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黎宅有两处，我去看的只是其中的一处。
但这已经是不复存在的一处了。1976年夏夜的那场惊天动地的大地震，不仅使唐山、天津一带瞬间死难了近三十万条鲜活的生命，而且，还使数不清的老房新宅轰然变成一地残砖碎瓦，这其中，就有黎元洪遗下的那幢十分漂亮的洋楼。
2000年6月的一个下午，我在天津的解放南路探看原黎公馆故地。原德租界的威廉路中段，只有一幢可望而不可即的雄伟巨楼矗立在先朝副总统故宅的废址上，门口有两位立得笔直的士兵在站岗。士兵身后的红漆大字标牌赫然注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黎元洪先后寓居天津两次，换言之，亦即他曾两度出任大总统又两度辞职回津——第一次是因理不好与段祺瑞的关系，结果把政局搅得乱七八糟自己不好意思再干了；第二次是被急于取自己而代之的曹锟压迫得走投无路不得不灰头土脸地回到这海河边上。
说来生气，不是那个打败了奉系的曹锟一个劲央求，自己哪会再度出山？曹锟的头号大将吴佩孚以少胜多，赢了直奉战争，曹氏便想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只因一时觉得分量不足，加之吴佩孚的反对，才不得已请出了前总统黎元洪。
于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上一回当总统也是6月），黎元洪在各方的拥戴下，专车入京，二度就任大总统。
五年的赋闲，使他已无意于政治。这位爱吃西餐、爱穿西服、爱骑洋马、爱打网球的欧美思想与生活方式的崇尚者，此时已成为谁也不敢小觑的大实业家，他在房地产、金融、矿业等诸方面的大商海里弄潮戏浪，居然如鱼得水。他推辞了代总统冯国璋按月发给他的三千元生活津贴，继续表明他一贯清高的为人准则。
他是在军阀们答应“废督”、“裁兵”、“整理财政”三项复职条件后才回到东厂胡同的。
其实他明白自己为何能卷土重来。曹馄的资望不够，南方割据政权“军政府”又一直存在，只有他才合适做直系灵魂人物吴佩孚认可的国家元首。
老友章太炎也看出了这点，那个连袁世凯都敢骂的“章疯子”写道：
吴佩孚此次行事，颇效项城（袁世凯），但以资格未充，又于南方绝无信用，故不得不借公笼罩。
有趣的是，书生气十足的章大师怕老实巴交的朋友受直系军人之制，竟想出了“迁都武昌”的奇怪主意！他告诫老友说：
必欲复位，请南都武昌，无滞宛平中。
首都是不会迁的，但态度是要表的。黎元洪对记者们发表谈话：
余为中华民国一分子，既是各方面迫于救国之诚，为促余复出任职，余岂能再事高蹈？亦只得牺牲个人前途。
临危上任，对明白人来说，当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好事。所以，中国古人就有了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名言，老外也经常有人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豪言。复出的黎元洪也许正是以这种心态坐回中南海居仁堂里的。
倒霉的是，这次刚好干了一年，就又饱尝了军阀的颟顸与欺压，他不得不赍志而归。真是应了一年前的预言：牺牲了个人前途。
这一次，直系军头们很蛮横地赶走了他。
民国十一年（1922年）以后的直系，是何等的威风！他们先后将老段的皖系和张作霖的奉系打败，成了北京政坛的新霸主。吃饱了撑的，津门布贩子出身的曹大帅竟想过元首瘾！尽管吴佩孚颇不赞成，但拥曹派——多数直军将领和部分北京政客——已经等不及了，软硬兼施逼黎让位。
执拗的黎大总统又犯了“民国系国民公有之物”的老毛病，坚决不向恶势力低头。头顶鸡毛帚的中国军人们在洋人跟前“一地鸡毛”，但收拾一个手无兵权的国家元首还是大有招数的。
且看可怜的黎大总统民国十二年（1923年）6月间通电全国时的悲惨自诉：
本日（6月7日），十四机关军警长官三百余人到府（总统府）索薪。……
八日，即有军警官佐数百人，佩刀入新华门，围居仁堂（总统办公室），借口索饷，经当面再三开导，始自散去。……
九日清晨，城郊警士一律罢岗。
领袖公使（即驻华使馆组成的“外交团”之召集人、葡萄牙公使符礼德）来宅质问。
天安门前复有数百人，说开“国民大会”，散发传单，并构罪名。新华门外及东厂住宅，守卫尽撤。比午，住宅数处电话不通，直系军警派人监视，不许接传。……
本日（10日）军警各官百余人，无故闯入住宅，借名索饷，百喻不散。复有号称北京市民请愿团及国民大会约近千人，手持旗帜要求退位，围宅喧嚷，屡请步军统领、警察总监等来宅不至。……
8月12日，被逼急了眼的黎大总统第二次致电给住在保定的曹锟和住在洛阳的吴佩孚，除说明当前的尴尬处境外，更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
本日又有军警官佐多人，麇集门外，复雇流氓走卒数百人，手执“驱黎退位”等纸旗，围守住宅。……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第（但是）念职权为法律所寄，不容轻弃！
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啄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示！
这一切，都是在保定的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导演的，他哪能理会黎的紧急呼吁？而在洛阳的吴佩孚也不愿得罪有知遇之恩的曹锟。所以，尽管知道是本军袍泽在胡闹，也没吱声。
于是，闹剧演至极致——“大德堂”的水与电悉被切断了！
黑暗中的大总统见生存难保，便命姨太太危文绣（后改名黎本危）卷起众“宝”——袁世凯传给他的“中华民国之玺”、“大总统印”和“陆海军大元帅印”三枚图章出走，躲藏进法国人设在东交民巷里的医院，他本人则于6月13日下午1时许携随从乘专车退往天津。
那时的人憨，以为只要图章在谁手里，国家就是谁的。这种迂病居然一直持续到半世纪后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始之时。少年的我，眼中满是唱着《造反有理》等“战歌”的“夺权”者，只要抢到了某单位的那柄小圆木头，该单位就轮到这一派“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了。
执拗的黎元洪想继续主沉浮，就誓不交权。想不到，那时，“走资派”憨，“造反派”也憨，听说黎元洪携印章而去，曹锟忙命令担当直隶省省长的部将王承斌率兵拦住总统专列，并摘走火车头——不缴出总统印章就休想挪动一步！
那时，街头私刻公章者居然一个也没有，不然，哪用得着威力无比的军人们这般耗神费时？
困在车厢中，可杀不可辱的国家元首愤不欲生，拔出自带的手枪欲自裁，幸被左右强行拦住。囚笼难耐，万般无奈，僵持良久，时已夜半，他只得通知远在北京法国医院里的姨太太把“国玺”交出去，换得自己平安返津。
行路难，归去来！什么世道！
刚到天津的黎元洪宣称不承认北京的夺权者，并去上海欲联络各方组织合法政府，继续挥舞他的元首令牌。无奈曹锟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工作，而国人和列强使节们又只认实力。于是，黎元洪真的心灰意冷了。他去日本待了一段时间（清末民初中日往来无需护照），本来还想去他一直向往的欧美转一圈儿，无奈没有护照，而办护照就得求北京的“伪外交部”，黎元洪绝不愿求那些人。所以，他只好回到天津专心做他的生意了。他厌极了龌龊的政治，自兹不复见任何当政者。之后几年，随着北京秉政者的更替，还曾有机会复任总统，至少是续完被强行中止的任期，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再上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