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近代史上最著名的革命领袖，革命三十余年，屡败屡战。基本就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伟大。
一个人可以被击倒一千次，但只要他有勇气第一千零一次站在敌人面前，他就不算失败。很显然，孙中山就是这个敢于再次站在敌人面前的勇士，而且他越败越勇，每当再次站起时，都会变得更加强大，让他的敌人更加敬畏。
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的打击很大。在他看来，利用军阀打军阀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
回到上海后，尽管孙中山很疲惫，但他还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思考。革命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其实他心里早有答案：找一个可靠的、强有力的外国援助。所以他现在所思考的问题是：哪一个国家能给予可靠、强有力的帮助，且能切实做到？他认为是苏俄。
在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孙中山曾向不同的大国求助。其实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就派出几个探路者，希望能与苏俄进行合作，希望这个新型的革命国家能在军事上帮助他、引导他，可苏俄没有答允孙中山。
这很正常，毕竟双方实力差距太大，而合作往往是在双方地位或实力相近的条件下进行。就好比现在你给李嘉诚写一封信，说你要与他进行商业合作，请他先赞助你一些钱，他不告你讹诈就不错了。
直至1921年12月，刚参加完中共“一大”的马林受共产国际委托，才与正在筹备北伐的孙中山见了一面，做了一些正式交流。
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革命的情况。从马林口中，孙中山才对共产主义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才知道中国有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孙中山也向马林谈到了自己的阶级成分问题，他说我生在贫农家庭，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能理解共产主义。
马林很满意这个答案，当然，孙中山的热诚款待与谦和也给马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马林回去后，在递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国民党的头头们大都是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总是站在工人一边，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为资产阶级吆喝的意思。在报告结尾，他下了如此的结论：我们应该力挺国民党，至于目前力量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
尽管马林通过共产国际做了很多努力，但孙中山已经等不及马林的回音，他关心的是如何快速搭上苏俄这条线，如果能争取到苏俄的援助，应该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这时候，有人建议孙中山可以主动联系一个人，此人叫越飞，苏俄驻华全权代表。
越飞是1922年8月12日抵达北京的，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与中国建交。
苏俄这种新生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被世界孤立的状态。而莫斯科的解决办法就是“送大礼”外交，说白了就是到处寻找同情苏俄的大力人士，找到后即以好处为诱饵，劝他们成为苏俄之友。
越飞也给中华民国带来了好处——承诺放弃俄国在华特权、租界和剩下的“庚子赔款”（《辛丑条约》赔款），但这点好处相对于中苏两国在外蒙古的领土之争完全不够看。
北洋政府认为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前后数次破坏俄国分裂外蒙古的图谋。但可惜的是，俄国、苏俄以及后来的苏联分裂外蒙古之心不死，发誓要把阴招进行到底。于是，苏俄红军于1921年7月在外蒙古扶植起了一个傀儡政权。
尽管如此，越飞在北京还是先后联系了两个人，毕竟人都来中国了，差旅费也花掉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且把死马当活马医吧。
越飞先是联系上了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顾维钧。
顾维钧和唐绍仪脾性相投，翁婿二人脾气都很强硬。顾维钧对越飞说：你们先从外蒙古撤退红军，咱们再谈建交的事情。
越飞当然不会答应顾维钧，于是他转而联系吴佩孚，吴佩孚直接拒绝了越飞的提议。毕竟苏俄与西方为敌，而直系已经有了英、美两大赞助商，为了一张看不见的饼失去已有的支票可不值得。
就在越飞失望的时候，孙中山的使者上门来了。
使者肩负的任务并非说服越飞同意双方建立正式合作关系，毕竟国民党现在连块根据地都没有，拿什么去跟苏俄合作？使者最现实的任务是邀请越飞派遣代表去上海与孙中山接洽交流。
这个要求当然没有问题，苏俄使者在8月25日抵达上海。没想到苏俄使者到达后不久，老熟人马林也来了。
孙中山视之如甘霖，亲命蒋介石招待，并很快会晤苏俄使者及马林等人。
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谈到了若干重要细节。苏俄一方传授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是因为拥有两大法宝。
第一大法宝是坚定的群众支持。他们用广大劳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对方乐于接受的道理，发动了最广大的底层群众。
第二大法宝是忠实的军队支撑。只有用“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军队，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这样的军队才会是战无不胜的军队。革命其实就是建立属于党的武装，就是发动群众，就是暴力夺取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他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
这番话就如一道撕裂黝黑苍穹的闪电，既让孙中山为之目眩神迷，也彻底惊醒了他！
孙中山顿悟了。
国民党走的是精英路线，很少去接触普通民众，普通民众的心声自然很难反映到自己这里来，那自己怎么去赢得百姓的支持呢？反袁的“二次革命”不就被老百姓误以为是武装叛乱吗？
而且自己一直都没有重视对军队进行革命主义教育和爱党思想改造，以致自己没有一支忠诚的革命军队，被迫利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彼此间是纯粹的利益驱动，哪里谈得上半分忠诚，焉能不败！
孙中山意识到，自己现在必须以苏俄为师，建立属于党的武装，暴力夺取政权，这才是可行之路。
可他也知道，这是一个大工程，没有外力的援助是很难完成的。可他更明白，尽管他很需要苏俄的帮助，但是若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说明国民党的价值，苏俄是不会跟没有利用价值的势力合作的，即便是能合作，对方也会提出十分苛刻的合作条件。
因此，孙中山在跟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张静江等人商量过后，决定走一步险棋——赶走陈炯明，拿下广东，然后邀请越飞南下洽谈正式合作。
孙中山没有必胜的把握，不过要想在不损害自己的合理利益的前提下拿到苏俄援助，就必须这样做，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冒险！冒险并不是孙中山的喜好，而是他的天性，就好像他血管里流着的血一样。
但孙中山手中可用的队伍就只有那两支被陈炯明打残后正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这如何能够打败陈炯明？
孙中山想了想，还是只能走老路子，收买军阀做雇佣军，合纵连横，借力打力。孙中山调查后发现，从广西、云南一带收买军队比较现实，一是其地理位置离广东比较近，二是这两个地方有一些小军阀已经快混不下去了，收买的代价比较小。
于是孙中山派出使者去联络这些潜在的客户，幸运的是，很快就传回了好消息。
以刘震寰、杨希闵为代表的不少桂系军阀、滇系军阀愿意接受收买，他们愿意组成滇桂联军讨伐陈炯明。这支联军大约三万五千人，装备甚差，训练也很差，好在陈炯明麾下那支流失了太多英才的粤军也称不上精锐，再加上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对付陈炯明应该差不多了。
万事俱备。
1922年10月中旬，孙中山将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司令，蒋中正为总参谋长，刘震寰为西路讨贼军司令，两路夹击陈炯明。
讨伐革命的叛徒陈炯明！出发！
东路讨贼军是背水一战，只许胜不许败，而西路讨贼军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因此战斗意志非常旺盛。而陈炯明先生就不一样了，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怎么也没有想到孙中山居然敢打回来：就那么一堆残兵败将，居然敢冒犯自己的虎威？
孙中山有心算无心，打了陈炯明一个措手不及，东、西两路讨贼军顺利挺进粤境。
三个月后，历经苦战的讨贼军终于打开了通向胜利的大门。粤军中的一些墙头草见势不妙，迅速将枪口对准了曾经的战友，陈炯明众叛亲离，一败涂地。
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宣布认输，辞掉所有的职位，带领残兵败将退守老家惠州一带。
躲到一边休养生息的陈炯明先生显然并未输得心服口服，但孙中山也没有不依不饶痛杀落水狗的打算，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在把陈炯明赶回老家做宅男之后，广东在名义上回到了孙中山手中。为什么说是名义上呢？
因为孙中山真正能掌握的广东只有广州周边地区，大概占广东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一。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除贼未尽，陈炯明还在喘气；二是雇佣军——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各有私心，在广东割地为王，孙中山根本指挥不动。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因为孙中山总算拥有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革命根据地。
更可喜的是，虽然越飞同志工作态度十分端正，也很努力，但是未能与当时的北洋政府谈成建交条约，于是失望的越飞来到上海，与孙中山有了接洽。
双方就合作一事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在明确大方向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小细节。总而言之，孙中山表示愿意以苏俄为师，苏俄也觉得孙中山条件还行，可以接受，值得投资。
这样的话，双方便可以合作了。
1922年12月30日，以苏俄为主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简称苏联。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一方的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宣言里承诺：苏联不将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引用于中国，苏联准备并愿意放弃沙俄时代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苏联无意令外蒙古独立于中国之外，苏联会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促进中国统一……还有，苏联的援助是很靠谱的。
虽然话说得很漂亮，但几乎没有一个承诺得到兑现，除了一件事情——苏联在宣言中承诺的人、财、枪三大援助后来确实基本到位。
其中，1923年至1926年北伐战争前后的具体物质援助大概如下：
军火支持：步枪约五万支，子弹约五千万发，机枪约一千挺，还有少量重炮、飞机和坦克。
财政支持：约一千万卢布。
可惜的是，作为中苏合作牵线人的越飞同志在四年之后，也就是1927年年底，受党内斗争的牵连自杀，放弃了生命。不过，中苏合作的历史上始终会留下他重重的一笔。
宣言签订完毕后，孙中山长出一口气：以后自己再也不是孤家寡人，终于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
一个月后，孙中山第三次回到广州主政。
局面依然很困难。
孙中山对广东根据地的控制并不牢靠，不仅因为杨希闵、刘震寰和陈炯明等军阀四处搞武装割据，也因为他手中没有钱，更因为这时他已56岁，疾病缠身，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两年后他就将死于癌症。
不过孙中山还是在广东组织了一个政府，名字变了，从“中华民国政府”变成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他也没有再任大总统，而是任陆海军大元帅。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看来孙中山是真心地栽培蒋介石。
此外，孙中山放弃了“护法”口号。
简单说来就是，孙中山摆出了一副在短时间内不会与北京政府为敌的姿态。
从他的这些举动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创造条件先练好内功才是硬道理，只有包含政治、经济和军事在内的综合实力上来了，北伐才有取胜机会。
不过他也仅仅是从名义上放弃对抗，实际上广东政府还是一个割据一方的政权。
孙中山的办公所在地自然是在广州。广州是一座富饶的城市，市长正是孙中山31岁的儿子孙科。广州市还有一支质量过得去的警察队伍，其头头（广州市公安局长）是孙中山的老乡兼老部下吴铁城。
市政府财政是军费的主要来源。因为孙中山只能向省内的部分地区征税。只能向部分地区收税的原因前面说过：孙中山真正掌握的只有广州周边地区。
但是，要养活广东政府和军队，光靠这些钱远远不够！
于是，孙中山从列强手里把广东盐税给“挪”了过来。虽然这种外国人管理的盐税应由北京政府征收，以偿还列强赔款，但孙中山管不了那么多。他是一名医生，知道自己所剩时日不多，他必须利用好每一分每一秒，趁着苏联撑腰的大好局势，巩固胜利的果实。
当然，有利害关系的英、法诸列强提出了抗议，不过也没能阻止这种“挪用行为”。
南边的局势渐渐明朗，但北边风云又起。
“过渡总统”黎元洪干不下去了。
再次出山的黎总统只干了不到一年，就已跟曹锟、吴佩孚冲突无数，处处被直系牵着鼻子走，毫无主导能力，出尽了洋相。山穷水尽的黎元洪终于心灰意冷，在留下一封“宣告自动辞职”的电报后隐居天津，绝口不谈国事，静度晚年。
黎元洪辞职，最高兴的人肯定是曹锟曹三爷，因为他可以放心地实施攀登总统宝座计划了。
这位仁兄相信只要舍得付出就会有收获，付出越多收获越大。于是他不惜血本，不顾心痛，明码标价收买选票——五千大洋一张选票，终以近千万的投资砸出了第三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
虽说曹三爷靠明刮暗贪，积攒了不少家产，但这次大出血还是几乎掏空了他的家底。所幸成功贿选，要不然只能去跳黄河。
可话又说回来，“贿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比“不选”进步得多，毕竟“贿选”在政治透明度上远胜暗箱操作的“不选”。
1923年的国庆节，即10月10日，曹锟兴冲冲地从保定赶回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曹锟成功贿选总统成了年度头条新闻，这么火辣的内幕当然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共同抨击。其中，“民国骂神”吴稚晖的表现最出彩。
吴稚晖同志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口才十分厉害，世称“疯狗”，威名远扬四方，没人惹得起他。
他的厉害之处主要在于两点：一是逮着谁咬谁，从老一辈的慈禧到小字辈的汪精卫、蒋介石和戴笠，都被他尽情地“咬”过，差点没撕碎了。二是他的口味相当重，火力总是在对方的脐下三寸左右徘徊，爱惜面子的人很难骂回去。
像这一次，他就给曹三爷想了一个“省钱”的招——男人的精子若能全部胎化为人，那么曹锟与太太云雨一次，便可以生出四万万个子女，一致都选老子，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收买议员。
黄段子的生命力一向很强，尤其是在市井间，因此吴先生的这个荤段子深得老百姓的钟爱，传着传着，曹锟就得到了一个“精虫总统”的非荣誉称号。
曹三爷的个人威信因此严重下降不说，更严重的是，他贿选总统的行为将吴大帅这些年拼死拼活为直系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一扫而光。这对直系的前途而言，是一个十分不妙的信号。
曹锟贿选总统，令孙中山先生十分不开心，可他也知道，凭自己的力量目前无法撼动直系，好在自己正行走在正确的大路上，早晚都会干掉北洋军阀，只是这需要一些时间。
为了更好地借助苏联的力量和经验强大自己，孙大元帅决定向前辈取经。
于是，1923年8月，蒋介石作为孙中山口中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前往苏联考察。
什么时候孙中山拥有博士学历了？其实孙中山只是香港大学的一名本科生而已，其博士头衔十有八九是人们把Dr.（医生）误译成博士所致。尽管未曾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但孙中山还是不失为一位晚清名医，他行医的故事不少，其医德更是有口皆碑。
孙中山此番派遣蒋介石赴苏考察的主要目的有二。
其一，与苏联共产党中央高层以及共产国际高层进行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学习更多的经验，争取更大的同情和更多的援助。
其二，在蒋介石出发之前，国民党党中央和总参谋部鉴于北伐屡次失利的不利局面，想出了一个似乎快速有效的北伐方案——尽可能将战场转移到更利于接收苏联物资援助也距离北京路途更近的中国西北地区。
具体说来就是，孙中山希望苏联帮助国民党在外蒙古的库仑（今乌兰巴托）办一所军官学校，进而帮助国民党训练出一支军队，然后从外蒙古发起进攻，干掉曹锟这厮以及以他为首的北京政府。
对于国民党的这个军事计划，苏联军委主席托洛茨基明确拒绝了蒋介石：你们应该将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到宣传工作上，尽量减少军事活动。你们应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外蒙古发起军事行动，尽快放弃军事冒险。
尽管蒋介石努力争辩，但苏联坚决不支持国民党的外蒙古军事计划。
这让蒋介石很生气，他当天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说：求人不如求己，一些人宣称是你的盟友，但是他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在苏联取了三个月的经，但“蒋僧”与唐僧不同，他发现苏联并非极乐世界。
他在日记中说：在我没去苏联之前，我相信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是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考察的结果让我感到了苏联对新疆、蒙古和东北的领土野心，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感觉苏联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比西方殖民地主义更危险。
了不起！政治阅历并不深的蒋介石，居然能嗅到“霸权主义”的味道。
由此，民族主义者蒋介石感到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完全是出于领土野心和不良目的。
尽管蒋介石同志之前曾认真攻读马列主义著作，曾认为中国革命可以分两步走——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下一阶段，但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出面邀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以“须请命孙先生”的托词婉拒。
蒋介石满怀期望地去苏联取经，却没有修成正果，可他也并非毫无收获，通过仔细观察和沟通交流，他总结出了两条革命经验：
经验一，必须独立、自动、不受外人支配。
经验二，“一个主义一个党”，革命必须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
可以说，正是这次苏联之行，使得蒋介石对共产党和苏联的态度产生一百八十度转弯，为他在四年之后进行的武力清党埋下了伏笔。
尽管蒋介石觉得苏联危险，但蒋介石更知道，这时的国民党根本就离不开苏联的援助。
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永远追逐利益的最大化。
1923年10月6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到达广州。在接下来的七个星期中，孙中山、鲍罗廷两人定期就国民党改组计划进行商讨。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孙中山经过艰苦努力，压下党内的不同声音，坚决改组国民党，他要将一个“士大夫”阶层的团体改造成有人民参加、有人民支持的合格的政党。
值得一提的是，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于是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在孙中山与李大钊的斡旋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与中国国民党的蜜月期。
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无自己独立的、鲜明的政治主张，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它也未获得独立运作的授权，没有能力独立行动，所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官方思想就是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真诚协助国民党。
由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得以正式确立。
而孙中山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建一支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军队。要有这样的军队，就必须要有培养军官的学校。于是他决定创办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和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前者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那么，广为人知的黄埔军校在哪里？
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黄埔军校”，只是因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定址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大家就以地名“黄埔”代称它，其真名反而被世人忽略。
下面就来聊一聊这个培养了国共两党无数将星的摇篮，说一说这所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军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