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元朝开国丞相刘秉忠

但凡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要站稳脚跟,就都要启用一些得力的汉臣汉将,历代少数民族政权中,这类人物比比皆是。到了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的身边同样群英荟萃,史天泽和张弘范两位汉将,在元朝统一战争中屡屡横刀立马,其战功不亚于诸多蒙古武士们。但相比之下,元初最杰出的汉臣,却是一个站立在他们身后的人——元朝开国丞相刘秉忠。

他没有啸傲沙场的武功,没有平定南宋的功业,但是他却是整个元王朝政治体系的缔造者,忽必烈曾称赞他“可抵千军万马”。明初宰相李善长对他格外敬佩,称他为“定前元大局者”。清朝大儒谷应泰为他作传,称他为唐宋元明四朝的“四大宰辅”,与房玄龄、赵普、张居正并列。得名如此之高,原因其实简单,在宋末元初天下大乱的时代里,如果说攻城略地的武将,气吞万里如虎的帝王,都是这个时代的破坏者,他却截然相反,是这个时代的建设者和奠基者。

刘秉忠,字仲晦,河北邢州(今河北邢台)人,生于公元1216年,他的家乡,位于宋朝时宋辽两家争得头破血流的幽云十六州。刘家从五代时期,就是幽云十六州当地的名门望族,辽国占有幽云十六州后,也对其非常尊崇。仅北宋一朝,刘氏家族在辽国为官者,大小就多达百人,可谓是当地第一大户。金朝时期,刘家也很受尊崇,在北宋灭亡初期,刘家就曾被金国委派在当地为官,到了后来蒙古南下,刘家也得到重用,刘秉忠的父亲,就曾做过蒙古国录事。虽如此,多年以来,刘家为各少数民族政权效力时期,多从事的是一些幕僚、秘书之类的工作,并不曾独当一面,直到刘秉忠的脱颖而出。

和历史上许多名臣一样,刘秉忠从小就是神童,而且他不但经史子集非常在行,更对各类杂学特有兴趣。他尤其是个“外语人才”,8岁的时候,就精通梵文,琴棋书画也很有造诣。刘秉忠的父亲成为蒙古国录事后,按照当时蒙古的规矩,汉人出山为官,为防其造反叛变,其子女要被扣在大元帅府做人质。刘秉忠就这样当了人质,在蒙古大都的大元帅府一住就是5年。当时蒙古人多信仰喇嘛教,出入大元帅府的,除了各类政要外,更有番僧等宗教人物,此时刘秉忠才11岁,但是天资聪明且好学,经常主动向人求教,结识了不少好友。借着入住大元帅府的机会,不但博览府中藏书,更耳濡目染各类政务处理,很快就有了一些声望。17岁的时候,刘秉忠得到了去河东节度使做幕僚的机会,他少年老成,处理事务老练,结果,那些宦海沉浮多年的老吏们也格外佩服,一时间“诸吏咸服之”。“服”是有原因的,因为刘秉忠这时期专干别人做不了的活,比如他曾受命管理仓储。这时期蒙古军中,常有贵族子弟从仓库中调动粮食,事发后,却多是管理仓库的官员背黑锅,刘秉忠受命后,面对此类事情既不硬顶,也不逆来顺受,而是制定了严格的条令,一时间“仓储之事肃然”。

工作能力出色的刘秉忠,其实是个心气很高的人,他并不甘心只在衙门里做一个小吏,相反期待能够建功立业。但此时的蒙古统治者,不会给他这个机会,这时期蒙古帝国正横扫四方,汉族官员地位低下,难得升迁,刘秉忠既不是史天泽家族这样的实力派,其家庭也没有高官背景,所以在衙门里一干很多年,却始终郁郁不得志。日久天长,刘秉忠的心气被磨没了:不干了。21岁那年,刘秉忠辞掉公职,做了另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出家。

所谓出家,就是去当道士,他投身的派别,就是宋元时期大名鼎鼎的全真教。

说全真教,现代人的印象,往往是从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得来的,多认为这是个“江湖门派”。事实上,全真教是宋末元初最著名的道教组织,它发源于金朝时期的王阳明(并非武林高手),壮大于成吉思汗时期的丘处机。全真教的主要思想,一是主张“清静无为,苦己利人”,而其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宣传“老子化胡”,即在少数民族群体中广泛传教,吸纳信徒。全真教的壮大,早期得益于成吉思汗的支持。公元1220年,全真教丘处机在西域大雪山觐见成吉思汗,此时的全真教,已在金朝统治区拥有广大的信徒。成吉思汗深知全真教的支持有利于其进兵中原,因此对丘处机礼遇有加,尊他为“丘神仙”,命他“掌管天下出家人”。蒙古进兵中原后,全真教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助蒙古军招降中原各路反抗蒙古军的起义军。在蒙古统治者的支持下,从此全真教“玄风大起,信徒如云”。刘秉忠也是其中之一,他在武安清化入道,“清静无为”的这些日子里,他的学问渐渐出名,很快又被“挖了墙脚”。公元1238年,天宁寺的虚招禅师闻听刘秉忠才学,力邀他出家为僧,刘秉忠欣然应允,在天宁寺中做了一个“书记”,而这个际遇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虚招禅师是当时的得道高僧,更与彼时还是蒙古王子的忽必烈交好。一年以后,刘秉忠获得了跟随禅师北上和林觐见忽必烈的机会。在这次短暂的会面里,刘秉忠凭其出色的口才和渊博的学识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忽必烈竟与他“畅谈数夜,不知疲劳”。谈到最后忽必烈发话了:你别走了,留下给我当谋士吧。

刘秉忠怎么会得到忽必烈的赏识?原因很简单,他太全能了。

觐见忽必烈时的刘秉忠,已非多年前那个微末小吏,长年的寺院生活,磨平了他的心性,更积淀了他的才能。此时的刘秉忠,不但于佛道宗教思想多有造诣,对于天下大事的分析更丝丝入扣,尤其难得的是,他的天文、数学、地理等学问也格外出色。在和林与忽必烈的会谈里,他竟然可以将南宋和中原交界线上,所有的险要地带一一说清,分析精当。甚至南宋各个防区的旱季、雨季,中原地区不同省份的气候条件,他也如数家珍。这样的宝贝,忽必烈当然不肯错过,从此以后,他就一生跟随在忽必烈的左右,不离不弃。

从公元1239年开始,刘秉忠就成了忽必烈的幕僚,而这时期也是忽必烈人生的关键时期。作为蒙古的王子,忽必烈此时的地盘,主要就是蒙古以南长江以北的“漠南汉地”。而此时的蒙古,其统治方式还是传统的蒙古制度,因此统治并不牢固,刘秉忠首先建议忽必烈大量招揽中原贤才,先后为他举荐的汉族官员,前后有50多人,其中许多人官至宣抚使一类的封疆大吏。同时,他劝忽必烈采取中原的政治制度,更认为“安本固民”是得天下的关键。而在公元1259年蒙哥汗殒命前,刘秉忠最重要的工作就一个——经营中原。

公元1251年,忽必烈被委任“主管漠南军务庶事”,为招揽人才,忽必烈建立了主要由中原知识分子组成的“金莲川幕府”,成为他的主要智囊团,刘秉忠则是金莲川幕府的头号人物。此时的中原虽然已落入蒙古帝国手中,但长年的战乱导致经济严重破坏,尤其是人口,比金朝全盛时期竟然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只有几百万人,这样的经济基础,显然无法支撑蒙古帝国长期的战争。更重要的是,中原的大部分百姓士绅,对于蒙古政权依然怀有抵触情绪,以至于上下政令不通,忽必烈的法令一度难以推行。为解决问题,刘秉忠独辟蹊径,建议在他的家乡河北邢州设立“经济特区”,即在河北邢州试点,采取新的经济政策恢复生产,再向全国推广。这时候的邢州,是中原有名的穷地方,仓储空虚,百姓流离失所,物价上涨。刘秉忠到邢州后,先采取铁腕政策,大力整顿吏治,继而在周围州县贴出告示,招募逃荒的农民归乡屯垦,并允诺凡归乡者,政府给予经济补偿。为了筹措重建的资金,刘秉忠甚至将自家的积蓄全部拿出,并且勒令原先在此地开辟牧场的蒙古贵族退地。经过一番整顿,邢州经济大好,仅用两年时间,就出现了“沃野纵横”的情况。同时,刘秉忠又在邢州大力推广冶铁业,使小小的邢州,变成了蒙古帝国的“冶炼中心”,在后来蒙古帝国的战争中,所用的兵器,有一半以上都出自邢州,当时蒙古骑兵的马刀,以锋利坚硬著称,时人称为邢州刀。邢州试点的成功,很快被忽必烈推广到整个中原,中原大地掀起了一股垦荒热潮。到了公元1254年,原本经济破坏严重的“漠南汉地”,就有了“仓储丰裕,可支大战”的情景。中原地区,不仅因此成为支持蒙古军南下的后方,更成为忽必烈日后争夺可汗位的资本。

刘秉忠经营漠南汉地的第四年,蒙古发动了征讨云南大理的战争,刘秉忠作为幕僚随忽必烈远征。此时的蒙古大军,还保留着早年的残暴习俗,凡军队攻克之处,即大行屠城,财物抢掠一空。孰料这次,蒙古军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在付出巨大伤亡代价后才包围了大理城。以往在忽必烈面前侃侃而谈的刘秉忠,因不满这一政策,因此在南征的初期始终“不发一言”,但到了围攻大理城时,刘秉忠终于说话了。此时忽必烈因恼火大理城的顽强抵抗,当场下令破大理后要屠城。这时候刘秉忠突然勇敢地站出来,大吼:“拒命者,其国主耳,百姓无罪也。”一声怒吼,让忽必烈的满腔怒火生生地咽了回去。然后刘秉忠侃侃而谈,认为攻克大理,应以攻心为上,建议蒙古军张榜安民,废除大理时期的种种苛刻法令,并颁布严格军事纪律,严禁士兵滥杀滥抢,且把蒙古的军规,四处写在旗帜上,让整个大理的百姓都能知道。忽必烈采纳了刘秉忠的建议。结果没过几天,大理城就主动归降。高兴得忽必烈当场赞扬刘秉忠:“卿之一策,足胜千军万马。”

在宋蒙战争的历史上,攻克大理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在整个宋朝,大理都是宋朝的坚定盟友,大理的获得,使南宋少了西南方面的重要屏障,蒙古大军可以用两面夹击的方式,从正北方和西南方同时进兵,让南宋腹背受敌,事实上,在最后灭南宋的战争里,忽必烈就是这么做的。

而对于蒙古军来说,大理战役,也是蒙古大军作战方式的一个转折点。相比于从前残暴的征战方式,从这时候开始,蒙古军有了严格的纪律,开始注重“攻心”。以忽必烈的军队为例,原本杀戮残暴的军队,从刘秉忠制定军事纪律开始,从此“军士无一人敢擅取百姓一钱者”。这不但使蒙古军此后的征战减少了抵抗,更让许多中原知识分子前来投奔。公元1258年,刘秉忠又作为谋士参加了忽必烈攻打南宋鄂州的战役。他一面受命制定军规,将“不可嗜杀”作为蒙古军规的第一条,另一面起草文书,散发给沿路的儒生,劝说他们为蒙古军效命。结果不但蒙古军攻打鄂州成功,沿路的儒生更“纷至来投”。比起此前蒙古军在战争里的暴虐,这次忽必烈的军队纪律非常严明,不但滥杀百姓之事少了很多,即使抓到了逃亡百姓,也大多“所获生口,悉纵之”。刘秉忠也因此被许多百姓感恩,当时百姓更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刘菩萨。

举荐贤才、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制定军规、阻止滥杀,这是刘秉忠在早期投奔忽必烈时做的事情,对于“全能”的他来说,这一切只不过是牛刀小试,他真正大展宏图,是从公元1259年开始。

这一年先发生了一件震撼蒙古帝国的大事——蒙古可汗蒙哥汗在攻打南宋合州钓鱼城时,竟然意外阵亡于城下。因为死得突然,连接班人都来不及指定。这样一来,高不可及的蒙古可汗位一下子真空了。各路王爷纷纷行动,忽必烈也不例外,当场拔马从鄂州战场北还,回草原争夺可汗位。当时的忽必烈声望正隆,又拥有富庶的中原地区做本钱,但是此时公认的“接班人”,却是他的幼弟阿里不哥。蒙古实行“幼子继承制”,阿里不哥本人在蒙古可汗活着的时候,就作为“代理可汗”留守和林,当时整个蒙古草原的军队,都在他的统御之下。大多数的蒙古贵族,也皆支持他接班。就在蒙哥汗去世后仅一个月,他就在和林宣布继任可汗位。公元1260年春天,他又在开平召开蒙古王室大会,举行了登基继位仪式。“接班”既成事实,忽必烈的“可汗梦”,貌似已成泡影。关键时刻,刘秉忠劝忽必烈不要灰心,并给忽必烈仔细分析了双方的实力对比,坚决主张忽必烈北伐漠北,征讨阿里不哥。为确保成功,刘秉忠为忽必烈制订了“直捣巢穴,分化瓦解”的方针。公元1260年冬天,忽必烈发动了对阿里不哥的征讨。忽必烈先派兵出师河套,断掉了阿里不哥的物资供应,接着率主力部队直捣和林,一举击溃阿里不哥。阿里不哥逃亡到叶塞尼河,命他的亲信阿鲁忽去察哈台筹措粮草,然而依刘秉忠的“分化瓦解”计,阿鲁忽被忽必烈策反,反而率领15万大军投降了忽必烈。恼火的阿里不哥不顾忽必烈,先发兵攻打阿鲁忽,两人杀得天昏地暗,忽必烈则先坐山观虎斗,然后趁机进兵,终于将阿里不哥杀死在土脑儿。至此,这位昔日的蒙古王爷,终成为蒙古的可汗。

对忽必烈的登位,刘秉忠运筹帷幄,劳苦功高。公元1260年起,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正式建立了元王朝。刘秉忠官封中书省事,成为元王朝草创时期的头号汉臣。从这时候起,他开始全心全意地去实现一直坚持的理想——行汉法。

对于元王朝的建国,刘秉忠的第一个贡献,就是营建两都。早在公元1256年时,刘秉忠就建议忽必烈在中原与蒙古草原之间兴建一座城市,作为连接中原与草原之间的支点。经过考察,刘秉忠认定内蒙古多伦闪电河流域,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交通,是建城的首选地。他亲自主持了这座城市的修建。从城市规划,施工到建筑设计,无不事必躬亲。结果,原本计划6年建好的城市,仅用了3年就完成。这座城市就是后来元王朝的上都——开平。在整个元王朝,这座城市不但是元王朝的政治中心之一,更是元王朝控制蒙古草原的政治枢纽。

开平卫建成后,刘秉忠又经详细筹划,于公元1264年提出了建都燕京的方案。忽必烈命他扩建燕京,举世闻名的元大都,正是刘秉忠亲手筹划设计的。公元1271年,燕京城正式更名为元大都,成为元王朝的首都。即使在当时,刘秉忠也因修筑元大都而享有盛名,甚至元朝文人徐世隆,将他修建元大都的功业,与周朝的召公相提并论。与此同时,刘秉忠又取《易经》里“大哉乾元”一句,建议将国号定为大元,元朝的国号就是由此而来。

国号有了,国都有了,元朝就这样建立了,但刘秉忠的工作没有完。元朝是从游牧民族过渡而来的,如果不能在制度上转轨,所谓的元王朝,也不过是个花架子,这就是刘秉忠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建制。

刘秉忠在“建制”上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确定元王朝的工资制度。事实上在忽必烈以前,蒙古帝国的官员是没有基本工资的,官员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通过战争中的抢掠和战后分配战利品,能打仗的拿得多,没仗打的穷得叮当响。从刘秉忠开始,元王朝终于学会发工资了。公元1254年,刘秉忠在中原汉地草创了元王朝的官俸制度,“颁俸禄制于陕之西”,蒙古统一中原后,又将工资制度推广到全国。与工资相关的,就是元王朝的官员品级。和蒙古人早期不发工资一样,蒙古帝国的官员,早先也一直没有明确的品级差别,除了军队有品级高下外,所谓的文官,基本都是依附于各类武将王爷,谁的“老板”来头大,谁的势力就大,刘秉忠参考宋朝的官制,却并未盲目照搬,更结合元朝的实际情况,在公元1260年,制定出了元朝的官吏体制。

刘秉忠制定的官制,在中央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3大机构。其中中书省管行政,枢密院管军务,御史台管司法,三权分立,保证皇帝掌握大权。这套制度充分贯彻了“分权”原则,各个机构权力均等,可谓用心良苦。在地方上,刘秉忠推广“行省”制度,作为地方上最高的行政区划,和中书省互为表里。值得一提的是,蒙古高原地区,是元朝的“岭北行省”,而西藏的司法管理,归属于元朝的宣政院。对于国家统一来说,这一切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与此同时,元王朝的礼仪制度和朝服,也同样出自刘秉忠的设计,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元王朝才真正称得上是“封建王朝”。

公元1274年,奉忽必烈之命巡视上都的刘秉忠,因积劳成疾,在上都溘然长逝,享年59岁。消息传来后,忽必烈极为悲痛,对群臣叹息说:“秉忠事朕30年,小心缜密,不避艰险,他人莫得闻也。”刘秉忠过世后,忽必烈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以王侯礼仪将他的遗骨安葬在卢沟桥畔。如此规格,在元朝的诸位汉臣中,刘秉忠是唯一。

刘秉忠能得忽必烈赏识,除了他卓越的才华外,也和做人的方式分不开。刘秉忠的做人方式,正是忽必烈口中的“小心缜密”4字。口才甚好的刘秉忠,30年来追随忽必烈左右,却很少有侃侃而谈的时候。每当遇到大事时,众人争论时他多沉默不语,很少与人发生争执,但在私下无人时,他却往往会一语点中要害,为忽必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同时他也是个思维极其缜密的人,在做事时讲究“谋而后动”。每做一件事之前,都要详细规划好事情的所有步骤,在万无一失后才动手。比如修建两都时,他仅用3年时间完成,规划时间却长达一年。而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天下的关键时刻,也是他给忽必烈筹划好了平定阿里不哥的每个步骤。阿里不哥败亡后,忽必烈的众位亲信互相表功,却唯独刘秉忠一言不发,绝口不提自己的劳动,正是这种小心谨慎的作风,使他深受忽必烈的信任。而对忽必烈,刘秉忠更是事无巨细,极为忠诚。一件有意思的小事是,某一年伊儿汗国遣使朝见忽必烈,向忽必烈送上一种乐器并当场表演,忽必烈听得入了迷。使臣归国后,忽必烈又惦念起了这神奇的乐声,为此茶饭不思,可拿乐器召人演奏,却无一人精通,演奏出来的声音驴唇不对马嘴,以至于多名乐手受罚。刘秉忠得知后,主动把乐器拿回家,请了半个月假仔细研究,结果休假期满后,刘秉忠当着忽必烈的面,熟练地操纵着这种乐器,演奏出美妙的乐声,喜得忽必烈心花怒放。但见刘秉忠,却已为此累得满脸憔悴,忽必烈感叹说:“使卿劳累如此,朕何忍心也。”这个让忽必烈心花怒放,却把刘秉忠累得吐血的乐器,就是今天农村常见的唢呐。

不过忽必烈和刘秉忠都没有想到,一生勤勉的刘秉忠,在他所做的大事之外,还做了一件小事,正是这件小事,为后来元王朝的灭亡“挖了坑”。公元1251年在邢州搞“经济试点”的时候,为了筹措资金,刘秉忠在当地发行纸币,取缔金银交易,这很快改善了财政状况。公元1260年,经刘秉忠力主,纸币政策在元王朝全国推广开来,并为元朝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可在这以后,元王朝就把纸币当成解决财政困难的万用良药,每当税收锐减到时候,就盲目发行纸币。结果,元朝末年通货膨胀,暴乱四起。这些,恐怕是刘秉忠本人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