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的反应：中共领导层多数意见认为，西安事变是革命行动，应当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只有对他进行彻底清算，才能为全国一致抗日开辟道路
★深思熟虑后的决断：中共果断放弃“审蒋”计划，有条件维护南京的正统，坚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事变。以举国抗日为根本目标，使中共成为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坚力量
★坚定地站在西安一边：中共支持张、杨的革命义举。准备共同迎击南京亲日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帮助西安方面筹划和进行和平努力
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传到保安，这个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小小县城，一片欢腾，根据地军民包括中共领导层的喜悦之情，都挂在脸上。
是啊，蒋介石1927年公开背叛革命以后，疯狂推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反共政策，整整打了10年内战，屠杀了数不清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巨大损失；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又使中国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中华民族面临着灭种的危机。如今，抓住了蒋介石，这是一件多么大快人心的事啊！
因此国内外舆论均认为，中共实难放过蒋介石！
南京国民政府亦认为，只有通过苏联对中共施加影响，方有可能释放蒋介石。
蒋介石本人自知对共产党血债累累，生怕共产党找他算账。当他从张学良那里得知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来到西安的消息时，脸色大变，怒斥张学良：“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张学良也担心中共会反对放蒋，并做好了说服中共的思想准备。
而红色根据地的军民得知蒋介石被扣的消息，第一反应就是：这回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
依据常理所做出的上述判定，使中共中央如何对待西安事变的态度，不仅成为国内外各方所密切关注的焦点，而且直接关系着西安事变的结局，关系着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能否实现。
★起初的反应：中共领导层多数意见认为，西安事变是革命行动，应当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只有对他进行彻底清算，才能为全国一致抗日开辟道路
中共中央是在12月12日上午8时许得知西安事变消息的。此时，习惯于夜里工作的毛泽东还在睡梦之中。中共中央军委机要科译电员朱志良将中共派驻东北军联络代表刘鼎从西安接连发回的几份关于张、杨扣蒋的秘密电报译出后，交给该科科长、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叶迅即到毛泽东住所将毛叫醒，把几份译电稿呈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电报后不久，中共其他领导人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陆续来到毛泽东的窑洞，传阅电报内容，商量研讨对策。据张国焘回忆：
12日上午近午，在毛泽东的窑洞里，我们传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持温和态度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个家伙杀了再说。”这时已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较为冷静，他表示：“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
消息立刻传遍红军各部队，整个保安乃至陕北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毛泽东的警卫员贺清华回忆说：“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蒋介石这个祸国殃民的坏蛋，也有这么一天，当了俘虏。……我们几个警卫员沉浸在欢乐的气氛里，围着地上的火堆直嚷嚷，有的说，要把蒋介石关起来。有的说，关着干什么？宰掉算了！还有的说，不行，那太便宜了，还是把他捆起来，戴着高帽子游街，边区所有的村子都得游一遭……”
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中共中央机关的同志高兴地跑到院子里，又唱又跳，她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主张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了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
李维汉回忆说：“我们在定边获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会后，我们致电党中央反映了群众的愿望。”
此时在保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样写道：“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传到保安，保安举行了群众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中共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公审蒋介石。”
共产国际派给中共的红军军事顾问李德回忆说：“我也参加了这个集会，毛泽东首先在会上讲话，在他之后，就我回忆有朱德和周恩来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清算和公审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叛徒蒋介石的时候到了，只有对他进行清算，才能为全国一致抗日开辟道路；必须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立即停止一切内战，特别是反对红军的内战，以及立即停止对共产党的迫害；必须举行关于建立有东北军总指挥张学良将军，陕西省主席（当时陕西省政府主席已由邵力子担任——编者注）、国民党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共产党代表和国民党地区抗日组织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的会谈；必须动员整个民族和全国一切武装力量，反对日本及其在国民党中的帮凶。”
以上记述的只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当天的一些表面情况，实际上在得知西安事变的这一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分析了事变的性质和如何处理事变，而且迅速部署了大量的应变准备工作。
在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迅速传阅了电文，分析了形势，并研究采取了相应的应变措施。
第一，迅速复电张、杨，建议张学良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严防其收买属员，特别提出尤不可把蒋介石交给其他部队看管。
第二，立即致电共产国际，通报事变情况。从这天中午12点到当晚24时，先后给共产国际发去3个电报，前两个电报，主要是转述张学良、刘鼎来电及张、杨的八项主张，第三个电报提出了如下计划：
（一）由张、杨及周恩来三人组成委员会主持大计，半个月内在西安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南京方面由林森、孔祥熙、冯玉祥主持，等待国防政府成立，并防御亲日派勾结日本进犯沪宁；
（二）争取全部蒋军抗日；
（三）以红军、东北军、17路军与晋军为主，组织抗日联军，争取在晋绥的中央军参加，以防御日本进攻华北。
这个计划显示：（一）预计西安将成为全国抗日的政治中心，南京方面推翻了蒋介石，群龙无首，抗日的各派系将群集西安，成立新的国防政府；（二）对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央军争取团结，共同抗日；（三）未提对蒋介石如何处置问题。
在这个电报中，中共中央还要求共产国际支持中共的立场和行动，“特别是：（一）在世界舆论上赞助我们；（二）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中国革命政府与革命军；（三）苏联用大力援助中国”。
第三，致电在平津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向他通报蒋在西安被张、杨扣留的消息，同时提出了党对事变的态度及面临的任务。电报指出：中共拥护张、杨之革命行动，党面临的任务是：把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开，争取南京及各地方政权中的抗日派，稳定CC派、黄埔派，推动欧美派及元老派，并具体提出要争取宋子文、孙科、孔祥熙、蔡元培、李石曾等；至于对蒋介石，提出要揭发其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及强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向南京提出明令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的要求。
事发当天的这份文件，反映了中共中央对事变所采取的态度，反映了当时中共中央对南京内部各个派系的认识和态度。后来的事实表明，当时把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开，是难以办到的。因为经过10年来的内战和国民党内各个派系的多次争斗，蒋介石已经牢牢控制了南京国民政府，把党、政、军等大权集于一身。当时的南京又居于正统地位，得到国际上的承认。此时要求罢免和公审蒋介石，的确是对“逼蒋抗日”方针的反复和动摇。
第四，进行军事部署。中共中央同意张、杨的要求，决定派红军一部开赴陇东环县、西峰镇一带，严防蒋军由西路进攻；派红军的另一部南下到咸阳、蓝田一带，策应东北军、17路军抗击东路蒋军的进攻。同时，把蒋介石被扣一事通知红军各军团，令各军团做好应变准备，待命行动。
13日凌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此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分散在各地，刘少奇在平津地区主持中共北方局的工作；陈云、王明、康生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任职；彭德怀、王稼祥、任弼时在甘宁地区红军前方总部。因而，出席这次会议的只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凯丰、张国焘、林彪等。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按照遵义会议以来形成的党内惯例，先由毛泽东首先提出报告，然后进行讨论，最后再由毛泽东作出结论。
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即中共以什么态度对待西安事变。他说：“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肯定，是不容犹豫的。”他断言：“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因而，中国共产党对事变是应该拥护的。”
毛泽东对蒋介石也进行了分析。他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而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
基于这一判断，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是：“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影响全国，召集救国大会，成立实质上是政府、名义上叫做抗日援绥委员会的机构。”他着重提出：“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对蒋介石的处置，毛泽东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并认为：“把蒋除掉，无论从哪方面都有好处。”
接着，周恩来发言。他认为：虽然蒋介石被扣，但南京方面的军事力量仍然照旧，一旦进攻西安，爆发大规模的内战，“日本将会在南京搞政变，在沿海地区增兵”。为防止日本变南京为傀儡政府，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要稳定及争取黄埔系、CC派、元老派、欧美派，推动他们赞成西安事变，团结抗日，具体地说，是要争取林森、宋子文、孔祥熙、孙科、冯玉祥，孤立何应钦；同时要深入发动群众，联合西北三方联合抗日力量，把西安变成抗日的中心；在抗日援绥的口号下联合阎锡山，联合刘湘，这是我们的两翼，再进一步联合西南桂系，以造成对华东的包围；东南7省是南京的势力，这是我们要争取的对象，要争取他们抗日。至于杀蒋还是放蒋，这要看张、杨的态度，因为蒋在他们手上，我们不好决定。
尔后，当时尚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作了重要发言。他认为：抗日问题上，主要矛盾是抗日派与“民族妥协派”（以蒋介石为代表）的矛盾。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这个行动的意义，使整个局势“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张闻天提出：处理事变的根本方针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他预见，我们党的工作也将随之有一个转变，“转到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
在政权问题上，张闻天较之周恩来更加明确地提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他认为，张、杨提出的“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口号并不坏”，我们的正确策略应该“把抗日为最高旗帜”，“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发动群众威逼南京”，以促成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而对于蒋介石的处置，“应该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
事后证明，张闻天的这些主张是正确的。
事变发生后，国内外反应强烈而复杂。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亲日派力主“讨伐”张、杨；亲英美派为保全蒋的性命，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地方实力派担心引发更大内战，大多数对张、杨不表示支持，几乎一致要求恢复蒋的自由；国际的反应也不一致，日本极力挑动中国扩大内战，得悉南京决定讨伐，兴高采烈，坚甲利兵，蓄势待发；美、英力求维持蒋的统治，认为可以同共产党合作对付日本；苏联为“洗清”自己插手事变之嫌极力攻击张、杨，但也希望事变和平解决。这些情况，都促使中共中央必须考虑如何以极为审慎的态度对待和处理事变后的复杂局势，制定出恰当举措，引导时局向有利于民族利益的方向发展。
这次会上，还有9个人发言，只有张国焘言辞最为激烈。他说：“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反蒋，第二是抗日。内乱问题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因此，打倒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在大家讨论之后，毛泽东作了结论。他指出：现在处在一个历史转变的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错误，不把反蒋与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出来。
这个结论说明，由于事发突然，对各方面的情况掌握不够充分，中共中央还没有对处理西安事变的具体方针下最后决心，毛泽东关于“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应积极去做”的话，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结论还说明，中共中央在对西安事变性质的认识和军事应变准备上形成了共识。而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和是否成立新的抗日政权，还存在不同的认识。
此时，在根据地人民群众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包括党中央中，主张“审蒋”、“除蒋”是多数人意见。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张、杨活捉蒋介石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保安的时候，不用说，是人心大快，大快人心。当时《红色中华》报上揭露蒋介石‘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的罪恶，说蒋‘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罪于万一’，要求把蒋介石交给人民公审、裁决，表达了听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时一般干部、党员的直觉反应。”
而作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张、杨，他们毅然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举动，不仅出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的意料，也使毛泽东等对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影响力产生了新的认识，对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可能产生的分化作出了大胆的估计。毛泽东开始认为，“倒蒋”可能会更有助于争取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内的抗日派和中间派，也是十分自然的。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虽然提出了“审蒋”及在政治上“除蒋”的想法，但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张闻天和周恩来“不与南京对立”的意见。
在随后几天的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中，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实际上采取了两条方针：一条是坚持以“西安为中心”和“审蒋”的设想；另一条是坚持“把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区别对待”的立场和做法。
以下几例可以印证中共中央的上述立场：
其一，在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周恩来连续给张学良发去两封电报。
第一封发于当天中午，提出4条：“（甲）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要。严拒樊崧甫。（乙）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弟等认为，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确定的发展其胜利。（丙）宜即逮捕或驱逐部队中法西斯分子，对全军奉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着是最紧急任务之一。（丁）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
第二封电报则发于当天下午，亦提出两个方面的建议：甲、刘峙指挥的河南集团有进占潼关的极大可能，拟宜提起杨虎臣（城）兄注意，以主力集中潼关而坚拒之。乙、为确占兰州、汉中两战略要点及隔离甘肃蒋军为二部起见，提议：（一）于军全部巩固兰州城，严防毛炳文及西北补充旅之进攻。（二）兄部王董两军及骑兵军集中平凉、会宁线，将该线之蒋军压向陇南一面，拒止胡、曾、关、毛南下，将海源、固原防务交于红军。（三）红军以主力进至海、固地区，以有力一部尾随胡军于豫旺地区，配合在静宁、平凉之兄军，乘机消灭南攻之胡等。如胡等在现位置不动，则压迫之入宁夏为最好。（四）商刘甫澄，调川军15至20团进据汉中。
这两份电报所透出的信息是：中共拟配合张、杨武装保卫西安，把西安建成巩固的政治中心，为此，要加强周边的防务，肃清内部和反对势力；电报还把“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作为最紧急的任务之一，反映了“审蒋”的思路未变。
其二，14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贺龙、萧克、林彪、徐海东、徐向前10名红军将领的名义，再次致电张学良及杨虎城，宣布了中共对目前事态的三项行动方针：
（一）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任张学良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东北军编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第1集团军，张学良兼第1集团军总司令：17路军编为第2集团军，杨虎臣（城）为总司令；红军编为第3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设立西北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以三个集团军高级将领为委员，每集团军3人至5人，以张学良、杨虎臣（城）、朱德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统一军事政治领导。以上组织如荷同意，立即以三方抗日救亡联席会议名义向全军全国宣布。此外，极力争取阎锡山先生及全国其他爱国将领加入，推阎锡山先生为全国援绥联军总司令。
（二）目前军事步骤：抗日援绥联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在目前三星期内，由杨兄所部固守西安城，张兄所部及弟部担任野战。如荷同意，弟部主力可于一星期内到达西峰镇，而后或增援西安，或增援固原，依情况决定；弟军一部则在定、盐、环钳制胡（宗南）敌，另一部在肤、甘钳制汤（恩伯）敌。王以哲兄部仍在固原防御胡敌，于学忠仍守兰州。只要打得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战局，既有若干失利，亦于大局无碍。以上第一步骤实现之后，依情况再决第二步。
（三）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提议：
（子）在联合三部分中一致提出下列10个口号：东北军、17路军、红军联合起来；抗日军队同抗日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召集救国会议，建立救国政府；争取人民自由；反对日本灭亡中国；反对汉奸扩大内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保卫中国而战，为援助绥远而战，为收复东北而战；抗日联军万岁！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万岁！
（丑）在部队中进行热烈的政治鼓动。
（寅）肃清部队中之亲蒋分子。
（卯）鼓动全军战斗勇气，造成至死不屈精神。
这封电文是由周恩来起草的，它比较系统地概括了此时中共对于处理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的要点是：一、高举抗日的旗帜，以武力保卫西安，使之形成抗日的中心；二、推行“倒蒋”计划，把南京国民政府与蒋有所分别，努力争取南京国民政府转向抗日；三、建立抗日政府。这个方针得到了张、杨的支持。17日，张学良复电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中共的基本主张，并提出了进一步的军事部署。他说：“联军主力现集结于渭南方面准备抗战，另一部于兰州、平凉、固原、西峰镇一带，对胡宗南、毛炳文等施行戒备。要求红军主力至环县、豫旺以北地区，箝制胡部。另以红军一部在肤施、甘泉附近将胡、毛、曾等部与汤恩伯部隔开，不使连成一气，并极力向北压迫以掩护联军后方之安全，并盼饬陕南之陈先瑞向卢氏、灵宝一带出击，扰敌之后方。”而中共中央军委则根据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致电陇东特区委张云逸，在陇东部分地区及肤施、甘泉一带由红军接防。规定在红军接防时，不改变政治组织，不与民团冲突，不打土豪。
其三，15日和16日两天，中共中央对外公开了处理西安事变的上述政策。15日，中共中央以15名将领的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罢免蒋氏、组织抗日政府的主张。电文说：“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之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
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刊登了《蒋介石罪大恶极》的长篇文章，系统揭露蒋介石“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的罪行。
毛泽东还把中共华北局负责同志“希望张氏干到底，胆大些，胆再大些”的来电转给张学良并同时向张透露中共所了解到的信息说：“法国激进党谓：张学良已成为中国第一有权威之人物，英国取调和态度。”
上述情况表明，中共中央在事变发生之初，是希望“审蒋”和建立抗日政府的。
★深思熟虑后的决断：中共果断放弃“审蒋”计划，有条件维护南京的正统，坚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事变。以举国抗日为根本目标，使中共成为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坚力量
中共中央对于处理西安事变的初步方针，从形成到改变前后只有6天。到19日，又一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便依据事变后的国内外情势，及时修改了上述初步方针，正式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中共中央由抗日“审蒋”到抗日“释蒋”方针的调整，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时任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对为何这样调整作了一番解释，他说：“这6天中，这件事的现象与本质都表现得更充分。”张闻天这句话，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同时又有为此前在无法了解事情全貌的情况下作出的初步方针“解套”的意味。那么，这6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又是什么情况使得中共迅速调整了方针呢？
其一，南京国民政府和地方实力派中没有出现有利于“审蒋”的政治军事形势。毛泽东原来曾经设想，蒋介石被扣以后，“他的力量必然削弱”，有可能使蒋的部下分化到西安方面来，这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但是，几天后，各方普遍反对新的内战，希望释放蒋介石，一致对外，抗击日寇的侵略。蒋介石被扣后，他的个人影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被戴上了“民族英雄”的桂冠，其威望足以继续左右南京的政局。而为了民族生存和抗日救国而被迫发动兵谏的张、杨将军，却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压力。
从西安反馈到中共中央的信息说：
（一）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指何应钦、汪精卫），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
（二）晋阎（锡山）向张提议，将蒋送山西，冯（钦哉）亦企图利用此事变。
（三）鲁韩（复榘）认为南京现在办法不能解决南京问题。宋哲元、刘湘尚无表示。
（四）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张之出此乃逼不得已，余（汉谋）、何（键）企图骗钱，表示拥护中央。
（五）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已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对张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求降求和完全交张处理之表示。
西安还传来消息说，12月16日，南京已下达了讨伐令，并继续对西安外围进行轰炸，刘峙所部已有5个师的兵力进入潼关，包围华县，并进逼渭南。
南京也有一个新的情况传来：一度积极支持张、杨的国民党左派爱国人士宋庆龄，此时也改变态度。事变当天，南京国民政府曾派人与宋庆龄会面，要求宋在谴责张学良扣蒋的声明上签字，宋庆龄不仅没有签字，还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此。”而刚刚过了一个晚上，也就是13日，宋庆龄就改变了主意，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此时担任全国各界救国会总干事的胡子婴后来回忆说：
12月13日，孙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变告诉了我。作恶万端的独夫民贼落入罗网，我以为她一定会高兴的。哪知她带着焦虑的样子问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问她：“去做什么？”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她看到我惊愕，就婉转地给我解释说：何应钦等亲日派惟恐中国不乱：蒋介石被杀，内战势必全国爆发，日军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我很快地醒悟过来，决定立即随她去西安。孙夫人住在原法租界莫里哀路的一个小洋房里。她要我陪她步行到辣斐德路辣斐坊，去约请何老太太（何香凝）同行。何老太太患心脏病，经常睡床不起，一听这话，立即起床同意同行。我急忙回家，在银行没有停止营业前取出一些现款，准备作费用……我情绪很高，并对到西安后可能遇到的问题作了估计。关于动身时间，她约我晚上8时听最后决定，到时我接到她的电话，说：“不去了。”这和她说要去西安一样，使我吃惊。
能够证明宋庆龄突然改变态度的还有一件事，即宋庆龄去世后，上海宋庆龄故居在整理珍藏的宋庆龄遗稿时，发现一份关于西安事变的声明（英文打字稿）。宋庆龄在这份声明中，明确地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声明说：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长期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结果，决不是什么“由张学良个人对蒋介石的不满而引起的”；而张学良发动事变的唯一的目的，“是劝谏蒋介石同意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抵抗日本的入侵”。但是局势异常复杂，如果对事变处理不好。就将导致一场“更大规模的内战”。这样不仅“将导致更深重的民族灾难，同时也给日本的入侵提供了便利”；在日本正扩大“入侵我国国门的危急时刻”，“内战必须停止”，“个人的不同政见都必须放弃”！所有军队的当务之急是：“求同存异，组成一个抗日的统一战线，任何企图阻碍此战线形成的做法都是在犯罪”。宋庆龄呼吁“每一个中国公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阻止这样一场灾难的发生。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保卫自己的祖国”。
宋庆龄在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的同时，还积极为沟通国共两党的联系而奔走。在南京，主张和平解决事变还有很多人，特别是蒋的亲属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以及蒋的军队嫡系。而为了了解中共的立场和动向，联系中共促使问题和平解决，宋美龄也找到了与中共有着密切联系的二姐宋庆龄。
宋庆龄接受了妹妹宋美龄的请求，找到了中共中央驻上海的代表潘汉年。这时潘汉年已经收到毛泽东要他“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的电报。潘汉年随即将中共中央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已决定派周恩来等代表到西安参加协调谈判的消息告之宋庆龄，同时建议她劝说宋子文等人前往西安和张、杨以及中共代表共同商谈，谋求事变的和平解决。潘汉年还表示，自己愿亲赴南京，会见宋子文、宋美龄。
经宋庆龄介绍，潘汉年住进了南京宋公馆，他不仅成为南京了解中共立场的桥梁，而且通过宋子文、宋美龄，了解到南京国民政府对如何解决事变的态度，并通过做宋氏的工作，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
上述情况说明，南京方面和地方实力派在事变发生后，没有向着与蒋介石分裂的方向发展，而是在力促释放蒋介石。
其二，张学良本人并无杀蒋的想法。张、杨发动兵谏的本意即“逼蒋抗日”。张学良在部署扣蒋行动时，就向有关将领强调：要活捉蒋介石，不要死的。他对孙铭久说：“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扣蒋行动打响和蒋介石失踪以后，张学良焦急万分，他命令105师师长白凤翔：“如果9点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头送来！”并对大家说：“若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若找不到他，我便将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那我张某人就成了千古罪人。”
扣蒋成功后，张学良多次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继续拥护他做领袖。”还说：“委员长今日诚然是中国的领袖，即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但领袖应虚心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过去专制皇帝不同，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12月16日，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发表演讲，公开宣称：“我们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场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场上效死。”他呼吁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有力量出力量，有钱的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场上”。
张学良从扣蒋开始，就敞开和平大门，欢迎各界人士入陕斡旋，共商抗日大计。他在致南京国民政府诸要人和地方实力派的电报中，邀请他们“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对宋哲元，希望他“亲来西安，或派全权代表前来”。对冯玉祥，希望他“速即命驾来陕，共决大计，力挽危舟”。张学良还致电宋美龄：“如欲来陕，尤所欢迎。”对端纳的西安之行，张学良非常欢迎，致电说：“此间态度一贯，君能来一视，甚佳。”同时，派出代表到各方联络，呼吁和平。并与南京当局的党、政、军要人保持联系，与各地实力派频繁接触，包括极力争取山西的阎锡山、平津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的支持，实际上在做着两手准备，并且把谈判和平解决事变放在第一位。国际和平使者端纳能够实现西安之行，把宋美龄的亲笔信送到蒋介石手中，促使南京与西安开始谈判，都是在张学良的支持下进行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时，张、杨与南京的和谈实际上已经启动了。
其三，苏联的态度对中共决策产生了影响。中国共产党是在12月16日正式收到共产国际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指示电的，这一由共产国际书记处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签署的回电，说：
现回答你们几封来电，建议采取以下立场：
（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有害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侵略者。
（二）既然事变已经发生，必须考虑现实，中国共产党应根据以下原则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冲突。（1）改组政府，使一切抗日运动的代表和拥护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同红军合作。（4）与那些同情中国人民摆脱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合作。
如果不出意外，这封电报将会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及时制定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以直接帮助。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电台密码出现差错，译电员无法将电报内容译出。中共中央于18日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电文出现乱码，“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到20日，中共中央才正式收到共产国际所发的电文，而在此之前的12月1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经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
尽管共产国际16日的指示电对中共中央决策西安事变的方针没有直接的帮助作用，但此前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新闻媒体接二连三的反应，已经对中共产生了影响。苏共中央的机关报《真理报》的社论说：在中国陕西发生的张学良、杨虎城部队扣蒋事件，是一种“叛变”行为，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的行为，它“名义上举起抗日的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而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发表的评论，则更无根据地将西安事变与日本侵略中国的阴谋联系起来。竟说：
张学良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要求，包括对日宣战及联共等项。此类要求，仅发动之烟幕，实际上为中国人民阵线之打击，及中国对外抵御之破坏。自蒋氏执政以来，中国已逐渐集中力量，显足表示其领导国防之准备与能力，张学良之反动，足以破坏中国反日力量之团结，不独为南京国民政府之危险，抑且威胁全中国。虽假借反日口号，适以便利日本帝国主义。夫反日人民阵线，乃系于南京合作之阵线。毛泽东与其发表密勒周报之文字中已直言其事。张学良之举动，其最近影响，即新的内战之爆发，亦即日本所急欲利用机会以作更深侵略之举者。
苏联的媒体所发出的声音，虽然也是希望和平解决事变，但它的出发点与事件的本身，与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却是南辕北辙的。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为的是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而苏联却为着自己东方战线的安全。因而，它对西安事变的判断一开始就陷入了片面。事过多年，谈及此事，周恩来仍然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他指出：“两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
苏联所发出的声音，除了向中国南京当局表明，西安事变与苏联无关之外，就是向中国共产党传递它的声音，以影响中共中央对待事件的看法及其立场。尔后，苏联政府在与南京方面就此问题进行会谈就说：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让中国共产党了解我们的立场。
斯诺在《漫评》中曾这样写道：
斯大林立刻向保安的中共领导人发布命令，要求他们立即释放蒋介石，否则将中断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关系。
斯大林的电报发给了上海的孙中山夫人，然后由她转交给毛泽东。斯大林宣布，除非中国共产党利用自己的影响促成蒋介石获释，否则，莫斯科将公开把他们斥为“土匪”并与他们断绝关系。
到目前为止，没有资料能够证明这个电报的真实性。因为，已经公布的资料表明，苏联及共产国际对于处理西安事变问题给中共最早的指示是12月16日共产国际的回电。即便如此，毛泽东及党中央仍然能够通过广播、电台和其他足够的渠道及时了解苏联对于事变的反应。事实上，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公开表态，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共的决策。
苏联的反应不仅影响了中共，也影响了张学良。中共代表团到西安之前，张学良已从广播电台上听到苏联反对事变的声音，对此，他很不理解。13日，苏联塔斯社广播《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报道后，张学良拿着新闻记录稿，正碰上宋黎站在楼下，就说道：“我救了共产党，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张还对刘鼎说：“为什么苏联认为事变是受日本的挑动，持反对意见？”17日，张学良再电中共中央，询问：“国际对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祈告。”毛泽东当天复电，说：“我们对远方（即共产国际和苏联）已作几个报告，尚无回报。兄令刘鼎将每日群众运动情况电告一次，若远方知此事变及事变后之进展不是单纯军事行动，而是与群众联系的消息，当寄以同情。唯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
中共代表团达到西安以后，在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张学良又提苏联态度的事。《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一书掐述了那次会谈的详情：
宴会后，周恩来趁与张学良小憩之间，要罗瑞卿即刻去找王炳南了解杨虎城和17路军的情况，为第二天与杨虎城会谈做准备。然后他便与张学良一起走进小客厅，单独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张学良向周恩来叙述了蒋介石被扣后的情况、南京的动态及各方面的反应，继而说道：“蒋介石独断专行，一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力逼我和杨将军配合中央军继续‘围剿’红军，我和杨将军怎么劝说都不顶用，苦谏不行，进行哭谏，委员长反而声言要把我们的队伍调离西北，我俩实在是忍无可忍，万不得已，只好实行‘兵谏’。倘若不捉他，不临之以兵，就无法使他猛省，内战就不能停息，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谈。”说到这里，张学良面起忧色，叹息一声，从兜里掏出一张《消息报》拍在桌子上，连连摇头说道：“可苏联的态度，令人失望，真可谓一派胡言。”
周恩来盯了一眼《消息报》，又怔怔地注视着张学良。
张学良语调很沉重地说：“本来，我一直是想取得与苏联的联系，盼望苏联支持我们的抗日。我通过李杜，通过新疆，都试图竭力沟通。这个问题，你我4月在肤施会谈时也曾商讨过。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他愤然拍了一眼前的《消息报》说道：“莫斯科电台却连日来大骂我是亲日派，斥责我们要求的抗日的行动是搞‘暴乱’，搞‘投机’，搞‘搞分裂’，比任何电台都骂得难听，弄得我和杨主任进退失据，啼笑皆非，感到压力很大。苏联的态度，实非我始料所及。”
苏联以第三国际的名义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周恩来当时并不清楚，但从《消息报》和外电上也有所略知，他感到苏联方面的指责，对张、杨两将军的义举中伤太重。面对张学良，他既是同情，又有些无奈，呷了口茶，才慢慢地回答说：
“对苏联的看法，请张将军不必多有顾虑。他们不大了解我国的国情，看问题难免有偏颇之处。然而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提倡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主张事变和平解决。……我党将会努力向苏联方面进行解释，相信他们只要了解事实真相，是会改变对张将军和西安事变的态度的。”
张学良对苏联的反应如此在意，可见苏联的态度对他产生的影响。
其四，蒋介石态度开始向着接受和平调解的方向转变。事变能否和平解决，取决于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张、杨是否愿意放蒋；二是蒋介石是否接受张、杨的主张，这是“释蒋”的先决条件。
蒋介石在被扣之初的两三天内，态度是顽固的。
12日上午，张学良去见蒋介石。走进新城大楼蒋的临时卧室，先行了一个军礼，然后说：“委员长受惊了！”连说了两遍，蒋都不理会。张学良接着说：“我们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变，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也为了委员长，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
蒋介石以颤抖的声音说：“你既为国家，应先送我到洛阳，然后再谈，否则法币、公债都完了。经济崩溃了，抗日也无从谈起。”
张回答说：“今日之事岂容搪塞。我们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仍执迷不悟，只有让群众公裁了。”
蒋一听，神色骤变，说：“过去我待你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群众公裁！你以为全国民众的舆论会赞同你们的叛乱行动吗？恐怕即使你们平素所说的‘人民阵线’里的人，也不至于做出像你们今天这样如此荒谬和狂妄的举动。你自称为革命，叛逆也可以称革命吗？陈炯明何尝不自称革命，天下人有谁能相信他是革命呢？你的部下就在这个房间的周围，你竟如此犯上作乱，你又怎样率领你的部下做人呢？”说完闭眼坐在椅子上，额暴青筋，全身发抖。张学良神色沮丧，只好退出。
12日这天，张学良去看蒋介石三次，但蒋根本不让张说话，有一次，还大声斥责张学良说：“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要是还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命令你马上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把我杀了，我同你没有旁的话讲。”他甚至用手捂住耳朵，连说：“我不同你讲话，我不同你讲话。”张只好再次离开蒋的房间。
张学良为打破僵局，同日上午，让邵力子单独见蒋。邵劝蒋说：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件事，请委员长仔细考虑。当前，日军实际已控制了华北，正向绥远进逼，已激起了全国的愤慨，如果政府还不想办法抵抗，自然会酿成变故。现在设法弥补，尚未为晚。邵力子还说：张、杨的做法虽不免鲁莽，但其用心良好，希望委员长从民族国家的全局着想，接受张、杨的“八项主张”。
蒋介石表示，决心牺牲，决不受任何要挟，或者立即送回洛阳，或者立即枪毙，皆由张学良选择。邵力子听出，蒋以死相威胁，意在摸清张学良的意图，就宽慰他说：送回暂无可能，枪杀也决不敢。邵还试探蒋介石是否会以辞职而保全性命，俟国家需要再行复出。蒋介石回答：“决不能在武力威迫下考虑这个问题。”邵的这次谈话也无成果。
蒋介石还在这天拟好了两份遗嘱，给宋美龄的是：“美龄吾妻：余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蒋中正。”给蒋经国、蒋纬国的是：“余只承认宋美龄女士为余唯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余虽死于九泉之下亦瞑目矣。”并把这两份遗嘱交于张、杨，让他们代为拍发。
蒋介石真的准备以身殉国吗？此时的蒋介石对生死的判断极其矛盾。一方面，蒋介石不会想不到，自1927年以来，他屠杀共产党和进步群众无数，此次事变，即使共产党没有亲自参与，也与受其影响不无关系，共产党能放过他吗？此次事变，是为抗日“剿共”而起，自己西安之行，不仅有威逼张、杨部队“剿共”之意，更有撤换张、杨的把柄，张、杨能轻易放他吗？这使蒋介石深深感到生命的威胁。另一方面，从张、杨对他毕恭毕敬的态度，邵力子谈话所露的口风分析，不像要杀他的样子。
但是，无论如何他都要维护他作为领袖的尊严。有了领袖的尊严，如果死，那将留下英雄的形象；如果生，那将增加后面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在被扣的初期，蒋介石表现出了极其顽固、死硬的态度。
可13日发生的一件事，使蒋介石企图维护的那点自尊、那点英雄形象，大大缩水。起因是12日夜，西安绥署参谋长李兴中收到一封匿名信，大意是说：委座蒙难，关系国家存亡，希望李能运筹帷幄，救委座出险，以建立这千载不朽之奇功，等等。恰巧，毛泽东、周恩来这晚也有一电发给张学良，电报富有预见地提出：
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万须将蒋押在自己的卫队营内，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将其交其他部队，严防蒋收买属员。
围绕同一件事出现的一信一电，引起了张学良注意。他与杨虎城商定，决定把蒋介石转移到金家巷张公馆附近的高桂滋公馆，由东北军卫队营看管，以防意外。
13日上午，张学良找到邵力子，请他出面劝说蒋移居高桂滋公馆。但蒋介石并不买张学良的账，他坚拒道：“我决不迁往他处，如张不能送我回洛阳，我就死在此地，这是西安绥靖公署所在地，我是行政院长，所以，决不能离开此地，你可即以我此言告张。”邵力子看清了蒋氏这是怕死，就宽慰蒋说：张学良请你移居高公馆并无恶意，此时“勿再峻拒张学良进言”。这句话对蒋产生了作用，蒋随即问邵，能否搬来同住？
还没等蒋介石就改换住处问题最后说定，当日深夜11时，刘多荃师长奉张之命偕宋文梅到新城大楼劝蒋搬迁。蒋误以为是要枪毙他，因为他的南京部下处决政治犯多在夜深人静之时，而且他看见宋文梅腰间挂着手枪。蒋介石立刻萎缩到床的里面，重复上午给邵力子说过的话：“我兼行政院长，西安绥署直属行政院，是公家地方，要死也死在公家地方，哪里也不去。”之后，蒋用被子蒙住头，任凭谁如何劝说坚决赖住不走。
谁也没有想到，蒋氏顽固的态度，事过一天即很快改变。能够使他改变的人，就是宋美龄派来的和平使者端纳。
端纳是14日中午到达西安的。在西安西郊机场，张学良派来了他的私人“洋管家”、也是端纳的老相识、美国人米·埃尔德前来迎接。端纳看到蒋介石的座机安然无恙地停放在机场。又听米·埃尔德介绍西安事变的粗略经过和蒋介石的近况，初步证实“蒋介石没有死”的此前判断。
端纳还没有从思绪中走出来，汽车已开到张公馆。端纳在客厅落座之后，张学良便出来接见了他。见到昔日的顾问，张学良显得非常高兴，一番寒暄之后，端纳拿出了宋美龄的亲笔信，交给了张学良。张学良阅后，即让秘书抄写了一份，然后将原件还给端纳。
会谈一开始，负有亲眼看到蒋介石死活使命的宋美龄的亲信黄仁霖上校，说明了自己此行的目的。他告诉张学良，蒋夫人派他来，就是要看看委员长的健康状况，建立初步的接触，并充任端纳的翻译。他要求立即见蒋。张学良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委员长现在很好。至于你想去见他，我也不在乎，但现在不行。
于是，双方围绕为什么现在不能见蒋、何时才能见蒋开始辩论。在辩论中，张学良发现，他向全国发表的八项救国主张，坐在面前的两位南京使者都不知道。张学良从八项抗日主张的内容和主张开始，详细叙说了他发动兵谏的苦衷和长期以来围绕“剿”、“抗”问题与蒋介石的纷争。然后，张学良告诉端纳、黄仁霖：在被扣的两天来，委员长情绪很坏，拒绝与我谈话。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曾请他搬出新城大楼，到新落成的高桂滋公馆去住，也遭到他的误解和拒绝。张学良说，他没有丝毫加害委员长的意思，包括东北军和17路军的官兵在内。
张学良向端纳交底说：假使委员长接受八项主张中的若干条件，我就可以设法打开眼前这个死结。只要蒋答应抗日，我可以亲自送他回南京，南京当局给予什么处分，我都在所不惜。
这次谈话持续了半个小时，之后，张学良安排黄仁霖在张公馆的门房休息，他陪同端纳去见蒋介石。
当他们进入蒋的卧室时，蒋介石正躺在床上，用毯子蒙住头，面壁侧卧。端纳一进来就说：“Hello，c\'issimo。”蒋介石坐起来说：“你来了，我知道你会来的。”端纳说：“是的，我来了，夫人也会来的。”蒋陡然变色，说：“她不能来，她不能到这个强盗窝来！”端纳将宋美龄的亲笔信交给了蒋介石。蒋展信读道：
夫君爱鉴：
昨日闻西安事变，焦急万分。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着想。即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唯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故年来竭力整顿军务，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忠为国之心，必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目下吾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妹日夕祈祷上帝赐福吾兄早日脱离恶境，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临书神往，不尽欲言。
专此奉达，敬祝
康健
妻美龄
25年12月13日
这封现存于台湾总统府机要室档案的宋美龄的亲笔信，不知何故，未见这样一个重要情节，即宋美龄弦外有音地提醒蒋介石“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当然，这也可能是端纳当面向蒋传达的宋美龄的口信，但不管怎样正是宋美龄的这句提醒，使蒋介石认识到，真正威胁他生命安全的不是西安的张、杨，而是南京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蒋介石从这封信中，还明白了宋美龄暗示要他赞同抗日。
读罢宋美龄信的蒋介石，泪水沾襟。
端纳的西安之行，使蒋介石有机会了解南京的情况。端纳告诉他：南京亲日派正在讨伐张学良的幌子下，要夺取他的统治地位；他如再不表示抗日就会众叛亲离。端纳劝他远离亲日派，倾听西安人民的呼声，接受他们正确的东西，只要执行总理遗嘱，“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端纳说：“同张汉9即将军谈话以后，我首先向蒋先生告慰，就是张先生对蒋先生并无恶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答应这个要求，张将军还要竭诚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个主张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主张，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暗指英、美等国）也赞成。蒋先生若能接受这个主张，今后将变成这样大大的伟人（举起手高高地比划着），要是不接受这个主张，今天就变成这样小小的人（俯着身子蹲下来比划着）。国家和蒋先生个人的安危荣辱就系于蒋先生心思的一转。”
端纳接着小声说：“你最好搬一处地方，这里不是应该你住的。”听了端纳此语，不知蒋介石是对端纳好意的尊重，还是对端纳提供的信息的信任，总之他愉快地答应了搬家，说：“也好，我随你去。”端纳向张学良使了个眼色，两人一同离开房间。稍后，蒋介石穿好衣服，和张学良一起来到高桂滋公馆。
蒋迁至高桂滋公馆后，端纳又向他透露了新的信息。告诉他说：你周围的“许多人则是秘密的亲日分子”，要当心，不要被这些人所左右。要耐心地听一听“西安人民的意见，以估价他们有何可取之处”，“不必固执己见，以便为离开西安铺平道路”。
端纳还说，他看了张学良提出的八项主张，“看不出这些要求有什么毛病”。不要对张学良采取“暴躁”和“狂妄自大”的态度，这对解决眼前的问题不会有任何好处。
端纳的谈话，对蒋介石启示很大。这时他开始考虑借用西安方面的力量来对付南京亲日派的问题。多日来的恐惧、狂躁的心理开始缓和。也就是说，他开始接受端纳的建议，向着和平解决事变，向着倾听西安方面的声音，向着同意抗日的方向发展。这是蒋介石从坚持10年反共内战走向勉强同意团结抗日的一个转折点。很快，原西安“剿总”秘书长吴家象在西安电台广播中公开说：蒋介石“对于先安内而后攘外的主张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坚持，已允许我们和他商谈抗日的问题”了。
在蒋介石思想转变的同时，端纳没有忘记对张、杨施加压力。他把蒋介石有关抗日问题的日记递给张学良看，目的是说明蒋是准备抗日的。端纳还要求去说服杨虎城等人，以保住蒋介石的性命。他说道：“南京那帮人正希望把他干掉，这样他们就能取得他的位置。他们一掌握政府，你们就成了叛逆或强盗。一定要防止这一点，要让合法的人掌握权力，避免授人以柄，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全委员长的生命。”
14日晚，端纳致电宋美龄，报告在西安的情况，告诉她：“委员长平安，居处适宜”，他“正随侍在侧”。并说张学良企盼孔祥熙亲来西安，尤盼宋美龄偕行。
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是在17日掌握上述情况的，这些情况说明，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他在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中的领袖地位并没有受到根本动摇，把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区别对待的做法，并没有导致西安方面力量的强大。在此情势下，继续执行“审蒋”和以“西安为中心”建立与蒋氏抗衡的政治力量的计划，是不现实的，还有可能扩大内战，削弱抗日力量。而各方多倾向于和平处理事变正是基于对内战有可能扩大的担心，以及有可能影响抵御日本侵略的考虑。如果放弃“审蒋”计划，与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内强大的保蒋势力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则有可能促使蒋介石为保全自己性命而答应西安提出的条件，下决心走上抗日的道路。
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与张闻天、博古等商定，决定改变原来“审蒋”的主张，倡导有条件地“释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为了表明这一意图，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阐述中共新的政策立场。电文说：
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在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须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本党致贵党建议书及许多通电曾舌敝唇焦，一再向责党与蒋氏提议，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奈蒋氏对于日寇的步步进攻，依然是一再退让，对于绥东阎、傅两将军的英勇抗战，依然坐视不救，对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摧残不遗余力，反而调集大军进攻苏维埃与红军，最后并欲压迫提议抗日的东北军与17路军，以继续扩大内战。此种举动诚为错误已极。在此情形之下，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不能奏效，实属显然。在日寇加紧侵略，晋绥危急关头，此种扩大内战行动决不能为爱国人民与爱国军队所见谅，即贵党明达之士，想亦不愿以蒋氏一人而致中华民族以万劫不复的病患。试看日寇自蒋氏被幽以来。尽其造谣挑拨之能事，以鼓动内战，其阴毒计，昭然若揭。想贵党决不至如此轻举妄动，中日寇之奸谋，退一步，即对于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故本党认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贵党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
（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17路军的抗日要求：
（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
（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
（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靡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时机紧迫，敢贡刍荛，尚希明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这封电报清楚地表明，中共反对“讨伐”张、杨，主张在抗日的前提下，和平解决事变。
19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系统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局势变化并最终正式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报告和结论。
毛泽东在报告中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在另一方面，西安事变的发生是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不立刻对日抗战，尤其是由于蒋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它“能更促进抗日（力量）与亲日（力量）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这是光明的一面”。毛泽东鲜明地指出：“目前的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盲目的拥护蒋个人而不问抗日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对于好的方面发扬，对于黑暗方面给以打击”。
毛泽东在全面地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光明”和“黑暗”两方面的形势之后，接着分析了由此而来的西安事变的两种前途，这就是胜利的前途和失败的前途。为了实现胜利的前途，毛泽东提出，我们应采取“两手”的办法，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一手是“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另一手是“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毛泽东认为，现在的中国营垒是两方面，一方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另一方是共产党与抗日派。中间还有动摇与中立的一派，我们应争取这些中间派。我们要把一切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毛泽东大大修订了此前“审蒋”主张在中央决策考虑中的所占比重，他说：对蒋介石处置有上、中、下三策：“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则是上策。中央的方针是采取“放”这个上策。
他建议中央，“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毛泽东同时指出，现在发表的通电与前次的通电是有区别的，更站在第三者立场上说公道话。党的策略是：和平调停，使内战结束。
张闻天在这次会上的发言同毛泽东的报告相得益彰。他讲了7个方面的意思，系统地概括了党应采取的根本方针。他指出，“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对于怎样处置蒋介石，张闻天强调：“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张闻天这种抗日而不反蒋的见解，是独有战略眼光的，在这一点上，他是最早把对蒋处置同抗日全局联系起来的、坚定不动摇的党中央领导人之一。
张闻天对于苏联态度的看法，也提出了鲜明的正确主张。他同毛泽东一样，不同意苏联舆论对张、杨的指责，认为“这样的舆论，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碍的”。他虽然对苏联的做法作了开脱，说苏联有难言之隐：“只能这样说”，否则会引起“与南京对立”，但他仍然坚定地表示，我们当然不能采取苏联这一立场。
曾任党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也在会上发了言，他明确表示：“我完全赞成毛主席这个解释。”我们应着重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不是蒋个人的问题，“不采取与南京的对立”。
这次会议非常顺利，政治局内部很快达成一致意见。这时，毛泽东对会议作出结论，他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它实际上是抗日起义。西安事变要取得胜利，一定要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参加，还要取得有产阶级的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领导和帮助。
毛泽东指出，围绕西安事变国内外各种力量阵线分明：一方面是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和南京右派，极力制造内战；另一方面是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和国际和平力量，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这两者之间，还有很多处于动摇、中立的中间派，中国共产党要努力争取这些中间派，实现“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共产党对事变双方应实行调停方针，调停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用文章调解，二是用武装调解，意思是在政治上争取和平的同时，也要准备以武力来制止南京的讨伐。“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现在有争取和平、结束内战的可能。因为反对内战的国内外力量是强大的，而主张内战的只有日本、汉奸和利用战争做生意的人。我们要把国内外反对内战的各种力量团结起来，力争结束内战。
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对外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另一个是对党内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这两个文件，集中体现了中共中央确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通电把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概括为四点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毛泽东把本次会议通过的《通电》与15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电作了比较，他指出，两者之间一个重要不同处就是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19日的《通电》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更为进步的方针。
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就这样最后确定和付诸实施了。
★坚定地站在西安一边：中共支持张、杨的革命义举，准备共同迎击南京亲日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帮助西安方面筹划和进行和平努力
中共确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在南京讨伐派发出讨伐令，开始进攻和轰炸西安之后。此时，张学良发动事变时寄望予以支持的山西阎锡山公开的表态首鼠两端；华北实力派宋哲元处也对事变不表认同；南京国民政府内的反对派冯玉祥等，也一时指望不上。而苏联方面为洗清与西安事变的关系，骂张杨最为起劲。惟有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绥远的傅作义敢于仗义执言，但最终没能起到直接的帮助作用。张杨的内部面对事变也在分化，并发生了东北军驻洛阳炮8旅旅长黄永安、17路军第7军军长兼42师师长冯钦哉等两起投蒋事件，致使陇海线上防御“中央军”西进的咽喉要地潼关被中央军占领。
美国驻北平总领事F．P．洛克哈特在致国内的电报中，这样描述西安当时所处的被动局面：
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全国各界对处在困境中的蒋介石自发流露出来的同情，和对正在处理这一危机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广泛的支持。如果说存在着不同的舆论，那主要是方法，而不是原因。当时人们所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使委员长获得完全的自由，使他重返南京。
面对舆论上的不利局面，张学良和杨虎城采取了多种措施宣传他们的抗日主张及和平愿望。
12月13日下午，张学良向原西北总部全体职员训话，解释“兵谏”的原委，阐述救国主张。张学良说：
过去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到班，没有同诸位讲话。不到班、不同诸位讲话的原因，实在由于我内心不愿意做“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迫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枪去打外国人，反来打自己人，我万分地难过！我不愿意同我的部下说假话，违心的话，可是我限于命令和职务的关系，不说则已，要说就得说些违心的话，不得已，只好根本不说。
关于此次12月12日事件的原委，想诸位已经大概的明街，现在我再简单地述说一遍。
关于政治主张，我曾公开地同蒋委员长讲过几次，讲话的内容，今天我见到蒋委员长的秘书毛庆祥、汪日章，据他们告诉我，我同蒋委员长的讲话，他们都听到了。可惜因为蒋委员长气太盛，也是因为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蒋委员长误会我，说我的意见不对，但又不能说出我的不对的地方在哪里，更不能对他所说我的不对的地方加以指导！
我同蒋委员长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到最近阶段大抵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我决定三个办法：第一，和蒋委员长告别，我自己辞去职务走开。第二，对蒋委员长用口头作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在最后的、万一的改变他的主张。第三，就是现在所实行的类似“兵谏”办法。假如不是因为我遭逢国难家仇的处境，假如不是因为我对国家民族负有重大的责任，假如不是因为我采纳部下的意见，接受部下的批评，或者假如我只身离去，回东北做义勇军工作，也能收到实行第三种办法同等的效果；实行第一种办法，对我个人没有什么，我一点不在乎！
第二种办法，是我最近一个月来所实行的，在实行这种办法时，我真是用尽心机，也可说舌敝唇焦，而绝对是纯洁无私的。我曾去洛阳两次，有一次为表明心迹，是单身去的！可惜，因为蒋委员长气太盛，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在上面已经说过了。我可以说是蒋委员长的最高干部，而他对最高干部的话，不但不采纳，甚至使我不能尽其词；反之，却专听从不正确的一面之词，这实在不能算对。曾扩情有两句诗，大意说华山虽然高，其奈四周被阴霾笼罩着。这种情形，正像说蒋委员长被人包围着一样。
第一、二两种办法都行不通同，只好采取第三种办法。采取第三种办法，还有几个近因，也是主要的原因：第一，上海7位救国领袖被捕。上海各位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沈钧儒是一位60多岁的著名教授，他所犯的罪，只好说像他自己已说的“爱国未遂罪”！有一次我对蒋委员长表示上项意见，他竟说：“全国人民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我心里的话——那时没有说出来，革命政府并不只是空洞的四个字，革命必须有革命的行动！第二，一二·九学生运动。事前我听说了，便同杨主任、邵主席计议，想出各种办法来阻止。我提出几个办法，令学生在学校开纪念会，请邵主席召集扩大纪念周，令学生用文章表示，实在还不成，非游行不可，由我和杨主任、邵主席尽力劝阻，无论如何不能叫到临潼去。对学生运动，我实在是尽力排解，假如不是蒋委员长饬令警察开枪，武力弹压，使群情愤激，我想学生决不至于坚持到临潼去。学生走到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竞公开说是他叫警察开的枪，假如学生再向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了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尤其常听他说：除了到西北、除了我，没有人敢像那样说他，没有人敢批评他。他是委员长，他没有错，他就是中国，中国没有他不成等话以后，便断然决定采取第三种办法。的确，我们平静的说，从蒋委员长的一切言行上看，他和专制大皇帝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件事情，也足以促成我采取第三种办法，也可以向诸位提出来，就是蒋委员长认为我的部下的行动有不检的地方，开始要求我对于我的部下加以惩处！我实在不能那样做，我不容于当局，牺牲我个人可以，无论如何，绝不陷害我的无辜的部下。
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次举动，对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地考虑，假如无利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对于国家终于是有好处的！
现在蒋委员长极为安全，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我们考察这次事件，和蒋委员长过去所犯的错误，我们应该注意两件事情：第一，重要事情要和重要干部详细讨论。遇到重要事件，虽限于军事困难，不能和很多人讨论，但至低要和重要干部讨论，俾干部得以竭尽忠诚，发挥己见。至于全国民意，就是我们的主张，当然更绝对不能违背！第二，特务工作固然很重要，但情报只能供参考，不能完全听信，过去蒋委员长太重视情报，而蒋委员长所得的情报，可以说有很多是不正确的，试想根据这种情报，去决策政策主张，焉有不错误之理？
这次事件关系我国家民族兴亡，务望诸位集中全力，格外努力任事！都要下最大决心，献身国家民族！我真不信我们中国不能复兴！我们不信我们中国不能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我们要承认过去的错误，我们绝对不一错再错，诸位同志！中华民族终有自由解放的一天！
12月15日晚，杨虎城在西安电台发表广播演讲，再次宣传“兵谏”的意义。兹照录原文如下：
各位听众，各位同胞：
国难日亟，自12月12日张副司令与虎城应西北各界救亡的要求，毅然树起抗日的旗帜，其重大意义，已于文日（12日）通电及昨日（14日）张副司令广播词中，很诚恳地说明了，全国自然都有了深刻的认识。今晚虎城特再着重来向大家报告一下。
同胞们！我们中国目前的国势已到了什么地步了？是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无厌的侵略，眼看着就要亡国灭种了？所以我们救国的方略，除了全国一致，不分派别，向同一的目标，对准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抗战以外，实在是再没有第二条生存的道路了！现在南京国民政府在蒋委员长控制之下，他们一贯的政策，究竟是怎样的办法呢？他们所号召的口号就是“攘外安内”。同胞们！我们平心静气的想想，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进攻，亡国灭种的惨祸就在目前了！所谓“攘外安内”仍然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将来的结果，也只有同归于尽，还谈到什么“攘外”吗？
蒋委员长这次到西安来，张副司令就很诚恳的诤谏过多次，无奈他不但不能采纳，反而变本加厉的在学生请愿出兵抗日中，忍使警察对着手无寸铁的青年，实行枪杀，这是多么不幸的事呢！蒋委员长是我们平素所拥护的，我们拥护他是希望他能领导我们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民族。现在他这样错误的政策，我们决不能以感情作用，使总理手创的中华民国陷于万劫不复的地位。我们这次举动，是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决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的。我们的愿望是在抗日的旗帜下，全国同胞一致团集，不但是不分派别，即就是不抗日的，我们也希望唤醒他们来抗日。纵然他是汉奸，我们也还要拿出良心来激动他们，使他们能够回到我们的这条抗日战线来！“12·12”的举动，在意义上，完全是为爱护蒋委员长而发动的，即是我们不忍坐视他的政策错误到底，做了我们中华民族罪人。至于我们提出的八项主张，在昨天张副司令已经在广播上向全国同胞说明了，现在此间已组织了抗日联军，准备先向目前侵略我们的绥远的敌人抗战。希望我们的全国同胞一致起来，不分派别，共同负起这个抗日救国的责任，争到最后的生存。南京国民政府对我们这次的行动，听说还有不谅解的人。同胞们！我们是抗日，不是内战，所以张副司令昨天说的话，我们就是剩了一兵一卒，必用在抗日的疆场上。虎城也是这个决心。只要我们中华民族能够争得生存，为功为罪，虎城是不计较的。希望全国同胞们以后不时的指导，使虎城在抗日的战线上，不致有什么错误，虎城是十二分的感谢。
为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张、杨找来当时在西安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等外国友人，用英语进行对外广播。贝特兰在他所著的《First Act in China》一书中，描写了这段情况：
西安的外国人只有史沫特莱和我有英文报纸可看，却往往是一星期前的旧报……报上某些关于西安情形的消息，简直令人吃惊，完全是虚构的新闻（为了帮助人们澄清事实，西安方面增加了对外广播，史沫特莱和贝特兰应邀参加到英语广播的行列——引者注）。
但XGOB电台（注：西安的广播电台）正面对着一个敌对的世界。我的朋友张君是无线电台的主要负责人，他的雄心很大，要用法、德、俄等语言广播消息，每晚再用英语广播。西安无线电台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国际电台，但结果不能实现原先的计划。南京电台、汉口电台或其他更有力的电台故意干扰电波，使有名的西安广播十之八九都听不清楚。
12月19日，张学良利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采访之机，进一步公布事变真相，阐述西安方面的救国主张。张学良说：
迫使我扣留委员长的，不是任何私人的动机。这事情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要我们的政府明确地改正现行的国策，实行武装保卫我们的国家，断然停止在不断的内战中千百万中国金钱、中国人民的中国财产的耗费，停止围剿所谓“赤匪”，他们虽然见解不同，但到底是中国人，他们至少不会像日本人一样危害我们的国家……我们已受尽国人的责备，我没有回避责任，但我不是中央政府，我没有力量发动全国的抗战……但我们渴望中国军民抵抗侵略的敌人，不要攻击中国的民众。国军迄未移动一步去实现抗日，但它为要进攻我的动员却像飞风一般的快，当敌人正在我们国境内的时候……我们切望着委员长的领导，我们无论如何不愿意他的权力被人剥夺……我们不得已突然扣留了他，但没有威胁他的生命，没有损害他的地位，他在我们的心目中依然是委员长……他所以未恢复自由，这不能责怪我们。我在星期一的晚上电请南京国民政府派员听取委员长的意见，跟他商讨阻止内战爆发的必要措施……委员长跟我们一样一直等待着京方派员来此处理这件事情，使委员长能够回京复职，但还没有等到。这事情竟迁延得这么久，实在奇怪得很。如果有人来到这里，则委员长早已回到南京了。
然而，他还在等待着，他在这里受人尊敬，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而且有端纳先生陪他住在一所新式房子里，没有谁去搅扰他。当他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回去，站在国人面前，受冷静的公正的审判。如果他们听了我讲述的事实以后，认为我的举动谬误而责罚我，则我愿意承受任何责罚，甚至死刑。
为了增加宣传的说服力和真实性，张、杨还说服被扣的南京军统头子曾扩情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说明真相。曾扩情在广播中说：
此次事变之原因，张副司令和杨主任在通电中已说过了，通电中所言实情，确实如此。总而言之，此次事变完全由于政治主张之不同，而不是对人的问题。希望南京方面要根据事实和理智，不必谩骂。本人对于此次事变，身历其境，深知张副司令和杨主任的真意所在。为大家团结一致，救亡图存。此一问题不是武力可以解决的，如果爆发内战，不仅委员长个人不幸，国家亦必因而大乱，人民亦必因而涂炭，并且若用武力，则日本的压迫则必更甚。所以，此次事变决不是谩骂和武力所可解决的，必须大家共同商议办法，则国家的问题，才可以解决。
西安方面的正面宣传，对于促使人们了解真相起到了一定作用。左翼民众团体和知识分子大都赞扬张、杨的爱国行动，支持他们的救国主张。
12月14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团、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团、东北民众救亡会、西京文化界协会、西安中等教职员联合会等18个救亡团体联合发表通电，支持张、杨，呼吁全国同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局。
同一天，设在北平的东北各救国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代表3000万东北同胞提出：“反对假借任何名义实行内战！”“要求政府接受张、杨救国主张！”“速召救国大会实行抗日！”
北方人民救亡大同盟17日散发《对于西安事变的基本认识》的传单，分析酿成西安事变的远因和近因，批驳当时对张、杨的各种攻击和诬蔑，最后提出六项要求：
（一）政府从速停止内战。（二）对于西北将领的救国主张，召开救国会议，商讨国是。（三）开放民众运动，允许民众言论、集会、结社、信仰、出版之自由。（四）停止屈辱的中日南京谈判。（五）调开从事内战的军队到边疆各省，真正对日开战。（六）开放党禁，释放一切政治犯。
但是，国内的社会舆论从总体上看，反对西安、拥护南京、主张立即释放蒋介石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爱国初衷一时还未被国人所了解和理解。
此景此情，无论是谈公义还是论私情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站在西安一边，站在秉承民族大义发动事变的张、杨两将军一边。
在政治上，中共坚定地支持张、杨。中共虽对于西安采取类似于“军事阴谋”的做法扣蒋，也不表赞同，但它认为，事变本身是一种革命性质，是抗日的起义，因而高度赞赏张、杨的行动。中共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撰文，赞扬张、杨“扣留蒋介石及其亲信，这是抗日的起义，这是蒋介石自己出卖中国，镇压全国抗日运动的必然结果。这一行动正是除去抗日援绥道路上障碍，是进一步发动大规模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有力条件”。
对于苏联舆论对张、杨的攻击，中共没有附和，在中共中央内部，张闻天、毛泽东等都批评了苏联为了自身利益，采取攻击张、杨等不顾事实的做法。
中共中央坚决支持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并在抗日的基础上讨论“释蒋”问题。12月21日，毛泽东致电驻上海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潘汉年，指示其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护蒋企图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国民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2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让其鼓励张、杨，坚定信心。毛泽东在电文中说：“时间正在变化中，张、杨不会久处孤立。但应告张、杨及其干部，把工作放在困难点上。即使困难，奋斗到底，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如无此种决心，则遇有挫折，将不能坚持。。凡事向好坏两面着想，力争好的前途，同时也准备对付坏的局面。”
同日，毛泽东还致电南汉宸，告其：17路军不巩固，极需大力进行政治工作，杨虎城极望兄回帮助。17路军应坚定军政干部抗日救国、联红联共、不怕牺牲、直干到底的决心，并发展党的组织，争取17路军转为真正的人民抗日军。
在军事上，红军与张、杨一道，决心共同迎击南京的武力压迫与进犯。在中共中央正式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当日，毛泽东即亲自起草电报向张、杨通报信息，部署军事。其中，发往西安周恩来的电报就达11份。毛泽东在电报阐述的要点是：时局正在发展，一方面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南京右派，极力造成内战局面：另一方面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中国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国际和平国家，正在结合反对内战，拥护抗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乃为团结一切国内、国际左翼及中间势力，为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而斗争。张、杨必要坚持，更有前途，一点不须气馁。争取17路军全部稳定于抗日反内战立场，是当前重要一着。
此时，周恩来也不断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他与张、杨三方商定的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联合军事行动问题。三方确定：集中三方面主力，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与刘峙指挥的东路“讨逆军”决战；同时以部分兵力箝制西方之敌胡宗南部。张、杨赞同先打刘峙，红军主力10天到达长武、邠州，再用10天时间到达咸阳、兴平，尔后南下。红军所需被服、子弹可到咸阳补充。周恩来向中央建议，红军主力可分兵两路迅速南下，不顾一切地集中咸阳，消灭刘敌。
根据周恩来与张、杨达成的三方协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各两个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团，组成红军突击集团，立即由定边、环县之间地区南下，准备用20天时间到达咸阳、兴平，尔后挺进到陕南蓝田、商县以南地区，协同东北军和17路军打击刘峙指挥的东路“讨逆军”。
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彭德怀、任弼时率红军主力分两路南下。他们星夜兼程，按时到达指定地域集结。
12月2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通报红军南下和陕北苏区恢复情况：红军正向南急进，20天内准可集中咸阳。罗炳辉、萧劲光、谢嵩三部钳制胡宗南，必要时宋时轮部也加入。陕北苏区均恢复，瓦窑堡、延川、延安等四城均入我手。
在事变如何正确处理并将其引导到最有利于民族利益的解决方向的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审时度势谋定之后，积极帮助西安出谋划策，敲定方案。但中共党内在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上曾经出现的认识反复，在张、杨的领导层中也同样出现了。
张学良是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并且有条件放蒋的。赞成他的意见的是东北军中的少壮派，他们的理由是，张副司令有言在先，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东北军中还有一种意见：“公审杀蒋”！他们的理由是“擒虎容易纵虎难”，蒋介石罪大恶极，应该交群众公审后杀掉。
杨虎城在与部下研究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时，同样遇到了两种意见，有人主张立即杀蒋，他们认为，蒋介石是不会轻易改变反共政策的，要反共就不可能抗日，不杀蒋，便无法实现抗日；不杀蒋，各地实力派会采取骑墙派态度，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不利。而杀了蒋介石，南京方面势必趁机报复，那时我们17路军与红军的合作便更为真诚，团结也将更加紧密。也使一些持两面派态度的人断了向蒋暗送秋波、待机而动的念头。
还有一部分人提出“不杀不放”的第三种方案。他们认为，杀了无用，放了危险，还是扣着稳妥。他们说：如果南京方面不按我们的政治主张改组政府，不明确表示抗日，中央军不开到抗日前线，我们就不能放蒋；即使我们与南京方面打起仗来，我们也有本钱。
但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些条件，怎样才能使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不论是东北军还是17路军都没有形成共识，张、杨两人也是心中无底。
杨虎城向张学良建议：纵观中国历史，你我都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共产党才能与他对等相谈，我早就说过，要和蒋介石斗，非请共产党派代表团来不可！张学良和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等将领也同意杨虎城的意见。
排解这一难题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张学良在事变发生后首次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就邀请中共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大计。中共对张学良的邀请自是非常重视，在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即决定，由周恩来、博古、李克农、邓发、李涛、罗瑞卿、杜理卿、张子华、吴德峰、曾三、童小鹏、龙飞虎、陈有才、杨加保、邱南章等20余人组成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杨处理西安事变。
代表团于15日清晨从保安冒雪出发，17日晚到达西安。晚宴后，张学良与周恩来进行了长谈。
张学良先向周恩来叙述了蒋介石被扣后的情况、南京的动态及各方面的反应，然后直入主题，真挚地说道：“周先生，事情现在很棘手，很难办。我盼您来，就是盼您早点帮我拿个主意。”
周恩来首先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张、杨表示敬意。周说道：“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这次特别让我向张将军表示致意，对你和杨将军的爱国热忱和正义行动表示钦佩！义所当为，毅然为之，这一举动是进步的！是果断勇敢的！不仅符合我们共产党人的意愿，也符合全国人民的心愿，它将成为转变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枢纽。”
周恩来接下来说：西安事变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后被捉住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被捉住的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后者是军事失利的必然。这次所不同的是，依靠张、杨两位将军的抗日热忱和牺牲精神，以武装要求的方式捉住蒋介石的。他本人被提了，但他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处理蒋介石，就要非常谨慎。
周恩来分析了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以及可能引发的事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即：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并在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这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
周恩来说：蒋介石实际上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张学良非常赞赏周恩来的分析。虽然他本人在东北军中是主张释放蒋介石的，但他的“释蒋”思想基础大半是出于一种义气，而不会像周恩来想得那样深刻和富于战略远见。因而他充满感激地对周恩来说：“说心里话，我张学良对您和毛先生的意见一直是尊重的，‘兵谏’是天大的事，你们中共都主张和平解决，我张学良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有了共产党的支持，我发动‘兵谏’的初衷也就一定能够实现！谢谢您，周先生，你们确实为‘兵谏’成功起了很好的参谋作用。共产党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上，为未来考虑的。”
周恩来虽然此前已经从刘鼎那里了解了张学良的主张，但今天亲耳听到了张本人的“和平”表态，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他感到，张学良心底纯正，没有个人野心，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少帅将军。周恩来也告诉张学良：“毛泽东先生要我告诉您和杨将军，为促成和平解决，必须给予南京的进攻以沉重打击，促使蒋介石反省。在军事上，我们也决定给予两位将军以积极的实际援助。我认为，这不是扩大内战，而是为了遏制内战，深化‘兵谏’，不得已而为之。”
于是，周恩来与张学良进一步商讨研究了同蒋介石如何谈判，如何统一东北军、17路军及其部属的思想认识，以及如何应对南京方面亲日派“讨伐”等问题，并应诺张学良速电中共中央，急派红军主力部队南下关中，以共同抵御南京方面的军事进攻。同时，还决定中共代表团成员分别参加到政治设计委员会和联合军事参谋团中，并肩展开工作。
这次会谈的结果，周恩来当夜即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报告。电报说：
毛并中央：
（甲）我率罗、杜（指罗瑞卿、杜理卿）等9人今乘机抵西安，即与张面谈。并住张公馆。
（乙）张同意在内战阶段不可避免围攻西安前行最后阶段。
（丙）刘峙已以5个师入潼关，围华县，逼渭南，如急进，应战无把握。张拟以杨部控守西安，东北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须红军参加。
（丁）刘多荃、董英斌及何柱国两师需1周内方能集中，沈克已开动，王以哲只3个师，留固原、平凉，拟压迫沈久成师离会、静。13师离成阳经华阳趋汉中。17路向西安潼关线集中。张意我以主力打胡（宗南）一部，接肤、甘，准备胡北退后，我以主力出渭水北下游，侧击蒋敌。
（戊）我与张商定红军主力仍先开庆、环，便机动，胡退可继进，请至少以1军去肤、甘，便南下策应。
（己）蒋鼎文今早放出，持蒋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于右任明日来，我们商定条件：
（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
（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四）成立抗日联军。
（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放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庚）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战，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辛）东北军抗日情绪高，西北军杨亦有七八分把握，我明日见杨。冯（钦哉）动摇，张同意以西北三角团结组成推动全国中坚。西北临时军委要红军加入。余禀告。
恩来
17日
西安事变是由张、杨两将军共同发起的，怎样解决事变，也就是说怎样处置蒋介石，还要看杨虎城的态度，使张、杨形成共识。而在这个问题上张、杨两人的认识也是有差异的。
张学良从自己的善良愿望出发，以为他抗日救国的赤诚和仁至义尽的做法可以感动蒋介石，所以他主张要蒋介石答应他的抗日条件以后，释放蒋介石。
杨虎城从他多年与蒋介石的接触中认识到，蒋介石是一个毫无信义、睚眦必，报、翻脸不认人的人。所以，他坚决主张联共、反蒋和抗日。当事变之后，张学良向他谈及放蒋的问题时，他虽然不表示反对，但心中总是有疑虑的，一是怀疑蒋介石是不是会抗日；二是放蒋后担心遭到蒋的残酷打击和报复。
张学良了解杨虎城的这一想法，他希望周恩来能够说服杨虎城。其实，此时周恩来还从未与杨虎城谋过一面，为了民族的大计，周恩来爽快地接受了这一使命。
18日上午，周恩来在张文彬的陪同下，来到九阜街芷园，拜访杨虎城。
座落于钟楼西侧九府街的杨虎城别墅“芷园”，建成于1932年春，原意取“紫气东来”之意叫“紫园”，后易名为“芷园”。杨虎城向周恩来解释，此意从字面上理解是“止戈息武”的意思，退一步看，也有“止乎于此”，不更求长进的心理。
周恩来与杨虎城等在客厅落座以后，杨虎城先道主人之谊：“事起仓促，招待不周到的地方尽管提出来，我们以后可是要长期合作的啊！”周恩来答谢道：“杨将军，我们岂止是以后要长期合作，以前我们不是也合作了很久了吗。你是我们党的患难：之交，也是我们党的老朋友嘛！”
周恩来充满真挚感情的话语，打消了杨虎城的一些顾虑。于是，周恩来先把前一天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向杨作了介绍。
杨虎城听了，很感意外。他一直认为，自1927年以来，蒋介石搞了10年“剿共”内战，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共产党与蒋介石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现在捉到了蒋介石，别人或许能够饶过蒋，共产党却绝对不会饶过蒋。而今，共产党为何采取此种态度呢？杨虎城问道：“我是个粗人，文化不高，见识浅陋。至于发动‘兵谏’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
周恩来看出，杨虎城心中有话，不便直言。于是，他主动靠近一些，诚恳地说道：“虎城兄，这次事变是你和张将军共同发动的，你二人为主，我是客。至于蒋介石的为人，你更了解，有什么高见还望直言。”
这时，杨虎城终于敞开了心迹，说道：“蒋介石这个人真是凤毛麟角，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在这十多年的军阀混战中，所有的军阀包括我在内，都拧小过他，斗不过他。贵党和他是敌对党，长期分庭抗礼，地位上是平等的，可以和他平起平坐，要打就打，不打则罢。可我和张副司令是他的部下，轻易地把他放了，他一旦失信，一旦翻脸，我们的处境就很危险。据我的经验，老蒋为人气量狭小，又极明险，放了他……”
周恩来对杨虎城的顾虑深表理解，他说：“我要是处在杨先生这个位置，也会这样想的。不过，说到蒋介石守不守信用，我认为信义问题在目前关系着蒋介石个人的政治生命，他倘若失信，更便于我们向全国人民揭露他，他在道义上必然是一败涂地。可话又说回来，蒋介石现在还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他不但统治着全国大部分地区，而且还掌握着全国大部分的武装力量，但是他的实力并未受到任何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提‘反蒋’口号或者把他杀掉，都不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周恩来略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今天，不只是全国各阶层人民一致呼吁，逼迫蒋介石抗日，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也在争取他抗日，就连英、美等国也不得不从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促使他遏制日本独占中国，蒋介石现在的处境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借着他被捉的机会，逼迫改变对内压迫、对外妥协的政策，参加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能够这样，总比杀了他而引起一场大规模内战对国家、对民族有利得多。至于蒋介石会不会报复，这也不完全取决蒋介石个人，只要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老蒋就是想报复，也报复不了。当然，我们放蒋是有条件的，否则也不能轻易放他走。”
听罢周恩来有理有据的分析，杨虎城如释重负。他对周恩来说：“周先生，你比我看得深，看得远，你们共产党置血海深仇于不计，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我杨某人还有什么顾虑呢？！我完全赞成你的放蒋是有条件的，决不能轻易放他走的提法。”“共产党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置党派的历史深仇于不顾，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无比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一致，我无不乐从。”
杨虎城的此番表示，改变了他此前在处置蒋介石问题上的态度，最终使张、杨和中共在力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大目标上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