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的官场政治，比较讲究“站队”，尤其在皇子争储这类大事上，官员的立场，会对其今后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跟对一个成功的主人，自然日后飞黄腾达，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如果跟错了主人，后果也许会很严重，身败名裂乃至家破人亡，这样的例子，千年历史之中，可谓不胜枚举。
然而却有这么一场宫廷政变，改变了大唐王朝的皇位传承，成就了一位“圣君”的接班，开启了一个光耀古今的盛世。介入这场政变的大臣们，固然立场不同，然而政变的得胜者，却对大多数人既往不咎，推心置腹。“站错队”的结果，是其中许多站错队的人，依然得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成就了贤臣的美名。这场政变，就是大唐王朝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公元626年七月二日，唐高祖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率军在长安城皇宫北门的玄武门设伏，拦截正欲进宫面见唐高祖李渊的太子李建成以及齐王李元吉。经过一场激战，李世民杀兄长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随后向唐高祖李渊奏报说“太子谋反”，在李世民咄咄逼人的军事压力下，李渊被迫答应“禅让”，3天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八月九日，李渊正式退位，李世民登基称帝，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
这场夺储之争，其实早在唐朝建国初期就已开始。今天的历史书上，对于事件双方的评判各不相同，李世民基本被塑造成“忍辱负重”“宅心仁厚”的形象，无论是唐朝人编的史书，还是各类民间的演义，无不说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合谋陷害李世民，李世民忍无可忍下愤然一击，最后“正义战胜了邪恶”，伟大的李世民战胜了卑鄙的李建成、李元吉，再打醒糊涂的老爸李渊，最终成功登基。
然而细细翻看史料，事实却未必如此。首先李建成并非世人想象的那样，在唐朝统一战争中毫无建树，仅靠拍马逢迎和长子身份得以成为储君。在唐王朝建国的整个过程里，李建成都是李渊最亲近的助手，他的身份，相当于整个唐朝政治集团的“大管家”。李建成的功绩，更多的是在统筹指挥上，如安定内部，调度物资，统筹指挥这类的事情。李世民确实战功颇多，但这只是两人之间职责的不同。而且即使是战功，李建成也有自己独到的建树。比如河北刘黑闼的叛乱，唐王朝先是以李世民为将，但屡战屡败，难以平定，最后李建成临危受命，采取怀柔招抚政策，以极小的代价平定了这场折腾唐王朝数年的动乱，李建成也因此在当地大得民心。所以即使是在玄武门之变尘埃落定，李建成业已殒命后，河北当地仍然有拥护李建成的势力起兵反叛。
而事实上，和李世民一样，李建成也是一个极会笼络人心的人，史载他“性仁厚，卑身下士，得士庶之心”，他的身边也同样聚拢了一批能人干才和李世民互较长短。即使是玄武门事变发生的当天，在李世民发动袭击后，忠于李建成的兵将们也同样发动了一次疯狂的反冲锋，并险些攻克亲王府。如果李世民在事变发生初期，没能射杀李建成，那么整个政变冲突的胜者，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而在玄武门之变大局已定后，那些当年拥戴李建成的臣将们，也将迎来他们人生的转折。按照以往封建官场的剧本，等待他们的，也许会是残暴的清算。李世民并不是一个心慈手软的人，就在玄武门之变发生当天，李建成和李元吉的5个儿女就都被李世民处死，彻底地斩草除根。那么，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当年的部将谋士们，这些多年以来一直帮助李建成和自己作对的人，李世民又会给出怎样的惩罚呢？
最早被李世民清算的，是宰相裴寂。早年李渊在为储君人选犹豫不定的时候，就是裴寂建议“立长，可保国家皇位传承制度明晰”，一句话让李渊坚定了决心。而在此之前，裴寂就是一个总与李世民“作对”的人。早年李渊太原起兵，开始征天下大业时，在大军选择东进还是西征的问题上，裴寂就与李世民意见相左，但裴寂开罪于李世民，主要是因为“刘文静事件”。刘文静是李世民的亲信，在李唐建国之后，刘文静和裴寂争权，此时已是李渊股肱之臣的裴寂借机给刘文静设套，诬陷刘文静有谋反之心，结果刘文静以及其弟刘文起皆遭李渊诛杀，作为李世民早期最重要的谋士，刘文静的死对李世民是一个沉重打击，加上在立储问题上的“立长”论，裴寂不遭李世民恨，那是不可能的。
玄武门之变后，面对李建成已死的结局，裴寂脑子转弯还算快，立刻附和李世民，向李渊建言“宣布李建成罪状”，李世民能够在3天之后立为皇太子，并在一个月后成功登基，裴寂确实是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李世民即位的早期，对裴寂礼遇有加，多有厚赐，在即位第一年的祭祀大典上，更赐予他与自己同乘一车，以示恩宠。但短暂的蜜月期后，随着李世民帝位的日益稳固，裴寂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公元628年，唐朝发生“妖僧案”。一个叫法雅的和尚四处散布对李世民不满的言论，而这个和尚偏偏又与裴寂交好，李世民以此为由，将裴寂免职回家，不久之后，裴寂家的奴仆又告发裴寂归家后多有怨言，且与当地妖僧结交，李世民随即宣告裴寂“四大罪”，将裴寂流放广西静州。曾经的大唐王朝开国重臣，落得郁郁而终的结局。
相比于裴寂，许多人却是幸运的，他们曾经为李建成出生入死，与李世民针锋相对，然而在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并未因为当年的仇怨而大搞清算，相反既往不咎，推心置腹，他们也因此在贞观年间这个盛世上，成就了属于自己的功业。
这些曾经为李建成效力的“罪臣”们，有几个人，曾在玄武门之变发生的当天，险些要了李世民全家的命。
玄武门事变发生后，整个长安城哗然，李建成太子府的军队闻讯后，立刻大举进攻李世民的秦王府，整个长安城打成了一锅粥。在这之中，出力最多的是3个人：冯立、谢叔方、薛万彻。事件发生后，身为李建成东宫车骑将军的冯立立刻率军前往玄武门营救，与驻守玄武门的部队发生激战，并一举大破之。但为时已晚，冯立赶到后，见到的却是李建成的尸首。在大势已不可回时，冯立慨然对众将说“太子生前待我等不薄，此时正是报恩时”，接着与谢叔方合兵，大举进攻秦王府。此时的李世民，精兵悍将多集中在玄武门，秦王府空虚，冯立兵临城下，大举进攻。而这时，另一路太子的亲信薛万彻也提兵赶来助战，他们一度杀得秦王府节节败退，并在府门外搭造梯子，准备强行进入，如果成真的话，那么李世民全家很可能被屠戮干净。幸运的是，在这时候，李渊的圣旨到了，宣告了太子李建成的罪状，虽然众将忠义，但麾下的士兵却“轰”地如鸟兽散，眼见事情无可挽回后，3位将军长叹一声，亡命天涯。
拜各类演义小说所赐，今人皆知玄武门之变前的李世民，其秦王府麾下早就猛将如云，如程知节、尉迟恭等人物早就大名鼎鼎。而在当时，玄武门之变时这3位对李建成忠心耿耿的将军，同样是猛将。比如在闻知李建成身死后，慨然率军杀向秦王府复仇的冯立，在之前的统一战争里，就是李建成的亲信猛将。特别是在平定刘黑闼叛乱的战役中，他曾担任先锋将军，多次冲锋在前，一次他在战斗中负伤，李建成竟亲自为他包扎伤口，喂水换药，如此恩宠，自然士为知己者死。而与冯立合兵的谢叔方也不简单，他是齐王李元吉的亲信，多年来随李元吉南征北战，立功无数。在大唐统一战争中，他做得最多的是稳定后方，李元吉每攻占一处要地，就命他留兵驻守，安抚地方，他每次都能出色完成任务，保证所过之处民心大定，是个有勇有谋的将才。3人中名声最大的，当属薛万彻。他本不是李建成太子府的部属，他是甘肃敦煌人，隋朝大将军薛世雄之子，早先一直在幽州军阀罗艺麾下效命，唐朝建国后，先命他驻军幽州，镇守唐王朝的东北大门。李渊在位时，突厥屡次犯边，唐朝边防部队败绩连连，唯独薛万彻连奏凯歌，他统帅的燕赵精骑，是彼时唐军中仅有的可以和突厥骑兵抗衡的力量。李渊时期，曾命李建成挂帅反击突厥，薛万彻正是在李建成麾下效力，并几次率军突袭，击败突厥前锋。战后薛万彻因功调入京城，担任皇宫守备，但一直对李建成忠心耿耿。玄武门之变发生后，薛万彻率领官兵出击，与冯立等人一并攻打秦王府。事败后，这3个人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逃遁避祸。按照一般逻辑，与李世民为敌了10多年，想不被清算都难。
可李世民偏偏不清算。
首先是对冯立，在玄武门之变发生的当天，秦王府的兵将们用竹竿挑着李建成的人头，展示给冯立的部队看，冯立的部下们立刻如鸟兽散。冯立当场失声痛哭，继而撇下军队逃跑。李世民发布通缉令，并拘禁了身在长安的冯立家小，为保家人平安，在深山里躲了几天的冯立主动自首，向李世民投降。李世民的气却还没消。玄武门之变时，冯立救主心切，杀伤宫廷守卫以及李世民部将多人，李世民当场讯问冯立，问：“你当日大杀我兵，今日怎么能赦免你的罪过？”本以为冯立会叩首求饶，没想到冯立慨然回答说：“我忠心事主，临战之日，当然无所顾忌。”半点没有悔过的意思，想到主人李建成的惨死，冯立更是悲从中来，当场失声痛哭，此情此景，连李世民本人也动容了，不但赦免了冯立的罪过，更委任他为左屯卫中郎将，将宫廷守卫的大权交付给他。而不久之后发生的事，充分证明了李世民的选择是正确的。
就在李世民登基不到一个月，突厥颉利可汗就发动大兵，长驱直入至长安附近，眼看新生的唐王朝危在旦夕。危急时刻，冯立主动请命，要求出击突厥，大臣封德彝担心冯立会趁机与突厥联合，火线投敌。李世民却不以为然道：“吾信之，其必忠之。”事实果不出李世民所料，冯立只带数百精骑，在咸阳与突厥遭遇，大破突厥2000先锋，斩首500多人。这个小小的胜仗在当时却有别样的意义，也正是凭此小胜，李世民仅率6骑出渭水，挟胜利之威怒斥颉利可汗，迫使突厥全线撤退。唐王朝也得以躲过一场灭顶之灾。颉利可汗事后得知，在咸阳击破突厥的乃是冯立时，曾大惊说：“此太子旧人，却怎为其（李世民）所用！”冯立此后曾在幽州、云州等地镇守，为唐王朝捍卫国门，鞠躬尽瘁。后来的唐书中，身事二主的他，更被列为《忠义传》之首。
而当初和冯立合兵的谢叔方，是与冯立同时自首的。不过比起冯立来，李世民对谢叔方的印象更好，谢叔方刚刚自首，李世民即称赞道“义士也”，随后下诏赦免了谢叔方的罪过。比起冲锋陷阵的冯立，李世民对谢叔方更是用人用其长，唐朝击败突厥，拓地千里后，谢叔方先后被任命为肃州、伊吾、凉州等地刺史，专门管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而谢叔方也一如既往的“仁厚”，他公正对待当地少数民族，安抚地方部落，保证这些新归附地区死心塌地忠于唐朝，终贞观一朝，可以说是哪里难治理，哪里就派谢叔方。值得一提的是，谢叔方将中原先进的农业水利技术引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今天甘肃张掖、九泉以及新疆哈密等地的许多水利工程，都是他在任时所修，他还建议唐王朝修筑安西驿道，从此中原与西域的交通畅通无阻。在西北少数民族部落中，谢叔方享有崇高的声望，史载当地少数民族部落“以父事之”，可谓威信颇高。在唐太宗之子李治即位后，谢叔方又曾被任命为广州刺史，负责治理中国南方地区，同样在当地施行仁政，善举颇多。尤其是他引珠江水灌溉农田，招募内地百姓耕种，原本“蛮荒”的广东地区，从此经济飞速发展起来。这位玄武门之变时期的“罪臣”，实为贞观盛世的“最牛地方官”。
在唐朝史官编写的《忠义录》里，谢叔方与冯立并列首位。但相比之下，另一位在玄武门之变中成为“罪臣”的薛万彻，虽之后建功颇多，但身后之名，却与这两人相去万里。
在这3位将军里，如果要论最善战的，当属薛万彻，对这位猛将，李世民也真心招抚。玄武门之变后，谢叔方和冯立都于第二天主动自首（家人都被扣押了），薛万彻却更有远见，事发当天逃跑的时候，竟然带上了全家人，举家隐藏于终南山中。李世民曾多次派人宣召，还命地方官严加搜查，挖地三尺也要把薛万彻找到，却始终是泥牛入海无音信。最后李世民索性昭告天下，赦免薛万彻的罪名，薛万彻这才出山觐见李世民。对这位猛将，李世民果然信守诺言既往不咎，任命他为大同将军。几年之后，大唐开始了反击突厥的战争，薛万彻被编入李世绩的北路军，他亲率麾下铁骑长途大迂回，一举端掉了突厥设在呼和浩特的老巢，截断了颉利可汗的北逃之路，战后薛万彻统帅的2000铁骑，归来不足千人，其本人身受18处创伤，唐太宗闻讯后大赞“真勇将也”。其后在唐王朝的历次战争里，薛万彻和他的部将都是唐军的急先锋，唐朝平灭薛延陀汗国的战役，又是薛万彻长途奔袭发动袭击，一举打掉薛延陀汗国的后勤基地，保证唐军一战定西北。后来的高昌战役，也是他急行军一夜，长途奔袭千里，在黎明时分出现在高昌国守军眼皮底下，其强悍的战斗力，连在此战中观望的西突厥也大为惊异，乖乖投降了唐王朝。这位勇敢的名将，最擅长的就是冲锋在前，多次演出长途奔袭大迂回灭敌的好戏。唐太宗曾将他与李道宗、李世绩两位名将并称，可谓是李靖、侯君集之后，贞观盛世的3大名将之一。
但这位作战勇敢的名将，却有不容回避的弱点：性格简单。薛万彻打仗，以勇猛著称，最出色的战术就是进攻、奇袭，但是在谋略方面，却与同时代的名将相去甚远，唐太宗曾评价薛万彻“非大胜，即大败”。这个弱点反映在生活上，就是思考问题简单，做事不考虑后果。唐太宗晚年，薛万彻受到的恩宠达到顶峰，唐太宗将女儿金阳公主下嫁给他，并命他随军征讨高丽。征高丽战争中，薛万彻一路势如破竹，但唐军整体却进展不顺，最后无功而返，立下大功的薛万彻也因此没有得到封赏。心怀不满的薛万彻因此愤愤不平，经常私下里唠叨，结果被人告发。唐太宗临终前，将薛万彻贬低，到了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又将他召回。而他最后的倒霉，却栽在了一个敏感问题上——拥立景阳王谋反。
其实这个谋反大罪，最后定的主犯是长孙无忌，但薛万彻一直与长孙无忌交好，因此也受到了株连，毕竟他手握重兵，是皇帝忌惮的人物，又兼薛万彻性格孤傲，平时得罪人甚多，以至于出了事竟无人为他说情。公元652年，薛万彻以谋反罪被处死，行刑当日，薛万彻很爷们，当场大喊“我大好男儿，理应战死沙场，怎能因谋反被杀”。其慨然壮烈，连杀了一辈子人的刽子手都胆寒，斩首的时候刀砍了3次才砍下薛万彻的头。这位一生里两次“站错队”的名将，最终还是因“站错队”丢了性命。
除了3位被唐太宗重用的“站错队”的名将外，李世民更对其中的许多文臣不计前嫌，信任有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魏征。
在今天的历史书里，魏征是千古名臣，铁骨铮铮的真汉子。但是在唐朝初年，尤其是玄武门之变之前，魏征在世人的眼里，更多的是一个小人，因为，他已经“站错队”好多次了。
早在隋末农民战争期间，魏征就换了很多主子，而且是谁用他谁倒霉。先是瓦岗起义军首领李密，任命他为文学参军，不久后李密就被李渊击败了。投奔李渊后，魏征一度很不得志，为建立功业，他自请出使河北，先说服了河北枭雄李世绩降唐，但好景不长，又被窦建德俘虏，成了窦建德的贴身谋士。窦建德与李渊争天下的关键战役虎牢关之战中，魏征先建议窦建德避实击虚，直捣李渊老巢，窦建德在虎牢关受阻后，又建议窦建德集中兵力后撤，不要再去援救被围困于洛阳的王世充，两条建议皆未被窦建德采纳。公元621年六月，窦建德在虎牢关之战中全军覆没，本人被俘，魏征也跟着陪了绑，重归到唐军帐下。
“二进宫”初期，亲手导演了虎牢关大捷的李世民，并不待见魏征。魏征作为俘虏回到长安后，仅被授了一个闲职文官。他再次崭露头角，是虎牢关之战后的第二年，窦建德的余部刘黑闼再次起兵造反，割据河北自立，唐王朝火速调动大军镇压，亲手消灭了窦建德的秦王李世民亲自统兵前往，但比起虎牢关之战时的摧枯拉朽，这次李世民却碰了硬钉子，河北当地几乎全民皆兵，殊死抵抗唐军入侵，而李世民也对河北百姓采取了极其残暴的清洗政策，凡是家中有人做叛军的，几乎举家连坐。但高压之下，河北地区反抗更烈，李世民几遭败仗，无奈之下唐王朝只好换人，太子李建成临危受命，作为熟悉河北情况的官员，魏征再次作为随军谋士前往。出征之初，他就对李建成献上了“平乱三策”，即“赦俘囚，慰百姓，坐视离散”。即一要赦免过去因跟随叛军作乱的囚犯，二要安抚人心，三要挑拨刘黑闼内部的矛盾，3条建议皆被李建成采纳。结果，在魏征“剿抚并用”的策略下，河北人心大定，百姓纷纷主动相助唐军，“全民皆兵”一下子瓦解，刘黑闼部不战自溃，部众纷纷向唐朝投降，刘黑闼本人被部下绑了送给李建成邀功，持续数年的河北叛乱，在魏征的精心谋划下，就这样不费一兵一卒解决了。
河北叛乱让李建成看到了魏征的能量，凯旋回师后不久，魏征就被任命为东宫洗马，成为李建成身边的重要谋士。这时候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夺位之争越演越烈，魏征则鞍前马后，为李建成屡献计策，他最重要的主张就是“先发制人”，即在李世民羽翼未丰时抢先解决李世民。但李建成瞻前顾后，数次不纳魏征的建议。突厥犯边时，也是魏征建议，借机将李世民的亲信部将调离他左右，削弱李世民的势力，如上种种，皆给李世民造成了大麻烦。对魏征，李建成最初“甚优礼之”，但魏征的毛病是什么都管，大事小情，凡是看不顺眼的，就会忍不住说两句，日久天长，李建成也就“渐冷之”。因此，在玄武门之变发生前，魏征是一个屡次给李世民制造麻烦的人。
在李建成败亡后，魏征也遭到清算。李世民当权初期，魏征曾一度下狱，而魏征本人也不服软，在李世民亲自审讯时，毫无惧色，大嚷“惜太子不用吾谋，否则岂有今日之祸”。李世民一开始也没有世人想象的“胸襟宽广”，在败亡后的几个月里，魏征一直被关在监牢中，只是此时李建成的旧部在河北造反，为了安抚人心暂未处置。真正让李世民改变主意的，是李世民的近臣房玄龄的进谏，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岂不闻齐桓管仲之事”，将魏征比作当年辅助齐桓公开创霸业的管仲。因此，在李建成死后3个月，魏征得到了任命，先任命为尚书左丞，后又任命为尚书官。然后，就有了终贞观一朝，魏征屡次直言进谏，李世民善纳忠言，君臣鱼水情深，共同开创贞观盛世的佳话。
关于魏征的政绩，今人说得比较多的，是他善于直言纳谏的典故。其实作为直臣，魏征的生前身后，也大有敢于直言的名臣，魏征之所以出名，一是因为他“管得宽”，大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小到皇帝的私生活，没有他不与李世民唱反调的。尤其是在私生活上，李世民要纳妃子，魏征要进言，李世民想打猎，魏征要进言，李世民想养鸟，魏征要进言，里里外外，没有他管不到的。李世民有几次被魏征气得暴跳如雷，甚至有次在后宫里恨恨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其实这件事情的导火索，倒不是什么国家大事，而是李世民看上了一家郑姓官僚的女儿，准备将这个姑娘纳为妃子，魏征得知这姑娘之前已经许配人家，因此极力上书阻止，即使是“苦主”郑官僚本人矢口否认女儿曾定亲之事，魏征依然不依不饶极力劝阻。敢阻挠皇帝“娶小老婆”，自然气得李世民火冒三丈，在长孙皇后的劝说下，李世民才消了气。但是观贞观一朝，魏征有历史记录的数次进谏，固然有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之类的国家大事，但是一半以上，都是这类皇帝私生活的“小事”，在整个贞观朝，他并不是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者，而更多的是一个监督者。很多时候，他是作为一种“榜样”存在的。
对这样的榜样，李世民自然极力厚待，不管魏征管的事情有多过分，话说得多难听，总是极力忍耐。魏征的官升得也快，到了唐太宗晚年，已官至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但他的主要任务，始终是纠察施政得失，监督各部门工作，并非实际的实施者。李世民晚年的时候，对魏征的话，也有些听不进去了。比如公元638年，见李世民已经日益怠政，沉于享乐，魏征上了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李世民在登基初期到如今的10个变化，劝解李世民要勤政爱民，李世民还是一如既往地表扬了魏征的直言进谏，但不久之后，就发动了征讨薛延陀汗国的战争，接着大行封赏，又在长安郊外举行大规模游猎，显然没把魏征的话往心里去。4年之后，魏征病逝于家，在他去世前3个月，李世民曾到魏征家中探望，眼见魏征家境贫寒，便命人给魏征修缮房屋，魏征去世后，李世民当场痛哭，痛陈自己失去了一面“镜子”，可谓恩宠至深。魏征一生上奏条陈200有余，大多都是直言帝王过失，劝导帝王行为的，在封建社会的臣子中，做到这样确实难得。
除魏征外，大多数在李建成时期曾经追随李建成的旧臣，皆得到了唐太宗不计前嫌的任用，许多人都在贞观之治中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功勋。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唐太宗的晚年，相当多的李建成旧臣们，又卷入了李世民几个儿子之间的争位斗争中，即使是去世比较早的魏征也不例外。魏征举荐的杜正伦与侯君集，后来皆牵涉入了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而另一名曾经是李建成谋士的韦挺，因牵涉入李世民的另一个儿子李泰的作乱，也被株连。事情败露后，李世民无奈地说：“我已惩治了杜正伦，不忍心再惩治你了。”因此只是罢官了事。宦海沉浮中两次被株连进“夺储之争”，可谓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