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才、王佐，是大革命前夕雄踞在井冈山的两支重要绿林武装首领。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的政策和力量的感召下，袁、王两人都相继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成为湘赣边界农民武装力量的首领，井冈山上的“双雄”。
袁文才、王佐，均出生于1898年。袁文才，是宁冈县茅坪马沅坑村人；王佐，是遂川县下庄人。他俩的个人经历不同，遭遇不同，但政治命运相同，对旧社会的反抗意识相同，因而当他们走上“绿林之路”后，便一拍即合了。
袁文才、王佐两支部队，有以下一些共同特性：
1.袁、王两支武装力量都是被封建军阀、地主豪绅的横征暴敛、巧取豪夺，逼上梁山的。
袁文才青少年时期，几次辍学，后来，妻子又被谢姓土豪强占，继而又为捐税事与豪绅结下深怨。正在痛苦之际，活跃在半冈山的“马刀队”头领胡亚春主动相邀“上山”。袁文才虽知“马刀队”的人员均是被官府逼上山的，却又放不下读书人的脸面，但不上山又难报平日之怨仇，于是答应暗中与“马刀队”来往。岂知，不久后消息走漏。谢姓土豪闻知，认为抓住了袁的“把柄”，欲除之为快，便请来官兵捉拿袁文才，袁文才虽闻讯逃出魔掌，然而母亲被敌人杀害，房子亦被烧毁。家破人亡的惨状和深仇大恨，终于把他逼上了“梁山”绝路。
王佐，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人世的艰辛，苦难的生活，造就了王佐对地主豪绅的刻骨仇恨。于是，王佐转改习武，练得一身好拳脚。1923年起，民国军阀混战时的一些散兵游勇在井冈山一带占山为王。走投无路的农民揭竿而起，这给自小就想把土豪劣绅剥皮抽筋的王佐提示了一条反抗求生之路。在一次给绿林头目朱孔阳（外号朱聋子）缝衣的时候，朱孔阳见王佐有胆有识，便邀他充当“水客”（即搞侦探）。从此，王佐带着反抗豪绅阶级的宿怨走上了“绿林生涯”。
2.袁、王部队不同于一般啸聚山林、杀人越货的山寨土匪，而是以打击土豪劣绅为目标，以“劫富济贫”为口号的绿林武装。
袁文才上山后，“马刀队”首领胡亚春等大为高兴。因为他有文化，被封为“司书”。他擅长文墨，颇有谋略，办事考虑周全。在内部经济管理方面，他建议细水长流，改变了过去“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习俗；在“吊羊”问题上，他主张对大豪大富者下手，反对侵犯平民利益；在防御国民党官府“进剿”方面，他提出了一些灵活的战术。从而，袁文才深孚众望，不久便提为“参谋长”。此后，正因为“马刀队”的打击目标直指土豪劣绅，所以，当官府军来剿时，往往时常得到贫苦农民的帮助。王佐同样如此。在他脱离朱孔阳自命为王、自立山头后，仍以打击土豪劣绅为主要目标，并因此与遂川反动豪绅尹道一结下深仇。
3.袁、王部队在成为农民自卫军后，由于共产党组织的力量，他们都逐渐树立起革命的目标，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
袁文才通过龙超清、刘辉霄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于1926年底加入了共产党。王佐在编入工农革命军后，也于1928年4月成为共产党员。由于他们得到共产党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马日事变”后依靠井冈山的天然山险和穿山游击与官府作对的经验，巧妙地保存了自己，各自保存了60支枪。袁文才并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土客两籍革命派相结合，控制宁冈达一年之久，为毛泽东引兵井冈建立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时的袁、王部队，在性质上已有了质的变化，已从“绿林武装”而演变成农民革命武装了。
4.袁、王部队也有历史的局限性，并带有较浓厚的绿林积习。
袁、王部队在改编为农民自卫军之前，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在一种自发、朴素的“劫富济贫”的利益驱动下，过着散漫的“绿林生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放在眼里，油子习气很重。在改编为农民自卫军以后，仍然有着较浓厚的绿林习气，“只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有时不大听调遣，拥兵自重，自以为是。
总之，对于袁、王部队的特性、性质，要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不能笼统地斥之为“土匪”、“绿林”武装。袁、王两人及其武装部队，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习气或错误，他们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却是功不可没的。当年在井冈山战斗过的老红军、老同志都一再论及此事。熊寿祺说：“记得主席讲过：袁文才对革命是有帮助的，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两营人，没有袁文才答应，我们是不容易进去的，就是进去了，也难站住脚，就像红军到延安，跟刘志丹所起的作用一样。”“熊寿祺谈话记录”。内部采访资料。陈伯钧说：“在井冈山一年多，渡过了革命的难关。那时候没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就没有井冈山根据地。”“陈伯钧同志谈话记录”。内部采访资料。谭震林说：袁文才、王佐“他俩是地头蛇，没有他们两个人支持，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没那么容易。我们上了井冈山，有了这个险要地方，也还要靠他们来守，群众拥护他们，他俩对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有功劳的”。
1927年9月29日，前委和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着重解决了工农革命军的缩编问题和对军队的领导问题，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但是，部队的伤病员问题、辎重安顿问题、经济给养问题、进军方向问题，都未能得以解决。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和“山大王”袁文才接洽、谈妥，是难以如愿的。因此，在10月3日的古城会议上，毛泽东宣传了工农革命军的主张和意图，肯定了袁文才在宁冈开展革命活动的成绩，赞扬了袁文才的革命精神，并表示愿意和袁文才和衷共济，说服了袁文才的代表，继而在10月6日的大苍会见中又说服了袁文才。显然，这种说服工作，取决于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没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也是难以维持长久的。
古城会议的重要历史意义除了讨论和决定在井冈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外，同时也在于确定了对袁文才、王佐部队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对此，何长工回忆说：“在古城会议上，讨论对袁、王部队的方针时，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同志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
这就是毛泽东的眼光，毛泽东的胆略与胸怀。正是因为这种眼光、胆略与胸怀，才使袁文才情动于衷，让工农革命军在自己的“营巢”——茅坪建立医院、留守处，工农革命军才得以安营扎寨，休养生息，从容地进行游击斗争活动。正因为这样，随后王佐也请革命军进驻了他的“巢穴”——茨坪。此后，两人都给予了工农革命军以经济上的帮助，使工农革命军渡过了难关。而且后来袁、王部队都“变成了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袁文才、王佐成为工农革命军的正、副团长。在井冈山武装割据斗争中，袁、王部队发展为红四军的4个主力团之一。
倘若不是对袁、王部队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他们两个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不行的。”“如果他们反对我们，我们是站不住脚的。”
古城会议上确定对袁、王部队采取团结、改造的正确方针，给工农革命军带来一片生机。鉴于袁文才部在大革命时期即接受厂中共宁冈党支部的领导，并参加了夺取宁冈县政权的武装暴动，袁文才本人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此，袁部的政治素质比王部要好些。根据袁、王两部的不同情况，毛泽东和前委决定首先对袁文才部开展工作，帮助袁部进行军事训练，提高军事政治素质，并通过袁文才对王佐施加影响，逐步促进王部的改造。
1927年10月中旬，当工农革命军游击到湖南酃县水口时，毛泽东即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金蒙秀到袁文才部帮助工作。
袁文才部此时驻扎在茅坪的步云山白云寺。袁文才对毛泽东派来的教官甚为喜欢，随即任命游雪程为连长，徐彦刚为副连长，陈伯钧、金蒙秀等为排长。
为了把袁文才部早日变成懂政治、会打战、有远大革命目标的革命队伍，游雪程等与袁文才确定了练兵的目标。首先从政治思想工作入手，对自卫军战士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明白为谁打仗，为谁斗争的道理；然后进行队伍整顿，把一些坏分子清洗出去，吸收一些斗争性强的青年贫苦农民参加；同时，在军事上严加要求，学习军事知识，提高杀敌本领。袁文才对这些措施表示赞赏。
此时，时令已是初冬。袁文才部虽号称一营，其实只有一连，平时分散，有事集中。陈伯钧回忆说：“我们去后，就将他的兵集中在步云山练兵，游雪程是主要负责人……练兵期间，着重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内容主要是讲时事，讲形势和讲革命出路问题；军事训练着重练习射击和基本队列等。”
前委和毛泽东对步云山练兵极为关心。当时，毛泽东正患脚疾，未随部队出征茶陵，留在茅坪一边养伤，一边开展社会调查。袁文才为他在洋桥湖找了栋房子住下。洋桥湖离步云山只有里把路，毛泽东便时常过去看看。当看到袁部战士冒着严寒，进行紧张的操练，觉得这支部队进步很快。为使袁部早日摈弃过去沾染的旧思想、旧习气、旧作风，毛泽东找到袁文才，告诫他要下决心整顿部队，将那些豪门子弟和不良分子清除出去，吸收些阶级觉悟高的青年参加部队。此事，袁文才原来虽有觉察，但一直下不了决心。经毛泽东一点拨，便坚决地将那些不良分子清洗了出去，从砻市等地招了一个新连，不仅充实扩大了队伍，而且使队伍显得更年轻、更富有战斗力。为此，袁文才对毛泽东更是心服口服。随后，游雪程等即按前委的指示，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士兵委员会，使部队发生了巨大变化。
有一次，毛泽东来到步云山，见自卫军战士们正在开饭，议论纷纷。原来是冬季来了，部队增加了人，市场上没有什么菜卖，这餐吃的是野菜。毛泽东来到战士们中间，舀一勺野菜放在碗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一个战士说：“毛委员，这么苦，你吃得下？”毛泽东回答说：“这野菜虽然苦，可有丰富的政治营养呢！我们干革命，就要吃大苦。没有今日的苦，哪有明日的甜呢？”战士们听了，深受感动。
游雪程、徐彦刚等抓住“毛委员吃苦菜”这件事，在部队中进行讨论，引起极大反响。从此，部队战士们情绪更为高涨，有人还把艰苦的生活编成乐观的歌谣：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
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暖暖和和入梦乡。
在毛泽东的教育启发下，经过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包括袁文才在内的全体农民自卫军指战员思想觉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战斗力也大为加强。这一切，袁文才无不看在眼里，喜在心中。他深有感触地对人说：“毛委员的带兵经验真神，真是中央才，我服了他。这一辈子跟定了他！”
1928年1月上旬，遵照毛泽东的派遣，何长工完成了与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联络的任务后，一路辗转，回到江西遂川。此时，毛泽东正率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县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何长工一回来，前委即决定要他去王佐部任党代表，开展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
何长工对茨坪一带活跃着一支由王佐领导的带有绿林习气的农民自卫军已有所闻。他说：“听说要我上山，心里真有几分犹豫。虽然王佐部跟袁文才部一样，打的是农民自卫军旗号，都有劫富济贫、反抗旧势力的进步性，但是阶级观念模糊，流寇思想、游民习气很重，而且王佐不是党员，是蛮牛……我单枪匹马一个人，怎能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呢？”
“‘不要怕’，毛泽东同志看出我的顾虑，便鼓励我说：‘去了以后，困难是有的，要边工作，边学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还说，你去做工作，他愿意革命了，自己提出要派人去，我们就派人去，那时候要派多少人，我们就派多少人。”
“他还特别强调指出，把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使‘北门的拳头越打越多’，巩固了我们的后方，同时还为今后改造旧军队摸索一些经验。”随后，毛泽东提出了“既不能缓，又不能急”的方针。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何长工坚定了信心。何长工受命以后，带着毛泽东亲笔写给王佐的信，从遂川县城出发，经堆子前、黄坳，来到了王佐驻地——茨坪附近的下庄。
王佐听说是毛委员派来的党代表，以上宾款待，摆酒接风。席间，颇有绿林豪气，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第二天，王佐集合他200余人的队伍，向大家介绍了何长工，并要求大家尊重党代表，但未等何长工说话，王佐却一声“散”字，部队轰然而散，弄得何长工有口难言。他知道，这是王佐对他存有戒心。
果然，王佐把何长工安置在离司令部有一里之遥的一间小屋里，还派了个高个子“勤务兵”来“照顾”他，防止他到处察看和接近士兵。
遵照毛泽东指示精神，何长工决计把工作从王佐家中做起。于是，有事没事，常与王佐母亲范辰妹、哥哥王云龙、妻子罗夏英接近，并借机帮他们家做点事情。从中，何长工了解到王佐是个孝子，最听他母亲的话，便经常有意地接近他母亲，向她宣传些革命道理。与此同时，何长工还发现王佐有两个心腹，一人叫刁飞林，一个叫李克昌。这两人都性情豪爽，颇易接近，就主动和他们聊天谈心，很快地相互亲近起来了。经过一段时间，王佐觉得何长工并没有拆他的台的意思，加上他母亲及刁飞林等人从中说些好话，王佐逐渐打消了疑心，主动向何长工接近，并透露出与宿敌尹道一的深怨，请教何长工有无办法把尹道一除掉。
尹道一是拿山反动民团总指挥，有名的恶霸地头蛇，倚仗国民党反动派的权势，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王佐部几次与他交锋，差点被“吃掉”，连自己的侄女也被尹道一杀掉了，于是结下深仇。铲除尹道一也是工农革命军的打击目标。为此，何长工与王佐、刁飞林、李克昌等认真地研究了歼除尹道一的计划。决计在靠近永新拿山方向的旗锣坳一带设伏，由王佐亲自去拿山诱敌佯攻，何长工与金蒙秀、刁飞林等率主力埋伏坳内，来个聚而歼之。
翌日，两支人马依计而行。王佐率部直扑尹道一的司令部石门，何长工率部在旗锣坳设伏。尹道一不知是计，昔日骄横之气驱使他率团丁一路朝王佐追杀过来。王佐边打边退，直把尹道一引入旗锣坳。何长工、刁飞林见尹道一上当，立即下达命令，用密集火力封死退路，一个猛冲，打了下去。尹道一毫无准备，当场被活捉、刺死。战士李珍珠等把尹道一的头颅割下，用包袱包好，收拾战利品，收兵回山。
消灭了宿敌尹道一，使王佐欣喜万分。当晚，大摆宴席，庆祝胜利。从此，王佐十分信服毛泽东派来的党代表，表示：“从此以后，我王佐跟定了共产党；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刀山火海也不含糊！”
何长工抓住这有利时机，请示前委，增派了康健、肖万侠、宋任穷等到王佐部开展工作，发展党的组织，筹建士兵委员会，教唱革命歌曲，进行政治、文化教育。
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王佐部队发生了很大变化。王佐还主动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呢！1928年春夏之交，王佐的这一愿望得到实现，由何长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根据袁文才、王佐的要求，以及团结、改造两支部队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和前委认为改编袁、王两支农民自卫军的条件业已经成熟，决定将袁文才、王佐两部合编，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
1928年2月上旬的一天，宁冈大陇欢声笑语，人声鼎沸。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升编大会在大陇的朱家祠前举行。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团长张子清代表前委主持大会，宣布袁、王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下辖两个营，第一营以袁文才部为基础，第二营以王佐部为基础，共500余人。前委任命袁文才为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为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何长工为团党代表，贺敏学为团党委书记。从第一团派来的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金蒙秀、熊寿祺、陈东日、康健、肖万侠等分别在一、二营担任连、排长或党代表。
大陇升编，标志着毛泽东和前委对袁、王部队的改造工作取得重大胜利，也标志着这两支部队的新生。第二团成立后，毛泽东和前委指示要继续加紧部队的政治工作，使这支少数人掌握的武装，变为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武装；使绿林作风、游民习气很重的部队，变为有组织、有纪律、有战斗力的部队；在部队内部，则要求以革命的上下级关系、同志关系来代替封建雇佣的关系，以及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等等。随后，根据袁、王的要求，前委又从第一团抽调了宋任穷、蔡协民、谭梓生、袁炎飞等一些同志到第二团去担任各种领导职务。从此，这支起源于绿林武装的队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茁壮地成长。
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成功，为改造地方武装、扩大人民军队提供了新鲜经验。第一，对袁文才、王佐这种绿林起家的地方农民武装，只有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才能奏效。不团结，则工农革命军难以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不改造，又不能使这支部队真正承担起中国革命的重任。团结、改造是谋求巩固、合作的政治基础，是统一在党的领导下实现革命目标的必要条件。第二，改造地方武装，必须认真分析他们的本质特征，采取不同的方式和策略，既不能缓，又不能急，必须从争取其领袖出发，达到争取全体或大多数人参加革命阵营的目的。第三，袁、王这两支从绿林演变过来的农民武装，只有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获得新的生命，才能有明显的政治方向。离开了党的领导，无论是绿林武装还是农民武装，都是没有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