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列强是不支持袁世凯称帝的，袁世凯印了日历送给各国使馆，日历上写的是中华帝国洪宪元年，人家都不要，人家就要民国五年的日历。尤其是日本最反对袁世凯称帝，因为日本认为袁世凯一称帝中国就统一了，中国统一对于日本是不利的，它希望中国闹哄哄的才好。中国政治上的混乱局面，迫使先进知识分子加快脚步寻找新的出路。资本主义经济短暂的发展，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为了抵制和对抗民主共和的理念，袁世凯掀起尊孔复古运动。
1913年后，袁世凯接连发布《尊孔令》、《祭孔令》，并组织了“中华民国”首次官祭孔子的活动。袁世凯并非粗人一个，他知道要把经过革命震动的旧秩序重新稳定下来，巩固独裁统治，单靠恐怖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尽力使人们不再相信革命。他要与民主主义学说对抗，赶走这洪水猛兽，剔除社会动荡不安的思想根源。袁世凯处心积虑地要抑制时代潮流，他所使用的武器，便是经过他改良的孔孟之道。
袁世凯认为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的特性，为立国的精神，他还亲自跑到孔庙拜祭。据当时的记者报道，完全是旧时代帝王尊孔祭天的翻版。袁世凯从始至终，三跪九叩不敢有任何懈怠。借此机会，不少遗老遗少替袁世凯复辟帝制唱赞歌。袁世凯自己也就理直气壮地“顺天”而为。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大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黎叔是湖北人，参与了北洋水师对日的作战，曾多次去日本考察，后随张之洞回湖北，参与训练新军。当年黎元洪对革命万般仇恨，不断企图肃清附近的革命活动，杀害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陡转直下，黎元洪躲了起来，最后还是被革命党人找到。革命党人正在物色一个蜚声中外的领袖人物做统领，黎元洪刚好就是他们要找的人选。
出于对革命成果的震惊和不合作就会被处决的胁迫，黎元洪担任了湖北都督，后来在南京政府中任职。黎元洪出任总统时，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要求中国参战。日、美两国都希望能够操纵中国参战而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日本极力拉拢段祺瑞，美国支持黎元洪，国务院同总统府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府院之争。段祺瑞甚至通过张勋复辟帝制，以求达到自己掌权的目的。但是复古不过是一股逆流，挡不住革新的呼声，张勋复辟很快夭折。孙中山把国会和约法看作共和国的真谛，举起了护法运动的大旗。
护法运动指1917年-1918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而联合西南军阀共同进行的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
中国自被西方列强打开大门后，就被动地经历着撞击带来的剧痛。海防时期，魏源开其端绪，徐继畲接受新知识之滥觞，提倡研究地理之学。洋务时期，学习西方的技术练兵为先，后期洋务论转而成为时务论。维新时期，革新从朝廷转向民间普遍宣传，人人都感觉有改革之必要。但治其标不治其本。三民主义，集中国文化和世界思潮之大成，对科学主义迎头赶上，对民族主张心理建设。新文化运动主张全盘西化，介绍西方文艺、哲学、经济，了解西方文化，却对中国社会认识不清。
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更进一步，先学人家的什么？技术！结果甲午一战证明光学技术不好使，同样的洋枪快炮，同样的铁甲战船就是干不过小日本，于是开始学制度。学制度又有问题了，君主立宪也好，民主共和也好，这么好的制度怎么一拿到中国来就变样？君主立宪各国都搞，到中国弄出个预备立宪皇族内阁，搞共和。大总统来一个下一任总统由我指定。先进的中国人就开始琢磨，最该彻底改变的是中国人的思想。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袁世凯的复古思想相对立，西方民主、科学思想是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蔡元培先生任校长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活动基地。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维新变法后，慈禧太后没把它废除。1912年民国建立后，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老师都是前清的举人、进士或翰林，上课主要教“学而优则仕”，学生读书的目的是将来出来做官。那时候的北京大学跟衙门差不多。北大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教授，精通九国语言的辜鸿铭先生，他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辜先生是出生在南洋的华侨，在西洋上学，太太是日本人，多年担任张之洞的幕僚，毕生效忠清廷，一直到民国都没剪过辫子。他自己讲：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辜先生认为纳妾、缠足，都是中国的国粹。他见到英国人就拿英语骂，见到法国人拿法语骂，见到德国人就拿德语骂，北大一帮洋教授都被他骂得服服帖帖，成为北大一景。
后来蔡元培先生来到北大任校长，蔡元培先生前清中过进士，进过翰林院，也是最早加入同盟会的会员，可谓学贯中西。论旧学进翰林院四书五经倒背如流，论新学也不逊于人，更兼推翻清廷的革命元老。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蔡先生就是教育总长，“德智体美劳”就是他提出来的。蔡先生到了北大担任校长，要改造北大，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你讲什么都行，只要有人听，你就有课堂。青年学生是爱听尊孔尊皇呢，还是民主科学呢？显然是民主科学。这样一来北大就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基地。
北大在蔡元培任校长前，开校务会多半讲英语，预科教务会更是全部讲英语，不懂英语的中国教授像聋子一样坐在角落，痛苦万分。蔡元培先生到北大后，教务会发言一律改为国语。外国教授反对，蔡元培针锋相对地回答：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讲中文？从此，大会发言，一律说国语。蔡元培任校长期间的北京大学，可谓“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新文化运动反对愚昧，愚昧是产生专制的唯一土壤，秦始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愚民政策，因为秦始皇懂得知识越多越反动。新文化运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旧道德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孔子真可怜，一会儿被人捧起来称为“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一会儿被扔到地下，踏上一万脚，永世不得翻身。
“在中国思想史上，1898年和1919年通常被认为是与儒家文化价值观决裂的两个分水岭。1898年的改良运动，是一部分接近皇帝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制度变革上的一次尝试。而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的彻底的‘新文化’思想运动，也被看成是对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的一种攻击。后一运动的领导来自中国新近现代化的大学和中学。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之外，它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清除了过去中国封建遗留物的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已明显地从对传统价值核心的怀疑，转向对它的彻底否定。”
引自《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
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胡适提倡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中国古代，文盲比较多，庶民好多读不了书，就是因为言文不一致，文化被少数人垄断。其实咱们老祖宗是非常聪明的，如果用白话文写东西，口语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后人可能就看不懂前人写的东西，文化的传承就断了。电视剧《最后的王爷》里说的很多都是老北京的土话，有些东西就听不懂了。所以老祖宗发明用文言文写文章，用白话作为日常交流用语，这样让文章千载流传下来，历朝历代都能看得明白。
朱元璋的圣旨就用大白话，充满当时的俚语俗言，而且非常口语化，读来饶有趣味。因为他没文化，或者他成心给老百姓写白话。下面这则圣旨，是朱元璋给户部下发的清查登记户口的指示：“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作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作军。钦此。”这道有趣的圣旨，看来是朱元璋亲自写的。如果让身边的官员代拟，肯定是文绉绉的，不会如此直白。
这圣旨一念，老百姓都高兴了，这皇上跟我们说的话一样。古人写的那些笔记，也多是白话，道光召见大臣，正事说完了，跟皇帝聊天，聊了天后，把皇帝说的话给记下来：卿几刻进宫？家有几子？当未当差？就是咱们现在讲的上没上班。所以古人的言文不一致。
胡适先生认为言文应该一致，胡先生牛到什么程度？他本人是哲学博士，另外，一生获有35个荣誉博士学位。时间跨度从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至1959年。按学科分：法学24个，文学9个，人文学1个，不明学科1个；按国家和地区分：美国31个，加拿大2个，英国1个，香港1个。胡先生的博士学位有很多是名誉授予的，可是你要明白名誉博士要比你实际读下来的高，你都没有在我这儿念，我就给你一个博士，那就证明我认为你够格。剑桥大学授予金庸先生名誉博士，然后金庸还在那儿读博士，有人挺奇怪：你都是剑桥的名誉博士了，你还读什么？胡先生这么牛的一个人，他到北大去告诉大学生，我们要写白话文章，大学生们很反感。
民国时候的大学生相当厉害。那时候初中毕业就算知识分子了，小学毕业，在街上写书信测字，你就能养活自己。胡先生去大学讲写白话文，底下学生举手，这个白话文啰唆，拍电报费钱。电报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一个字一两银子，那会儿当然不至于那么贵，但肯定也不便宜，电报按字数收费。比如说胡先生你妈死了，用文言文拍四个字：“母丧速归。”白话文多啰唆：“胡先生你母亲不幸去世，赶紧赶回来吧。”胡适一听这个也不生气，微微一笑，说现在就这样，有人请你们出山去做官，而你不愿意去，你们用文言，我用白话，咱看谁短。这一帮学生开始用文言文起草，最长一个孩子写了40多个字，最短的孩子是8个字：“才疏学浅，难堪大任。”胡先生的白话文只有5个字：我不干，谢谢。要是不讲礼貌的话，2个字就完了：不干。或者1个字：不！
人性本是复杂的，据说溥仪1921年在深宫安装第一部电话后，曾经给胡适打过一个电话，请胡适来宫里走走。胡适没过几天就去宫廷与溥仪会晤。胡适的这次出行，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因此指责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不应该去见废掉了的末代皇帝。而胡适则认为，他并不是见一位前朝皇帝，而只是见一个可怜的少年。事实上，胡适也免不了激动不已。在胡适见完溥仪的当晚，给溥仪的英文老师写过一封信：“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竟能在末代皇帝，历代伟大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面前，占有一席之地。”很难想象胡适先生与兼具末代皇帝、可怜小青年双重身份的溥仪之间，会有怎样一番对白。
到1922年，北洋政府下令中小学教科书开始采用白话文，这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我们今天阅读古籍非常困难。新文化运动后期，布尔什维克主义胜利，李大钊同志第一次举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旧民主主义革命史就此结束，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