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开始了长达10年的对峙。
在对抗与对峙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之路，由幼稚走向成熟。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认识到，必须通过武装革命与国民党对抗。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等率军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南昌起义中诞生。解放军的军旗、帽徽上都有“八一”标志，这是解放军建立的标志。这次起义后来失败了。随后，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攻打长沙，损失惨重。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开创了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新局面，为中国武装革命创建人民军队，从城市转入乡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揭开了序幕。
南昌起义之后，瞿秋白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八七会议给革命指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攻打长沙，损失惨重。只得退回文家市，改向敌人薄弱的山区进军。可一进山人就容易跑，他原来的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4个团5000多人，打长沙时第四团叛变。进山之后，更是走一路人跑一路，那时候还有800多人，毛泽东决定进行三湾改编，确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连以上单位都是双主官制，军事主官加上政治主官，军衔平级。
中国自1988年恢复军衔以来，没法仿照国外设立准将军衔。如果设立准将的话，中国的将官数量将突破5000，美国才几百位将官。国外穿军装的一定是打仗的，1980年代，解放军军官去美国军队参观，发现美军八十二空降师的宪兵是女兵，挂着M1911手枪。除了炮兵、坦克、潜艇不对女兵开放外，美国战斗机驾驶员都有女的。在中国，毛泽东说过，解放军是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我们不光要打仗，还得宣传。中国文艺兵的比重相当大。
西方军官军衔分为元帅，上、中、少、准将；上、中、少校；上、中、少尉。我国军官军衔划分为上、中、少将；大、上、中、少校；上、中、少尉。
1997年，香港回归，记者采访驻港部队的政委，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有一首歌叫《人民军队忠于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从三湾改编就开始了。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井冈山地属江西、湖南两省交界，是三不管地带。中华民国只是形式上完成了统一。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宣布易帜，降下五色旗，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表面上中国完成了统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覆盖全国。实际上国民党分成了五大派——蒋介石的中央系，张学良的新奉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阎锡山的晋系，冯玉祥的西北系。另外，地方军阀和土着军阀更多，福建、贵州、云南、四川各地都有地方军阀。四川的军阀在旧中国最为有名，他们混战的口号叫统一全川。没钱就向老百姓征税，你把明年的地租先交了吧，再把后年的交了吧，干脆把大后年的也交了吧，1930年时地租已经预收到1970年。
军阀割据，有很多的三不管地带，对于共产党开展革命最为有利。毛泽东的战术是“敌进我退”。本是老百姓，也无所谓扔掉军装，敌人大军压境，找不到对手。“敌驻我扰”，敌军一驻扎就开始扰你，今天摸个岗哨，明天宰个哨兵，埋颗地雷，实在没招了，放一宿炮仗让你睡不了觉。中国山地多，最适合开展游击战。抗日战争，我们平原游击战也打得不错。越南人跟我们学习，发明了丛林游击战。
军阀混战割据的中国，工农武装发展日益壮大。1928年，朱德、陈毅率部与毛泽东工农革命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军长是朱德，毛泽东是党代表，后人用“朱毛”指代红军。
有了红军，革命的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到1930年，全国已经建立起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主要集中在南方。
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惹急了国民党。从1930年到1931年，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围剿。此时党内李立三推行“左”倾主张，制订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攻占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号称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王明夸大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认为现阶段民主革命只有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毛泽东坚决抵制，采取“避敌主力，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各个敌人”的方针，粉碎了三次围剿。游击战是化整为零，不跟敌人进行主力决战，积小胜为大胜，运动战是化零为整。越南战争时，北越最精锐的人民军第三师1.2万人千里南下，美国发现不了。采取的做法是全师化整为零，徒步去南方，大炮一拆，你扛一个轮子，他扛一个炮筒，消失在茫茫原始森林中。到达战役地点集合，把大炮装好，填上炮弹，咚咚咚开始射击，一个主力师，1万多人，从地底下钻出来，这就叫运动战。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国民党军把手伸开围剿，红军把拳头攥紧，不用把十指都砸断，砸断一个指头，攥不住，顺着缝就溜了，围剿就失败了。
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公开跟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了。毛泽东制定出一条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就调动了在根据地占人口绝对多数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1933年，蒋介石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这时，王明、博古掌握了中央领导权，“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毛泽东被剥夺了中央苏区军队的领导权。王明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27岁，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巴威尔？米夫的学生。米夫原来担任过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培训各国的共产党。王明能用俄语把马列主义背得滚瓜烂熟，米夫认为他理论修养很高，中国共产党就需要这种理论水平高的人，因此王明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王明知道国内艰苦，就把他24岁的同学博古派回来负责领导共产主义运动。
毛泽东擅长打仗，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毛泽东已经被夺去军权。但是周恩来、朱德执行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打退了第四次围剿。1933年，“左”倾错误在根据地全面贯彻。领导人强令红军去攻打中心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武装保卫苏联”等匪夷所思的口号比比皆是。越是在敌人力量强大的地方，越要显示党的存在，越是在王府井，你越撒传单，我是共产党，来逮我吧，反正特务正愁拿不着津贴呢。同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德国人李德上过苏联的军校，毕业之后指挥过一个骑兵旅，骑兵旅也就千把来人，这号人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到中国当军事顾问，成为10万工农红军的总指挥。他不懂汉语，连中文地图都看不懂，同敌人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对抗了一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始了伟大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项英、陈毅率部掩护主力，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就是长征。战略转移速度得快，前面得有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后面得有掩护。但是，博古、李德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8.6万名红军湘江一战损失过半，只剩3万，要再往前走就要全军覆没。毛泽东及时站出来，往敌人最弱的地方打。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是中国战斗力最差的部队，因为他们都是双枪兵，一打仗烟瘾就犯，躺在雨伞底下抽大烟，一个师几千人都躺在雨伞下抽大烟，那个时候你叫他缴枪不杀，连烟枪带步枪都能缴获了。长征本想北上同北边的红军会师，现在就得被迫绕圈子了。
长征过程中，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这是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是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中国共产党终于撇开了共产国际的指导，解决自己的问题。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然后渡过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穿越大草地，进入陕北，离国民党越来越远了。
毛泽东偶尔得到了几张过期的报纸。一看，眼睛一亮，上面登着国民党军在陕北与刘志丹、谢子长所部红军激战，陕北有咱的人？去那儿！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同陕北红军会师，次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及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
长征开始时，全国30万红军，胜利后还剩3万，中央红军出发时8.6万人，到陕北时还剩8000，损失了90%，但是具有伟大的意义。经过长征，革命转危为安。虽然损失惨重，但保存下来了中国共产党的精华，3万人在艰难困苦中，不掉队、不投降、不叛变，意志坚定，兵贵精而不贵多，他们构成了日后人民军队的主力。长征所经之处，撒播了革命火种，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