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过各种手段实现了对地方权力的削减和对军队的控制之后，宋王朝的根基逐渐变得稳定起来。通过征伐而取得功勋的将领们，如慕容延钊、石守信、赵彦徽等，都不再手握大权，赵匡胤对这些人也不再加以重用，反而大量开始提拔文臣。用文臣来治理国家，提倡儒家思想，在各地建立儒馆，修复孔庙，以鼓励教化。
以半部《论语》来帮助赵匡胤治理天下的赵普，深知教化对于人的重要性，通过宣扬儒家思想，倡导诵读儒家著作，让百姓归心，更利于统治。他曾经对赵匡胤说：“乱世用武，治世用文，以前的文臣只是被当做摆设一样，并未能起到真正的作用，但要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要有文臣为官，才能倡导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发展，保证百姓都信奉忠诚。”
赵匡胤对于教育也非常在意，在赵普的建议下，他命令赵光义等在各地建立儒馆，增修了国子监学舍，希望通过文教的振兴来帮助管理国家。
因大量文臣被任用到各个岗位上，赵匡胤忽然发现朝中急缺可用的人才，便与众臣商议如何才能大量采纳人才。大臣李夷宾说：“历来世人进仕为官，无外乎荫补、磨勘、请郡等方式。荫补所面对的多是士族子弟，因为祖上的功德，而被封为各地的官员；而磨勘和请郡都是针对已经在政府中任职之人，磨勘有利于从下向上征调，请郡却只能是朝中显贵才有的资格，由自己提出想要往某地任职。这几种方式被用了几千年，已经可以满足朝廷所需。”
赵匡胤颔首道：“以前的帝王，选拔人才都只是在意其出身门第，而现在各地急缺官员，如果只在贵族中选择，范围太小了，人才的数量也不足。以前的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情况了。荫补、请郡等法虽然一直沿用，但还是在士族之中选拔，更不利于真正有才的人涌现。”
宰相赵普说：“陛下所言极是，现在我朝所需要的官员，比从前多了几倍。只靠这些方法显然不足。而隋唐以来，推行的科举正可以去除荫补、请郡等法的弊病。只是连年战乱，各地的君主都将这一做法逐渐荒芜了而已。如果大宋可以将其发扬光大，势必能满足现在的人才需求。”
大臣陈靖说：“科举之法所选拔的人才，多博古通今，有真才实学，无奈每年所选中之人不过数十，要想满足现在各地所缺，尚有不足。”
赵匡胤说：“隋唐进行科举，每次只能有一二十人中选，并且对于出身寒微之人都不许参加考试，这些都不足取。既然大宋要重开金科，就应该重新设立规范，好为我所用。”
自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对于参考之人的出身都严格把关，并且选中之人少之又少。作为普通人入仕的唯一途径，这样的好机会显然不是任何人都能把握的。赵匡胤提出要改革科举之后，赵普、李夷宾等人便着力从科举考试的制度、时间、录取人数等方面进行考查，寻找突破点，以便寻求更多的可以为国所用的人才。
在开科取士不久，各地的读书人都纷纷开始准备参加科举，首先是通过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之后才能参加礼部举行的省试。经过这两次考试之后，所选拔出来的人才将会被委以重任，到各地或朝廷担任职务，辅佐皇帝。但开宝六年的科举却爆出了一条丑闻：参知政事李烁将自己的儿子李植送进考场，并通过贿赂考试官员等方式，让他取得了最高的进士及第成绩。
此事经人检举揭发而被发现之后，民间和朝堂之上议论纷纷，赵匡胤更是怒火中烧，责问李烁身为朝臣不能秉公之罪。李烁惶恐地辩解说：“现在朝廷以科举为选拔官员的第一渠道，让天下人都来通过这条路走上仕途。原先我等为官之人，还可以为子孙博得一点福分，通过荫补等方式谋得一官半职，现在也只能通过科举。因此，老臣只能这样为犬子寻求一点荫蔽了。”
赵匡胤说：“只要你们的后人是有才之人，朝廷自然不会错过；如果只是想要依附朝廷而获得安逸的生活，那就只能是国家的蛀虫，反而让真正可以为国效力之人丧失了机会。你身为朝中的老臣，难道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李烁认罪，同时也供出朝中官员多通过此举来获得官职，用盘根错节的官场人脉为其子孙谋福。赵匡胤严惩李烁之后，也认识到只惩处这么一个人，并不会起到警示作用。科举的巨大诱惑只能让更多的人铤而走险。他忧虑地对赵普说：“看来要想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也不是一件易事啊！权贵舞弊势必会破坏规定，所选拔出来的并不一定是最优秀的，让这样的人去担任要职，又怎么能让我放心呢？”
赵普说：“历朝历代所进行的科举考试，都是通过各州的取解试和礼部的省试便可。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大多会被委任重要官职。所以，难以避免出现舞弊，甚至有权贵直接将其子孙亲戚推到进士及第之中，而让真正有才之人沦落到进士出身。这些都是无法遏止的事情。”
赵匡胤对于赵普所说的理由并不赞成，他说：“无法遏止，是因为大家都没有去找办法来解决。如果真的要让这些人无机可乘，一定会有办法的。”
赵普说：“要不然就将取解试和省试的考官严加考核，从上而下监督。”
赵匡胤说：“仅此还不够，为了让选拔出来的人是真正有用的，我要亲自进行考试。”
赵普惶恐地说：“臣子们办事不力，让皇帝亲自来主持考试，这是罪过。”
赵匡胤说：“在举子们参加完省试之后，还要参加殿试，让我来亲自考核一下他们的帖经、墨义和诗赋。只有通过我的考试，才可以被委任官职。”
李夷宾说：“对于考试中舞弊也应该加以监督，以避免真正的有才之人不能来到天子面前，参加殿试。”
赵匡胤问：“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李夷宾说：“官员舞弊，都是看着试卷上的名字，对举子暗中加以扶持。只要将举子的名字隐藏起来，让阅卷的官员不知道是谁的卷子，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了。”
赵匡胤点头称赞：“此法甚妙！以封弥之法，糊名以试，让那些舞弊之人再也无机可乘。”
陈靖在一旁又说：“臣曾经在省试之中做过考官，发现考生的笔迹也有很大区别。如果有人舞弊，在笔迹上做文章，就算不能看到名字，也一样可以找到他想要扶持之人。”
李夷宾说：“在考试结束之后，所有的试卷都不能立刻交付考官去查看，而是找专门的人来誊录一次，这样就可以让考官在阅卷的时候，不能通过笔迹来判断是谁的试卷了。在封弥之外，还应该辅之以誊录，这样就可以杜绝舞弊的发生了。”
赵匡胤闻之大悦，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李夷宾和陈靖，让他们仔细为科举建立完善的制度，从取解试开始严格控制考试的每一个环节，让举子们可以公平地参加科举，真正有才之人才能脱颖而出。
通过几次的改革之后，宋朝的科举开始大异于前朝，不仅考试的次数增加到三次，由皇帝亲自担任考官的殿试成为最高级别的考试，在殿试上能考中进士及第者被称之为天子门生，甚至可以官至宰相。每年的秋天各州进行考试，而隔年的春天则由礼部进行省试，并于当年进行殿试。同时，考试放宽了范围，让很多出身贫寒之人也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改变人生。隋唐之时，通过科举录取的人才每次只不过二三十人，少的时候甚至只有几人。而宋代为了各地的官员所需，每次都会录取二三百人，多的时候甚至有五六百人。
在考试范围上，宋也区别于前朝。从帖经、墨义、诗赋等逐渐改革为经义、论、策等更贴近治国管理需求的内容。除了考试制度的改革，还监督考试公平性，对徇私舞弊等现象也严加管束，但官场的腐败并不能因为封弥、誊录等办法就完全革除，因此舞弊现象依旧猖獗。
科举制度的复兴一方面是为了提倡教化，让百姓推崇儒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统治需要，大量提拔文臣。这一措施让宋代在文化方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诗词歌赋以及经义研究都达到了一个顶峰，涌现了大量学者、诗人，学术成就硕果累累。赵匡胤的继任者将这一政策持续贯彻，两宋的军事实力虽不能快速提升，但在文化领域取得的成就足以傲视百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