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的秦王嬴政，在功成名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自己换一个名号，天下一统了，诸侯都灭了，再当大王，恐怕也显得寒碜了。如此大的功业，也应该找一个比大王更显贵的称呼。他命令手下的博士们为自己提供封号，那些书呆子们冥思苦想了许多，总算送上一个泰皇。解释说，这个称呼好得不能再好了，泰，意思是大，皇，意思是三皇五帝，加起来的意思，是您老人家比三皇五帝还大。可嬴政还是不满意，想了想折中了一下，留下了后面的皇字，然后自己开动脑筋，加了个帝字，这样一个新名词就诞生了——皇帝。嬴政很满意，就这么叫！好听！就这样，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有了自己的名字——皇帝。中国有了自己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嬴政。他的名号，叫秦始皇。
之所以选择皇帝这个词，秦始皇还是费了一番苦心的，皇，在汉语的意思里有“大”的含义，至于“帝”，那是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统治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天神之首。加起来的意思，就是大大的天神。这等于平白无故地告诉中国老百姓，我，嬴政，这个皇帝，是代表上天来统治你们的，我手中的权力，是上天给予的，一万年也不会变。从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时代开始，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就有了君权神授的色彩。
但是这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朝，只维持了区区15年的时间，就在声势浩大的秦末农民战争中毁灭了。当时的秦始皇，自己自称一世，他的儿子要叫二世，他期待他的政权能够绵延万万年，可惜，仅仅是15年。
说起秦国二世而亡的原因，许多熟悉秦国历史的人都把原因归结到秦始皇的“暴政”身上，普遍的观点是，秦始皇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以至于玩火自焚，国家衰亡。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在说到秦始皇在位时期的功过之前，必须要正视的，是秦始皇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新生的秦王朝，究竟要建成一个怎样的国家。
秦始皇的国家政权，是在平定六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他可以用武力灭掉诸侯，统一全国。但是现实的问题是，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秦国的政治制度，是否能够完全移植到六国的身上？是完全照搬秦国的制度统治六国，还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制度？这一点，在最早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答案。
与政治制度相关的，还有经济制度，六国的经济条件和经济体系也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文化传承也不一样，秦国的经济、文化、法律，是否适用于六国的其他地区，会不会因为推行不当引发变乱，这一切，也都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秦始皇的国家，就是建立在这一切未知数上。公元前220年的中国，面对的是之前数百年未见的变局，国家走向一种全新的国体，这个国体应该怎么运作，没有人有这个经验，包括秦始皇本人。
即使是秦国内部，跟随秦始皇多年的官吏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也不一。当时的丞相王绾，就曾经建议秦始皇将自己的儿子册封在齐楚故地，因为这是“祖制”，当时的大臣们除了李斯之外，也基本都赞成这个制度，秦始皇本人也一度动摇，但李斯拿着春秋战国的动乱来作对比，使秦始皇打消了这个念头。当下宣布，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建立国家直接掌控的中央集团。
这个政策从稳定国家政权角度看是没错，但是在当时，不理解的人也是很多的，尤其是在东部的齐国等地区。齐国是一个儒生众多的国家，这些儒生们最在意的就是西周的宗法，祖制，在他们眼里的秦始皇，就像是当年垂拱而治的周天子。现在拿到天下了，却不想着分封，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更何况郡县制推行下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秦国委派为郡县地方官的官员，大多都是来自于秦本国，贸然进入了一个自己根本不熟悉的地方，这个官当得能舒坦吗？
所以，在公元前213年，山东儒生淳于越在宴会上当场讽刺秦始皇，将秦始皇激怒。结果在李斯的挑唆下，秦始皇下了焚书之心，开始活埋不听他话的儒生，这就是秦始皇暴政之一的“焚书坑儒”。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数量上看，烧毁了大量珍贵典籍，并坑杀了460多名儒生，可谓残暴之至，但这样的残暴，却不是无缘无故的恨。秦始皇本身就对儒家不感冒，他在乎的是法家，在乎的是权谋霸道之术，儒家君君臣臣的君臣关系，他现在根本用不上，也不想用，所以作出杀掉的决定，也就顺理成章。
而秦始皇这么做，也是受了李斯的挑唆。李斯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给别人“下药”。早年就是因为他的缘故，坑害了原本秦始皇很想重用的韩非子，这次他妒忌的目标不是一个，而是一群，改朝换代了，六国的人才，全都进了秦国的人才库，特别是儒生群体，以山东的儒生为核心，英杰荟萃，说不定哪天就会威胁到我的地位，所以必须要早做准备，能下药的就下把药，能轰走的就赶紧走。轰不走的，就往死里整，反正要把这些人对我的威胁降低到最小。
其实儒生的反对，淳于越的指责，都是小事，关键问题是，这时期的秦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说起来就两条，一是外部面临匈奴的威胁，二是国民经济在战乱后的凋敝。
关于这两条，在秦国统一初期的形势，都是非常严峻的。先说匈奴问题，这时期的匈奴势力，还没有后来汉朝时候强，却也已经是草原三大游牧部族中的一支（另外两支是大月氏和东胡），此时的匈奴正好占据河套平原，正对着秦朝国都咸阳所在的关中平原。这个战略要地被他们拿在手里，整个中国北部就都暴露在他们眼皮底下，他们想打就打，想抢就抢，原先的赵国和燕国此时也已经灭国，当地虽然有秦军留守，却也基本处于不设防状态了，在这种局面下，不解决匈奴是不行的。
而国内经济问题也同样严峻，秦国连年用兵，花费巨大，自身的财政窟窿就很大。而六国经历过战乱，正是民力疲敝、经济困顿的时期，这时期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六国地区的经济制度不一，新的国家财政体系，必须马上建立起来。国家要想振作，必须要通过经济体系的整合掌握国家的税收，这样军队才有资本打仗，边防才能够巩固。
秦始皇是知道这个问题的，所以他登基之后，首先采取的是两个政策。一是迅速地把郡县制推广到全国，在新占领的领土上设立官衙，巩固统治。与此同时，秦国由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进，经过浴血奋战，从匈奴人手中收复了河套平原，建立了防备匈奴的核心基地。暂时解除了匈奴对南方汉地的威胁，“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正是这一段时期。必须承认，秦始皇北击匈奴的一战，并非是穷兵黩武，如果当时不主动采取出击政策，任凭匈奴肆意劫掠，那么北方的汉地就永远无法安宁。而且在收复河南地后，秦始皇为了节省开支，命令蒙恬就地屯田，结果河套地区的粮食不但能够自给，还可以供应给其他周边军镇。这些措施在当时都是明智的。
在内政经济方面，秦始皇很快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全国分为46个郡，中央在地方确立了严格的集权统治。在经济方面，比较重要的一条就是“使黔首自实田”，也就是说，让老百姓自己核查土地数量，然后上报中央，这就等于是彻底扫除了残存的井田制，使新的封建土地制度在全国迅速成型。这一条对于秦国统一后经济制度的确立，以及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着关键意义的。在此基础上，秦王朝的土地赋税制度也建立起来，国家的赋税征收，分为口租、口赋和杂赋，这也基本是沿用秦国时代的土地税收政策。这其中，口租就是农业税，即田赋；口赋就是人头税；杂赋就是每年临时征调的赋税。秦朝的农业税，是交十分之一，人头税的数量，和西汉文景之治时期基本持平，大约120钱左右。这两样在当时，都算不得太重的税。至于杂赋，一般都是在遭遇战争的时候临时征调的，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的负担，表面上看也不会太重。与此同时，货币、度量衡、文字，也都在这一时期统一了，秦国的法律《秦律》也颁布全国实行。分散的中原六国，渐渐被秦始皇捏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观这些行为，我们必须承认，早先的秦始皇，还是很有励精图治一面的，在捏合整个国家合力，加强中央集权方面，他都做得很不错。
秦国国事的恶化，通常的说法是“暴政”，暴政的内容，主要包括大兴土木营造宫室，修筑秦始皇陵墓、阿房宫等。但真正劳动百姓最甚的，是三项重大工程，一是修筑长城；二是修筑国内的驿站道路；三是整治国内的河道。
这三项大工程，几乎都是前后脚展开的。秦始皇开凿运河，范围非常广。在平灭六国后的第二年，就曾经发动10万民夫整治江南的邗沟，以及山东的济水运河。与此同时，秦始皇派30万大军收复河套平原后，又一口气征发了40万民夫整修长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又再次征伐40万民夫，整顿国内的驿站，以关中平原为中心，修筑了连接中原以及南方的驿站道路。这三项大工程，从作用上来说，都是对国家未来发展有好处的，修筑长城可以起到抵御外敌的作用，后来作为封建王朝盛世的汉朝就从中受益颇深。开凿运河，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这也具有长远的意义。而修筑驿站，更可以促进国家交通，加强各地的联系，保证国家的统一。这三条从出发点上是好的，但是就在这短短几年里，秦始皇连续征调了90万民夫，要知道，当时全国的人口才不过2000万人。这90万民夫，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也就是说，全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青壮年，都被秦始皇拉出来干工程了。
这样的结果也就很简单，生产当然遭到破坏，老百姓家干活的，就剩下老弱了，生产能力自然大打折扣，生产能力打折扣，国家的财富税收当然也要打折扣。与此同时，秦始皇还在进行着征讨南方越族的战争，不断向南方越族地区征兵，打下地盘后，一面要修筑中原通向南方的驿站，一面又要修筑南越地区的水利工程。这样，原本刚刚在中原地区干完活的民夫，一下子又尽发到了南方地区，中国人从来都是恋家的，离乡背井永远是最痛苦的事情，怨声载道也就很自然了。当然，我们也同样可以说，开发越族地区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说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但这些后来的伟大意义，当时的人是没感觉的，士兵们只知道，他们被派到一个艰苦的环境下作战，常年得不到休整。老百姓只知道，天下好不容易统一了，皇帝却又逼着我们干活，拿着我们当牲口使唤，对秦始皇的愤懑，也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积攒起来了。
而秦始皇最大的错误，不是在于他做了这些事，而是在于他同时做了这些事。看看当时南北方的分布就知道了，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最初六年里，秦国30万大军压在北方对付匈奴，50万大军压在南方对付百越。这一南一北就是80万大军，等于两线作战，即使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两线作战也往往是兵家大忌，何况是一个立国不久、经济凋敝的新兴封建制国家。军队的事情还不算，民夫的使用却更触目惊心，在南方越族地区平定后，秦始皇陆续调动了40多万民夫南下开凿运河，打通驿道，这些人大部分都没有回来。也就是说，秦国在立国之初，最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却一直还在做着大动作，一直在折腾。这些原本没错的事，却偏偏超过了这时期中国的承受底限。
但问题是，秦始皇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有说他好大喜功的，有说他不知下情的，有说他性格残暴的，然而从根子上，我们不得不说，秦始皇做这种事情很正常，因为这就是秦国国君的习惯。
看看战国时期秦国的历史就知道了，秦国在秦孝公改革后的130多年里，就一直处于折腾中。从秦孝公到嬴政，秦国除了有过短暂的罢兵外，几乎是无岁不征，年年打仗，但是秦国的国民经济不但没有拖垮，反而越来越强。秦国历代国君在使用民力上，从来都是不吝啬的，比如秦昭襄王时期，就曾下令全国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都从军，开赴长平战场，也因此一下子奠定了长平之战的胜利大局，这一场战争让秦国伤亡过半，但是仅仅一年后，秦国又以50万大军包围邯郸，却遭到了魏国、楚国的联合夹击，大败亏输。即使如此，秦国也很快地恢复过来，不管每次他们付出的牺牲有多大，伤亡多惨重，他们这种迅速的疗伤能力，是六国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及的。
秦国之所以有这样的疗伤能力，不是因为秦国人觉悟高，而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商鞅变法后，经过两个阶段的持续推行变法，确立了秦国人对法律的绝对敬畏感，这种敬畏感，制造了秦国令行禁止的特征，几乎所有出使秦国的六国使臣，都曾羡慕过秦国官员的严谨守法。但这样的条件，是无法短期内复制给其他诸侯国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当时秦国有奖励军功的政策，发动战争，本来就是给草根们出头的机会，而秦国人天生彪悍尚武的性格，使他们从来不惧怕死亡。但是那些新被平灭的六国，却不是这样的，拿着对秦国百姓的政策对待他们，只能说是找错了对象。
但秦始皇显然认识不到这一点，当年，以秦国区区一二百万人口，就可以发动百万人的军事行动，七八十万人的大型水利工程，现在我手里有2000万人，又怎么能说滥用民力呢。但问题是他手里的2000万人，来自于五湖四海，他的百姓也不止包括关中平原。在国家刚刚统一，人心思治的情况下，却依然继续在折腾，任谁也不会满意的。
当年秦国变法的实质，就是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树立严格的法律，建成一个高效率的专制国家。在统一了六国之后，秦始皇也打算这么做，但是无论时机还是经济条件，都不成熟了。
偏偏秦始皇自我感觉好得很，折腾的事情越来越多，至于他这时期被人指摘的各类劣迹，比如修阿房宫，修秦始皇陵，整日骄奢淫乐，其实这些都是做皇帝的“小节”问题。大节问题是，他没有搞清楚这个国家建设的主次问题，需要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而且这不是他突然犯的错误，而是一个经常有的软肋。
秦始皇这个人，具有果敢的性格，顽强的精神，豪气干云的做派，确实是一个天生的王者。但是秦始皇的一大毛病，就是他的战略选择问题。早年在灭六国的时候，为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顺序，他曾经辗转反侧，举棋不定，最后还是在尉缭的帮助下，才找到了国家统一最后一步的钥匙。秦始皇具有坚决的执行能力，狂热的工作欲望和权力欲望，但是他最缺少的，恐怕就是有的放矢的素质。这一点素质的差别，使他演出了在登基之后的这一出闹剧。
秦始皇犯了错误，但更大的悲剧是，他的这个错误从他即位之后就一直在继续着，秦始皇从公元前220年起，就开始营造富丽堂皇的阿房宫，而在公元前218年起，他的骊山墓葬群也开始修筑，一个秦始皇陵，又调动了70万民夫。全天下的青壮年，都要绕着他来转。他忘记了一件事：六国灭亡后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大工程、大面子，最需要的是要医疗战争的创伤。平定越族的战争，原本是可以暂缓的，秦始皇偏偏想几手都要抓，既要恢复经济，又要上马工程项目，最后长城修起来了，秦朝却摇摇欲坠了。
秦始皇的错误，他自己在世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相反还很是洋洋得意。在他登基之后，曾多次出去巡游，比如东巡、南巡，劳民伤财更是无数。但巡游同样也是有理由的，此时国家初定，各地人心惶惶，巡游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稳定国家大局。理论上说是没错，但中国老百姓的要求很简单，他们想的是安安心心地过日子。秦始皇晚年的另一个搞笑事，就是他开始信任方士，到处求神仙，甚至还出了徐福东渡的典故。统一大业完成后的秦始皇，其表现做派，和他统一六国的征战时期判若云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改变呢？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像这种国家结束分裂后迅速陷入战乱的典故，不止秦朝这一家。比如西晋，比如隋朝。而且西晋和隋朝，都是经过了几十年修养生息后完成国家统一的，国家的财政储备和人口数量，都要远远好于这时候的秦朝。但即使如此，一旦使用民力不当，国家内外政策失调，就会立刻陷入分崩离析之中，无论是古代王朝还是现代文明国家，他的内外政策都好像是天平的两端，只有天平保持平衡，国家才能保持长久的稳定。而在秦始皇时期，他的政策是在天平的两端，都拼命地加砝码，结果就是整个天平的断裂。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其实所有关于秦始皇的评价中，或许有一个人的评价，是一针见血的，就是曾经在秦始皇手下做过国尉，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军事家：尉缭。
尉缭这个人，在辅佐秦始皇时期，最出色的地方，就是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在确定灭六国的方案时，正是他制定出来正确的政策，保证了秦国顺利完成国家统一。然而尉缭却还有一个能力：看人的眼光。当年秦始皇还只是秦王的时候，他就一眼看穿了秦始皇最大的弱点：“缺少恩德，心似虎狼；在困境中可以谦卑待人，得志于天下以后就会轻易吞食人。”当时的秦始皇听到这个评价，反而对尉缭非常赏识，因为在他眼里，这本身就不是什么缺点。
这正是秦始皇的悲剧所在，一个心似虎狼的人，也许在沙场上是一个出色的将军，但是在皇位上，却注定不是一个出色的皇帝。同样和秦始皇一样有暴君称号的隋炀帝，当年也是一个出色的将军，可是在成为皇帝之后，照样干得稀里糊涂，心似虎狼不要紧，缺少恩德也不要紧，中国历史上那些名垂青史的好皇帝，心似虎狼的也不在少数。但秦始皇最大的弱点，就是尉缭那番评语里的最后一句“得志于天下以后就会轻易吞食人”。这句话被尉缭不幸言中。说到底，秦始皇不懂得压制自己的欲望，一旦志得意满，就立刻露出了虎狼的面目。
在秦始皇活着的时候，各地对秦始皇的反抗就开始了，秦始皇一生最不缺少的，就是“被刺杀”。而且刺杀的次数日益增多，但是他自己却到死也不悟，之后四处巡游，耀武扬威，泰山封禅，炫耀荣光，秦国的气数，也在这股过程里日益被他透支干净了，同时被透支干净的，还是他个人的气数。到了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于东巡路上的时候，一场巨大的抗暴运动，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在秦始皇的悲剧中，似乎还藏着另外一个原因，一个后人关注不多的原因：秦国的法家传统。
众所周知的是，秦国的强大，来自于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思想，主要是法家的思想。在乱世争天下时期，通过严刑峻法，外加残酷的外在生存条件，只要树立起足够的国家威严，就可以确保国家迅速集结战斗力，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并且日益走向强大。但是当国家走向统一，开始和平建设的时候，法家思想却暴露出他致命的缺陷：至刚而无柔。
法家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严刑峻法，让整个国家，都笼罩在恐怖的刑罚监督中，用严苛的刑罚来镇压一切反对者。但是随着国家主要矛盾转移，法家思想在休养生息时期，却完全失去了它本身的积极作用，相反成了消极作用。与此同时，法家常年压制所造成的怨怒，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就会发生从民间的彻底反弹。引发巨大的抗暴动作，就像马背上打天下，马背下治天下的道理一样，法家思想可以打天下，但是法家思想却难以治天下，一个缺少温度，用冷漠和刑罚来约束的王朝，他的生命力也注定是僵硬的，即使强悍如秦军，即使气吞万里如秦始皇，都不能挽救它的衰亡。
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法家思想在到达历史顶点之后，迅速走向衰亡的历史。事实证明，单纯的法家治国，在乱世或许立竿见影，但在太平盛世，反而会成为国家动乱与衰亡的催化剂。百家争鸣的各类思想中，法家注定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而真正有资格成为中国之后2000年封建社会传承的学说，是后来的儒家学说。那时候的法家，也只能将其核心要义化入儒家思想之中，成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家思想在战国时代的风光，也只能留存在战国时代了。
这就是秦始皇的悲剧所在，他在得天下后的种种暴政，有他个人性格使然，却也有法家思想的影响使然。作为一个在法家文化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少年，更兼带有祖上法家的代代传承，要求他主动地在得天下后转换思路，实行仁政，这是一个何其高难度的动作。对于秦始皇来说，做到这一点是不现实的，所以秦国的持久强大，也因此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