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人57年的人生中，83天不过是转瞬而已，可谁能想到这短短的83天竟然定格为永远。袁世凯的死，不仅再无机会洗清自己“窃国大盗”的恶名，也引发了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由谁来继任袁大总统空出的职位？
要论实力，北洋二号人物皖系掌门段祺瑞当仁不让。
若按照约法——副总统接任大总统，或按照名分——袁世凯遗嘱令黎元洪接任，由黎元洪接任总统，远比段祺瑞名正言顺。
此刻的段祺瑞同志，思想斗争也很激烈。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十分踌躇：到底是不讲道理——乘势拿下，还是讲道理——拱手让人？
段祺瑞心里清楚：论实力，自己完全可以强登总统之位；但是，若强行上位，非但护国军不答应（此时护国军一方还没有同意谈和），冯国璋也未必会让自己如愿。既然如此，倒不如顺水推舟，让没有实力的黎元洪做个名义上的大总统，实权则由自己掌握，还可以落个顾全大局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
既然老段想通了，事情就好办多了。
1916年6月7日，被袁世凯软禁了近三年的黎元洪终于逃出囹圄，正式出任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随后，黎大总统投桃报李，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国务总理相当于内阁总理，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
新领袖段总理一上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袁世凯的总统制政体改回到民国初年的内阁制政体。段总理这么做不是因为他高风亮节，而是因为有两个理由必须这样做。
一方面，护国军以及孙中山要求北京政府必须恢复《临时约法》，恢复国会，组织新内阁，要不然他们就继续闹独立，不归附中央。一句话，一切都要回到民国初年，即不点名地要求实行内阁责任制。
另一方面，内阁责任制对段祺瑞很有利。内阁制下，内阁总理说了算，只有少数事情需要总统签章。
既能让南北停战一统，又能得到实惠，还有什么理由不改？
于是段总理一上台，在高呼同意内阁制、恢复内阁制的同时，又顺道霸占了一个职位——内阁中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对于掌握军权的陆军总长一职向来是当仁不让。
内阁制恢复以后，各省取消了独立，护国战争到此结束，老百姓盼望的和平日子又到来了。
在这皆大欢喜的时刻，两位伟大的斗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们二位是湖南人黄兴和蔡锷。42岁的黄兴于10月31日、34岁的蔡锷于11月8日离民国而去，两位均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
苍松翠柏伴青史，苍天含泪悼英魂。
他们的英灵、他们的奋斗精神绝不会随岁月远去！
……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聪明如黎元洪大总统也不能免俗。
黎大总统上台不久，就办了一件实事：狠抓精英教育。他大胆起用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出任当时全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校长。随即，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梁漱溟等百年难遇的学界大师齐聚北大，一时间群星璀璨，揭开了以“民主”和“科学”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尽管黎大总统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他的心情依然快乐不起来，因为有人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
干这种缺德事的人，就是他的克星——段祺瑞和徐树铮。
1916年的下半年，是段祺瑞先生的幸福季节。因为从实权上讲，他坐实了中华民国武林盟主的宝座，是中华民国第一人。
然而事业顺风顺水的段总理有些得意忘形，他老觉得自己有枪杆子撑腰，完全不把黎总统放眼里。尤其是在国家大事上，段总理既不在事前向黎总统请示，也很少在事后跟黎总统汇报，视对方如摆设。
段总理的手下也有样学样，尤其是“嚣张先生”徐树铮，完全不正眼瞧黎总统，只拿对方当盖章机器。
有一次，徐先生拿着阎锡山先生的一份人事变动文件让黎总统盖章。黎总统只不过觉得有几个人名比较陌生，便随口问了几句。这下可惹到了徐先生，在他看来，黎元洪无疑是在质疑段祺瑞和他的决定。徐先生一不高兴就爱耍嚣张，于是根本不顾组织纪律，训斥道：“你只用负责盖章，不必管那么多！”
黎总统当即气得脸色发白，血气上涌。不知道事后有没有吐血。
虽然黎总统在北京孤家寡人，无兵无将，权力也没有段总理大，看起来似乎只能装孙子了。但凡事都有个度，不能太过嚣张，兔子惹急了都咬人。再好的脾气也不能忍受此种屈辱。
逐渐地，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暗斗变成了明争。一场著名的权力斗争——“府院之争”就此揭开序幕。
俗话说得好，皇帝不急太监急。所以，太监往往要比皇帝更着急。毕竟为领导出头，既尽本分又献忠心，实在是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加分的不二法门。
黎总统身边也有这样的人物——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丁佛言）。丁秘书虽然不是太监，却比太监更着急。见总统如此受辱，丁秘书便联合敌人的敌人——跟徐树铮不对付的内务总长孙洪伊，正式向国会提出划分总统府与国务院权限。
这一提议踩痛了段总理的尾巴。反了你们，居然想削弱我的权力，敢给我段祺瑞下绊子，我先把你们给免了！
于是段总理把丁世峄、孙洪伊的罢免令送到了黎元洪面前，意思是让他签字。黎总统好歹是一名军人，保护自己的人自是义不容辞，于是强硬回复段总理：“这么做不好吧！这个字我不能签。”
段总理可不是善茬，见黎元洪不上道，便公然撕破了脸：“要不罢免那两个人，要不我辞职！”
尴尬时刻，和事佬徐世昌、王士珍出现了。在此二人的建议下，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时免去丁世峄、孙洪伊和徐树铮的职务。
这之后，事情才告一段落，其实还是黎总统吃亏。
不过通过此事，我们看到了制度的好处。段祺瑞是兵强马壮，但只要他不明着推翻共和政体，那就得按照程序走。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话说袁大头死后，日本人就搭上了貌似最强大的段祺瑞，他们想把段祺瑞扶植成自己在中国的代言人，而段祺瑞也急于寻找一个强援，于是干柴烈火，你情我愿，双方立即结合了。
段祺瑞和日本人凑在一起后要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德宣战。
日本起初是反对中国参战的，但后来事情出现了变化。
随着战局的发展，英、法两国迫切地希望中国参战，因为中国可以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去解放他们的劳动力，以此解决两国兵源不足的问题。英、法的面子，当时的日本还是要卖的。
但更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利益交换，已经在背地里与四大协约国（英、俄、法、意）达成了共识：一战结束后，一旦废除中德之间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就由日本来继承这个条约里的内容。再加上袁世凯在《民四条约》中也同意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参战与否不会影响日本把好处吃到嘴里。
由此，日本改变了主意，同意中国参战，顺便踩着德国人的脑袋和段祺瑞的肩膀捞些其他的好处。
而段总理也曾以秘书给领导代笔写报告时的严谨态度细心琢磨过参战对己对国有啥好处，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协约国一方获胜已成定局，此时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宣战会有两个好处。
一是可以减少一部分《辛丑条约》赔款，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打了败仗，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可以借机终止赔款。
二是可以借此讨好日本，借些钱花花。于国，应付政府财政危机；于己，搞军备竞赛提升武力值以统一中国。
因此，段总理决定按照日本人的意思，向德国宣战。
而黎总统自从上次略输一筹之后，也打定主意给自己找一个强援。
放眼天下，能跟段祺瑞唱对台戏的唯有一人，此人就是现在北洋系统的二号人物、副总统（国会不久前补选的）、江苏督军兼直系掌门——冯国璋。黎总统联系上了冯国璋，开门见山地表示了他对冯掌门的仰慕之情和对段总理的不满。
冯国璋对黎元洪的示好非常开心：虽说被国会选作了副总统，但自己不能放弃地盘去北京就职。而段祺瑞又太强势，自己若想不被段祺瑞欺负，就得中央有人照应自己。现在黎总统送货上门服务，自己有什么理由拒绝。
于是，冯副总统迅速回应黎总统——高度赞扬完两人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就表明了愿与对方穿一条裤子的严正立场。
此二人首先就“向德国宣战”一事达成了共识。
冯国璋的后台老板之一是美国。在中国对德宣战的问题上，美国态度暧昧，时而支持，时而反对。这倒不是美国人脑子有问题，而是因为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而获取利益的条件是随时机变化的。不过此时正逢美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若由日本领导段祺瑞政府参战，不利于美国争夺山东半岛尤其是青岛的主导权，因此美国此时反对中国对德宣战。
既然如此，黎总统也只能反对宣战。
这下矛盾就来了，黎总统反对宣战，而段总理要宣战。两人谁也不愿相让，最后只好将“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表决。
段总理为了让提案顺利通过，又打起了军人干政的主意。
在他的指示下，由徐树铮同志出面策划，皖系门下以及不敢不卖段祺瑞面子的十几位督军（如阎锡山先生）迅速赶赴北京，组成“督军团”，公开威胁国会：如若反对宣战，后果自负。
来完硬的，段总理决定亲自出马，来些软的。
现在，段总理正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耐心地向国会解释对德宣战一事：
第一，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又不用咱们出兵去真打，比画比画做做样子，就有可能拿到那么多好处，不做就是傻子。
第二，否认舆论所说的他与日本之间存在秘密外交。
应该说段总理的政治眼光不错，对一个欺负我们多年的流氓落井下石，也算天经地义。可惜他的一番表演全白费了，首先国会议员们对督军们的嚣张霸道很不满意，再加上黎总统在国会议员当中的影响力，这个提案表决没过半数。
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一条毁灭性的新闻给了段总理致命的打击。《京报》披露：中日正在秘密议定价值不菲的军事借款，段祺瑞在国会所做关于中日之间绝无秘密外交的承诺完全是一个谎言！
虽说这一新闻于己不利，但段祺瑞也没有专业的宣传部门对媒体进行新闻封锁、舆论导向，甚至加以封杀，所以一时间舆论哗然。
好啊，你段祺瑞嘴里冠冕堂皇地说打德国是为了争回本属于我们的利益，原来是受日本人指使！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软弱可欺的黎总统突然挺直了腰杆，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
一向争强好胜的段总理居然被人狠狠地鱼肉了一番，他是绝不会心服的，当即放下狠话：黎元洪这么干是违法的，我不承认这个免职令！随后，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北京，说是去天津度假，其实是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看黎元洪的好戏。
现任皖系掌门段祺瑞先生发飙之后，皖系门下的各省督军纷纷公开响应老大，指责黎总统是个“奸人”，要誓师北伐。
一直被段总理和徐树铮随意捏来捏去的软柿子黎总统，这次为何有了豹子胆，居然敢免去段祺瑞的职务？
原来，黎元洪意外地得到了一位实力派人物的支持。这位实力派就是“督军团”的名誉团长——大名鼎鼎的“辫帅”张勋。
大家不要以为督军团是段祺瑞先生的创造性发明，其实专利权属于张勋先生。话说在北洋系老大哥袁世凯挂了之后，张勋站出来搞了好几次拉帮结派的“徐州会议”，参会人士都是手握枪杆子的实力派，几乎都是各省督军，这就是“督军团”的由来。
张勋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抱团，更准确地说，是为他策划的一项“伟大”事业寻找合作伙伴。可是效果令他很失望，不但没人看好他的这份事业，反倒为别人做了嫁衣裳——“督军团”被段祺瑞先生拿着当枪使了。
好在张勋吃苦耐劳有韧劲，懂得“上帝不相信眼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不服输精神，他决定为成功冒一次险。
于是，把戏开始上演。
张大帅明确向黎总统表示：段祺瑞胆敢卖国，我头一个不答应！黎总统放心，我时刻准备着奉命率兵入京，维护首都治安。
黎总统得此许诺，顿时信心大增，觉得可以凭此与段总理斗法，于是便出现了上面的精彩一幕。
然而，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张勋在给黎大总统灌迷魂汤的同时，也在对段祺瑞表忠心：“老段啊，黎元洪太不上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兄弟我来帮你收拾他，我不怕背这个恶名！”
也许是段祺瑞相信了张勋这个“督军团”名誉团长的鬼话，也许是段祺瑞想看看张勋这个老骗子想玩什么把戏。总之，他决定放任辫子军入京。
段祺瑞离开北京后，北京局势似乎更加动荡不安。各国使节纷纷表示忧虑，黎总统如坐针毡，无奈之下，急调张勋入京。
或许是被欺负了太久，黎总统终于失去了一名成熟政客的稳重，冲动地向张勋求救，拿对方当救命的稻草，以至于没有好好思考清楚：人家张勋为什么要支持你？
张勋此番可真没有安什么好心。
这个老小子是坚定的保皇派，对共和是一百个看不上，觉得只要有皇帝就是好的，所以他连辫子都没剪，不光他没剪，他还不许手下剪，于是在民国初年就有了这么一支特殊的辫子军。
张勋的政治立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可他为什么要掺和这次政治斗争？这一切都要从1916年9月27日讲起，在那一天，张勋会见了一个特殊的人。
此人就是康有为。在日本流浪了近十五年的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之后一直打着支援文化建设的幌子，暗地里图谋拥护溥仪复辟。十多年过去后，康有为的思想硬是一点都没有得到解放，连徒弟梁启超都思想转弯支持共和了，他还是那么保守，誓将保皇事业进行到底。
同是保皇党的张勋与康有为接上头了，能有什么好事？
也就是说，他们最早在八个月之前，就已经制订好了拥护溥仪复辟的计划，之后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这一计划。
1917年7月1日，张勋率五千辫子军（有说六千也有说三千的）穿过皖系的地盘，长驱直入北京，复辟闹剧正式上演。
当时还是11岁孩子的溥仪成为共和之后皇帝第二次诈尸案的主角，不过一个玩得稀里糊涂的孩子懂什么？所有的事情还得靠他最大的两座靠山——康有为与张勋来解决。
进京之后，康有为与张勋便开始幸福地忙碌各自的事业。
康有为加班加点，忙着摆平社会舆论——主要是跟学生打嘴仗。当年的保皇派梁启超再次坚定地站在了共和的立场上，站在了老师的对立面，他起草了一篇檄文，和康有为展开了精彩的骂战。
在康有为跟学生互喷口水的同时，张勋也忙碌非凡。他解散国会、遣散议员，忙得不亦乐乎。当然，总统也是不能要的，于是张勋对黎元洪说：“你自己主动辞职吧！我让皇上给你封一个一等公，你就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这里没你的事。”
黎元洪已然知道被张勋给耍了，既然已经铸下大错，当亡羊补牢，又怎么可能答应张勋主动辞职？他知道此时抱怨无益，跑路为上，遂抱着总统印信跑去日本使馆避难。
搞出复辟闹剧的张康二人，见识着实有些短，因为他们看不见“势”——只有站在大势一边，顺势而为的人才能成功。而现在，民主共和乃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逆历史潮流搞专制主义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远比他们强大的北洋大哥大袁世凯便是反面典型。
因此别看黎元洪、段祺瑞之前闹得水火不容，但张勋一复辟，两人马上结成统一战线。
黎元洪仍然以总统身份致电段祺瑞，恢复其总理职务，请他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躲在一边看够了好戏的段祺瑞，也不再砸黎元洪的场子，欣然领命。
尽管段祺瑞和黎元洪如此积极，可第一个义不容辞地举起反复辟义旗的人，却是孙中山先生。
7月3日，孙中山便在上海联系好了军队，甚至把在法国浪漫的汪精卫都叫了回来，打算组成讨逆军，收拾张勋去。
但是，孙中山的军队刚出发，便收到了张勋已被段祺瑞搞定的消息。孙中山很郁闷：护国战争没赶上，反复辟又没自己的戏，世界怎么变化得这么快？
这主要因为张勋太不争气，太不禁打，倒台的速度比袁世凯快了七倍，根本没给孙先生机会。
7月4日，也就是溥仪重新登基的第三天，段祺瑞就在天津组成了讨逆军。讨逆军不到一天就开到了北京。
战斗过程不值一提。张勋十个营，还没打就被策反了六个，剩下的四个营在讨逆军吴佩孚部、冯玉祥部的攻击之下迅速崩溃。战斗还未结束，张勋、康有为就已经逃得没影儿了。
人心向背，千古功罪！
这场战争规模小，时间短，参与人数少，实在没什么可说。但有一件事必须要提，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主动向段祺瑞请战，独自驾驶飞机向紫禁城投了三颗小炸弹，这算是中国空军的首演。
张勋的复辟大计只坚持了十二天，就彻底失败。
好在张作霖替儿女亲家张勋说情，众人也就给了他一个面子，饶张勋不死，令其在天津度过残生。
至于皇帝溥仪，自然是又退位了，重新回到了紫禁城这个大笼子里。
而康有为先生，既没有张勋的人脉，又没有溥仪的血统，只好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开始了新一轮的逃亡生涯。
“打倒张勋”让段祺瑞一手搞定，他十分得意，在功劳簿上又给自己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三造共和”，“二造”是逼袁世凯退位，“一造”是逼清帝退位。
7月14日，段祺瑞风光回京，重掌大权，对德宣战。
中国要参战，要加入协约国，总得有些表示。于是段总理说：“我们前期以工代兵，提供劳动力给友军保障军需后勤当炮灰。至于后期军队参战的事，走一步看一步吧。”
由此，中国前后输送约二十余万劳工赴欧助战，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终以数万条生命为代价，为祖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地位。
段总理对德宣战后不久，就收到了一个令他心情畅快异常的好消息：日本内阁决定今后以段祺瑞为唯一援助对象，供给借款及兵器，拒绝支援孙中山代表的南方。
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完全说明不了“好消息”的珍贵程度，还是用数据来说话吧。
光日本借款的金额，就非常了不得。日本人在大概一年的时间里借给段祺瑞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含超过四千万日元的军事借款）。那时候日元还没有贬值成今天这样，按照当时的汇率：1.1日元＝1美元来计算，日本人大概借给段祺瑞一点三亿美元。大家心里应该清楚，以当时的购买力，这笔巨款究竟可以做多少事情。
这个借款就是著名的“西原借款”，以日方经手人的名字西原龟三命名，中方这边的经手人是从外交次长升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刚卸任驻日大使的陆宗舆以及新任驻日大使章宗祥。
贷款自然不是白来的。作为交换，段总理在日本人的暗示下，指示上述三位先生：虱子多了不怕痒，日本早晚都会得到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我们不妨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再给他们一些好处，多弄些贷款来花，记得多砍价！
中国要砍价，日本就得还价，双方讨价还价（谈判）的结果就是：
一、原本驻军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除一小部分留在济南，其他全部调集到青岛。
二、胶济铁路沿线的治安交由中国巡警负责，但中国巡警必须聘请日本人做警官。待胶济铁路归属权确认后，改由中日无限期合办。
三、中方以多处重要矿产的开采权作为向日方借款的抵押。
对于第一条，日本人担心中方不肯同意，遂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我们只是暂时驻军青岛，只要“一战”一结束，就会撤军。
段祺瑞、章宗祥、曹汝霖和陆宗舆一看，日本人提供的借款条件挺优惠，这可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这样的条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
口说无凭，这些内容全部都以白纸黑字的“换文”（合同）明确规定了下来，就跟现在买房抵押借贷时跟银行签的那些合同差不多，明确告诉你别想不认账，否则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章宗祥先生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于是十分愉快地在换文上写下一行漂亮的大字：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但他不会想到，在马上就要到来的“五四运动”中，这一行字差点要了他的小命。
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
段祺瑞这些人想不到，日本人之所以提供这些看似优惠的条件，是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以退为进的阴谋。
尽管之前日本击败德国后在事实上控制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但毕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而你现在“欣然同意”日军从胶济铁路撤回济南和青岛，岂不就是说，日本占领青岛和驻军济南得到了中国的正式认可吗？
可段祺瑞先生压根没空关心这个，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武力统一中国”的伟大理想上。
段祺瑞回来了，有一个人却要离开了，他就是黎元洪。
黎元洪在躲到日本使馆的那些天里，彻底想明白了：一个没兵没地盘的总统，干事业是没指望的，受欺负却是一定的。
但人生何必如此悲哀，大不了一切从头再来！
于是他给盟友冯国璋发了一封电报，请他出山代行总统职权，随后直奔天津开启新人生，在那里投资房地产和金融，有空时也常常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活得比做总统开心得多。
像天津南开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那天，赞助人黎元洪亲临学校祝贺，并与学子们合影留念，他的大女儿也在那群学子中间。与大女儿同班的一位叫周恩来的少年虽然长相英气，却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不过后来周恩来回忆南开第一批男女同班同学的往事时，清楚地记得黎元洪当年说过“有饭大家吃”的话。
话题回到主线上。话说冯国璋收到黎元洪的电报后，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兴奋：自己熬到59岁，终于从地方诸侯一跃成为执掌中枢的总统，此生无憾矣！
害怕给人生留下遗憾的冯国璋迅速安排好了后院，之后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以前舍不得离开的地盘，火速赶往北京就任大总统。
冯国璋接任中华民国总统，段总理心里就没有什么疙瘩吗？
没有。非但没有，段总理还对冯总统的到来举双手双脚赞成。
不用奇怪。因为冯国璋入京对段祺瑞来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冯国璋拥兵自重，独霸长江流域，如此一直在外，段祺瑞根本拿他没办法，可冯国璋一旦入京，那就容易对付了。
于是，段总理权衡利弊以后，毅然决定让冯国璋出任大总统，自己继续当国务总理。
1917年8月1日，冯国璋正式就任代总统。这二位北洋袍泽就此搭起了新一届政府的领导班子。
段总理和冯国璋是多年的老哥们儿，关系自然比黎元洪亲近。而且段总理也不敢以对待黎元洪的骄横态度对待冯国璋，毕竟黎元洪被他们的老大袁大头整成了光杆司令，而冯国璋的直系可是有兵有地盘，实力强劲。
因此，刚开始二人之间还是很甜蜜的。两人更是合力干了一件大事。准确地说，应该是没干事。不过到了他们这种境界，没干就是干。
新一届政府成立后，本着无为而治的精神，段总理和冯国璋在关键的几个地方依然保持了张勋大破坏之后的状态，如解散的国会、废弃的《临时约法》，这二位根本就没打算恢复它们。
可没有国会和宪法的共和国，共的是啥？和的是啥？军人出身的段祺瑞，虽然号称“三造共和”，但他更喜欢用拳头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