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来算去，只能是宋神宗本人。从宏观上讲，他不拍板这种事没法成交。从微观上细想，当时司马光在洛阳，没参与此事，王安石卧病而且从来态度坚决，不惜一战。
除这两人外，没有任何人能影响他的施政纲领。
还有他无可救药的恐辽情结……除了他之外，再没有别的可能。只是他不必为劣迹签名买单，神宗朝里所有的错事、坏事，都有王安石来顶着。这是第三次修《神宗实录》的南宋朝廷的修史总纲领。
地割出去了，辽国人走了，宋朝却没盼来渴望的安宁。开封城比以往的五六年间更乱了，起因是王安石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三经义》，准确点叫《三经新义》。
三经，指《周官》、《诗》、《书》。这是儒家学术的核心经典，王安石以自己的理解为之注释，阐述他心目中的道理。官要怎样当，人要怎样做，怎样才能团结一起进行改革。可以说，这是用来改造当时知识分子心灵的武器。
神宗很高兴，做事要同心同德，有个总的规范才有前进的目标嘛。他给了王安石一大笔稿费，同时加官进爵，加封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时给他儿子王雱一个龙图阁直学士的头衔。
事情就坏在了这个头衔上。按照惯例王雱要推辞一下，可是就在他推辞的时候，突然间吕惠卿跳了出来，劝皇帝答应。说王雱一介青年，没有贡献，何况以王安石的博大胸襟无私性格，怎么能让长子走这样一条侥幸富贵的路呢？
王安石听了哈哈一笑，惠卿说得对，就这么办吧。事情就这样办了，在他们身后，王雱愤怒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吕惠卿。
一个叛徒居然嚣张到了这种地步，居然敢主动挑衅！如果不把这样的人渣打倒在地，狠狠踩进泥里，这世上还有天理公道吗？
王雱，字元泽，王安石长子。在宋史里他是个无恶不做的不良青年，但是也没法否认他的聪明才干。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神童传说，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说有客人送来两只野兽，一只獐一只鹿，关在同一只笼子里。
问家里的小孩儿，哪个是獐哪个是鹿呢？
小孩儿不知道，可是想了想，就回答说：“獐旁边的是鹿，鹿旁边的是獐。”反应敏捷，无懈可击，让周围的人一片惊叹。这个小孩儿就是王雱，当年他只有5岁。
简短地说，王雱18岁以前就著书立传，在王安石第一次拜相之前考中了进士，这很重要，免去了他拉关系走后门才考中的衙内恶名。之后他帮助父亲改革，主管军械司，做出了很多切实地贡献。可是这些对他的名声没有半点帮助，他就是一个邪恶父亲所生的暴戾儿子，做了太多太多实在是太多的混帐事。
比如著名的对程圣人的不敬事件。
话说圣人程颢在熙宁变法的初期还是王安石的手下，关于怎样变法才能成功，两人经常商量，有时程颢会去王安石的家里。某一天，两人坐谈，突然间王雱从内宅出来了，只见他披头散发光着脚，手里拿着一顶女人戴的娇艳型帽子，问他老爸，你们谈什么呢？（雱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
这个形象就足以给王安石父子定罪了。不说古代，就是现代开明社会里，父亲长辈们在谈正事，儿子衣冠不整，手里拿着非常私密化的东西出现，这是什么样的家教？更何况没经允许就直接插话，问长辈们聊天的内容。
王安石，身为首相、大儒、名臣，家教到了如此地步，御史们可以有活儿干了，直接弹劾他家教不严，房楣不修，就算不到罢免的程度，也从此没脸作人。
可是绝的是，王雱问了之后，王安石居然回答了。他老老实实地讲：“因为新法推行不利，正和程君商量对策。”
王雱大笑，“这有何难，把韩琦、富弼的脑袋砍下来，悬挂闹市，新法自然推行顺利。”
王安石长叹一声：“儿子，你说错了。”
这里我们不说王雱的办法是对是错，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是对的。前面早已分析过，自古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变法，不颠覆而达到的利益重新分配。我们跳过这一段，直接看下面的故事发展。
王安石家教混乱，程颢看不下去了。他是圣人，最见不得的就是世间伦常次序的颠倒，非法不良的事件发生。
他正襟危坐，对王雱训斥道：“方与参政论国事，子弟不可预，姑退。”这时圣人的威力出现，王雱如被当头棒喝，灰溜溜地走了。
这段逸事一直被当成真事历代流传，其实根本不值得一驳。看程颢的身份是什么，他只是王安石当年变法前派往天下调查各地的农田、水利、赋役等情况的8个人中的一个，再以后，是制置三司条例司里的办事员。小官而已，在宰相家里能坐着谈话都是优待，有什么资格训斥宰相的长子？
从另一方面考虑，不以官职，那么以学识、以年龄论，他是王雱的长辈，所以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而王雱不得不听。只能以这个角度来说事了，只此一原因，再没有其它。
可是那时程颢根本不是什么圣人，连他的老师周敦颐都只是一般货色，拿什么在王安石父子面前抖架子呢？再说两者的年龄，程颢生于公元1032年，王雱生于公元1044年，只相差8岁，程颢顶多是个大哥哥，从哪儿也论不出个长辈来。
如果程颢真的说了上面那句长者谈话，小子速退的话，王雱能一个耳光抽过去，你是哪门子长辈，真是皮痒犯贱！
不过凭良心讲，这件记载在《宋史·王安石父子兄弟本传》里的“史实”，和程颢的本质无关，仍然与《邵氏闻见录》有关，与邵伯温的人品有关。
仔细查资料，王安石在熙宁二年二月当上了参知政事，八月程颢当上了条例司官，第二年五月政见不合罢免；
熙宁二年至四年时，王雱在江南当官，程颢就有在王安石家里论政的事，王雱也不在京城。直到熙宁四年时，王雱才进京当上了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这时程颢已经被踢出开封，到外地当官了。
两人没见过面，哪来的交谈，哪来的争执，哪来的训斥呢？至于“囚首跣足，携妇人冠”，这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了，邵伯温一心一意盼着王氏父子绳捆索绑名誉扫地，蹲监牢吃死人饭。想了做不到而已，写进书里意淫一下也是好的……
之后的历代史书居然也就信了。
回到事发现场，吕惠卿的行为无论怎样解释都是挑衅，王雱的愤怒里夹杂着大量的屈辱感，这让他忍无可忍。宋朝的大臣们过个年都能给子孙们赚来些恩荫，有很多的衙内都是以这条路走上了官场。
官做到了王安石的地步，长子还是自己考上的进士，已经非常少见了。这时只是个龙图阁学士的头衔，居然被以前的下属，现在的叛徒给搅黄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回到家里，默不作声。集中精神去想，他一向强势作人的父亲，为什么就没有反击呢？他想不通，为什么要纵容一个叛徒！
事情的发展让他越来越难受了，王安石不仅纵容吕惠卿，还对之越来越亲近，两人渐渐走得很近，从外表上看，和当初同心协力改革时非常像。随之而来的，是帝国的事务处理得越来越顺畅。
这样的局面，是王安石、宋神宗都非常渴望的，可惜，被一件小事给打断了。
御史台有个官儿名叫蔡承禧，他仔细查阅了当年国立大学（国子监）的考卷，发现了个很有趣的事。考官名叫吕升卿，一个优等生名叫万通。这两人一个是吕惠卿的弟弟，一个是吕惠卿的内弟。
这还用调查吗，一定是徇私舞弊、走裙带关系。蔡承禧以这个罪名把吕惠卿给弹劾了。说来这也是无奈，吕惠卿好端端地做着副宰相，就算要立自己的山头，也没耽误过正常工作，自己也没犯什么错误，怎么能把罪名算到他的头上？
吕升卿自己有官职，万通是国家大学的学生，都是成年人，可以自己去负法律责任嘛。可这就是儒家哲学的好处，一个人首先要讲的是道德，身为兄长，弟弟们犯的错也有你管教不严的罪。
吕惠卿想了想，好吧，辞职。
他辞职的请求被宋神宗驳回了。理由非常亲切，爱卿有大才，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你不可以走。你要全心全意地配合王安石。
这样的话很温暖，吕惠卿说了些酸溜溜的话，比如王安石这次复相之后不爱办公，很可能是因为我，我走了他就会变正常之后，就回去继续上班了。说到底，他是个非常有才，心灵敏感的人，这也是改革集团内部的通病，需要官职上的重用，更需要经常性地抚慰勾通。
蔡承禧的弹劾到此告一段落，吕惠卿回到政事堂见到的仍然是和蔼可亲的王安石，只是他不知道，甚至蔡承禧都不知道，刚刚发生过的这一幕被一个人看在了眼里，他悄悄走了出去，一个想法在他心里生成，没和任何人商量就做了。
王雱，他去见了邓绾。
邓绾现在是御史台长官，身为宋朝第一御史，他掌握的各方面的资料是最全最丰富的。从理论上讲，只要他想弹劾谁，理由总会有，办法总会有。
王雱找到了他，只问他一句话。继续跟吕惠卿，还是回来？邓绾想都没想，回来。
这就是邓绾的本质，前面谈到他发迹时，曾经分析过他貌似粗鲁，实则精明的手段。可是直到这时，他的本质才彻底爆光。当年他曾经说过一句超级经典的话，有人骂他无耻，只为当官时。他回答：“笑骂由汝，好官我自为之。”这句话被当成他的罪证，千年来无数人鄙视。
可他最恶劣的行径，直到这时才做了出来。
王安石走，他跟吕惠卿；王安石回来，他立即就卖了吕惠卿。王雱跟他说，蔡承禧那些料根本办不成事，要找出吕惠卿本人的错来。他立即就给出了答案。
几年前，吕惠卿兄弟曾经合谋在南方，向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县）的富户强借了500万贯钱，还曾在秀州勾结知县张若济强买民田。
这是罪恶，不再只是劣迹。王雱笑了笑，很满意，他拿着资料走出御史台，去找另一个人，吕嘉问。这是改革集团里又一个骨干，由他和邓绾一起提出立案，专审吕惠卿兄弟害民犯法。
王雱的目的达到了，各方各面迅速行动了起来，开始倒吕行动。进行得也非常顺利，立案、调查、上报，很快材料就交到了国家领导人宋神宗的手里。
当时神宗的心情非常恶劣，正和王安石吵架。原因是老天爷又一次出来搅场。
当年十月，天上出现了慧星。沉寂了很久的反对派又站了出来，用天变来说事。宋神宗一如既往地紧张，找来王安石，说据反映，老百姓近来很苦啊，连慧星都出现，是不是我们真的做错了？
这种话在近6年以来简直成了宋神宗的碎碎念，王安石烦不胜烦，所以回答得也火爆了点：“老百姓连祁寒暑雨都要抱怨的，不必顾恤！”
宋神宗觉得郁闷，我是仁君耶，我抱负远大，我纯洁崇高，我不同意人民的观点，可我誓死捍卫人民说话的权力！根据这条真理，他反驳道：“不能让老百姓连祁寒暑雨的抱怨都没有吧！”
王安石二话都没有，我病了，我请假。
宋神宗立即软了，爱卿别生气，更别生病，只有你才是帝国的救星……正说着王安石已经开始往外走，这时他终于听到后边宋神宗的声音变得冷淡平静。
——爱卿，回来看看这是什么。
王安石回头，看见宋神宗递给他一份文件。上面写着吕惠卿一长串的罪名，他不解，为什么给他看这个？宋神宗笑而不答，又递给他另一份文件。
这一份上，写着王安石“违命矫令，罔上欺君。”
王安石的头一下子就大了，这8个字是致命的罪名。前一份文件上吕惠卿的只是些贪财的小错，这8个字却是做臣子的最大罪名。恍惚间他看了下文件署名，赫然写着吕惠卿。
他实在是搞不懂，吕惠卿怎么突然间这么疯狂，这不是跟他分大小，这是要争个你死我活。正思量间，又听见神宗慢悠悠地问了句。
——爱卿，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不知道。王安石老实回答。他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宋神宗没再追问他，只是意味深长地说，那就回家仔细想想吧。
一路上，王安石想了很多。事情肯定不是片面的，吕惠卿被弹劾、吕惠卿弹劾自己，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必定有内在的联系。
回到家后，真相大白。王雱把经过都告诉了他。王安石越听身上越冷，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了无力和失败，真真切切地知道，终于众叛亲离，无力回天了。这和他第一次罢相时不同，那时他和皇帝有默契，与亲信们同心同德。
有“护法善神”，有“传法沙门”。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王雱不解，他不懂为什么他的父亲变得这样低沉。王安石一一给他解释，他才知道自己错到什么地步。王安石第二次拜相，首先“传法沙门”韩绛变了。他受不了吕惠卿的霸道，才请回了王安石，可是王安石重新当政，他又从根本上和改革唱反调。
他劝王安石不要再用那么只盯着“利”的官员。王安石摇头：“既不喻于义，又不喻于利，却居位自如。”这是变法的根本，不去追求实际意义上的利润，又不回头走从前的老路，去追求虚无飘渺的义，这个官还怎么当呢？
韩绛选择不当，他辞职了。
变法派中坚人物只剩下了吕惠卿，这就是王安石一直容忍他的原因。为了大局，领导有时也得牵就下属，与整个天下大事相比，王雱的龙图阁学士的虚名，甚至王安石本人的尊严，能算是什么呢？
可惜年青的王雱只遗传了王安石的聪明和脾气，却没有父亲的博大胸怀，被一时的愤怒遮住了眼睛。他以为支使邓绾搞小动作很隐蔽，殊不知吕惠卿也党羽满朝，弹劾奏章刚递上去，马上就被他知道了。他选择第一时间反击。
于是新政集团彻底内讧，一二号首领两败俱伤。
一片死寂，父子两人都陷入了沉默。王安石在失望痛苦中没有意识到他正犯着一个更惨痛的错误。他没料到他的儿子会背着他做出上面的事，更没有料到儿子在知道底蕴后，会变得怎样。
王雱是个走极端的人，他不原谅别人的错误，更不原谅自己的错误。伤心惨于伤身，世上有种人会被心情杀死，王雱就是其中一个。
当他知道坏了父亲的大事，甚至让国家命运都改变之后，他病了，急火攻心得了背疽。这是当时的绝症，很快就病危了。在病中他知道了自己斗争的结果。他赢了，吕惠卿被贬出开封，到陈州去当地方官。从此之后，新旧两党都视其为眼中钉，再没能重回权力高层。
目的达到了，却没半点的兴奋之情。
王安石独立朝臣之巅，他仍然是宋朝的第一臣子。首相，大权在握，可是纵目四望，再没有一个并肩同行的人。这样的彻底，还得感谢邓绾。他把王安石可能存在的帮手都铲除了。吕惠卿贪污夺田案被上纲上线，一大批改革派中上层干部被牵连进去，一起赶出京城。
其中就有三司使章惇。
做完了这些，邓绾仍然意犹未尽，他清醒地意识到了一个总原则。有王安石才有一切，才有改革派，才有他邓绾。为了保住官位，他向神宗建议，为王安石及其家属在京城修建大宅第，好在京城永久定居。之后为王雱请命，这个杰出的年青人应该破格提拔，为国效力。
神宗看着这种报告，心里不由自主地对王安石产生了反感。王先生，这是你授意邓绾做的吗？如是，你怎会是这种人品；不是，你所选的人怎会这样自私狭隘！
他没对王安石说三道四，君子终身不出恶言。只是把邓绾的奏章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的感觉就是宋神宗刚才的感受，惭愧、羞赧，自己一生操守洁白无暇，连敌对的保守派们都说不出污点来，却接连因儿子和下属蒙羞。
——邓绾有失国体，请黜落。
这是王安石的回答，他只能就事论事把邓绾贬官。至于因这些事而起的误会、恩怨、荣辱，只有听之任之，让岁月帮助咀嚼，凭每个人各自不同的心性来消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