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84年，齐国大军已经攻入鲁国境内，鲁国边防部队不堪一击，纷纷溃散。把鲁庄公给急得，祛火的药一天吃十来斤。鲁国有个叫曹刿的平民，看到这种情况，很想为自己的国家出把力，就打算去见鲁庄公，给他出出主意。
曹刿的同乡人劝他说：“这些事有那些成天吃肉的大人物去管就行了，你操什么心哪。”当时，只有贵族能够每天吃肉，平民只有在重大节日才有肉吃，或者是熬到70岁以后，才能吃肉。
曹刿说：“那帮吃肉的人光知道吃，把脑子都吃傻了，哪能指望他们呢？”于是就去求见鲁庄公。按理说国君也不能是谁想见就能见到的，所以曹刿的身份虽然是平民（所谓的“庶人”），但还是属于贵族的远支。我们前面说过，当时诸侯国的国都被称为“国”，国都之外的大城被称为“都”，小城被称为“邑”，因为城的大小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所以“都”和“邑”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很分明，有的时候也是“都邑”并称（似乎有些没有城墙设施的居民聚集区，也叫做邑，这里我们就不细加考证了）。
居住在国都里面的居民，被称为“国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贵族的远支，很多人甚至和国君都是沾点亲的。国人当中有些是为国家机构和公族、贵族服务的（这些人当中，当然包括各级官吏），也有很多是自耕农，他们的土地一般都在郊区，离国都不远。城市里面还有从事商业的商人，此时还没有“重农抑商”的政策，所以商人地位也不低。
还有一类人需要注意，就是城市手工业者，他们虽然也居住在城市里面，可是却没有国人所应有的政治权利。因为周代的手工业者都是奴隶身份，直接属于国家所有，被称为“百工”，而且世代必须从事同样的行业，基本没有什么人身自由。
国人是有一定的参政议政权利的，他们的态度，甚至能决定国君的废立，比如西周暴君周厉王，就是因为得罪了国人，引起著名的“国人暴动”，被赶下台的。所以即使是国君，也要对国人客客气气的。同时，国人还是国家军事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承担服兵役的义务。您可别觉得服兵役打仗是苦差事，这恰好构成了国人政治权利的基础。国君的力量，不就是体现在军队上吗？如果国君不好好哄着国人，到时候军队都不听国君指挥了，那国君不就成了光杆司令？可见在春秋时期，国人的权利与义务是平衡的。
而城市以外的地区，则被称为“野”，这些地区的居民，被称为“野人”
（和神农架的野人不是一回事）。野人不算是国家的正式公民，没有参政的权利，而同时，也没有为国家服兵役的义务。野人的职业都是农民，打出了粮食，一部分交给国家，一部分留给自己（严格地说，是一种劳役地租，此处不详细讨论）。正是因为没有政治权利，所以野人对自己的国家，一般没有什么归属感，还会经常变着法儿编歌谣讽刺国君和贵族们。《诗经》里面的不少诗歌，都是这么来的。
看来有个城市户口还是不一样啊。
有的人用欧洲出产的五个社会形态划分理论，去硬套中国的历史，非说这段时间应该是奴隶社会。这个时期有奴隶，不假，可是我们从史料上实在看不出奴隶们在生产中处于什么主导地位，尤其是在农业方面，耕种土地的基本都是自由民，即使是政治地位不高的野人，也没有失去他们的人身自由。所以说，用西方人的理论去硬套中国实际，还是不太合适的。
这个曹刿，应该是有参政权的国人。对于国人，国君是不敢小瞧的，所以鲁庄公就接见了他。一见面，鲁庄公就急不可耐地向曹刿询问制敌方略，曹刿却不紧不慢，反而向鲁庄公发问。
曹刿问：“现在齐国入侵，国君您觉得有什么把握能和齐国一战呢？”
鲁庄公说：“吃的穿的，我都不敢独享，总要分一些给底下的人，我想大家会支持我吧。”曹刿不懈地说：“小恩小惠而已，你能照顾一两个，却照顾不了所有人，所以老百姓不会支持你的。”鲁庄公想了想，又说：“祭祀神灵的祭品，从来不敢弄虚作假，有多少写多少。我想神明也许会保佑我们吧。”曹刿还是摇头，说：“这种一念之诚算不了什么，神明不会保佑你的。”鲁庄公憋得满脸通红，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到自己还有哪些拿得出手的政绩，只好告诉曹刿说：“大大小小的案件，我虽然不一定能一一明察，但是一定会尽量酌情处理。”曹刿笑了，说：“这倒是为百姓尽心尽力的一个表现，可以凭此一战。请您带着我一起去前线吧。”鲁庄公还是不放心，问道：“就这么去打行吗？不用制订个作战计划吗？”曹刿说：“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拘泥于计划往往会误事的。我们就随机应变吧。”就这样，鲁庄公和曹刿同乘一辆战车，前往长勺（鲁国地名，有人说是在今天山东莱芜东北，也有人认为在曲阜以北）阻击齐军。齐桓公率领大军抵达长勺，一看鲁军已经严阵以待了，就摆开了阵势。齐桓公振臂高呼，鼓励士兵们说：“前面就是去年败给我们的鲁国军队，去年那一战，他们都已经吓破胆了。大家一起冲，再好好教训他们一顿！”说着话，就擂起战鼓。军中规定，击鼓是进军，鸣金是收兵。鼓声一响，齐国士兵就像潮水一般，冲向鲁军阵地。
鲁庄公命令：“赶快击鼓，和齐军决一雌雄。”
曹刿赶忙拦住鲁庄公：“国君您也太心急了，先别忙着击鼓，现在敌人气势正盛，我们不适合和他们硬拼。”鲁庄公听了曹刿的话，将信将疑，不过还是按照曹刿的意见，没有击鼓，鲁国士兵也没有展开冲锋。
齐国士兵冲到鲁国阵前，鲁军岿然不动，齐国军队冲不进去，就退了回来。齐桓公一看，这不行，攻击不能停啊，就命令再次击鼓，齐军向鲁军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可是鲁军这次依然毫无反应。齐军又撤了回来。齐桓公也很奇怪，鲁军这是怎么了，难道不想打仗？他们怎么不击鼓呢？可是自己这边的攻势还是要继续，就第三次击鼓。这回齐国的士兵们也学乖了，知道鲁军不会出击，所以象征性地冲了一下，挥动了几下兵器，就撤回来了。
曹刿一看齐军懒懒散散地在往后撤，就对鲁庄公说：“好了，可以击鼓了。”鲁庄公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于是敲起战鼓，鲁军阵内鼓声大作。刚刚经历了齐军三次冲锋，鲁军的士兵心理都憋着一股劲呢，这一下全都释放了出来。鲁国的战士们，一个个如下山的猛虎一般，向着齐军猛冲过去。
齐军显然没有料到鲁军会趁着这个时机出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齐军阵脚大乱，慌慌张张地向后撤退。齐桓公没有办法，也只好跟着往后撤。
鲁庄公一看，自己居然把强大的齐国打败了，那个兴奋哪。他举起战旗高喊：“快追呀，别让齐侯跑了，咱们也得俘虏他们几个大夫，才能一雪乾时之耻！”
曹刿赶忙拦住要暴走的鲁庄公，说：“先别急着追击。”然后他下车看了看地上的车辙印，又登上车前的木板，向远处望望，才对鲁庄公说：“现在可以撒开追了。”
鲁国军队这才向前追击，打得齐军四散奔逃，狼狈不堪。
几乎所有的书上都是这样写的，不过我总觉得这当中有些地方让人疑惑。
按照史料记载，齐鲁长勺之战，是一场双方军队摆开阵势，在平原地区正面对决的一场会战。鲁国并不是依托工事火力点在那据垒防守，所以应该不存在齐国冲击鲁国阵地却冲不进去的问题。因为鲁国士兵并没有工事掩体可以遮蔽，所以即使齐军冲过来，他们站着不动，可是刀砍下来，矛扎进来，还是要死人的。所以齐国军队冲到鲁军阵前又撤回去，这也不可解释。鲁军不击鼓冲锋，那砍他们就是了，难道他们是钢筋铁骨？等鲁军死的人一多，他们的阵脚自然就乱了，齐军又不傻，干吗还退下去呢？
所以，对《左传》中那句“齐人三鼓”的理解，也就成了关键。
有一种意见认为，当时的战争，是士兵排成整齐的方阵，向前推进。每击鼓一次，就向前走一段距离，然后要停下来调整队列。等调整好了，再次击鼓，再往前走。一般来说，如果战争双方同时击鼓，那只要一通鼓或两通鼓，双方军队就可以交火了，然后就看谁能先把对方的阵形突破，谁就取胜了。这样，所谓的击鼓三次，其实只是代表一次进攻的三个阶段。
而长勺这一战，齐军先击鼓，但是鲁军没动，双方的军队并没有接触上。随后齐军第二次击鼓，齐国士兵们才走到了鲁军阵前，这个时候齐军的队列已经乱了，只好再击第三通鼓，来调整队形。就在齐军调整队形的时候，鲁国军队趁机发动攻击。齐军拖着沉重的兵器，走到鲁军阵前，就已经比较疲劳了，再加上队形不整，所以失败也是必然的。
笔者认为，这才是长勺之战的真相吧。鲁庄公引得胜之师回国，但是对于这一仗是怎么胜的，还是有点糊涂。他问曹刿：“为什么你不让我早点击鼓呢？打胜了又为什么不让我马上追击呢？”于是，就有了那段著名的“曹刿论战”：“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这意思是说，打仗凭的是勇气。击鼓可以激励勇气，第一次击鼓时，士兵们奋勇直前，可是第二次击鼓的时候，勇气就衰弱了，第三次击鼓，勇气干脆就没有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士气高涨，自然能够打败齐军。“一鼓作气”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至于为什么不马上追击，曹刿的解释是这样的：“与大国作战，要多长个心眼。我看到他们的车辙印也乱了，旗子也七扭八歪了，才确定他们没有埋伏，所以这才放心让您追击。”
鲁庄公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曹刿真是个人才啊。于是重赏曹刿，任命他为大夫，从此曹刿也成了能吃肉的人。
长勺之战，以齐国的失败而告终。这一战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却留下了不少谈资，也算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场著名战役了。它不仅留下了“一鼓作气”这个成语，还提醒了以后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们，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要想打胜仗，首先要取得国内人民的支持。要想取得国内人民的支持，就要修明政治、勤于政务。
史书记载，长勺之战过后，齐军并没有马上撤退回国。齐桓公又邀请宋国跟着他一起入侵鲁国，后来宋国军队在乘丘（今山东滋阳西北）被鲁国军队打败，齐桓公收拾不了鲁国，气得没办法，只好断了伐鲁的心思。而鲁国居然以一国之力，连续打败齐宋两个大国的进攻，可见春秋早期鲁国的实力也是足够强悍的。
齐桓公回到国内，觉得挺没面子的。想想管仲劝自己的话，还真是字字珠玑。看来还是要先积累实力啊！
于是齐桓公把国政全部委托给管仲，还称管仲为“仲父”，以表示尊重。为了抬高管仲的地位，齐桓公还下令，全国都不许直呼管仲的名“夷吾”，而是要用尊称“仲”。
管仲得到了齐桓公的充分信任，就在齐国改革内政，大展拳脚。齐国的腾飞，也就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