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的龙源口一仗，打败赣敌的第四次“进剿”，红四军迅即占领永新、莲花，红色割据区域得到广泛推广。这时，“割据区域计有宁冈全县，永新全县，莲花全县，吉安一小部分，安福一小部分，遂川之北乡，酃县之东南乡一部，横直数百里”，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50余万。根据地由此进入全盛时期。
在红色区域推广的高潮中，酃县、莲花工农兵政府宣告诞生。
酃县，是红军经常活动的地方，本来形势发展很快，在1928年3月间，全县就发生了暴动，暴动胜利后，成立了酃县赤卫大队，何国诚任大队长。但是，由于叛徒出卖，5月中旬，酃县县委机关遭到破坏，县委书记刘寅生不幸牺牲。为了重新开辟酃县的工作，湘赣边界党的“一大”后，毛泽东在宁冈茅坪帮助重新组建了酃县县委，指派李却非为县委书记。酃县新县委成立后，立即回到酃县，分赴各地重新开展工作，恢复党组织，建立革命武装。在新县委的积极努力下，酃县的工作大有起色，相继建立了东南部的青石岗、大院等乡政权，县赤卫队也四出游击，打了几个胜仗，拔掉了敌人的几个据点。于是，1928年6月上旬，在大院的大坝里召开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酃县工农兵政府，推选徐鼎燕任县政府主席。
莲花的工作，在“马日事变”后，几乎被敌人打塌了，仅剩下贺国庆冒死保存的一条枪。但莲花县的革命党人不屈不挠，到1928年2月间，就凭着这一支枪，发展到20余支，并成立县赤色队。后来，毛泽东又指示部队给莲花赤色队送去几条枪。3月，在湘南特委派周鲁来到宁冈的同时，湘东特委也派人来到莲花，指令新生的红色武装去湘东醴陵一带开展活动。莲花特支的同志没有执行这一指令，继续在莲花县境深入开展打土豪运动，避免了类似“三月失败”的损失。4月底，赤色队扩大为红色独立团。独立团在县特支的领导下，打土豪、捉劣绅，端敌巢，闹得红红火火，有力地推动了莲花县的工作，端阳节前夕，还捣毁了县警察局桥头派出所，处决了罪大恶极的派出所长文正宾，为推翻反动政权铺平了道路。
龙源口大捷后，毛泽东、朱德命令红二十九团分兵莲花，协助莲花县的工作。盘踞在莲花县城的反动靖卫团听说红军到来，慌忙潜逃出城。6月28日，红二十九团占领莲花县城。随即打开监狱、仓库，释放了被监禁的工农群众，把粮食分给群众，并清算了豪绅刘恒泰的当铺，把财物分给贫苦农民。接着，分兵四处，广泛发动群众。莲花县党组织的朱亦岳、刘仁堪等闻知红军进入莲花，立即赶到县城，与红二十九团接上关系，统一部署了莲花县境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有关事宜。在红军的帮助下，莲花全县的群众普遍发动起来了。6月底，全县以乡农会为单位，每乡派2名农民代表在县城万寿宫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宣告莲花县工农兵政府成立，选举刘仁堪为县政府主席。同时各地还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莲花全县除一小角外，8个区130个乡都建立了红色政权，基本上实现了一片红。
湘赣边界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曾记叙说：“去年十月，红军（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到达边界各县时，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党的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了。十一月到今年四月，为重新建党时期，五月以后为大发展时期。”
边界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得力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的领导，1928年3月，前委应湘南特委要求而撤销，工农革命军开往湘南，边界领导“顿失中心”，造成“三月失败”，党的组织遭受严重损失。
井冈山会师后，“再开始边界的割据”。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毛泽东等采取了从政治上到组织上的一系列正确措施，使边界党的组织很快得到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这些措施主要是：一是在组织上，建立了边界特委，统一了边界各县党组织的领导。1928年5月20日，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上讨论了党的各项工作，制定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政策，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从而为边界党进入大发展时期奠定了基础。二是在“一大”会议上，毛泽东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从政治上阐明了党的前途，坚定了边界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对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信心。三是“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是正确的”。由于政策正确，当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湘赣两省敌军频频前来“进剿”，兵力数倍于我时，出现“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的局面。到6月23日龙源口一仗后，边界的割据区域迅速推广，进入全盛时期，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都有了党的县委、茶陵有特别区委。各地党员的数量，“大约永新有两千，宁冈千余，茶陵千余，酃县百余，遂川二百余”，总计5000余人。在革命高涨之际，边界各县党的工作也不断地得到发展。党的组织逐渐由秘密到半公开以至完全公开，有的地方甚至公开挂出党的招牌，公开征收党员。“在赤色政权下的各县，党的发展在农村非常的快速（如永新、宁冈……）。”边界党员一时竟“增到一万以上”，不少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到9月“洗党”时才清除出去。
在边界党组织壮大的同时，边界的地方武器也有很大的发展。
湘赣边界各县的地方武装，在“马日事变”以前，均有一定的基础，各县都有农民自卫军。1927年7月，宁冈、遂川、莲花、安福等县的农民自卫军会攻永新后，还组建了赣西农民自卫军，以王兴亚任总指挥，袁文才、王佐任副总指挥。这时，边界各县“枪数：攸县三百，茶陵三百，酃县六十，遂川五十，永新八十，莲花六十，宁冈（袁文才部）六十，井冈山（王佐部）六十，共九百七十。马日事变后，除袁、王两部无损失外，仅遂川保存六枝，莲花保存一枝，其余概被豪绅缴去”。
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边界各县的地方武装才又有了新的发展。到1928年五六月间，随着红四军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以及红色割据区域的逐渐推广，边界的地方武装亦逐渐地发展与扩大。宁冈、永新、莲花、遂川、茶陵、酃县各县，都建立了半脱产的县赤卫大队，分别由谢华光、贺敏学、陈竞进、王次楱、谭家述、何国诚担任大队长。此外，各县的区、乡两级，都以乡为单位，建立了赤卫队、暴动队。暴动队多以梭镖、大刀、鸟铳为武器，人数以乡的大小为比例，以保卫乡政权，镇压反革命为职任，协助红军或赤卫队作战。赤卫队的武器比暴动队好些，有五响枪、九响和单响枪等。赤卫队、暴动队平时分散务农，战时则集中协助红军部队抗敌。
在根据地创建初期，赤卫队的指挥员一般由军队派人担任，由于频繁的战斗，下级军官损失太多，所以，在1927年12月，毛泽东在宁冈砻市举办了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教导队的学员除培养部队下级军官外，也从地方选派一些坚定勇敢的分子到教导队学习，结业后回到地方担任赤卫队指挥官。
各县的赤卫队大都经常地和豪绅阶级的保安队、靖卫团、挨户团作战，有时斗争非常激烈。在斗争中，他们的军事素质不断地得到提高。莲花县靠着贺国庆冒死保存下来的一支枪，不断地与豪绅地主斗争，到1928年2月发展为莲花赤卫队，4月底又发展为莲花红色独立团，有130余人，几十支枪。当时，赤卫队和暴动队是有年龄要求的，25岁至35岁的男性青壮年可到赤卫队，35岁至45岁的则编在暴动队。
为了加强地方武装的战斗力，红四军还时常将缴获得来的枪械，拨出一批充实各地赤卫队。对此，湖南省委曾有明确指示。如1928年6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湘赣边特委的信》就说：“四军向湘南开动前，应由二十八团拨步枪二百条交永新莲花农民，总合当地农民原有武装约有四百条，积极地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即可抵抗敌军的进攻，以造成工农为主体的赣西割据。”可见地方武装在当时省委领导人眼中的重要性。
正是在红四军的帮助下，边界各县地方武装才得以迅速发展。到根据地全盛时期，“各县枪数：宁冈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莲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县九十，遂川百三十，万安十，共六百八十三。”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杨克敏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还记载：“各县的地方武装，赤卫队各有快枪数拾或两百余不等，枪枝半由红军中拨给，半由自己在斗争中得来，合计赤卫队的枪枝共有九百余枝……各县的赤卫队，作战能力都还不错，因为经过的斗争多，完全是在屡次的战争中磨炼出来的。”可见，各县赤卫队、暴动队这类地方武装，已成为红军的重要配合力量，他们与正规红军一起，共同担起了保卫红色根据地的重任。
红军军械处，源于袁文才旧部的枪械修理所。1925年，袁文才下山接受“招安”时只有7条枪，当了宁冈县保卫团的团总。在共产党员龙超清、刘辉霄的说服下，1926年袁文才率保卫团起义，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宁冈县公署，成立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龙超清任委员长，袁文才任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这时，袁文才连同起义中缴获的县清乡局的枪和收编宁冈下水湾绿林谢福兰等人的枪，手头共拥有60支枪，但其中有不少是坏枪。袁文才想起妻叔谢凡经，许多绝活无事自通，请他帮助修理坏枪。谢凡经家受袁文才庇护良多，自然应允，便在坝上网形里试修了几天，居然真修好了两支枪。这样，袁文才便叫谢凡经带了几个人搬进步云山的白云寺，正式办起了一个小小修械所。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后，听说袁文才有个修械所，甚为赞赏。工农革命军中这时正有不少坏枪，便与袁文才商定，从工农革命军中找了几位懂修枪的战士（其中还有一位会做步枪的送子簧、退子钩的师傅），将修械所扩增至八九人，并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修械所”。
井冈山会师后，湘南农军近万人上山，枪支显得特别紧张，陈毅为师长的十二师，几乎是“梭镖师”。为了增加武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商议，抽调了一批湖南水口山铅锡矿工出身的战士，充实到修械所，把修械所正式改为“军械处”，并将水口山工人出身的军部特务营长宋乔生派任军械处处长。
军械处成立后，工人增至20多人，设备也有所添置。工人们忘我劳动，源源不断地把修好的枪送往部队。同时，他们还扩大生产项目，试造土硝、土炮。开始，几番试验都失败了。但宋乔生、谢凡经等毫不气馁，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终于造成了一门土炮。毛泽东、朱德等闻讯很高兴，指示部队每打一个地方要注意收集台钳、钻头等，并布置地方政府组织人员广收废铁，充作土炮原料。
龙源口战斗后，部队缴获了敌人七八百支枪，内有不少坏枪。为了武装地方赤卫队，军械处再次扩大规模。经毛泽东提议，1928年7月间，军械处从步云山白云寺迁至茨坪，并将王佐部铁匠出身的参谋长刁飞林调入军械处。
在宋乔生、刁飞林等人的领导下，军械处的工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经过反复试验，终于能造“来火枪”、“单响枪”了。
对于这段历史，当年谢角铭的儿子、谢凡经的侄子谢翔龙说：“步云山红军军械所，是我叔父谢凡经开始搞起来的。1927年农历八月底，毛主席的队伍开到茅坪，来了将近一千人。袁文才帮着他们在茅坪设立了后方留守处、医院。那时节，毛主席的队伍也有一些坏枪要修理，而且来了一个姓宋的人更加会修枪，见袁文才有这么一个小摊子，就要合起来搞；袁文才当然同意。到了红军几次打下永新后，这个修械处的人更多了，把南北殿的十几个房都占满了。后来，修械处又移到茨坪去了。”
红军军械处的创办，为部队及地方武装修造枪支武器，提高军事战斗力，作出了出色的贡献，成为我军最早的“兵工厂”。
红四军一系列军事斗争的胜利，使湘赣两省敌人极为惊恐。他们在继续策划新的“会剿”计划的同时，又从经济上对根据地实行了严密的封锁，企图将红军困死在井冈山区。一时赤白边界的贸易被隔断，各县农民的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竹木等运不出去，日常生活所需的工业品、日用品运不进来，布、药材、火柴、煤油等十分紧张，食盐更成为根据地的奇缺。
面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和特委的同志都甚为焦虑。这时，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和袁文才等向毛泽东建议：在靠近酃县边界的大陇开办一个圩场，以此沟通赤白区的贸易，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毛泽东等十分赞同这一主张，当即指示宁冈县委筹备实施。1928年5月，宁冈县党组织在茅坪攀龙书院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大陇建立红色圩场的决定，后又指定朱述庵、陈次谋、刘克勋、赵谐克、吴光远5人组成筹备委员会，负责大陇圩场的筹建工作。
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袁文才任政府主席。毛泽东“对搞经济工作的同志明确指示：井冈山山区不仅出产大米，还有大批木材、竹子、茶油和工业用的桐油等土产，你们要设法将这些东西偷运到赤白交界的地区去，和白区的小商贩以及那里的人民群众换回我们需要的物资，并指示地方政府组织工作队到人民群众中去广为宣传，说红军要在大陇开办红色圩场，进行苏区和白区的物资交流。边界周围各县的商人和老百姓听说红军要在黄洋界山下的大陇镇开设红色圩场，都很高兴，很拥护。”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1928年7月15日（农历五月二十八日），大陇红色圩场正式开圩。按农村惯例，每逢农历二、五、八为圩日。因为有广泛的宣传，开圩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圩场。在川流不息的人流中，有来自宁冈本县各地的农民。有红军采买人员，也有来自遂川、酃县、茶陵边界的小商小贩。圩场上，土特产、中草药、油类、家禽野味等应有尽有，还有外地运进来的布匹、食盐、药材等。为了防止坏人破坏圩场的正常贸易，袁文才还派出部分赤卫队员、暴动队员和地方干部维持秩序。整个圩场热闹非凡，买卖公平，呈现—派兴隆景象。
“大陇红色圩场开辟后，白区的商贩和人民群众一致反映：‘我们来到红色大陇圩场做生意，感到什么都比白区新鲜，心情格外舒畅，红区和白区真是两重天！我们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到根据地来做生意，支援根据地人民的斗争。’井冈山根据地人民群众说：‘毛委员真英明……’大陇圩场开得好，不仅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渡过了难关，而且促进了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大陇圩场同草林圩场比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政府管理圩场，领导圩场。大陇红色圩场开圩以后，直接由大陇区工农兵政府管理，成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圩场的贸易活动，处理圩场上出现的问题。区政府还派出赤卫队员在圩场巡逻，保护圩场正常贸易。二、公营经济参加圩场的贸易活动。大陇区工农兵政府在圩场办了一个商店，商店里货物很多，价格公道，凡是使用根据地自己铸造的银元在这个商店里买东西，优先供应，并给予适当的优待。”“访问苏兰春记录”，内部采访资料。
大陇红色圩场开辟后，一直坚持到1929年1月红四军下山，最后才被敌人破坏。解放后，当地人民又重新恢复，并沿用当年的圩日，至今兴隆不衰。
萍乡安源曾是中共湖南省委、湘东特委等领导机关所在地，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这里云集了安源煤矿和萍乡路矿的数万工人。1927年9月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的主体就是安源的路矿工人。从浏阳失利到文家市会合后，有一支60余人的安源工人爆破队，在杨明、王耀南的带领下，跟着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坚持根据地的割据斗争。安源工人在井冈山的出色表现，引起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兴趣和关注。1927年冬，毛泽东在致信湖南省委时，曾请求湖南省委增派安源工人到部队中来工作。湖南省委接毛泽东信后，亦表赞同，但要求毛部“向萍乡推进”，“占领安源”，将有大批工人“加入军队”，但因毛部刚到井冈山，立足未稳，不可能率部回头再去萍乡、安源。湖南省委在复函中这样写道：“目前安源工人痛苦异常，每日得一角工资，都万分困难，三餐不饱。兄处如向萍乡推进可短期的占领安源，吸收大批的工人加入军队，改造军队的成份。”《湖南省委来信》，1928年5月。并又告知：“湘东特委已陆续派大批工人同志与非同志来兄处当兵，望接收。”《湖南省委、中央巡视员给毛泽东、朱德军委信》，1928年。
安源工人上井冈山，最早实现的是刘型率领的萍醴游击营。
1928年4月湘桂军阀混战结束后，敌人派两个师的兵力对醴陵农村进行疯狂的报复，致使醴陵党组织及革命武装遭受严重损失。为保存力量，他们得知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正在永新、茶陵一带活动，于是，萍醴游击营撤出醴陵，经萍乡、莲花往永新寻找毛泽东部队。他们采取白天游击，晚上行军的计划，摆脱了敌军，但走到萍、攸交界处，又遭到罗定反动地方武装的阻击。激战脱险后，进入莲花县城，与莲花县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一路转战，备受艰辛。1928年5月下旬，这支近200人的队伍，只剩下50多人到达永新田，终与红四军三十一团汇合。刘型回忆说：“我们上井冈山时，原有100多人，经过六工陂打了一仗，到山上时只有50人，这里面有些是安源矿工。”转引自《安源工作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联系》。后来，这支萍醴游击营编在红三十一团一营一连，刘型任连副党代表。
另据宋新怀回忆，“在1928年5月间有几百长沙学生与安源煤矿工人克服了许多的困难，上了井冈山。”转引自《安源工作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联系》。袁旦初也回忆说：“毛主席要安源市委派工人到井冈山去当红军的下级干部，我在安源时曾派过一批去。”袁旦初：《1928年前后安源市委与井冈山的联系》。
在湘赣边界的斗争中，青年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早在大革命时期，边界各县即有了共青团的组织。大革命失败后，各县团的组织同党的组织一样，都被敌人打散了。
1927年11月初，毛泽东在宁冈茅坪象山庵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党中央的“八七”会议和团中央的“八一二”会议精神，要求三县党的负责人迅速回归各地，重建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同时注意共青团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象山庵会议后，宁冈的龙超清、刘辉霄，永新的刘真、刘作述、王怀，莲花的刘仁堪等，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展了艰苦的斗争。于是，党、团员同时发展，党团基层组织同时建立。
1928年2月18日，工农革命军攻克宁冈新城。21日，宁冈县团委与县委一起在砻市成立，由肖子南任县团委书记。团县委建立后，全县4区39乡，区有团区委，乡有团支部。4月井冈山会师后，红四军军委抽调了一批共青团员（大部分是从衡阳四师及警卫团起义过来的学生）到宁冈帮助团的工作，一时全县团的组织普遍开展，广大团员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表现出很高的热情。随后，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组织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等，工作十分积极。
1928年2月底，永新县团委成立，县委书记刘真兼任团县委书记。随即在小江山田西村成立了第一个团区委，书记王新九。6月，永新大部分地区都建立了团的基层组织。
与此同时，遂川、莲花、酃县等都恢复了共青团组织，成立了团县委，普遍开展了团的工作。酃县的团县委书记是万达才，遂川、莲花的不大清楚。
1928年5月，湘赣边界特委、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都相继在茅坪成立，根据地出现一派大好形势。为了推动边界共青团的工作，在边界工农兵政府里面专设了一个“青年运动委员会”，由肖子南、刘真、胡波负责，具体指导湘赣边界各县的青年工作。
是年7月，湘赣边共青团特委正式成立，团特委书记是史训川。有关湘赣边共青团特委的成立及组建情况，历史文献见诸甚少，仅杨克敏1929年2月25日《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略有记载。报告云：“边界青年团比党要进步得快，团的特委是去年7月间由湖南省委派来两个同志到边界后才成立的。团的数目字，有二千五百以下，二千以上之多，各县有党的组织同时也有团的组织，军队最近也开始了团的组织，特委本身算健全，书记为湘委派来的同志史训川担任。下级干部人材，也相当的充分，可以说能够做得工作下。各县的团都有些工作，如参加苏维埃、赤卫队，自组先锋队、儿童团，做文化工作等事。”
湘赣边界共青团特委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边界革命斗争尤其是青年工作的发展。
1928年4月，朱毛两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后，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产生了四军军委，选举毛泽东为军委书记。5月，召开边界党的“一大”，因毛泽东专任特委书记，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红四军军委和边界特委成立后，部队与地方党都有了统一的领导机关。在特委和军委的领导下，根据地的军事斗争频频取得胜利，红色割据区域不断推广，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不断深入与加强，边界进入鼎盛时期。这些成绩的取得和大好形势的出现，根本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和军队党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政策。
这些正确的政策是：1.坚决地与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失败的逃跑主义；2.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3.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4.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5.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6.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各个击破；7.割据地区之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这七项正确政策的制定与形成，是在总结1927年10月至1928年5月半年多斗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它基本上概括了井冈山时期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红色政权理论的基本点。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1928年10月概括和提出了著名的“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思想，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湘赣边界的割据斗争。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正确适当的政策和策略，加上边界地形有利于斗争，湘赣两省敌军的进攻又步调不一，才有1928年4月至7月各次军事斗争的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大发展，使得“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对此，毛泽东预料，只要坚持这些政策，“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且使此割据有日益发展之势”。
然而，由于湖南省委及其代表杜修经的错误指导，在统治阶级相对稳定之际，贸然采取了冒进湘南的政策，指令雄踞井冈的红四军离开大本营，酿成了“八月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