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这一次没有放大炮，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向临时参议院递交了辞呈。
作为开国元勋的孙中山从就职到辞职，只做了四十五天的临时大总统，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总统。
未能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这令孙中山很痛苦！
努力工作吧！工作能拯救你，埋头苦干可令你忘记痛楚。
孙中山也正是这么想的，距袁世凯正式上任还有一段时间，得赶紧发挥余热，把最重要的几件事给办了。
重中之重当然是巩固革命成果，孙中山压根儿就不相信袁世凯。
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你会相信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吗？
2月15日，朝阳门外，紫金山下，明孝陵前，孙中山正在发表演说。
孙中山的演说一如既往的精彩动人，下面听众的巴掌声差点就盖过了演讲者的声音。演讲先是宣告汉族光复、民国统一，内容波澜不惊，然而接下来的内容让人有些吃惊。
孙中山说：我深信袁世凯肯定能让民国更加强大，但是有一条，临时政府必须定都南京，总统必须要到南京就职。这主要是因为北京受专制影响太大，建国初期要革故鼎新，定都南京有利于开创共和新局面。
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孙中山非要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真正的目的是以此来限制袁世凯。北方是袁世凯的老巢，只要他孤身南下，就会成为南方革命党的傀儡。
但这并不是孙中山的杀手锏。他的杀手锏是正在筹备中的《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可不简单，它是一个宪法文件。它的厉害之处在哪里呢？
《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政体实行内阁责任制，不再使用孙中山现行使用的总统制。
《临时约法》里的这个内阁责任制，其真正含义是：由国会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来组织内阁，且内阁责任制下的大总统做出的决定，要内阁总理签字以后才能算数。简单说来，大总统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被彻底架空。
孙中山特别害怕袁世凯拥有无上的权力，理所当然地就想起了内阁责任制，把内阁和议会的权力推到最高，而把总统的权力压得很低。
值得一提的是，当初孙中山在南京当选总统后，在选择政体架构时，宋教仁坚持实行内阁责任制，孙中山回答：“现在是非常时期，没有一个强权的大总统就不能进行强有力的革命斗争！”宋教仁只能沉默（唐德刚《民国前十年》）。
因为《临时约法》目前还只是一个草案，所以孙中山下了死命令：你们临时参议院必须在袁世凯就任之前把所有条文全部搞定。
孙中山通过以上行动向袁世凯提出了就任总统的三个先决条件：
一、必须定都于南京。
二、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
三、袁世凯必须遵守南方给他定制的《临时约法》。
这三个条件就像三道紧箍咒，紧紧地附在了袁世凯这个新科大总统的头上。但袁世凯会接受吗？
1912年2月15日，这个时候的南京处于一年中最阴冷的时节，孙中山终于完成了卸任前最重要的事情。
剩下的事情都是按套路出牌，乏善可陈。
当天下午，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意料之中，袁世凯以全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顺带提一下，黎元洪也全票当选为副总统。
得知自己当选为总统的袁世凯并不兴奋，他沉浮宦海三十余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岂能看不出孙中山的用意？
袁世凯的应对策略十分简单：以退为进。
此招虽然不新鲜，但十分管用。
袁世凯不紧不慢地向南京发去一封电报：我德望和能力都不够，不敢担任总统一职。而且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我经过反复考虑，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我退出竞争。
袁世凯的电报一公布，各方舆论纷纷对定都南京一事表示反对。
立宪派反对，章疯子反对，黎元洪反对，甚至南京革命党内部也大唱反调，公开指责孙中山，你就是在故意挑起事端！
孙中山知道消息后，心里倒是乐意袁世凯辞职不干，但他没有想到，大部分人都不支持他定都南京的决心。可孙中山也不是迂腐的人，性格果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不来是吧？那我就上门把你拉过来！
2月27日，由孙中山派出去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南方代表团”到达北京。
这个欢迎团阵容十分豪华，团长是蔡元培，主要成员有汪精卫、宋教仁等人。
袁世凯的表面功夫做得也很到位，他迎接南方代表团的规格也很高……此处省略一千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国庆祝重大节日时的场面。
南方代表团被安排到了特意准备好的馆舍休息，房间内窗明几净，整洁雅致，而且服务员也热情周到，外面还有精锐兵士环卫，安保工作也算到位。
好在那时不兴交通管制，也不兴封路和清场，使得袁世凯在保护南方领导人的安全和扰民之间找到了不错的平衡。
这一天傍晚时分，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在唐绍仪的陪同下，前去参加袁世凯的欢迎晚宴。
袁世凯同志从来没有怠慢贵客的习惯，他亲自出门相迎。
待到双方见礼过后，蔡元培便开门见山，说明来意。
袁世凯的回答也十分给面子：“盛情难却，那等安排好了留守人选，我就起程，怎么样？”
见袁世凯如此好说话，欢迎团诸位心中顿时大为舒畅，紧张的气氛瞬时为之一变。觥筹交错间，宾主相谈甚欢。
连续两天相安无事。
但两天后的晚上七点半左右，一场兵变突然发生，史称“北京兵变”。
乱兵是曹锟先生领导的北洋第三镇，兵变内容主要是抢劫和放火，重点灾区是商铺和外国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
至于兵变原因，官方解释是：士兵很久没有领到工资，只能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打劫商铺抢钱。
虽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须的，没有钱是不行的，老不发工资确实会引起兵变，但问题是北洋第三镇的待遇很不错，远高于诸友军，所以这个理由纯属胡扯。
真正的原因，是袁世凯先生需要这场兵变。
兵变发生后，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各国驻华大使组织的团体）迅速做出反应。他们以外国人也遭到抢劫为理由，调集卫队入京，保护侨民和使馆。不仅如此，还向袁世凯提出强烈抗议：如果中国不马上组建共和政府、恢复良好秩序的话，我们将调集更多的兵力进入北京。
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北方局势看上去不能没有袁世凯。
这时候，袁世凯终于有了充足的理由不去南京就职：不是我不想来，而是不能来，我一走首都治安就无法维持。
高手过招，高下立现。
无论是玩权术还是玩资源，功力不够深厚的南方革命党都做不到袁世凯那样呼风唤雨，收发自如。
这一下，孙中山、黄兴等人即使心有不甘，也只能认输。
1912年3月10日，北京。
袁世凯身穿大礼服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象征着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最终升起在北京的上空。
南方和北方在经历了短暂的战争后，终于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至此，中国正式进入民国时期，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袁总统昂首穿过新华门，正式入住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的中南海。
这一住就是四年，直着进去，横着出来。
话说袁世凯见招拆招，破掉了孙中山的前两道紧箍咒之后，第三道紧箍咒——《临时约法》的全部条文在孙中山的催促下，终于在袁大总统就任的前一天搞定了。
袁世凯没有对《临时约法》做出任何反应。或许是袁世凯没有参透《临时约法》的玄机，或许是袁世凯并不在意。毕竟，现在那边搞出来的东西都是临时的，只要先当上临时大总统，取得合法地位，到时候想干什么还不是他袁世凯说了算？
在《临时约法》没遇到大的异议后，新政府开始搭建自己的领导班子。
袁世凯举荐唐绍仪为内阁总理。这个人选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首先唐绍仪是他的幕僚，做了自己三十年的老黄牛，用起来放心省心。其次是唐绍仪与南方革命党人在议和之中一来二往，聊出了共同语言，谈出了感情，能被南方革命党人接受。
不出所料，在临时参议院的会议上，袁世凯的提议顺利通过。
不过万事开头难，首任总理不好当。
民国刚刚建立，派系林立，南北冲突。唐绍仪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调和各派系矛盾，在权力分配上达到平衡。可现实是僧多粥少，内阁总共才几个部门，如何安排南、北那么多大神？
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为了唐总理，他也只能尽力周旋。且看唐总理周旋出来的首届内阁各部总长名单：
外交总长：陆征祥（无党派中间人士）
内务总长：赵秉钧（袁世凯的人）
陆军总长：段祺瑞（袁世凯的人）
海军总长：刘冠雄（袁世凯的人）
交通总长：唐绍仪（唐总理兼任）
财政总长：熊希龄（立宪派）
教育总长：蔡元培（南方革命党）
司法总长：王宠惠（南方革命党）
农林总长：宋教仁（南方革命党）
工商总长：陈其美（南方革命党）
表面上看起来，革命党确实吃了些亏，但这也正常，毕竟南方革命党的实力要弱得多，而袁世凯也得拿几个重要位置安抚一下这些年来跟他一路闯过风风雨雨的小弟们，要不然以后谁还愿意跟他混？
其实，不管是总统制下的总统，还是内阁责任制下的总理，理应自由组阁——任谁上台，都应该找和自己政见一致的人，听自己话的人，大家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少了明争暗斗、争权夺利搞内讧，效率自然提高。监督是选民和议员们该操心的事，不是内阁成员的事。若为内阁成员人选争来争去，实在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
但革命党心里还是很不舒服。他们认为黄兴比段祺瑞更适合陆军总长一职。陈其美也拒绝来北京就职，嫌官小了，没有实权。
这么看来，在权力面前，普通人很难压抑自己的欲望。
不管怎么说，到1912年4月底，距清帝退位才两个多月，离武昌起义也不过半年，民国初步的政治架构总算是搭了起来，参议院、内阁、大总统都已确定，虽然它们前面都还挂着“临时”二字。
但表面上的平静，掩盖不了暗藏的汹涌危机。
危机主要来自制度设计。确切地说，是权力制衡机制不完善。
革命党人虽然因为实力不足不得不把总统职位交给袁世凯，但又不放心袁世凯，老是想着怎样做才能把实权仍然控制在自己人手上，也不管这种想法是否背离了根本大法所应遵循的原则。
于是，本来《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统制，匆匆忙忙改成内阁制。国会权力也扩张过度，国会可以罢免总统、总理和各部的总长，总统却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
当然，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危机暂时还未来到，先顾好当前再说吧，因为当下就有危机。
危机来自《临时约法》中总统与内阁总理的权限划分——总统的命令只有在总理签字后才能算数。
话说在内阁成立的当晚，唐绍仪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介绍下欣然加入了同盟会。按照唐绍仪的本意，是想借此调和南北矛盾，以便顺利地开展工作。
但在袁世凯看来，唐绍仪和革命党人走得太近了，跟老大哥有了离心的倾向。
而唐总理也不跟老大哥沟通交流此事，须知沟通交流是消除误会的必杀技啊。由此，不和的种子开始在昔日精诚合作的两人之间萌芽。
更严重的是，袁总统和唐总理的上下级关系保持了近三十年，今朝突然反了过来，袁世凯发布的命令还需要唐绍仪来签署才能生效。而且，唐绍仪骨子里是一个书生意气很重的愤青，常常因为和袁大总统政见不同而拒绝签字，十分不给老上级面子。
这让本来就因为唐绍仪加入同盟会而心生猜疑的袁世凯更不舒服。在他看来，唐绍仪就是借南边的势力与自己对抗，实在是小人得志，无礼至极，难以忍受。
就这样，袁世凯与唐绍仪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甚至在某些时候，袁世凯干脆撇开唐绍仪这个总理，也不管什么议会，直接就指挥言听计从的赵秉钧、段祺瑞等人干活。
有了袁世凯的撑腰，赵秉钧、段祺瑞等人也不把新上任的唐绍仪放在眼里。弄到最后，赵秉钧这些人连国务会议都不去参加。
领导不给面子，下属也不给面子，唐绍仪这个总理的职业前景十分不妙。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唐绍仪突然要将直隶总督一职安排给南方革命党相中的人选王芝祥。估计是因为在内阁的人事安排上南方革命党吃了些亏，所以唐绍仪想从另外一方面补偿他们。
袁世凯当然不会同意这个任命，卧榻之侧岂容革命党人酣睡，他中意的人选是爱将冯国璋。
唐绍仪想要履行自己对革命党的诺言，而袁世凯也绝不让步。
夹在革命党与袁世凯之间的唐总理，实在是苦不堪言。
6月中旬的一天，唐总理收拾好行囊，拖家带口直奔火车站往老家去也。
唐绍仪撂挑子不干了！
共事多年的老战友唐绍仪离去了，袁总统也有些伤感。但共和还得继续。袁世凯也只好开动脑筋，计划下一任内阁总理的人选。在他的心中有一个人再合适不过，此人就是他的忠实战友——徐世昌。
可当袁世凯提名徐世昌为内阁总理候选人时，遭到了议会的强烈反对。占议会多数席位的同盟会给出的理由是：徐世昌是前清老官僚，对共和民主一窍不通。
其实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在当前的政府机构里面，不知有多少人是前清的老官僚，总统、副总统，哪一个不是？那同盟会为什么反对呢？
就因为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结拜兄弟，而且以他的能力和资历，能轻易地将内阁掌握在手里，一旦这两个人联起手来，那就太可怕了。
因此，这个人选非常的不合适，不符合革命党的利益，革命党坚决不能答应。
这事还没完，同盟会又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内阁中的同盟会会员集体辞职。
出这个主意的人是宋教仁。他说：我们南方革命党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给袁世凯做个榜样，让他不好意思安排自己的亲信出任内阁的关键职位，二是表示我们同盟会会员绝不贪恋权位。
其实宋教仁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目的没有告诉大家，小小的内阁总长哪里能满足他宋教仁激情荡漾的报国情怀。现在的这个内阁只是临时内阁，不久之后要组党进行正式选举，到那时哪个党获胜，将由哪个党组阁，与其把精力浪费在这里搞这些有的没的，还不如腾出手来集中精力组党参加大选。将来赢了，就可以组织政党内阁——自己以一党之首成为内阁总理，而内阁部长就从政见相同的本党或者友党议员中挑选。想怎么组阁就怎么组阁，远比现在当一个内阁总长强。
于是，袁世凯提名背景比较简单的陆征祥做内阁总理。提名倒是被议会批准了，可是此人能力大大地有问题，干了不到一个月就混不下去了。
没办法之下，赵秉钧成为下一任内阁总理。可赵秉钧的总理一职前有一个心酸的“代”字。
这很正常，袁世凯不去南京就职，临时参议院就只能北迁北京，而在南京成立的临时参议院，明显是同盟会会员占多数，由同盟会主导的议会岂会卖袁世凯面子？
不管如何，袁世凯终于找到一个听自己话的代内阁总理赵秉钧，也终于组织了一个不再以吵架为己任、将就着能干些正事的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