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胜利归队之后，汉匈又中场休息不战。然而，两年之后，匈奴卷土重来。公元前142年，春天，正月，中原地震，一天地动三次。三月，匈奴就像从地下冒出的鬼狼，再次向雁门郡扑来。
曾经，郅都镇守雁门，匈奴视之为鬼门关，逃还来不及。如今，雁门郡守冯敬，似乎也不是吃干饭的，主动迎击匈奴。不料，冯敬力战匈奴丧命。这时汉朝闻兵赶来，紧急调动骑兵和弓箭屯守雁门。还好，匈奴在雁门关逛了一圈，又回去了。
匈奴撤兵后，刘启终于松了一口气。
须不知，他已经没有多少精力跟匈奴消磨了。公元前141年，汉朝的天空连续出现反常天象。首先，冬季十月，日食后紧跟着月食，天际一连赤红五天。十二月二十九日，雷声轰响，太阳颜色变紫；更可怕的是，天上行星好像失控的交通发生了事故，纷纷脱离轨道，乱窜于天。
以上一幕幕，按照古人的习惯，地上肯定要出大事。
话刚说完，果然就出事了。
正月二十七日，刘启崩于未央宫。享年，虚年四十八。
高祖刘邦崩后，我都没有给他写过一个总结报告。但是，刘启崩，我非常有必要给他写一段结束语。因为，刘启逝世，象征着汉朝一个时代的落幕，牵引着另外一个新时代敲锣打鼓地登场。如果我们敷衍刘启，就无法理解后来的刘彻，更无法理解所谓汉朝光荣的传统和伟大的未来。
回眸历史，后人将刘启父子俩开创的时代，美其名曰：文景之治。司马迁对这个时代美言不多，但是他的同行班固，却将文景之治称之为周朝成康之治后的又一个盛大的时代。换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幸福的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好人都做不了好皇帝。做好皇帝，似乎又做不了好人。回首刘启的一生，拉起他的双手，就会发现，这也是一双沾满了诸多无辜鲜血的刽子手。
晁错罪不该死，然而他还是被刘启干掉了；周亚夫只不过脾气倔了些，就诬之地下反；至于长子刘荣，提起来更是让人心寒。
然而幸运的是，文景之治，是汉朝一个温暖的春天。
不过，广义的文景之治，不应该只包括两位皇帝的任期。因为，吕雉大妈尽管在政治意识形态上走了弯路，但是她的国家政策路线一直没变。所以，在文景之治的勋章上，也有吕雉及刘盈等人的一份功劳。
不过，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文景之治，我们还是从狭义上的时间去说事。
如果按刘恒登基算起，到刘启崩作为结束。那么，文景之治总共有三十八年。孔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我看来，文景三十八年，是由蛹化蝶的过程。这对父子俩，仿佛扛鼎的巨人扛起了黑暗的历史大门，让汉朝这只美丽的蝴蝶寻找到黎明，嗅到花香，扑回了春天。
翻开中国历史，要衡量中国古代百姓幸福指数的标准，无非有两个标准：衣食温饱和政治清明。如果能够让老百姓拥有自己的娱乐时间和场所，那就更加OK了。如果以上三个标准来评价刘启俩父子，我们可以亮出这样的分数：满意。
据司马光介绍，文景之治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收入。首先，汉朝政府的钱堆在府库里，数都数不清，花都花不完，连穿线的绳子都烂了。
其次，全国各地粮仓满足，甚至有的地方没地方装了，粮食露天腐烂得都不能吃了。
再次，百姓生活富裕，很多人都买得起真正的宝马。听说，只要在大街上，如果你骑的是雌马，或者是幼马，那你就太掉价了。肯定逛一趟街回来，就再也没人瞧得起你了。
如果一个时代牛到连老百姓都争相拿宝马来攀比，我想，这个时代肯定是真的富了。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关心的上层建筑，无非就是社会福利及养老医疗等制度。
再加一个奢想的想法，恐怕就是公民话语权。如果汉朝人真正做到哪天突然心情不爽，站在大街上骂皇帝不被抓，那幸福指数恐怕神仙都要嫉恨了。
事实上，彻底开放公民话语权，爱骂谁就骂谁，这不仅仅是汉朝人的奢想，更是两千多年以来，古代中国人最浪漫的遐想。古代中国，特别是文景之治这么美丽的时代里，为何都不能冒出一点民主气息。我想，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探究的问题。但是这个宏大的历史社会问题，还是留给象牙塔里的老学究去弄吧。现在，我们最关心的是，文景之治的魅力和良心。
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皇帝或时代，要想在历中上光耀千古，不仅是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课题，一样需要解决。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之父管仲曾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通俗地讲，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对于汉朝人来说，何为礼节，相信礼学大师叔孙通及其弟子已经给他们解释得相当清楚了。汉朝人所谓荣辱观，无非就是少受点皮肉之罪。
曾忆否，秦始皇焚书坑儒，天下刑罚，犹如枷锁脚镣，天下无不呼吸艰难，寸步难行。秦朝诸种苛政，不叫良心，而叫黑心。到了赢胡亥当皇帝时，甚至可以把他骂做狼心狗肺。然而与之相反，自高祖以来，几任皇帝，包括吕雉在内，都在做一个民心工程：减少刑罚。
但是，能够真正将汉朝人从苛刑彻底解放出来的人，正是刘启。刘启登基初始，曾经认为刘恒对相关刑罚减得不够。于是他规定，罪犯应该打五百鞭的，改打三百鞭；应打三百鞭的，改打二百鞭。
可是，十二年之后，刘启发现，他改得还不够，必须继续改。因为，这些该打三百鞭和两百鞭的，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成残废。这跟活活杀人有何区别？
于是，公元前144年，刘启再下诏：凡是罪该打三百鞭的，减为二百；该打二百鞭的，改为一百。别以为各少一百，如果刘启只改到这一步的话，汉朝还真不知有多少残废。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问题就出在鞭棍和打法上。
之前，汉朝对罪犯都是大棍侍候，而且是直打后背，不打折扣。如此打法，不要说人，就是拉来一头大象，恐怕也要被打成残废。于是乎，刘启重新颁布了一条新法：《鞭棍执行法》。
该法是这样规定的：鞭打只能用竹棍（竹棍比木棍实力弱）；竹棍的标准是，一端直径一寸，末梢则薄半寸（直径大，压力肯定大）；鞭打时，只打屁股（打背部伤内脏），一口气打到底，中途不准换人（傻瓜都知道换人力气足，打死人更快）。
什么叫良心？这就是历史的良心和国家的良心！
如果那时的一个汉朝人站在你面前，你要问他：你幸福吗？他或许这样回答：幸福。
如果你再问：你幸福在哪里？他会这样说：有饭吃，有钱花，有房住，失业率低，还有宝马开。犯罪了，还少挨打，忍忍就可以回家了。手痒了，还可以跑去雁门郡参军，保家卫国打匈奴。
我想，仅以上汉朝人一席关于幸福指数的话，足可地道地诠释文景之治的魅力。事实上，文景之治，哺出来的不是一只花翅膀的蝴蝶。而是一只展翅高飞，傲视天下的雄鹰。
这只雄鹰开创的时代，就叫：汉武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