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末年战火纷起、连年战乱，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拿魏徵的话形容便是：“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可见唐朝建国之初，面对的便是一个相当凄凉的局面：经济凋零、国库空虚、文化衰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用贤勤政，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和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去奢省费，轻徭薄赋。结果政绩相当卓著，吏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武功鼎盛，民族关系融洽，歌舞升平的治世局面形成了。因为唐太宗年号“贞观”，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贞观之治”，成为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另一著名盛世。太宗也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并盛的皇帝。
根据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是一幅相当动人的社会图画：朗朗乾坤，牛马遍野，谷价低廉，太平世界，一切都富足而美好。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昌盛的封建国家。
太宗能够做到这些，主要是因为他懂得“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太宗出生于隋开皇十八年（599年），当时“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贞观政要·安边第三十六》），正是隋朝的盛世，然而隋炀帝即位后荒淫奢侈，大兴土木，游幸无度，皇帝坐了不到14年，隋朝便土崩瓦解，短命而亡。唐太宗本人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看到农民起义军的强大力量，认识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也懂得了王朝的兴衰取决于帝王行动的好坏，因而励精图治。他曾对大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剥削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有危殆，国危了人君那得不丧亡？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
为了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太宗甚至亲祭先农，躬御耒耠，耕于千亩之甸，使观者莫不骇跃。京畿地区曾发生大面积的蝗灾，庄稼大受损伤，太宗亲自视察灾情，还气愤地抓起一把蝗虫骂道：“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于是举起蝗虫要吃掉。身边的大臣急忙阻止说：“恶物或成疾。”太宗坦然回答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竟然真的吞吃了蝗虫。正因为太宗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得到极大发展，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经济得到了恢复，“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备粮，取给于道路焉”。
在贞观时期，文化教育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太宗继位以前，是骑在马上打天下，继位之后，认识到天下不能再“以马上治之”，于是采纳魏徵的建议，大阐文教，发展文化教育。即位之初，太宗便下令在长安重修国子监，并为国学增筑学舍1200间，太学、四门博士也增置生员，扩大招生。之后，太宗又兴建书学、算学、律学三科学校，由国子监统领。这一举措在全国影响很大，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集京师，甚至高丽及百济，新罗、吐蕃等诸国君长均遣子弟来长安留学，“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太宗还十分重视图书的搜集与整理。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丰富的历史典籍和文献。但是隋末动乱长达十几年，典籍和文献遭到严重破坏。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任命魏徵为秘书监，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太宗还对科技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士民进行重奖，以鼓励发展科技文化。李淳风通晓天文、历法、阴阳学说，曾制造出在周朝末年已经失传的浑天仪，并著《法象书》，受到太宗的重视，授官将士郎，直太史局，后来又被任命为太史令。太宗以恢宏的气度，大阐文教，兴办各类文化事业，使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大地改变了“隋季以来，丧乱滋甚，周孔之教，阙而不修”的文化苍白局面。
太宗另一为人称道的是他能勇于求谏，从谏如流。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魏徵。魏徵早年当过道士，参加过瓦岗军，又是太子李建成的旧臣，曾谋划过暗害太宗，太宗继位后丝毫不记前仇，委以重任。魏徵刚正不阿，敢于谏诤，当时担任谏议大夫，其实就是谏官。太宗对魏徵极为重视，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徵也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性格耿直，认为皇帝“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他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
贞观二年（628年），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徵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徵询问。魏徵直截了当地说：“陆家之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徵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因此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徵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徵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生怕魏徵因为他玩鸟而批评他。而刚好魏徵奏事比较久。好不容易等魏徵走了，太宗赶紧将鹞子拿出来，却发现已经闷死了。
当然，对魏徵的犯颜苦谏，有时太宗也忍受不了。有时太宗大发脾气，魏徵却神色不变，太宗也只好收敛怒气。有一次，太宗退朝回到宫中，愤怒地喊道：“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便问他要杀谁，他说：“魏徵常常当众羞辱我，当然要杀他。”长孙皇后当即向他道贺，说：“魏徵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太宗听了才恍然大悟，怒气顿平。
魏徵前后谏事200余件，大多违犯太宗意旨，然而太宗均虚心接纳，并择善而从。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魏徵“忧国如家，忠言直谏”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世许多谏官也多以魏徵为榜样。唐文宗喜读《贞观政要》而仰慕魏徵，就下诏寻访到魏徵的后人五世孙魏謩，并将魏謩任命为右拾遗，也是属于可以对皇帝进谏的言官。唐德宗朝在“泾原兵变”中挽救了唐朝命运著名的将领李晟对魏徵能直言敢谏，尽忠朝廷非常敬佩。曾经对宾客说：“魏徵能直言极谏，致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回答说：“此缙绅儒者之事，非勋德所宜。”李晟严肃地说：“行军（李叔度）失言。传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各位将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岂可谓有犯无隐，知无不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择耳。”所以后来李晟做宰相时，皇帝有所询问，必极言无隐，尽其忠心。
通过一系列的求谏和纳谏，太宗集中了大臣们的智慧，避免了许多个人主观上的错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太宗的虚心纳谏对成就贞观之治起到了促进作用。
太宗能够取得贞观之治，善于用人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太宗善辨君子、小人，能够举贤任能，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涌现出众多的文武奇才，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善的名臣。太宗还进一步完备了六部制，规定三省长官，尚书省的尚书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共掌宰相的职权。另外，又任命一些官员加以“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头衔，实为宰相，参加政事堂议事。如此，增加了宰相人数，避免一两个宰相专权，也可以集中更多意见。
不过，太宗也是一个性情容易冲动的人物。他曾任命卢祖尚任交州（今越南河内）都督。卢祖尚，字季良，隋末豪杰人物，据扬州起兵称刺史，后来归附唐朝。卢祖尚开始答应赴任，但后来嫌交州太远，向太宗推辞说：“岭南瘴疠，皆日饮酒，臣不便酒，去无还理。”太宗再三劝说，卢祖尚坚决推辞不就。太宗大怒道：“我对你还不能驱使，如何能够驾驭天下？”当即将卢祖尚斩杀在朝堂。这件事为太宗的英明蒙上了一层阴影，被后世史学家称其为“骄暴之习，卒难尽免”，以致不少人认为太宗纳谏等英明举措不过是表面文章，只不过是为了掩饰他杀兄杀弟逼父篡位的形象。但无论如何，贞观朝的成就不容抹杀，可以说，贞观之治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唐王朝之后一百多年经济繁荣的基础。没有贞观之治，就没有盛唐的繁荣，也不可能有光辉灿烂的大唐文化。
太宗即位时，中原虽然已经统一，但四邻边境并不太平，为了维持中原的宁静，太宗在边境上发动了几次战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对突厥的战争。
中原与突厥之争，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汉朝与匈奴长达百年的斗争。之后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逐渐汉化。北匈奴在汉军的军事压力下，逐渐西迁，进入欧亚大陆，给当地的政治格局带去了剧烈的变化。另外，匈奴还有一些别支，依旧生息繁衍在他们的家乡——广阔无垠的北方草原。突厥人就是其中的一支。
与中原作战失利后，突厥人迁居到金山（阿尔泰山）之南，以游牧为生。当时柔然汗国强盛，突厥人不得不受其奴役，为他们充当“铁工”，但势力渐盛。公元546年，铁勒部将伐柔然汗国，突厥首领土门率众击败铁勒，实力大增。土门以为有功，向柔然主求婚。柔然主阿那环不但不许，还辱骂道：“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周书·卷五十·突厥传》）这一句话使柔然汗国遭到了灭国之祸。公元553年，土门发兵击柔然，趁势灭掉柔然汗国，自号伊利可汗。自此，建立了突厥政权。突厥建国后，牙帐设在于都斤山（又称郁督军山，今蒙古国境内杭爱山脉）。突厥人以狼为图腾，帐前大旗称“狼头大纛”，在漠北称雄一时，声威大振。
突厥初起时，内地正逢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分裂和动乱时期，无力应付边防事务。突厥人强盛后，逐渐骄横起来，时时闯入内地劫掠财富人口。当时，内地忙于混战，对北方的威胁无能为力。本来，这是突厥进攻中原最好的时机，几乎可以说是历史上游牧民族的进攻最佳机会——整个中原四分五裂，无比混乱，广大百姓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局面对突厥来说，绝对比后来蒙古南下灭掉宋朝更为有利。然而，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后不久，突厥却却因内讧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突厥的意外分裂，使中原与突厥的战略对峙发生了根本改变。
东突厥趁隋朝立足未稳，从甘肃一带向隋朝发起大举进攻，隋文帝不得不发兵抵御。隋朝对突厥的战争基本上还是防御性的。一战成功后，隋文帝开始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实行“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策略。中原政治谋略远比游牧民族丰富，在隋文帝的一手策划下，突厥内讧更加剧烈，有限的精力和人力都用在了内耗上，实力大为削弱。但到了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挥霍无度，加上隋军远征高丽失败，国力衰弱，突厥势力又开始崛起。隋炀帝北巡时，曾被突厥围困于雁门。隋末群雄并起，北方各路割据势力为了倚突厥为外援，大都向其称臣。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时也曾向东突厥俯首称臣。当时突厥号称“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随后统一了中原。突厥趁此时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东突厥颉利可汗曾亲率大军15万入攻并州，又曾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关中因此而震动，京都长安被迫戒严。唐高祖李渊派秦王李世民率兵前去抵抗。当时关中已下了许多天雨，粮道受阻，将士疲惫，武器受雨，朝廷上下及军队中都很忧虑。同年，突厥颉利和突利可汗进军豳州（今陕西彬县），唐军与突厥在豳州五陇阪遭遇，双方布阵，准备大战。李世民单骑来到突厥阵前，先责备颉利同意和亲而今又违约，又上前对突利说：“你过去与我结盟，言明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向，何无手足之情！”借此来离间二位可汗的关系。当夜，李世民趁雨夜突厥军营，并派使臣再次前去劝说突利休战。李世民的分化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颉利欲与唐军决战，而突利坚决不同意。最后颉利不得不派突利与阿史那思摩来见李世民，请求和亲，李世民答应，并与突利结为兄弟。突厥在与唐结盟后撤兵。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东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率兵10余万人直逼长安。大军驻扎在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大震，长安戒严。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6骑至渭水边，隔渭水与颉利对话，指责颉利负约。不久后唐大军赶至太宗背后。颉利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便请求结盟。于是双方在便桥上杀白马订立盟约。突厥领兵而退。这就是有名的“渭水之盟”。
这次事件对太宗震动很大，认为突厥反复无常，结盟也不足为信，促使太宗决定要彻底铲除突厥。渭水之盟后，太宗加紧了备战，甚至亲自垂范练兵，每日“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于是“士卒皆为精锐”。
贞观二年（628年）四月，东突厥突利可汗突然派人来唐，主动请求唐朝援助。原来当时突利可汗在幽州北部建立牙帐，统治东部地区，其治下奚、霄等数十部大多叛变突厥投降唐朝，其叔颉利可汗因此而责备突利可汗。当时薛延陀、回纥打败了欲谷设，颉利可汗派遣突利可汗前去讨伐，突利可汗战败，单骑逃回，颉利可汗大怒，将突利可汗囚禁了10多天，并处以鞭挞之刑，突利可汗因此而怀恨在心。不久，颉利可汗向突利可汗征兵，突利可汗不给，于是颉利可汗带兵攻打突利可汗，突利可汗便顺势倒向唐朝一边。突利可汗后入朝，太宗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赐爵北平郡王。
贞观三年（629年），关中丰熟，而漠北恰遇暴风雪，羊马死亡甚多，因而发生了饥荒，族人纷纷离散，国势大衰，正是进攻突厥的有利时机。这一年的冬天，太宗命李靖和李勣（即《隋唐演义》中的传奇人物徐茂公）率领10万大兵，兵分六路，北出雁门关。
李靖和李勣都是战功卓著的大唐开国名将。他们的敌人，则是称雄漠北的突厥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名将李广雄风犹在，这一幕何曾相似！700多年前，汉代名将卫青和霍去病率汉军出塞，北逐匈奴，由此创下了不朽的军功。此情此景，怎能不令人感慨。
贞观四年（630年）正月，朔风凛冽，李靖亲自率领3000精锐骑兵，从马邑出发，趁颉利可汗不防备，连夜进军，逼近突厥营地定襄。颉利毫无防备，发现唐军突然出现，大惊失色。还没有等到唐军正式发起攻击，突厥兵先乱了起来。李靖又派间谍混进突厥内部活动，说服颉利一个心腹将领康苏密投降。颉利一看形势不妙，就偷偷逃跑了。这一战，李靖出奇制胜。太宗因此称赞说：“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名书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实古今未有。”（《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
在李靖胜利进军的同时，李勣也率军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刚好与突厥军在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北）遭遇。唐军奋力冲杀，降东突厥部众5万余人。颉利一败再败，损失惨重，遂退守铁山，收集残兵败将，只剩下几万人马了。
颉利可汗此时已经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他不得不派执失思力入唐朝请罪，请求内附。其实，颉利可汗内心尚犹豫未决，不过是想借此来拖延时间，以等待草青马肥之时，逃到大漠以北，以卷土重来。
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等前去安抚，又诏命李靖率兵迎颉利入朝。李靖率兵抵达白道，与李勣谋议说：“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碛北，保依九姓，道路且远，追之难及。今诏使在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商议已定，遂率军连夜出发，李勣继后而进。
李靖率军进至阴山，遇到突厥斥候千余帐，一战而全部俘获，命与唐军同行。这时，颉利见到唐使臣，放松了戒备。李靖前锋苏定方率领的两百余骑又乘着大雾，悄然疾行，直到距牙帐7里远的地方才被发觉。如同惊弓之鸟的颉利可汗慌忙骑马逃走，突厥军也四散而逃。李靖大军随之赶到，杀敌一万余人，俘虏十几万，缴获牛羊数十万只，并杀死隋义成公主。颉利可汗率万余人西逃吐谷浑，途中被俘。
东突厥就此被太宗从地图上抹去，大唐军功盛极一时，国威远播四方。慑于大唐天威，“西北诸蕃，咸请上（指唐太宗）尊号为天可汗”（《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天可汗”称号的来历。
自隋朝以来，突厥一直是西北的强国。李靖等人灭了东突厥，不仅解除了唐朝西北边境的祸患，而且也洗刷了高祖与太宗曾经向突厥屈尊的耻辱。因此，太宗颇有感慨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来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颡，耻其雪乎！”（《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太上皇李渊也欣喜万分，特地在凌烟阁设宴庆祝。李渊一时兴起，还亲自弹起了琵琶，太宗也闻乐起舞。欢宴一直持续到深夜。
颉利可汗被押到长安献俘后，太宗并未加害，反而优待有加。颉利可汗住不惯房屋，经常住在自己设置的帐篷中，心情也非常不舒畅，常与家人相对哭泣。太宗为了安抚他，以虢州（今河南灵宝）糜鹿很多，可以射猎，便委任颉利为虢州刺史，颉利没有接受，太宗又以他为右卫大将军，赐给很多良田。贞观八年（634年）正月，颉利可汗病死长安，追赠归义王，谥曰“荒”，太宗命突厥人按照突厥风俗将尸体焚烧后下葬。
东突厥灭亡后，唐朝将大量突厥降众安置在内地，保持了他们的部落和习俗，又在颉利故地设都督府和都护府。一直陷在突厥军中的隋炀帝皇后萧氏和幼孙杨道政被李靖接回长安，太宗经常将萧氏召入后宫，让她谈一些隋朝的故事。
唐初，西突厥势力极盛，“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对唐朝形成严重威胁，并阻碍着中西商业交通。从太宗起，唐朝就开始了打通西域的斗争。贞观年间，降吐谷浑、平高昌、讨焉耆、征龟兹，西域震骇，中西商路复通。
此时西突厥首领为阿史那贺鲁，当年突厥内讧失败后归附了唐朝，受封左骁卫将军，参与征龟兹之战。太宗死后，突厥开始复兴，阿史那贺鲁听说新皇帝高宗懦弱，远不及太宗英武，立即起了异心，数次骚扰掠夺西域，与唐为敌，并自号为“沙钵罗可汗”。唐军力战多年，终于逐个击破西突厥的联盟或附属各部，形成孤立之势。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唐将苏定方统军出征，兵分南北两路，合击阿史那贺鲁。经过激烈的战斗，西突厥军大败。此时，天气骤变，开始飘降鹅毛大雪。片刻，雪深达二尺。唐军士气高昂，踏雪追击。阿史那贺鲁慌乱中跳入伊犁河，逃往石国（今塔什干）。后被当地人擒获，送与唐军。西突厥自此灭亡。
平定西域及西突厥后，唐朝设置了“安西四镇”，下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又设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以天山为界，分别向西统辖西突厥故地及西域各部、各城邦。至此，突厥再也不可能深入中原腹地，唐朝的致命威胁消除了。
太宗虽然对突厥用兵，但却很注意民族关系，不轻易用兵，采取了“偃武修文，中国即安，四夷自服”的政策。他派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松赞干布，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交往开了先河。
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后，自任吐蕃赞普（国王）后，以逻娑（拉萨）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政权。吐蕃国势蒸蒸日上，称雄雪域高原，威慑着周围的小国，泥波罗（今尼泊尔）国鸯输伐摩国王甚至将自己最心爱的女儿尺尊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以此来换取和平。吐蕃与唐朝的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和好的同时也伴以矛盾、冲突，甚至兵戎相见，也发生过大的军事冲突。不过，松赞干布仰慕中原文明，贞观八年（634年），他主动遣使入贡。当时唐朝正准备出兵征讨吐谷浑，希望与吐蕃建立友好关系，太宗非常高兴，特意派冯德遐为使者，带着国书和礼物到吐蕃抚慰。
当时不少边疆少数民族首领都向唐朝请求通婚，唐朝公主下嫁是非凡的荣耀，太宗曾将皇妹衡阳公主许配给突厥都布可汗阿史那社尔，将弘化公主下嫁给吐谷浑可汗诺曷钵。松赞干布也希望与唐朝结亲，他派使者跟随冯德遐入朝，“多赍金宝，以奉表求婚”。太宗经过慎重考虑，没有同意。
吐蕃使者没有完成求婚的使命，回去后又不敢说是唐朝不许婚，怕伤了松赞干布的自尊。恰好吐蕃出使唐朝时，吐谷浑可汗诺曷钵也到长安朝见，吐蕃使者便编造谎言，把罪责推到诺曷钵可汗的头上，说他刚到唐朝时，唐朝待他甚厚，而且许婚，只是由于吐谷浑可汗到后，从中离间破坏，婚姻才未成。松赞干布大怒，立即发兵进攻吐谷浑。诺曷钵可汗莫名其妙地遭到一场兵灾，无力抵挡，逃到青海湖以北，其子民和牲口多为吐蕃所掠。松赞干布又乘胜攻破党项、白兰（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
松赞干布觉得唐朝廷不肯下嫁公主，是因为不重视自己，为了炫耀武力，又发兵攻打松州（今四川松潘），还派人威胁唐朝说：“如果不把公主嫁给我，我就带兵打到长安。”结果被唐军所败。
松赞干布退兵后，派相国禄东赞为使者，入唐谢罪。禄东赞带着嵌有朱砂宝石的金甲作为礼物献给太宗，再次表示求婚的诚意。太宗考虑到吐蕃是西陲的强国，为了确保边境的安宁，没有计较松赞干布之前的侵犯，并答应考虑通婚的请求。
贞观十四年（640年）十月，松赞干布再次派遣相国禄东赞到长安，向太宗献黄金5000两，以及数百件珍宝做聘礼，请尚公主。太宗终于答应以宗室女子文成公主（一说是江夏王李道宗亲女）出嫁吐蕃。
禄东赞逗留在长安期间，多次受到太宗召见。太宗见他聪明机智，很是喜欢，想将琅玡公主外孙女段氏许配给他为妻。不料禄东赞上奏说：“国中已有妻室，不可遗弃，况且这次是为赞普迎亲，赞普还未会见公主，自己怎能先娶？”禄东赞的深明礼义反而赢得了太宗更大的信任。
次年（641年）初，文成公主在唐送亲使江夏王李道宗和吐蕃迎亲专使禄东赞伴随下，出长安前往吐蕃。松赞干布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十分高兴，亲自带人马来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札陵湖）迎接，文成公主娴静文雅的仪表和学识风度令他大为倾倒。松赞干布以婿礼见李道宗，欢天喜地地说：“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国者，我今得尚大唐公主，当筑一城，以夸示后世。”然后与文成公主同返逻娑。
松赞干布后来果然守诺，特地按照唐朝的样式，为文成公主建筑了城郭和宫室，这就是著名的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建成之时，共有1000间宫室，富丽壮观。曾毁于雷电、战火，后来经过两次修建，才形成现在的规模。布达拉宫主楼13层，高117米，占地面积36万余平方米，气势磅礴。布达拉宫中保存有大量内容丰富的壁画，如有唐太宗五难吐蕃婚使禄东赞的故事，文成公主进藏一路遇到的艰难险阻，以及抵达逻娑时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等。这些壁画构图精巧，人物栩栩如生，色彩鲜艳。
当时，唐朝佛教盛行，而藏地无佛。文成公主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携带了佛塔、经书和佛像入蕃，决意建寺弘佛。她让山羊背土填卧塘，建成了大昭寺。大昭寺建成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亲自到庙门外栽插柳树，成为后世著名的“唐柳”。著名的“甥舅同盟碑”，也称“长庆会盟碑”就立在唐柳旁。现在大昭寺大殿正中供奉着的一尊释迦牟尼塑像，是文成公主当年从长安请来的。大殿两侧的配殿内，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的塑像，十分精美生动。
后来，文成公主又修建了小昭寺。从此，佛教慢慢开始在西藏流传。文成公主还对逻娑四周的山分别以妙莲、宝伞、右施海螺、金刚、胜利幢、宝瓶、金鱼等八宝命名，这些山名一直沿用至今。
松赞干布非常喜欢唐装，他脱掉毡裘，改穿绢绮，并且下令禁止吐蕃用赭涂脸的习惯，并派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国学读书。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唐朝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使得藏族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自此，唐与吐番一直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友好关系。最难得的是，公元650年松赞干布去世后，文成公主并未要求回到唐朝，而是继续留在吐蕃生活，直至去世。她在吐蕃生活了近40年，一直备受礼遇，深得吐蕃人民的爱戴。她逝世时，吐蕃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仪式，并记载在吐蕃史书中。
难得的是，太宗并未因贞观之治的重大成就忘乎所以。他常常提醒自己：创业难，守成也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连年丰收，他认为是一喜，边境平安，是二喜，但是“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此一惧也”。太宗想不到的是，他的后世子孙玄宗李隆基取得了开元之治的盛世局面，但却没有保持住居安思危的精神，在功成名就后日益腐化，结果引来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大动荡，形势急转直下，盛唐由此而衰，此时，距离太宗的贞观之治不过106年。
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的施政样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了后世如元朝忽必烈、满清乾隆皇帝，甚至包括日本的德川家康等各种各样的统治者。贞观之治由此成为中国历史有力的政治象征，其政绩一直为后世传颂。时至今日，中国人仍自称为“唐人”，世界各地华人集中的地方称“唐人街”，便是来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