到来时，一次就把坝上村300余间房子烧尽；大陇、乔林、天坪一带半数以上的房屋被焚；古城西源村是个3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被敌人烧为平地，130多人有40多人遭杀害；茅坪的葛藤坪，20多户人家全被烧毁。据宁冈当年的老苏区干部苏兰春、谢合斌、胡洪秀、凌登云、龙云芳等回忆统计，在“八月失败”中，宁冈被杀人数达942人，坐牢229人，随军外出113人，阵亡117人，损失枪支48支，土炮49门，鸟铳396支。国民党军和当地的反动武装、豪绅地主对宁冈人民实行焚烧政策外，还使用了吊打、火烙、水牢、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蜘蛛上壁（四肢钉在墙上）、倒挂金钩、活割剖腹、挖心肝、点天灯（肚子上挖个洞，点灯烧）等十多种惨无人道的刑法。古城二区宣传委员谢冲波和东源乡干部邓海波，在“八月失败”前后去执行一项侦察任务，不幸被地方反动武装抓住，受尽敌人严刑拷打，至死拒不投降。敌人把他们押在新城西门外，割去他们的鼻子进行逼供。他俩痛骂敌人，敌人又割去他俩的耳朵、舌头，直至将他们活活折磨而死。
这样的例子在边界各县都有发生，惨不忍睹，不胜枚举。
红军主力在湘南的失败，边界的失陷与受难，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在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必须注重根据地的创造与巩固，不能采取分兵冒进的政策。
对于边界的“八月失败”，当年的关键人物杜修经，在半个世纪之后曾写下沉痛的忏悔之言。他说：“正当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却破坏了这一事业，造成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使年轻的红军损失一半，边界政权尽失，被杀之人，被焚之屋，难以数计，几毁中国革命的根基，其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的凯歌声中，重忆‘八月失败’的经过及其先后，我仍是内疚之深，寝食难安！”杜修经所言倒属恳切，自责之情溢于言表。
“八月失败”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一次重大挫折。
“八月失败”的发生，萧克认为是“上下错误倾向合流”的结果。这一观点很有见地，耐人寻味。
在此，我们不妨剖析、阐发一下“上下错误倾向合流”的主要史实：
1.上面的错误倾向。
主要表现在：
（1）省委有指令。1928年6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湘赣边特委的信中指令：“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要“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杀出一条血路，然后用全力向茶陵、攸县、酃县、安仁发展，以与湘东南暴动相联系”。这就为红军大队开往湘南提供了上级领导机关的政策依据和行动方针。
（2）杜修经的策动。杜修经为湖南省委特派巡视员、代表，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他“导扬其焰”，即“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朱德在1962年参观井冈山博物馆时说：“八月失败是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起主要作用”，这是有道理的。因为，（1）杜修经只知形式地、机械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虽然他在6月30日的永新联席会议上也同意了与会同志不去湘南的共同主张，但是，数天之后“又坚持省委意见”，变卦了；（2）在7月15日在沔渡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杜修经不仅“重提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而且认为攻打湘南“还是有利的”；（3）杜修经在主持水口连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来信时，仍然认为红军大队回边界“不能解井冈之危”，去打郴州还可“围魏救赵”。当王尔琢反驳他时，他竟以势压人，指着王尔琢吼道：“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4）当7月24日红军大队兵临郴州时，杜修经下令红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发起攻击，朱德赶到加以制止时，他坚持说：“已经打响了，就打吧！”这些都说明杜修经在冒进湘南的全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实在是“八月失败”的主要决策人物。
（3）杨开明的支持。杨开明是“八月失败”前夕由湖南省委派充湘赣边特委书记的。在分兵冒进湘南这一问题上，他是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支持杜修经的。当杜修经回来请示毛泽东和边界特委时，毛泽东不在，他却公然表态支持，说：“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从而，使红军大队去湘南有了特委的认可。
2.下面的错误倾向。
主要表现在：
（1）二十九团官兵回乡心切。他们“因政治动摇，欲回湘南家乡，不受约束”，竟瞒着军委召开士兵委员会，擅自决定去湘南，连带路人、出动时间都决定了，在朱德、陈毅等的劝说下，仍一味坚持去湘南，甚至提出“我们自己指挥自己”，表现出无组织无纪律的严重错误倾向。
（2）龚楚充当了“回湘南的主角”。他是红二十九团的党代表，却使该团党组织失去作用。据当年的二十九团老战士回忆，二十九团从龙源口战斗换上步枪后，部队日渐滋长骄傲轻敌情绪，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这时刚好湖南省委派来了一个代表杜修经（当时不知其名），我听一营党代表李光中到我们一连说，省委代表要我们部队回湘南去。这一来，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整个二十九团都传开了，上至团长，下至士兵、伙夫，都喜欢得很。团长胡少海，宜章人，团党代表龚楚，广东人，他们也想回家，尤其是龚楚，他是回湘南的主角，告诉各营党代表，并要他们告诉各连士兵委员会的负责人，造成非回湘南不可的声势，整个二十九团产生动摇归家的念头，有时还出现不听指挥的现象。”这样就使，整个二十九团党组织完全失去作用。当杜修经回宁冈找毛泽东商议时，龚楚对杜说：“等你一天，你不来，我们就走了。”可见龚楚当时简直到了目无组织，头脑发昏的地步。由于身为团党代表的龚楚如此，二十九团党组织才拢不住人心，官兵的思想情绪和极端行为无法遏止。
（3）胡少海也有过失。胡少海是红二十九团团长，在冒进湘南的军事行动中，态度暧昧，实际上是支持错误意见的。“团长胡少海，宜章人……也想回家。”他在几次会议和重要场合，没有出面支持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的正确主张，而是同杜修经、龚楚站在同一立场，致使团代表龚楚能为所欲为，杜修经有恃无恐。
（4）二十八团也不愿回永新增援。二十八团虽然是为了保护二十九团才跟着去了湘南，但二十八团却提出过要去赣南，也可见二十八团对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根基也不深，客观上助长了二十九团的军事行动。
正因为如此，上、下错误倾向的作用，红军大队冒进湘南便成为一种必然，造成失控局面而失败。
“八月失败”事发前，“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此事如何评析呢？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提及八月失败时曾写道：“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
这是前委书记毛泽东对军委的一个含蓄的批评。
当时的军委书记是陈毅。他和军长朱德一直跟随着红军大队。对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他俩为什么“未能加以阻止”呢？对这个问题，过去史学界一直是讳莫如深的。在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客观、公允地加以评析。
我们认为，在红军主力冒进湘南的过程中，军委和朱德确实做了许多劝阻工作，但阻止不力。朱德、陈毅一直是赞成毛泽东建设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不赞成湖南省委要求红四军“向湘南发展”的错误主张的。为此，在各种会议和场合中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千言万语的解释”，但“三劝四劝也不行”，劝阻无效。当红军大队在杜修经的鼓动、怂恿下进军湘南已成事实时，朱、陈为顺应军心，避免红军走向分裂和二十九团孤军作战为敌所算，被迫同意红军大队去湘南。这是在当时特定的环境和突发性变故中作出的决定。这种应变举措是可以理解的，不应看得过重。
我们持上述这种观点的主要史实依据有以下五点：
第一，在6月30日的永新联席会议上，朱德、陈毅是明确赞成毛泽东意见，反对冒进湘南的。
第二，当“异外的变故”发生时，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私下开会，擅自决定出击湘南的消息一传出，军委立即采取了措施，进行了劝阻工作。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曾这样记载：“朱德率领二十八、二十九团去酃县，一致收拾酃县，本因再攻茶陵，时永新已到赣敌，故又拟折回宁冈去永应援，岂知发生了一异外的变故：二十九团到酃后，因该团系湖南宜章农民，因不察边界生活之苦，借湖南省委有令去湖南之命令……突然于12号晚士兵纷纷开士委会，一不通知官长及党代表，竟决定13号由酃去湘南，私自找好带路的人，出动的时间都决定了。军委（四军党的最高机关）得讯即召集军委扩大会、兵士代表会，多方面解释阻止，无效。后又由朱德召集士兵演讲亦无效，他们总是要去，他们说官长如果不允许他们去，他们就缴了枪单身去。后来经过千言万语的解释，说暂时回去解了井冈之危，再行回湘南不迟，勉强将军队开动。”可见，事发后，军委开了扩大会、兵士代表会，朱德作了演讲，“经过千言万语的解释”，做了劝阻工作，“多方面解释阻止”，但无效。
第三，部队回沔渡后，朱德、陈毅针对当时的状况又召开了军委扩大会，并派杜修经回宁冈请示毛泽东定夺军事行动。对此，杨克敏记载道：“军至沔渡后，二十九团士兵，仍要求回去。军委看了这种情形，觉得如果勉强留住他们，不能作战也是无用，15号在沔渡又开过一次扩大会……”杜修经也回忆：“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沔渡，军委为了近日部队行军纪律松弛，召开了一个团以上的干部会，由朱德、陈毅主持，何长工、王尔琢、龚楚、胡少海等同志都参加了。会上提出要到湘南去，重提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但只觉得这个决定没有毛泽东同志参加，应征求他的意见，（军委）让我去特委找毛泽东同志商议后再行动。”可见军委和朱德在此时仍是持审慎态度的。
第四，红军大队至酃县水口时，军委再次对进击湘南问题召开会议讨论。“军至水口（酃县）复决定准二十九团回湘南去，同时恐怕二十九团单独回去，孤军奋斗为敌所算，乃复决定二十八团同去湘南。”此可看出军委的决定事出无奈，从保护二十九团计，红军大队才去了湘南。
第五，兵败郴州后，在桂东前委扩大会议上，军委和朱德毅然决定红军大队随毛泽东回师井冈山。这个会议上总结了“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杜修经的错误，决定红军大队重返井冈山，杜、龚两人留在湘南组织湘南特委，开展湘南工作。这时，杜修经提出：“是不是要陈毅同志也去（湘南）？”朱德听后大为恼火，说：“你硬是要把我们拉垮么？”这“硬要拉垮”几字，足见朱德的一贯态度。
因之，我们认为上述史实足可说明，军委和朱德在面临杜修经等三番五次将红军大队拉往湘南的过程中，是做了大量的劝阻工作的，只是劝阻不力无效而已。当然，“如果态度坚决，多做思想工作，说服干部战士，是可以挽回的。”如今，在研究井冈山斗争历史时，提出这个问题讨论，主要目的是为了弄清历史真相，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深究个人的历史责任。
“八月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据毛泽东的分析和历史文献的记述，可以归纳以下三个方面：
1.湖南省委对客观形势的错误估量和对军事行动的盲动主义，是“八月失败”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对此作了透彻的分析。他说：“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至于策略之所以错误，全在未曾把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清楚。有些同志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也主张分兵冒进，甚至主张只用赤卫队保卫大块地方，好像完全不知道敌人方面除了挨户团之外还有正式军队集中来打的一回事。在地方工作方面，则完全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的基础，不顾主观力量的可能，只图无限量的推广。他们的这种错误意见，就是今年八月湘赣边界失败以及同时红军第四军在湘南失败的根本原因。”
2.湖南省委代表的错误指令和导扬是“八月失败”的直接原因。
毛泽东认为，“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这个批评是十分中肯的。
3.当时红军大队本身存在着的不利因素和决策上的失误，也是“八月失败”的原因之一。
这些不利因素是：（1）红二十九团官兵动摇思家，失去战斗力；二十八团官兵虽不愿去湘南，但提出去赣南，也是右倾悲观情绪的表现，因而也影响了战斗力。（2）盛暑远征，兵力疲惫。（3）从酃县冒进数百里，同边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军。（4）湘南的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使这次行动变成单纯的军事冒险。（5）因为不明了敌情，使错误意见占了上风。（6）准备工作做得不好，官兵不了解此次作战的意义，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7）党组织未能发挥作用，甚至完全失去了作用。因此，产生决策上的失误，导致“八月失败”。
从“八月失败”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经验教训：
第一，要正确地估量形势，保持党组织的有力量和政策的不错误。正如毛泽东所说：“根据地建设还必须具备一个紧要的条件，这就是党的组织的有力量和他的政策的不错误。”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湖南省委错误指令的根源，就在于对形势的估量和政策上的失误。
第二，在敌人统治势力暂时稳定时期，不能分兵冒进，远离根据地。杨克敏在总结“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曾谈及这一点。他说：“这次失败的经验是：（1）在统治阶级稳定之时，军力切不可分开，分兵则为敌各个击破。假如此次二十八、二十九团不去湘南，则决不致遭这样的损失，而边界也不致如此失败；（2）在统治阶级暂时稳定之时，割据的扩大必须采取节节推进的政策，而不宜采取舍近就远的突进政策；（3）割据区域的深入工作为保持割据的根本要图，切不可只图扩大，而忽略了既得胜利的深入工作巩固。”毛泽东说：“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第三，必须加强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切实纠正军队中的小生产观念和极端民主化。“八月失败”中二十九团表现出的乡土观念和士兵委员会的自由主义倾向以致转向极端民主化的现象，都充分证明必须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为此，毛泽东深刻地提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当红军大队远离边界出击湘南后，边界的军事实力只剩下红三十一、三十二两个团。这时，占据永新城的湘敌吴尚第八军和赣敌王均第三军、金汉鼎部、胡文斗第六军共计11团，协同“会剿”根据地。为了保卫井冈山根据地，边界特委决定由袁文才率领红三十二团防守宁冈，毛泽东率领红三十一团以游击战争在永新困敌。
7月中旬，毛泽东在永新西乡召开了干部会议，把三十一团分成东、北、中三路，分别成立了行动委员会指挥这次行动：以第一营的第二、三连组成东路行委，毛泽覃为书记，陈毅安为指挥，在永新东乡活动；以第三营的第六、七连和第一营的第一连组成北路行委，宛希先为书记，伍中豪为指挥，在永新北乡活动；以团部特务连和第三营第九连组成中路行委，以何挺颖为书记，朱云卿为指挥，在永新城郊活动。中共永新县委动员了万余名革命群众，配合各路红军，参加袭扰敌人的军事行动。为及时了解掌握永新城内的敌军动态，还派谭震林在永新城内建立秘密军事交通站，收集传递军事情报。
在毛泽东的组织、领导下，第三十一团和永新数万革命群众，以四面游击的方式，日夜袭扰敌人，使敌寝食难安，将敌11个团之众的赣敌围困在永新城内及附近30里内达25天之久，坚决地遏制了敌人对根据地中心的推进。杨克敏记述这次困敌时说：“我们所占的优势是：（1）地势熟谙；（2）敌情较明；（3）以逸待劳；（4）历次败敌，敌畏我威；（5）每次作战都有群众参加，把军队杂在群众中去对付敌人，可以说得到群众的拥护；（6）采用游击的群众战术，军队与群众在敌前后左右，出没无常，扰乱敌人，使敌难以应付。敌人则完全反是，地势又不熟，我们的情形他全莫名其妙，又无群众帮助他们，士兵都惧怕我们作战的勇敢。所以我们得以极少的部队与多数倍于我们之敌周旋十余日至二十五日之久，敌终无奈我何。”
永新困敌体现了毛泽东非凡的胆略与杰出的军事指挥艺术，创造了红军游击战争史的奇观。
然而，红军大队在湘南失败的消息，及我根据地内的真实力量被敌探悉，敌人继而大举反攻。为保存有生力量，红三十一团主动退出战斗，转入山区进行游击斗争，赣敌于是进占永新、莲花、宁冈。
不久，赣敌忽然发生内讧，第六军胡文斗部6个团仓皇退出，随后与王均的第三军战于樟树。留下的赣敌5个团，亦仓皇退守永新城内。这时，如果我红军大队“不往湘南，击溃此敌，使割据地区推广至吉安、安福、萍乡，和平江浏阳衔接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尽管因红军大队远出湘南而丧失了破敌良机，赣敌胡文斗6个团退出根据地和金汉鼎5个团退守永新城内，即宣告了敌人第一次“会剿”的破产。
8月上旬，赣敌得悉红军主力远去湘南的消息后，又毫无顾忌地向根据地发起了猛攻。这时，红三十一团已退入永新山区。
为了挽救根据地的严重局势，毛泽东于8月中旬在永新西乡靠茶陵县境的九陂村，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军中宛希先、朱云卿、何挺颖、陈毅安，特委书记杨开明，永新地方党、军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总结永新困敌的经验，调整应敌对策。
会议开始不久，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又来到九陂，并带来了湖南省委给四军的一封指示信（即《给湘赣边特委的补充指示》）。《补充指示》提出：“红军向湘东发展的战略在目前形势下是绝对的正确，红四军应很迅速地毫不犹豫地取得萍（乡）、安（源），武装安源工人，建立赣边、湘东平江各区暴动的联系，与湘南暴动相呼应。”
对湖南省委的这封指示信，毛泽东感到十分气愤。后来，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记述道：“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
为此，毛泽东在会上曾大声反问袁德生：“既然省委认为湖南的局势异常高涨，那么，请问：湖南的工人运动怎么样？有无罢工？学生运动如何？有无罢课？白军工作如何？有无哗变？农民斗争如何？有无新的武装暴动？”
袁德生被问得哑口无言。因为他刚回去不久，省委又派他来了，对上述情况一无所知。
会议对湖南省委在不明了情况的前提下，一会指示往湘南、一会又指示往湘东的武断态度极为不满，认为边界只剩两个团，如果再去湘东，本来处于十分危险的边界将更加危险，因此会议决定不去湘东。
会议正在进行中，突然来了个叫贺礼昌的农民，是给红军大队挑伙食担子的。他给会议带回一个惊人的消息：红军大队兵败郴州，二十九团几乎全团覆灭！
会场的空气顿时像凝固了，大家无不惊色。毛泽东，这个坚强无比的伟人，都为之潸然流泪！
于是，会议主题为之一变。经紧急商议，决定由毛泽东亲率红三十一团第三营前往湘南迎还红军大队，留下红三十一团第一营、特务连会同红三十二团坚守井冈山。
湘南兵败的消息，连袁德生也感到意外；与会人员的慷慨言行，使这位省委特派员也为之动容，一改初衷，表示同意此举，不再提去湘东之事了。
九陂会议直开到深夜才结束。这个会议，很多党史著作未曾提及，对边界斗争来说，却事关重大。
九陂会议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亲率三十一团三营踏上了去湘南的征程。此时，8月骄阳，炎炎似火。毛泽东一行冒着酷暑，经三湾，穿茅坪，过大院，急速朝湘南桂东方向疾行，晓行夜宿，日行130多里。
毛泽东担心红军大队不回井冈山。一路上，对三十一团三营交待说，我们去迎回红军大队，不要讲他们的缺点，要严格遵守这一点，对他们采取团结和欢迎的态度，足见毛泽东的谋略与胸襟。
8月20日，毛泽东一行进入湖南桂东边境，即派出人员四处探询朱德部队。来时，贺礼昌只告诉说二十八团在桂东一带活动，可具体地点也说不清楚。经过四处打听，当地群众告知寨前圩一带有一支千余人的红军队伍。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即发信同朱德、陈毅联系，告之一二日内即可到桂东县城，望届时来县城会合。
8月23日，毛泽东率领的三十一团三营在桂东县城与朱德、陈毅率领的二十八团会合。毛泽东先见到杜修经，当即问道：“朱军长怎么样？朱军长还好吧？”见到陈毅时，紧紧拉着他的手，说：“这次来是同三十一团做了工作的，不讲二十八团的缺点，你可放心。打仗如下棋，下错一着棋马上就输，取得教训就行了。”
对这次在桂东会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记叙说：“大队已不在，我一团兵复疲惫不堪，乃决留一部分会同袁、王两部守井冈山，而由我率兵一部往桂东方向迎还大队。此时大队已由湘南退向桂东，八月二十三日我们在桂东得到会合。”
桂东会合时，毛泽东见到朱德、陈毅等军中领导，见到红二十八团主力损失不大，甚是高兴。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也十分高兴与感动。他们未曾想到，毛党代表亲自率兵来湘南寻找和迎接他们。一时，两团指战员纷纷互相祝好问安。
随后，毛泽东、朱德等军中领导商议，借这次会合之际，召开一次会议，认真总结红军大队冒进湘南的经验教训，议决今后的行动和工作。
8月23日当晚，毛泽东在桂东唐家大屋主持召开了二十八团、三十一团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宛希先、龚楚、杜修经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气氛很沉闷。湘南之行，前后仅一个月，就突然少了一个团，大家的心情都很伤感。一种共同的强烈的失落感袭上心头，指挥员们思念和怀恋着昔日二十九团的战友们。
毛泽东向朱德等通报了红军大队走后边界的情况。他讲了王均、金汉鼎、胡文斗合计11个团向边界“会剿”的情况，讲了派江华送信请求红军大队返回根据地的经过，讲了根据地遭到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与会同志听了无不为冒进湘南而懊悔，为边界丧失而痛心。
杜修经在会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也讲述了红军大队冒进湘南的经过，并各自解剖自己，承担了应有的责任。会议根据杜修经在这次冒进湘南中造成军队与边界同归失败的严重错误，决定建议湖南省委予以处分。
会议对今后红军的去向做了研究，并作出决定：经崇义、上犹重回井冈山根据地，并建立一个行动委员会，统率此次行动。根据冒进湘南以来的情况，在沔渡改造的前敌委员会的作用已经终结，前委书记陈毅本人也有请求撤销的要求，大家遂一致推选毛泽东为行动委员会书记，带领红四军主力重返井冈山。
毛泽东还考虑到湖南省委一贯对湘南工作的要求，以及5月间三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团遣回湘南的农军早已失败的状况，觉得有必要重建一个湘南特委，深入发动群众，重创割据局面，与井冈山互为犄角。因此，提议请杜修经、龚楚两人留下，组建湘南特委。参加会议的同志对毛泽东这一主张极为赞赏，经议决，指定杜修经暂任湘南特委书记，再报湖南省委核批。
杜修经对毛泽东提议他留下组建湘南特委并任书记，很是感动，当即表示服从分配，立功折罪。龚楚原本不想留下，见毛泽东点了他，大家又赞成，考虑到二十九团已失，自己在军中失重，也就半推半就地应承了。
唐家大屋前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对以后井冈山的斗争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决定红军大队重回井冈山，使边界重开割据新局面有了中流砥柱。
在毛泽东主持召开桂东唐家大屋前委扩大会议之际，湘敌程泽润师与吴尚部阎仲儒师两个团加上桂东挨户团，正兵分三路向红军猛烈攻击。为此，朱德指挥二十八团一营抢占了三台山，三十一团三营夺取城西北观前山，朱毛两部临危不惧，英勇战斗，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次日再战时见敌久战不疲，为保存实力，毛泽东、朱德决定由二十八团三营营长伍中豪带该营往寒口，退高排，取道鹅形等地回井冈山；二十八团一营和三十一团三营分兵两路，一路走增口，一路走白竹，向寨前转移。8月24日，朱毛部队在寨前会合后，同向井冈山转移。
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8月25日，红军部队向龙溪方向转移。可当走到一个叫梨钻界的地方又与敌人遭遇。红军指战员英勇抗击，终于把敌人打退，退至龙溪。在龙溪，会合了红二十八团的第二、三营，尔后继续东进。
在龙溪时，杜修经、龚楚与部队分手，经沙田往资兴方向组建湘南特委去了。在红军大队退出郴州向桂东转移时，红二十八团曾经帮助建立了汝城、桂东两个县委，连同原有的资兴、郴州两县委，计有4个县委，于是才有组建湘南特委的必要。为了帮助湘南人民，红军部队还拨出了80条枪给资兴、桂东、汝城三县，帮助成立了湘南游击队，并将二十八团三营党代表唐天际留下担任湘南游击队的大队长。
红军部队离开龙溪继续东进后，往上、下庄越过十八坳转入江西崇义县境，才逐渐摆脱敌人的追击。
回师井冈山是一路奋战，一路艰辛。
让红军将士痛心不已的是，在回师途中发生了王尔琢遇难的悲剧。
8月25日，红四军撤离桂东寨前圩绕道崇义、上犹返回井冈山时，担任前卫的是红二十八团第二营4个步兵连及团部机炮连、迫击炮连，统由二营营长袁崇全率领。
从郴州撤兵以来，二十八团的一些官兵就对二营长袁崇全有点看法。战郴州时，第三营和敌人打得很激烈，团长王尔琢传令号兵通知二营前往增援，可营长袁崇全装作未听见，后幸三营撤得快，否则将全营覆灭。部队退至桂东布田圩时，有人发现袁崇全想走另一条路脱离大队。袁崇全的种种行迹，连朱德和军委也觉得他靠不住，曾决定调动他的工作。但进入桂东后，忙于打土豪，发动群众，分兵四处，来不及执行。
袁崇全确有反叛之心。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他早就经受不起了。从湘南撤离后，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设法把自己掌握的6个连拉走，投靠赣南敌独立七师刘士毅。
出发前，朱德曾布置部队到三江口宿营。但袁崇全主意已定，仗着是营长、前卫指挥，命令部队开往新地圩。战士们不知内情，只想早日回归井冈山根据地，都急速前进，因之，二营渐渐地与大队脱离。
袁崇全的行迹，引起机枪连党代表何笃才、六连党代表赵尔陆、四连连长粟裕等人的怀疑。他们觉得方向不对。天黑宿营后，一些连、排干部也纷纷向何笃才等反映情况。于是，何笃才等决定当面质问袁崇全。其时，袁崇全正和营党代表杜松柏等以打麻将为名聚在一起商议如何行动，见何笃才等众人前来责问改变宿营地一事，显得有点紧张，但仍以团部有通知掩饰过去。
何笃才等回来后越想越不对头，发现所有路口都被营部改派双哨，便猜测到问题的严重性。何笃才、赵尔陆、粟裕等进行紧急磋商，决定将袁崇全不能掌握的四个连悄悄带离，回归军部。当晚，在何笃才、赵尔陆、粟裕等人召集下，由何笃才带领几个战士先行，假装查哨，摸掉哨兵，旋即衔枚疾走，于翌日凌晨回到军部。
此时，朱德、陈毅、王尔琢无意中收到袁崇全寄给杜修经的信，袁在信中扬言要“杀掉朱德、陈毅才回来”。他们正为部队失去二营而痛苦，见4个连自觉而归，不由欣喜万分。
对袁崇全的叛逆行为，大家都极为气愤，有的主张“打回来”，有的主张干掉他。这时，与袁崇全是湖南老乡的军参谋长、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却认为可以“追回来”，并主动请缨带二十八团一营前去追赶袁崇全。是“打回来”，还是“追回来”？朱德正在思考时，王尔琢已率部走了。
王尔琢率部赶到新地圩时，袁崇全已裹胁五连与迫击炮连朝崇义思顺圩去了。
王尔琢当即追至思顺圩。这时，已近黄昏。一听说袁崇全他们在此，王尔琢即带警卫排冲进村庄。
“我是团长王尔琢，是来接你们回去的！”王尔琢边喊边走。不少被裹胁的五连和迫击炮连战士听出是团长的声音，都迅速回到王尔琢身边。
此时，袁崇全、杜松柏等几个头目正在村中的祠堂打麻将，听闻王尔琢率一营来到，惊恐万分。
“袁崇全，杜松柏，你们快出来，跟我回去！”王尔琢念及同乡关系，又是黄埔同学，全然不顾危险，朝着祠堂大喊。没料到，泯灭人性的袁崇全手持双枪，冲了出来，对着站立在祠堂外没有隐蔽的王尔琢连开几枪！
王尔琢应声而倒，当场牺牲。警卫排战士见团长牺牲，急向袁崇全开枪。袁趁着夜色跑出村头，把放哨的一个排带骗走了。后来，袁崇全果真投靠了敌刘士毅部。
王尔琢的牺牲，使随后赶到的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十分悲痛。朱德抱着王尔琢的尸首痛哭不已。思顺之行虽然追回了两个连，却折了一员大将。王尔琢时年27岁，英年早逝，实为可惜。
红四军回到宁冈后，毛泽东、朱德为王尔琢在砻市沙洲上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悼门上写了四个大字：赤潮澎湃。毛泽东为爱将亲拟一副挽联，用棉花缀贴在两侧，表达了全军将士的缅怀深情：
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永矣，留却责任难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太平方始休。
王尔琢的忠骸，从此安眠在江西的红土地上。崇义县人民政府在思顺圩的山林丛中建立了庄严的陵墓，萧克为之题字，是为后话。
1928年8月下旬，湘赣敌军趁我红军大队在湘南欲归未归之际，通电合谋，调兵遣将，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会剿”。
其时，湘敌吴尚第八军第一师全部及二师一部，计4个团的兵力，从8月26日起，由熊震师开始向宁冈大陇、茅坪进击；唐钺团至睦村一线向茅坪推进。8月30日，敌二师叶虎臣第五团到达酃县大小院附近，敌一师到达龙王铺、乔岭附近。赣敌第三军九师王均部和二十七师两个师的警卫团、二十六团的一部以及刘士毅张团共3个多团的兵力，以一部经江直达宁冈古城，一部直向宁冈进攻砻市、茅坪；同时以一部从永新的石门经罗浮向井冈山进发；刘士毅张团自遂川驻黄坳，从南面进击井冈山。湘赣两省敌人共出动兵力计7个多团。他们企图分进合击，先占领宁冈茅坪再进攻大小五井军事根据地，最后全部摧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是，慑于我红军声威，实际直接向我军事根据地发动进攻的仅湘敌吴尚部3个团，赣敌王均部1个团，其余均远窥战火，不敢贸然出击。
在8月下旬，留守根据地的红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获悉敌人发动第二次“会剿”消息后，即率三十一团一营2个连退守井冈山，会同袁文才、王佐的红三十二团保卫井冈山军事根据地。
8月29日，朱云卿、何挺颖和一营营长陈毅安即在大井会同特委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作战方案。会议围绕着守还是撤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应坚守井冈山，利用有利山势，抗击来犯之敌。并决定：将主力放在黄洋界哨口，对付已逼近的湘赣敌军。八面山、双马石、桐木岭、硃砂冲4个哨口由三十二团二营把守，三十二团一营由袁文才率领在山下骚扰敌军后方，同时发动群众协同作战。
会后，进行了紧张的迎敌准备。三十二团一营和宁冈赤卫大队在黄洋界下骚扰敌人；三十二团二营和特务连、酃县赤卫队按指定分工进入4个哨口；宁冈县委领导群众进行坚壁清野，发动大陇乔林一带的群众，连夜赶削及布置“竹钉阵”；同时，组织群众组成担架队、救护队。
团长朱云卿具体地部署了黄洋界的作战安排。即：三十一团的一营一、二连和大小五井地方武装守卫黄洋界。以一个连守卫哨口两侧主要工事，阻击大陇方向的敌人；一个排守卫哨口北侧的工事，防御茅坪方向的来犯之敌；山顶望哨布置2个排，作为一连的预备队，掩护前面两个工事；大小五井赤卫队等隐蔽在附近山头，协助红军作战。
按照部署，各连排进入阵地后，利用一个晚上，将原有的哨口工事全部加固修筑，从大陇、茅坪两方向通往山上的两条小路起，筑起了五道防线：第一道是“竹钉阵”，两处的小路两旁布满了几里长的竹钉；第二道是竹篱笆障碍；第三道是滚木石；第四道是四五尺深的壕沟，沟内也布满了带毒性的竹钉；第五道是石头筑就的射击掩体。全体军民同仇敌忾，筑起了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铜墙铁壁。
一场红军反“会剿”的奇观在黄洋界出现了！
黄洋界，海拔1300余米，山高壁峭，雄峰耸立，万丈深谷，陡不可攀。山上时有浮云浓雾，迷漫山腰，白濛濛宛若一片汪洋大海，故亦有“汪洋界”之称。及至云消雾散，群山如黛，莽莽苍苍，煞是壮观。黄洋界坐落在宁冈县南面，遂川茨坪的北面，上山仅有通大陇、茅坪两条小路，均筑有工事，大有“一人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8月29日，前来“会剿”的湘赣敌军已分别推进到宁冈的大陇和茅坪，准备次日从两面发动进攻。临战的气氛十分浓烈，但参战的三十一团一、三连指战员及大小五井赤卫队员却没有一点惧怕感。是夜，山风呼啸、凉意袭人。黄洋界上，篝火通红。朱云卿、何挺颖、陈毅安三位前线指挥官，和战士们一起，忙着对壕堑工事一一进行整理加固。这时，不知是谁说起了当年诸葛亮唱“空城计”之事，于是，你一言，我一句，居然凑出了一曲豪迈、幽默、富有艺术水平“空山计”唱词。内容是：
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
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
举目抬头来观看，
原来是湘赣发来的兵。
一来是，农民斗争经验少，
二来是，二十八团离开了永新。
你既得宁冈茅坪多侥幸，为何又来侵占我的五井？
你既来就该把山进，
为何山下扎大营？
你莫左思右想心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
你来！来！来！
你上得山来我别无敬，
我准备着红米南瓜、南瓜红米，
犒赏你的众三军。
你来！来！来！
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
杨至诚：《艰苦的岁月》。
当年的三十一团一营副营长陈士榘回忆说：“这首唱词是红四军三十一团一营指战员的集体创作，我当时是一营副营长，至今回忆起来，仍感到格外亲切。”陈士榘：《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
当时守山部队只有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却即将面临着抗击四个团的敌军，唱的几乎是真正的“空山计”。在临战前夕，指战员们居然这么无畏而乐观，足见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将士那种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
8月31日一大早，湘敌吴尚部3个团即从宁冈沅头向黄洋界发动了进攻。扼守黄洋界哨口的红军和赤卫队、暴动队，隐蔽在各个山头，密切地注视着来犯之敌。黄洋界保卫战开始了。
由于地形限制，敌军只能沿着山间小路，一个挨一个地向上爬，战斗队形呈鱼贯式散兵线匍匐前进。敌人向上仰攻，兵力施展不开，每个兵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无法射击。山上看山下，指点可数，一目了然。
当年参与指挥保卫黄洋界的第一连副党代表刘型，回忆这次战斗说：“8月30日，云雾消散，敌人开始向我发动进攻。敌虽以一师之众企图偷袭井冈山，但使用在火线上的却只能是少数。我以两个连的兵力，进入阵地后，又加固了工事，做了许多单兵掩体，还捡了些石块作投掷用，我前沿堑壕里是1个排，另两个排分在其侧后的堑壕里，这是第一连。第三连则在山后休息。敌人进攻无效，便用机枪射击掩护前进，然而低射则妨碍自己的士兵前进，高射则子弹在空中呼啸，无明确的射击目标与着弹点。待敌人接近我有效射程距离，我军便一声令下‘打’，弹无虚发，叫个个敌人去见阎王。为了节省子弹，石块也成了我们的射击武器。敌人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冲锋，都无非是送来武器弹药，留下尸体。下午4时许，我们把二十八团留在茨坪修械厂修理的一门较好的迫击炮也抬来了，安放在我指挥阵地附近。我们向敌人发了3发炮弹，第三发正落在敌人的指挥所驻地——腰子坑爆炸了。敌人原以为主力红军不在山上，听见炮响，又以为我主力红军已经回到井冈山，吓得魂飞魄散。夜间，敌人利用云雾弥漫，我无法下山追击的时刻，逃之夭夭，溜到酃县境内去了。我们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井冈山，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刘型：《黄洋界保卫战前后》。
赣敌王均部的一团敌军正准备经茅坪进攻黄洋界，听到炮声响，又听说湘敌移师酃县，也匆匆后撤，退回永新去了。
黄洋界保卫战，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凭借着山险，不仅“保存了我们最后根据地，且使敌胆为寒，不敢轻视共军，为边界名战之一”，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以不足一营的兵力，打败了湘赣两省四个团敌军的第二次“会剿”。
9月上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主力军返回井冈山根据地的途中，闻知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十分高兴。毛泽东还吟就了一首著名的《西江月·井冈山》词：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