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庄公“昙花一霸”之后，九五之尊的周王室开始歇菜了，不但歇菜，更没诸侯拿他当盘菜。之后的多年，是各路诸侯相互争雄的时代。霸王是人人都想当的，麻烦是大家相互找的，周天子是没人拿着当盘菜的，大抵就是这期间的主要特征了。但第一个当上霸主的，却是郑庄公当年的“小弟”——齐国。当上霸主的人，就是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他称霸的政策，是一个表面上拿着周王室当盘菜的政策——尊王攘夷。
说尊王攘夷，字面上的意思好理解。尊王，就是尊奉周王室的权威，利用周王室“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名号，借此行使其对各路诸侯的主宰权力。所谓“攘夷”，就是要团结各诸侯国的力量，共同对付此时侵扰中原的蛮夷势力，在这过程里，确立自己对各诸侯国的领导地位。这是大多数后人的理解，但是后人所不知道的事实是，这个政策在当时，也只有齐国可以实行。而这个政策对于中国未来的影响，更不仅仅是制造出了齐桓公这样一个霸主，也不仅仅是制造出了其他几位有样学样，号令诸侯的霸主，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中华民族之后两千多年来的一个重要共识：无论内部的分歧有多严重，内耗多惨烈，在外敌入侵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会重新恢复它坚韧团结的特质，团结枪口一致对外。
之所以会有这个影响，原因很简单。公元前六七世纪的中国，不仅仅是诸侯混战，内战频发的中国，更是一个外敌纷纷入侵，民族危机严重的中国。关于这一点，儒家思想的宗师孔子就有一句发自肺腑的感慨：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如果没有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的霸业，我们这些后人们，恐怕就要被外来的蛮夷统治，丧失自己的文化与传承，遭到屠杀与同化。所谓的中华民族，恐怕也不复存在了。
孔子的话，有两个意思：第一，那时代的蛮夷入侵，很嚣张很严重；第二，提出“尊王攘夷”口号的人，带领中原诸侯完成这个口号的人，不仅仅对于他的诸侯国，对于整个周王室覆盖下的中原诸侯而言，都是一个贡献卓著的伟大人物。这个贡献卓著的伟大人物，自然是首倡霸业的齐桓公、管仲君臣。
要了解他们多伟大，恐怕还要看一看当年的“中国国际形势”。关于这一条，这些年西方考古学家和天文学家也来凑热闹，他们认为公元前六七世纪，是蒙古草原的“极端自然灾害世纪”，在这一百多年里，由于北方草原地区的持续雪暴和干旱，导致大量蛮族游牧部落南迁，大肆劫掠中原农业区。这个说法在科学上还有待讨论，但是历史上的事实却可以佐证：西周的灭亡，直接原因就是山戎蛮族的大规模入侵。东周迁都的直接原因，也是因为西周西面遭到蛮族的残暴入侵和破坏，成为劫掠之后的烂摊子，早已无法立国。而在周王室迁都洛邑之后，蛮族的入侵，相反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这些侵扰中原的蛮族，就是中国历史书中所记录的“蛮戎夷狄”。其中侵扰中原最激烈的，就是“戎”与“狄”。
戎族主要游牧在当时中原西北地带，即今天内蒙古草原地带，侵扰的主要对象，是西北的秦、晋诸国以及河南北部地区。而狄则主要游牧在今天中国东北地带，侵扰的主要对象，包括齐国、燕国，甚至位于中原腹地的郑国、卫国。喜欢养仙鹤的卫懿公，就是亡国于狄人之手。狄族还多次入侵洛邑地区，逼得有名无实的周天子几次外逃避难。在当时，这些游牧民族的侵扰范围，已遍及中原各诸侯国，甚至深入到黄河流域的腹地。他们以游牧为生，虽然部落分散，但是号令明确，作战凶猛，执行“打一枪就跑”的游击战政策，专挑实力最弱的诸侯国下手，等着兄弟诸侯来救援，又撒丫子就溜。在当时内部征伐连连，窝里斗打成一团的中原地区，他们尝够了甜头，占尽了便宜。后来统一六国的秦国，早期有七位君主就牺牲在与蛮族作战的战场，东方的大国齐国曾三次在蛮族的侵扰中不得不迁都。大国尚且自身难保，小国们更是苦不堪言，不但每年秋收的时候遭到野蛮劫掠，甚至有的国家更因此灭国。不难想象，在这种内战外战打成一锅粥的局面下，窝里斗打得热闹，相互间一盘散沙的中原各国，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面整合力量，抗击外敌，被蛮族们最终各个击破，瓜分中原，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但这个“时间”最终没有出现，这个强有力的人物终于出现了——齐桓公。
齐桓公的称霸，现代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英明神武以及良相管仲的辅佐，而其称霸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当时的中原，没有哪一个国家，具备齐国这样承担这个“伟大使命”的条件。
在东周时代开始的时候，齐国曾经是郑国的“小弟”，但是它的发展潜力却注定大于郑国。一是地理原因，齐国的地盘，包括今天河北北部和山东东北部，南边依托的泰山山脉，恰好成为他们拱卫国土的屏障。纵观当时中原诸侯中势力最强者，南方楚国的势力还没有跨过长江，晋国正忙于平定内乱，秦国苦于西北蛮族的侵扰。二是经济条件，也是拜这个好地段所赐，齐国很有钱，山东地区当时已是农业发达区，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东部的沿海地区，更有一样垄断资源——盐。齐国的制盐业，是春秋诸国中最为发达的，北方的燕国，中原的郑国、宋国、卫国，其食盐消费均依赖于齐国的供应。这样一个又有钱又安全的国家，自然得到历史的眷顾。
除了经济条件外，齐国的政治条件也好得很。春秋时代的齐国，号称“姜齐”，开国国君正是大名鼎鼎的周朝开国国相姜尚，即《封神演义》中神通广大的姜子牙。历史上的姜尚，虽无神话里呼风唤雨的神通，却有号令东方诸侯的独特地位。周朝开国早期，苦于东方的战乱，授予了齐国节制东方诸侯的权力，这也给了齐国壮大的机会。之后的齐国历代国君，又通过和周朝王室世代联姻，建立了他们与周天子家族特殊的血缘关系。长期以来，齐国也因此被看作东方诸侯的翘楚，俨然一方豪强。但是在春秋的早期，这个豪强却只能给郑国当小弟。在郑庄公多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中，齐国都充当了跟班兼打手的角色，一者因为当时郑国实力同样强大，又靠着离周天子近，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二者是齐国位置偏东，要西进中原争霸，偏偏又面对着一个世代强邻——鲁国。作为当年周公后裔的鲁国，在春秋早期同样具有极强的实力，齐鲁两国在山东地区的长期争雄，形成了当地的战略平衡，谁都无法独大。蛮族侵扰中原日烈后，原本处于内地的齐国，却也成了重要受害国。郑庄公时期，齐国就曾因山戎进犯无力抵抗，不得不向郑国求救，也因此一度成了郑国的小弟。
齐国的称霸之路，完成于齐桓公，却起始于齐桓公的兄长齐襄公。齐襄公在位时期，正是郑庄公去世后，郑国“昙花一霸”后迅速衰弱的时期，做了多年小弟的齐国也因此咸鱼翻身，开始了做强之路。齐襄公在位时期做过的重要事情有两件：一是通过连年对鲁国的战争，连续多次击败鲁国，使鲁国与齐国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东方诸侯国因为齐鲁“战略平衡”，迅速倒向了齐国一边；另一件事，就是通过郑国的内乱，采取扶持新君、发动政变等方式，造成郑国国内势力分裂。当年作为齐国大哥的郑国，此时却已沦落成被齐国玩于股掌的地步。但饶是如此，齐襄公本人的才略却距当年的郑庄公甚远。此人虽有大略，处事果决，但为人性情残暴，且严苛猜忌，对待属下甚至亲族，都非常苛刻横暴。
齐国长期不能成为霸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体制落后，相对于郑国早在春秋早期就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提高了国家行政威权，整合了国民经济，齐国却差得很远。它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力量分散，国内宗族林立，富庶的国民经济无法转换成国家财富，表面繁荣的政经局面，更难以整合成强大的国家力量。长期以来，齐国早已是诸侯中的经济强国，却并非军事强国。齐国经济富裕，物产丰庶，既非临近边地，又非四战之地，百姓生存压力较轻，除了早期姜尚节制东方平定叛乱，以及后来与东夷的征战，大多数情况下，承平日久的齐国，在军事战斗力和军事动员能力上，都远远不及其他诸侯国。齐襄公时期，通过个人的高压统治政策，振奋了齐国的武备，开始崛起，但政治制度不改，霸业根本无从谈起。齐襄公对待臣下的一贯方式，就是逮着好用的人，就拼命用，又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直到用废为止。
公元前686年，齐襄公照例这般，他派手下大夫连称、管至父二人戍守和鲁国交界的边地葵丘，行前说好了到时间后派人替换他们两个，可到了规定期限，齐襄公却仿佛忘了这码事。两位想家的官员反复打报告请求调动，齐襄公除了装糊涂，就是打哈哈，还是想把人家用废。这时期的齐国，因为连年参与征战，国家财政捉襟见肘，齐襄公又拆东墙补西墙，降低了各路宗室的俸禄待遇，包括他的堂弟公孙无知。这位堂弟名字叫“无知”，行为是更无知，竟然一怒要造哥哥的反，并且和那两位驻守葵丘的官员一拍即合。结果，三人发动政变，一举杀掉了齐襄公，狠狠地报了把仇，但报仇报痛快了，麻烦却来了，国不可一日无君，杀了齐襄公谁接班？先是公子无知自立为国君，很快被臣下所杀，偏偏这时期的齐国，竟无人有资格继承国君之位。齐襄公苦苦追求的霸业，非但没“霸”成，却反而让人给“罢”了。
“罢”完了的齐国，局面已乱得不能再乱，够资格继承王位的人，全都不在国内，国都临淄城内，就留着一帮群龙无首的大臣在守株待兔。待的“兔”很简单：能继承王位的人。主要的人选有两个，一个是齐襄公的弟弟公子纠，此时正在鲁国，一个是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小白，此时在莒国。两个人资格差不多，距离首都临淄的距离也差不多，支持的大臣更差不多。接班的关键就是：谁先抢到算谁的。
所以俩人就开始抢了，抢的方式就是比赛跑，谁先回到临淄，谁就继承王位。当时公子纠的条件更便利，他所在的鲁国被齐襄公揍了好多年，吃够了苦，早想着扶持一个和自己要好的人登基，以便为将来牟利。公子小白所在的莒国，打的算盘也差不多，但鲁国的实力远远强于莒国。好在齐国的大臣还是很有爱国心的，谁都不愿意看到新国君是鲁国的傀儡，所以齐国的两大家族高氏和国氏赶到莒国，明确表示了对公子小白的支持。接着，双方就开始“赛跑”了，争分夺秒地向着临淄城进发。公子纠的谋士管仲，此人不但会赛跑，更会作弊，早早的就在齐国和莒国的边境上埋伏了。公子小白还没进边境，就被管仲一箭射中，惨叫倒地。满以为作弊成功的公子纠，也就不着急了，优哉游哉地在路上磨洋工。谁知道还没走几天，却发现面前布满了齐兵，连护送他回国“赛跑”的鲁国军队，也被三下五除二收拾了。原来公子小白当时不过是将计就计假死，转而抄小路回国，“赛跑”成功。转眼之间，齐国政局已经“老母鸡变鸭”，公子小白生米煮成熟饭，大摇大摆登上国君位，这就是后来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齐桓公。
登上国君位的齐桓公，当然没忘了算老账，他先是派兵威逼鲁国，迫使鲁国杀了公子纠，将管仲收押后送回齐国。谁都以为管仲这下非死不可，可在鲍叔牙的劝告下，齐桓公却摒弃前嫌，反而任命管仲为相。公元前686年，一起开创霸业的君臣，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征程。历史选择了齐桓公，不仅仅因为“赛跑”的胜利，更因为他当机立断的果决，能屈能伸的坚韧，以及不计前嫌的胸怀，这样的英杰人物，才是尊王攘夷事业的真正承担者。
齐桓公之所以选择管仲，历史上的记载，是因为他的重臣鲍叔牙的劝谏，而鲍叔牙劝说中，最打动齐桓公的，却只有一句话：“大王要只想治理好齐国，用我就足够了，要想称霸天下，非管仲不可。”对于志在天下的齐桓公来说，原本不想用的管仲，就成了不得不用。
齐桓公不得不用管仲，原因很简单，齐国要想称霸，国家的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都已足够，但却面临三个要命的问题，他的哥哥齐襄公，表面看死于内乱，其实却正是死于这三个问题上。
三个问题，用一个字来说，就是“散”，确切地说，是内政分散，经济分散，军力分散。在当时，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有管仲。
先说内政分散。当时的齐国内部，国家的权力表面上归国君，其实却以宗法制为基础，散落在各地的大族、宗室、贵族手中，国君的权力实在有限得很，特别是发动对外战争的时候，更要依赖于他们的支持，经常是国君对外扩张热情很高，却遭到下面的抵制，结果就徒唤奈何。除了用人方面，行政方面国君的威权也远远不够。国君用人办事，也常常遭到下面贵族大臣们的讨价还价，一件百分百的事，推行下去却大打折扣。齐襄公之所以性格横暴，对下面采取打压政策，也完全是因这种行政分散体系所导致，结果更不幸，一个小小的官员工作调动问题，却演化成一场差点颠覆齐国政权的政变。而齐桓公本人，是得到了齐国两大家族的支持，才得以顺利登基，这样的条件下当国君，表面高高在上，其实却如履薄冰。
其次是经济分散。齐国经济繁荣，但是经济繁荣的主要受益者，并不是国君和国家，也同样是那些宗族贵戚。在齐桓公之前，齐国在渔盐、采矿等支柱产业上，都很难获得丰厚的税收，下面的宗族们赚得盆满钵满，政府却一分钱都收不上来。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有时候不得不靠削减官员以及贵族的俸禄，用以补贴国家开支，因此常常激发变乱。
军事的分散更严重。齐地本身就不是民风彪悍的地区，国家人口虽多，可用于作战的部队，以及可用于征调的兵源都严重不足。常年的承平，也使有限的部队缺乏训练，安于太平。而当国家有战争的时候，齐国军队在战斗力上的差距就迅速凸显出来。而齐国的外患相当严重，鲁国虽然已经衰弱，却依然是齐国眼前的威胁，北面更面临虎视眈眈的山戎。这样一个松散的政治、经济、军事体制，面对强敌环伺的局面，齐桓公争霸天下的雄心，似乎很遥远。
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是基于他对自己，以及对于齐国大事洞若观火的了解。如果齐桓公仅仅想要做个承平之君，关起门来过安稳日子，那么他鲍叔牙是胜任的，但如果齐桓公要继承兄长的遗志，完成齐国的称霸大业，就必须要解决这三个问题。能帮助他解决问题的人，只有管仲。
不得不用的管仲，就这样成为了齐桓公的上宾。鲁国的囚车刚进齐国，齐桓公就派鲍叔牙来迎接。进了临淄后，连囚服都没换的管仲，就当场被任命为齐国的相国。这在当时看来，很是大逆不道。且不说管仲有过“弑君未遂”大罪，他本人的身份在当时也是被鄙视的。他出身低贱，年轻的时候曾三次求官被逐，做过小买卖，也当过普通士兵。在宗法制的春秋时代，这样的人竟然能一步登天，自然引来非议纷纷。但齐桓公不管，他坚持重用管仲。
在相国位置稳固之后，管仲开始着手干活了。干活的目的，就是解决前述的三个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管仲改革”。说起改革的内容，自然有发展生产、奖励耕战、恢复经济等，但关键是，管仲干了三件事。
管仲干的第一件事，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经济国有化”。主要内容就是把冶炼、食盐等原本由私商、贵族经营的产业统统收归国有，垄断其巨额利润。这个时期，齐国创造性地设立了“铁官”，即专门负责冶炼产业的官衙。由政府出钱招募工匠，开采铁矿，用以制造农业工具和武器。此举一举两得，一则国家获得了冶炼业的巨额利润，二则铁器开始推广使用，既促进了农业发展，又提高了军事科技。这一时期的春秋国家，主要的作战武器还是青铜器，以铁器武装军队，就是从齐国开始的。另一个利润巨大的产业——食盐业，管仲当然也不会放过。齐国设立盐官，负责招募百姓煮盐，并制造船只租赁给百姓，鼓励百姓去深海捕鱼。就这样，盐铁两大产业的控制权，从此牢牢地抓在了齐国国君手里，这等于抓住了齐国的经济命脉。与此同时，传统的赋税改革，管仲也动足了脑筋，在农业税征收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相地而衰征”的政策，即按照土地的贫瘠程度缴纳赋税，产量高的多交，产量低的少交。在当时的齐国，肥沃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富人尤其是贵族的手里，“相地而衰征”的实施，既减轻了普通老百姓的负担，又把大量的财富从富人手中收到国家的手里。齐桓公的腰包，从此才真正鼓了起来。
管仲的“经济国有化”政策，条条都触及到齐国传统贵族的根本利益，不招反抗是不可能的，但整个改革的推行却异常顺利，除了有人骂了几句外，并未遭到太大阻力，原因是在进行经济国有化之前，管仲也进行了另一项改革：军事改革。
管仲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要想建立国家对经济的绝对控制，首先要建立的是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否则那些贵族手里有钱有兵，一旦闹将起来，说不定齐桓公就成了下一个齐襄公，所以要剥夺贵族们的钱，就要先剥夺他们的兵。管仲的办法是“寓兵于农”，他规定国内五家为一轨，十个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军，分别设立官员进行统治，每五个乡可以招募的士兵，足额有一万人。当时的齐国一共划了十五个乡，也就有了三万常备军队，按照当时的人口条件，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齐国的军队，共分为十五个乡，“三军”由齐桓公直接统治，当年辅助齐桓公登基的高氏与国氏协助统领，这样国家的军事指挥权，就牢牢地抓在了齐桓公手里。原本处于基层地位的贵族们，从此再难对国君构成威胁。这件政策对后世的另一个影响，就是缔造了许多“历史流行语”。比如“号令三军”，就是起于管仲创造的“三军制度”，而古代封建社会中国农村基层的社会构成，也是在这时期形成雏形。
在进行经济、军事改革的同时，对齐国后来争霸产生关键作用的是政治改革。齐国旧制度的直接弊端是政令不通，国家行政效率低下。在完成对国民经济绝对控制权以及军队的绝对掌控的同时，管仲对行政体系也进行了重新整合。在地方上，全国共分为二十一个乡，国内老百姓士农工商四阶层，按照其不同的身份划分居住范围，其中工商住在六个乡，士农住十五个乡，士为独立的职业军人，专司作战，农民专司种田。国家的行政体系也进行了重新整合，地方上设立五属，每个属各设立一个大夫，大夫直接对国君负责，由国君直接管理其工作。上下严密的行政体系就这样形成了，齐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就这样建立起来。
经过了数年精心改革后，到了公元前681年，齐国已经拥有了繁荣的经济，强大的军队，严密的行政机构，中央集权的绝对统治，无论是经济条件、军事力量，还是国家的组织制度，都远远领先于中原诸侯国。霸主地位，舍我其谁。所以从公元前681年开始，齐国正式开始了争霸之路，第一次提出了称霸口号——尊王攘夷。齐桓公的霸主时代，开始了。
拥有强大力量和先进制度的齐国，争霸之路却并不顺利，原因是当时的中原局面，怎一个乱字了得。各诸侯间相互攻伐不说，北方蛮族也不断进犯，内战外战打得乱七八糟。做诸侯的，今天还是大国，明天说不定就国破家亡。你说“尊王攘夷”，谁听你的？
不过齐桓公确实不是一般人，以往诸如郑庄公那样的“小霸”，虽然也搞分化瓦解拉拢这一套，但基本是不服就打，连周天子也照揍。齐桓公认为，这样是不对的，暴力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周天子这面大旗，虽然内里破败不堪，但还是可以拉来做虎皮的，所以要称霸，既要软硬兼施，又要拉大旗做虎皮。
齐桓公首先抓住的机会是宋国内乱。在春秋早期，宋国也曾经是一个大国，但自从被郑庄公狠狠修理后，宋国的国力就每况愈下，内乱不断。公元前681年，宋国发生内乱，国君被杀，其子御说即位，但地位不稳。这事本来和齐桓公八竿子打不着，但齐桓公却利用了这不是机会的机会，他先派人朝见周天子，请求承认宋国新国君的合法身份。这一朝见非同了得，多年不被人待见的周天子当即感动得热泪盈眶，立即授权齐桓公代表周王室来办理此事。公元前681年三月初一，齐桓公会合宋、鲁、陈、蔡、卫、郑、曹在北杏会盟，宣布宋国国君的合法地位，并以诸侯头领的身份订立盟约。北杏会盟，也就成了齐桓公称霸道路的第一步。
但这第一步却摔了个大跟头。诸侯们不是傻瓜，齐桓公这套把戏瞒不过大家的法眼，什么会盟诸侯，什么代表周天子，我傻乎乎去了，以后就要听你吩咐，凭什么？结果会盟邀请下发后，但凡有点实力的都不答理齐桓公。实际到会的只有宋、陈、蔡、邾四国，热火朝天的会盟，搞成了只有四国参加的“惨淡经营”。就这“惨淡经营”也出了岔子，本来作为会盟幌子的宋国国君，会开了几天明白过来，这是要我给齐国当小弟啊！这怎么成，当下脚底抹油跑路了。大张旗鼓地忙活了半天，到最后却被人家给晒了，本想长面子的齐桓公，这面子却丢大了。
但丢了面子的齐桓公，脾气还是好得很。宋国国君嘛，跑了就跑了，不但没计较，反而派使者跟过去嘘寒问暖，干脆一张热脸贴到底。但对有些人，就不能给热脸了，比如拒绝来开会的鲁国，这就是要给颜色看看的。齐桓公大手一挥，立刻重兵集结鲁国边境，吓得鲁国国君慌不迭地连忙跑来认错，双方在柯地补了个会盟。可在会盟期间，有鲁国壮士曹刿突然挟持齐桓公，要求齐桓公归还占领的鲁国国土，可没面子到极点的齐桓公临危不乱，刀刃面前镇定自若。不就是还土地吗？好说好说。大手一挥，慷慨地把土地还给了鲁国，落了个“大国风范”的美名，又逼得鲁国道歉认错，向齐国屈服，自然是很有面子的事情。消息传出后，宋国国君脑袋还算转得快，连忙派使者向齐桓公认错，并送上重礼。齐桓公也就顺水推舟原谅了宋国。就这样，原本只是“惨淡经营”的北杏会盟，终于成了七大诸侯联合会盟，推举齐桓公为盟主的盛事。栽了大跟头的齐桓公，以其大国国君的胸怀，软硬兼施的手腕，终于第一次确立了霸主地位。
北杏会盟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条：一是各诸侯国之间要协同互助；二是要尊重天子；三是要联合对付蛮族侵略。这三个内容，前两条尊王，后一条攘夷，内在的核心，却是齐桓公昭示给各诸侯的“仁德”面目。听我的话，就给仁德；不听我的话，就揍你没商量。
北杏会盟后的齐桓公，在“尊王”的大旗下，其实已成了一方盟主，但这时候他的势力范围，主要还局限在今天河南、山东地区。听命于他的诸侯，也就只有宋、鲁、蔡、陈等小诸侯。要想号令天下，当时最重要的，就是要压服北方的各路诸侯国，尤其是齐国北面的燕国。这个燕国也是有来头的，它是春秋诸侯国里的“姬姓诸侯”，也就是周天子的宗室，在当时拥有正统地位。燕国的国都，在蓟地一带，就是今天的北京地区。周边的北方小部族，也都服从它的统治。要想压服这样一个大国，是很困难的。偏偏机会说来就来了。燕国遭到了北方山戎的进犯，眼看国都不保，齐桓公二话不说，出兵！训练有素的齐军，在燕国的地盘上给燕国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军事教育课。三下五除二打败了山戎的进犯，其强大的实力让燕国军民心悦诚服。此战战斗过程简单，追击过程却异常艰苦。吃了亏的山戎和齐国一接触，立刻拨马北逃，齐桓公深知除恶务尽，坚决追击，一直追杀到草原地区，将这一支蛮族彻底歼灭。值得一提的是，在追击过程中，齐军一度迷路，是靠了军中几匹老马带路，方才脱离险境，“老马识途”的典故，就是由此而来。
燕国的得救，对齐国成就霸业有着重要的作用，原本归附燕国的渤海周边的部族，这次齐刷刷地倒向了齐桓公。逃过一劫的燕国军民对齐桓公更是感激万分。齐桓公班师的时候，燕国国君燕庄公一路送行，竟然不知不觉走进了齐国境内。这下可糟了，按照周天子的禁令，诸侯没有周天子的授权，不能随便进入其他国家的疆界。可这对齐桓公来说却好办，当场大手一挥，归你了。舍了这一小片国土，换得了燕国上下对齐国霸主地位的死心塌地。
燕国事件是齐桓公霸业中具有“跳板”意义的一步，燕国事件之前的齐桓公，充其量与郑庄公一样，算是“小霸”，但燕国事件之后，齐国的号召力已经扩展到了今天中国北部中原一带，包括北方的晋国、燕国，以及各路诸侯小国，无不向齐桓公俯首。在此期间，齐桓公又做了另外一些事，比如救援了北方另一个受蛮族进犯的诸侯国邢国，帮助他们在河北邢台一带重新建国，又帮助灭国的卫国在河南滑台地区重新建国。齐国的恩威之名，从此传遍了大江南北。听齐国的话，就有好处；不听齐国的，就要挨揍，几乎成了当时诸侯们的共识。
但是，还是有不服气的——楚国。
在齐桓公时期，如果说谁能与齐国较量，答案恐怕只有楚国。齐桓公四处称霸的时期，也同样是楚国人跨过长江，大举扩张的时期。齐桓公时期的楚国，向南已经吞并了各路越族势力，拥有了广袤的国土和充足的兵源。和中原国君不同的是，楚国的国君自称“楚王”，大有与周天子平起平坐之势。齐桓公在位时期，楚国的国君是楚成王，他的眼睛也早已经跨过长江，盯上了富饶的中原大地。趁齐桓公用兵北方的机会，楚国也不断北进，蚕食中原国家的国土，尤其是毗邻楚国的宋国、陈国、蔡国受害最深。在山戎被齐桓公重创以后，楚国已经成了中原国家生存安全的公敌，更是齐桓公霸业的又一强大敌人。
对这样一个敌人，齐桓公的方法也一样——尊王攘夷。楚王不尊重周天子，就是和整个中原诸侯为敌，欺负中原诸侯，我是霸主当然也要保护。在经过精心准备后，公元前656年，齐桓公联合陈、宋、鲁、卫、郑、曹、许八国，发动了对楚国的联合征伐战争，联军进展顺利，很快击败了楚国的边境部队，进入了楚国境内。在此期间，楚成王也曾派使者求和，表示愿意恢复对周天子的进贡，请求齐桓公退兵，但这个大好的机会，齐桓公怎能放过，他一面申斥楚国的不法行为，一面持续推进，但开进到楚国的重镇泾时，联军遇到了麻烦。集结了主力部队的楚国，凭借着江水的天险以及独特的城防顽强抵抗。联军先后发动了几次小规模的进攻，却始终碰壁，全无齐桓公当年征战中原时摧枯拉朽的气概。明白楚国不好对付的齐桓公，也只好见好就收，趁着楚国使者屈完出使的机会，他先在昭陵前向屈完炫耀武力，接着又就坡下驴，在楚国向周天子谢罪之后，同意了楚国退兵的请求。这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征伐就落下了帷幕，但对双方来说却是“双赢”。齐桓公打退了楚国，巩固了他在中原诸侯中的领袖地位，声望如日中天。而楚国也保存了自己的领土完整，虽然暂停了对中原的扩张，却继续休养生息，他下一次北进中原时，其声威将更加惊天动地。
如日中天的齐桓公，霸业也越做做大。就在压服楚国的第二年，即公元前655年，他又介入到周天子的争权斗争里，会合诸侯保全了周朝太子的地位，并派兵惩罚了拒绝参加会盟的郑国。四年后，当年得到齐桓公扶持的周太子郑登基，为报答齐桓公的帮助，他再次赐予齐桓公祭肉和车马，齐桓公趁机联合诸侯在葵丘会盟。葵丘会盟，是齐桓公一生里多次会盟里最大的一次，几乎所有的中原诸侯国都来参与，会议定下了各诸侯国相互遵守的盟约，并继续巩固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如此霸业，后来的春秋霸主们，几乎无人可望其项背。
霸业蒸蒸日上的齐桓公，却在顶点之后，很快跌入了深渊。
对于霸主齐桓公来说，他和管仲可谓一生的君臣，但管仲除了是一个辅助者之外，更重要的角色，却是一个制衡者。他以国相的身份，多次劝阻了齐桓公的不当行为，才使得齐桓公能够少犯错误，霸业持续勃兴。但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以后，如日中天的齐桓公，却彻底失去了制衡。晚年的齐桓公已不复盛年时的锐意进取，相反开始志得意满，贪图享乐。特别是在管仲死后，他宠信易牙、竖刁等小人，这些人长于阿谀奉承，更善拉帮结派，而齐桓公的六个儿子，相互间也勾心斗角。这些都是沉迷于对外霸业的齐桓公所无视的。无视的后果，就是公元前643年，齐桓公病死后，他的宠臣易牙、竖刁等人发动政变，几个儿子相互争斗，超级大国齐国陷入了内战之中，最后还是靠了原先的小弟宋国辅助才得以平息。但齐国的霸业，也就因此而结束了。纵观整个过程，或许正应了后来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话——国家若无外患，必有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