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水草而居的蒙古人对于定居的农业文明很陌生，所以在征服之初，他们对汉族地区实行野蛮的武力镇压和经济掠夺，给中国北方经济造成极大破坏。成吉思汗灭金之际，曾有蒙古贵族向成吉思汗提出“汉人无补于国”的观点，主张将中原田地全部改造为放养蒙古牛马的牧场。在耶律楚材等一批宋、金降附士大夫的规劝之下，好利的蒙古统治者为每年不可计数的国家赋税所动，最终改变了初衷，使汉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得以保持较为正常的发展态势。
但蒙古族真正改变政策，由马背走向田间，则是从元世祖忽必烈重视农业、劝课农桑、建村社开始的。
春天的锡林郭勒草原山青了，草绿了，冰封了一个冬季的湖水也荡漾出迷人的涟漪，真像含羞少女掩面的笑脸，是那样的令人痴情与陶醉。碧绿的草原、高大的树木；一丛丛枝条婆娑的沙柳，还有一片片金黄金黄的柠条花、翠兰翠兰的马兰花，把草原点缀得更加妩媚与动人，摇曳多姿……一旦挣脱严寒冬季的羁绊，锡林郭勒草原便立刻展示出她从骨髓里迸发出的生机和活力。
1261年的开平忽必烈王府，也如这妩媚的春天，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新任命的大劝农官张文谦出班奏道：“皇上，臣自接受劝农官以来，夙夜忧叹，今思得发展农业十法，特向陛下禀明：
其一曰：亲祭先农。皇上不但要明宣农为国本，首诏天下倡农，还应择机祭祀先农，让蒙古胄子代耕藉田，大造声势，让农业成为时尚，为农业发展铺路。
其二曰：重申政令。重申禁止诸王贵族因围猎践踏田亩，严禁私改农田为牧场的禁令，同时应停止官府供给移居中原蒙古人粮食的做法，直接分给耕地，让他们自己耕种获得俸禄，让他们从马背走向田间。
其三曰：实行屯田，减轻农民军粮负担。要剿灭南宋，巩固我蒙古帝国的边防，靠远途运输，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因为会加重百姓粮食生产和运输徭役负担。为解决这一矛盾，臣下以为，当实行屯田制度。明令各军种、兵种，改秋来春去之兵，为分据要地，敌人来犯，则战；敌人退走，则耕田。待收获粮食，供给充足，边备自然会巩固。等秋天到来，再大举出兵，则敌无有不破之理。”
其四曰：选拔专家。命各路宣抚司访贤求能，寻找通晓农业事务的有专门技术的专家，任命为劝农官，分赴各路，劝农植桑并指导农业。
其五曰：传播技术。搜集天下古今所有的农桑之书，征集各地农业生产的成功经验，编辑成册，指导农民耕作。
其六曰：打造农具。国家应打造农具，发至穷乡僻壤，也可定价出售，作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手段，推动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其七曰：增设劝农司。中央和地方设立劝农机构，派遣各级农官到各路督励农桑，各级官府衙门要悬挂耕织之图，使为吏者出入观览而知其本。
其八曰：设置义仓备荒。加强仓储制度建设。要重视粮储问题，丰年入仓，待有灾变，则开仓赈灾，救民于水火。
其九曰：兴修水利。中央设都水监、河渠司，以兴修水利，修河治渠为务，并责成劝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于各路督察“农桑之制”。
其十曰：改革田制。允许农民开垦荒地，并给予多种优惠，承认他有永久使用权。这样自然能大大调动农民垦荒的劳动积极性。
“好个十奏疏！”忽必烈连声称好：“这十条，真可谓我蒙古帝国发展农业之魂！郝经听旨，立刻拟旨，按照张文谦的意思，由中书省牵头操作，诏谕全国实行。”
忽必烈怎能不高兴呢？他从小就受这些汉儒幕僚的影响，他以唐太宗为榜样，“思大有为于天下”，因此，对于中原的政治经济制度，有比较深刻的印象；再加上他在经略漠南时期，他的“附会汉法”制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他打败阿里不哥，夺取汗位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因此，对于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他有着不同于一般蒙古游牧贵族的见解。
夺取汗位后，忽必烈统治地域扩大了，统治所面临的新问题也产生了：是继续保持游牧的传统，废农田为牧场，还是由马背走向田间，适应中原的农业社会的发展？
卓有远见的忽必烈当然知道哪个更有利于他的统治！
现今，他就专门成立了劝农司，派出许多劝农使分赴各地整顿农桑。
几天后，陆续传回了消息，各地劝农使恪尽职守，各路都已经完成春播，全国新增耕地二三十万亩。
忽必烈下朝后，仍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他径直来到刘秉忠的佛堂，想把这个好消息说与他听。
刘秉忠见忽必烈如此的高兴，就双手合十，高宣一声佛号，笑着对他说：“阿弥陀佛，恭喜陛下，贺喜陛下。”
忽必烈说道：“哎，不必拘礼。还有一个，你知道吗？现在的老百姓可有办法了，你道怎样，他们都组成锄社了！哈哈……”
刘秉忠疑惑地问道：“何为锄社？”
“呵呵，这回你这个智囊不行了吧！”忽必烈哈哈大笑：“这就是我派出劝农使回来报告的让我最欣慰的事！当时听你的建言，设劝农司，派遣劝农使到各地去督促各地官吏植桑养蚕，兴修水利，这不，效果很明显呀，今天更让我高兴的是，还带回来这样的消息。”
刘秉忠见忽必烈如此高兴，就说：“多亏陛下英明，此乃万民之福，国家之福！”
忽必烈接着说道：“你道何为锄社？它完全是民间的自发组织。他们报告说，这些锄社，一般几家联合，‘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小合作团体，即使谁家有了病患，也有其他人共力锄之，这样，整个大田就不会再因无人耕种而耽误农事，造成荒芜了。这些农民，还真有办法，哈哈！”
刘秉忠听了恍然大悟，“阿弥陀佛，原来如此。”
忽必烈继续说道：“你看，我们要发展农业该如何利用这个组织呢？今一整天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子聪你可有妙法？”
刘秉忠略一思忖，说道：“陛下，既然是民间自发组织，那我们就因势利导，不如我们就承认其地位，并鼓励他们选出社长，这样便于管理，也纳入我们的整体管理体系当中，姑且就叫它是基层组织吧。”
“好！好！”忽必烈点着头连声说道：“我也有这个意向，不如我们就规定诸县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为一社。推年高、通晓农事、家有兼丁者为社长，组织农民耕垦，修河治渠，经营副业，教督村社农事；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其合为社者，社长仍择于村中。平时田边树立木牌，上书某社某人，社长以时点视劝诫；社中的疾病凶丧之家，由众人合力相助，一社内如受灾民户较多，则两社助之；社长的徭役予以免除，地方官府不可另派科差，怎样？”
“善哉！善哉！”刘秉忠听忽必烈的打算，很为这个蒙古皇上能如此重视农业而高兴。要知道，为了扭转游牧生产方式的遗留和影响，他和汉儒们做了多少工作呀。今天，忽必烈不但多次颁布蒙古诸王贵族不得改农田为牧场的禁令，而且还注意做好农民自发组织的事情，说明发展农业已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也就是说，这个工作已经算是大功告成，怎能不让他高兴呢？
想到这儿，刘秉忠说道：“陛下百事惟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的观点，看样子已经在全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实在应该贺喜陛下。”
是呀，蒙古游牧民族刚入中原之时，蒙古贵族往往跑马圈地，把原来土地上的汉人赶走，任其荒芜，开辟为牧场，放牛放羊，致使大量依靠土地谋生的汉人流离失所，被迫逃离了家园；造成土地荒芜，人口锐减；也造成了汉人的誓死抵抗，不愿降服局面。如今自忽必烈称汗以后，大力发展农业，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改革田制，并轻徭薄赋；政府采用“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坚持“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思想，把农业发展的好坏，“户口增、田野辟”作为考核地方官吏、决定升迁的首要条件。这些政策和措施使饱受战乱之苦、流离失所的百姓重新获得了土地，一度荒芜的田野又种上了庄稼。百姓怎能不满怀激情？
想到这儿，刘秉忠继续说道：“贫僧以为，陛下利用这个组织还可以大有作为。譬如陛下可以利用此组织，兴学校，普及教育。规定每个社都要有为村里的儿童们建立学校的义务。当农田中只需要很少的劳动力时，就让他们的子女去上学，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这样我们再通过考试选拔的形式，就不难把有志之士纳入怀中，为国家出力了。”
“好！准奏！”忽必烈高兴地说：“其实，这样的组织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我要让地方官一定要选拔培养好社长，让社长一方面督促本社农民务勤农业，不致堕废。更重要的是，严禁社长率领社众非理动辄聚集，社长应监督农民聚众集会。有不服从社长劝告者，从本处官司就便究治。”
“阿弥陀佛，建村社，陛下一事可一石三鸟，真乃英明之举。相信百姓只要能安居乐业，不会无端闹事的，这个陛下可放心好了。”
“好！但愿如此！”忽必烈说道：“村社，就让它作为县以下行政组织吧。农村建村社，城市我们也要设置城关的坊里制，把城内分若干片，名曰隅，如东西隅、西南隅、东北隅、西北隅不等。隅下设坊，置坊官、坊司。坊下设里或社，置里正、社长；村社制则于县下设乡，置乡长，乡之下设都，都之下设村社。这样，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皆在我之掌控之中，我就可高枕无忧了，哈哈！”
忽必烈采取的这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政策和措施，使素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称的游牧民族，较快地接受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由马背走向田间，使全国各民族融合在一起，推动了农业生产向前发展。据《元史》记载，元世祖时人口恢复到五千三百六十四万余人，较元初有较大增长，接近宋金人数。耕地面积、产量也恢复到接近宋代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