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晚礼服，福特尔与泰坦尼克号的建造者汤姆斯·安德瑞斯——后者在前面领路——看起来似乎是迷了路，走进了位于D甲板上的迷宫一样的厨房里。
但是，没有一个人走过来打扰这两个人，没有一个问题问向他们，两个人穿过一排又一排的似乎没有尽头的闪闪发亮的白色橱柜、不锈钢设备，绕过一只又一只巨大的烤架与烤箱。香味与蒸汽弥漫在空气中，“卡卡答答”与“丁丁当当”的声音响彻在耳畔，厨房中的每一个人——厨师，面包师，糕点师，厨师的助手与洗碗工——正忙着煮汤，烤面包，煎鱼，调汁，烘甜点，拌蔬菜，对安德瑞斯的视察已经司空见惯。
实际上，两个人受到的唯一关注来自于一位厨师，他告诉安德瑞斯，“热压机仍然有问题，先生，这影响调味汁的质量。”
安德瑞斯向这位厨师保证会尽快解决这一问题，然后他领着福特尔继续向前走。
“我一天二十四小时听候您的吩咐，”安德瑞斯对福特尔说，“船长说，如果您需要到船上的一些禁区去，我也愿为您效劳。”
“我不是想勉强您——我知道您非常忙，安德瑞斯先生。”
“我的朋友们叫我汤姆。”
“我的朋友叫我杰克。”
他们经过了一只敞开的摆着成堆瓷器的碗柜。
安德瑞斯很温和地问：“您介意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杰克？如果我的问题没有逾越应有的界限。”
泰坦尼克号的建造者向福特尔提出这样的问题，看起来既荒谬可笑，又不同寻常。
“我不能告诉您，”福特尔说，“但是这同这条船的安全有关。”
“那么，您现在的身份是作为一名犯罪专家而不是记者或者小说家了？”
“我真的不能再多说什么了，汤姆。”
“我明白。”
在一等舱的餐厅里吃过晚餐后，福特尔向梅尔、哈瑞斯夫妇、史朝斯夫妇还有同桌的其他客人道了声“对不起”，然后走到船长的餐桌前。福特尔与史密斯船长走开了一些——即使没离开伊斯美的视线，也超出了他的听力范围——这位侦探小说家对史密斯船长说他需要同二等舱的某位乘客谈一谈。
船长立刻招来了安德瑞斯，让他们两个人去完成这项任务。于是两个人穿过同时为一等舱与二等舱的旅客提供晚餐的宽敞厨房———等舱的餐厅在厨房前面，二等舱的餐厅在船尾——来到二等舱餐厅。
他们没有遇到侍者或者厨师助手，安德瑞斯与福特尔没有走二等舱餐厅的双层正门，而是从右侧的一个小门走了进去。他们站在角落里，在上百名用餐的乘客之间寻找着，那些客人们都衣冠楚楚，但都没有穿正式的晚餐礼服，这使得安德瑞斯与福特尔看起来就如同饭馆的服务生领班。
这间舒适宽敞的餐厅——里面英国式的橡木镶板没有装饰——比一等舱餐厅略小一些，但也小不了多少——它同一等舱餐厅一样宽（船的宽度），大约七十英尺长。这里的窗户是舷窗，没有伪装，在这里比在一等舱更有一种乘船的感觉。数不清的长餐桌与固定在铺着油地毡的地板上的转椅给这间餐厅一种学生食堂的气氛，但是这种风格的座席在其他航运公司的一等舱餐厅里极为普遍。白色的亚麻桌布与上好的瓷器显示出典型的泰坦尼克号式的优雅，而食物——烤蟾鱼，咖哩鸡块，米饭，小羊肉——看起来、闻上去都很诱人。
“看到您要找的人了吗？”安德瑞斯问福特尔，后者的目光正在餐厅里巡视着。
“没有……我们最好走一走。”
他们沿着中间的过道向前走着，有几位用餐的客人向他们张望过来。
然后，福特尔发现了他想找的人，就在餐厅后面的钢琴旁边：路易斯·霍夫曼，他正坐在他的两个可爱的头发蓬乱的孩子中间。
“我需要一个人过去。”福特尔说。
安德瑞斯点了点头，在柱子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
霍夫曼与他的两个孩子就快用完餐了，那位父亲帮助小一点儿的男孩子从杯子里挖了最后一勺木薯粉。这一次，父子三人的衣着仍然高贵不凡：那两个男孩子穿着一模一样的蓝色斜纹哗叽上衣、灯笼裤与过膝袜；霍夫曼穿着浅蓝色的西装，打着深蓝色的真丝领带，衬衫的尖领翻了出来。他是一位溺爱孩子的父亲，从他与两个孩子的亲昵态度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家庭当中洋溢的爱。
福特尔几乎痛恨自己打扰了那种平静的幸福，尤其是用那个不愉快的话题，但是他别无选择。
霍夫曼对面的椅子是空着的，福特尔绕过长餐桌，在那张椅子上坐下来。
那位一头黑发、酒窝深陷的父亲抬起头来瞥了一眼，在他柔软的小胡子下面有着和善的微笑，但是他的笑容很快就消失了，一丝阴云横亘在他高高的额头上。
“霍夫曼先生，我叫福特尔。”
“我能为您帮忙吗？”霍夫曼的口音既不是英国式的，也不是德国式的，更不是法国式的，尽管克莱夫顿指出霍夫曼是“法国人”。根据这个男人的衣着与举止，福特尔判断他可能来自中欧——捷克，或者斯洛伐克……
“爸爸！”大一点儿的男孩叫了一声，然后那个孩子开始用流利的法语同他父亲谈起话来（显然是想再多要一些木薯粉），这位父亲以同样的语言回答了他（显然是温和地拒绝了）。现在，福特尔彻底糊涂了——霍夫曼用他那斯洛伐克口音讲法语，而他的孩子也是。
“有一个与我们两个人都有关的问题。”福特尔说。
“那怎么可能？”霍夫曼简洁地反问，他的黑眼睛变得冷峻起来，闪闪发亮，“我从来没有见过您。”
“但是我们都见过约翰·克莱夫顿。”
霍夫曼眯起了眼睛，“这个名字我并不熟悉。”
“霍夫曼先生，我在主甲板上看到您同他在一起谈话，在星期三下午……而且克莱夫顿也向我提到过您。”
现在，那双眼睛睁大了—一它们仍旧显得冷峻，闪闪发亮。尽管在孩子们面前他和霭可亲，但他却是一个危险的男人。“您说我是在撤谎吗？”
“相信我，作为克莱夫顿先生的另一位‘顾客’，我理解谨慎的重要含义……我们可以单独谈一谈吗？”
霍夫曼的目光从一个男孩的身上转移到另一个男孩的身上，那个最小的孩子，尽管看起来不超过两岁，也仍然有着良好的举止。同是作为父亲，福特尔觉得这很难得。
“我不能离开我的孩子，”霍夫曼说，“他们一直同我在一起。”
“他们讲英语吗？”
“不。”
“那么，把他们也带上吧，也许我们可以去您的房舱。”
霍夫曼考虑了一会儿，说：“不，我们还是单独谈吧。请稍等一会儿。”
他站了起来，绕过两把椅子，走到一位二十多岁的非常迷人的金发女人身边。他用法语对她说了些了什么；她向他微笑着，点着头，用带瑞典口音的法语回答了他。福特尔在她的回答中唯一听懂的词就是“是的”，尽管他是胡格诺人的后裔，他所知道的法语却仅够在法国饭馆里点菜用。
当那个金发女人取代了父亲的位置坐在那两个孩子中间时，霍夫曼羞怯地向她微笑了一下，谢过了她；然后他俯下身，在每个孩子的前额上吻了一下。他的举动既不引人注目，又如此自然，显然是发自一位真心喜爱孩子的父亲的心中。然后，霍夫曼那温和的表情渐渐改变了，当他把目光落在福特尔身上时，他已经对他横眉冷对了。霍夫曼向出口处点了一下头，示意福特尔跟在他身后。
福特尔回头看了一眼，看到安德瑞斯正皱着眉头，向前跟了一步。福特尔做了个手势，让他留在原地，安德瑞斯点了一下头，又坐了回去。
霍夫曼的房舱在D甲板的最后面，几乎靠近船尾，一路上他们谁也没说一句话，福特尔紧紧跟在这位个子比他略矮一些的男人的身后。然后，霍夫曼在房间门口停下来，用钥匙打开门，做手势让福特尔进去，福特尔照办了。
这间二等舱房舱显得温暖惬意，而且毫不拥挤，福特尔在别的轮船上所乘坐的一等舱也不如这间二等舱舒适：两张铺位在左侧，沙发床在右侧，桃花心木的梳妆台靠着墙摆在两张铺位之间，上面有一面镜子，还有一只洗脸盆。墙壁是白色的，地板上铺着油地毡。
“我可以坐下吗？”福特尔问，向沙发打了一个手势。
霍夫曼点了一下头.他的眼睛里仍然布满疑虑。
福特尔坐下来，霍失曼也坐下来，坐在福特尔对面一张略低的铺位上。
“首先，霍夫曼先生，我要向您保证我不代表任何政府机构。”
警觉的神情从霍夫曼那双黑眼睛里闪过，但是当霍夫曼回答时，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而又随便，“如果您代表了那又怎么样呢？”
“因为您是用化名来旅行的。”
“扯淡。”
“您是一位斯洛伐克人，带着两个讲法语的孩子洛洛与莫门，但您在船上登记时却使用一个英国人的名宇‘霍夫曼’。”
霍夫受的眼睛睁大了，他从铺位上跳了起来，“他还告诉了您些什么？”
福特尔拍了拍空气，似乎想使一个孩子平静下来。“没什么……”
霍夫曼把一只乎插进西装口袋里，“您同他是一伙的吗？”
“什么？”
“您也是那个圈子里的……一员吗？”
“不！”
霍夫曼的手从口袋里抽了出来，手上握着一把很小的，但毫无疑问会致命的蓝色左轮手枪。那把左轮手枪的枪口正对着福特尔。
霍夫曼的声音由于愤怒，更由于一种别的更糟糕的情绪——恐惧——而颤抖，他说：“您告诉他，您告诉克莱夫顿，我付给他的唯一价钱就是子弹。把这话告诉他。”
福特尔站了起来，慢慢地举起双手，掌心向外，“我不是同克莱夫顿一伙的。”
霍夫曼把枪口抵在福特尔的肚子上，说：“什么？您以为您可以随意介入他的游戏中吗？也许您想要转变立场，是吗？”
“不，霍夫曼先生，我不是勒索者，我与您处于同一位置——见鬼，我也是克莱夫顿的牺牲品。”
霍夫曼思考着他的话，然后把枪口从福特尔的肚子上移开，向后退了一步。
以一个连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的快动作，福特尔挥手把霍夫曼手中的枪打落在地上，枪掉在了油地毡上，谢天谢地，它没有走火儿。霍夫曼吃了一惊，立刻勃然大怒，他一拳打向福特尔，但是那个身材比他略高一些的男人向后闪了一下，让他的这一拳落了空。
然后福特尔向霍夫曼的肚子挥去一拳，霍夫曼向后踉踉跄跄地退了几步，退到铺位前。
福特尔从地上把那只小左轮手枪捡了起来，查看了一下枪机，发现子弹已经上膛了。福特尔的脸上渗出了汗，声音中也带有一丝紧张，说：“您现在处于不利的位置了，霍夫曼，坐下来，立刻。”
霍夫曼双手捂着肚子，在略低一些的铺位上坐了下来。
“我不是勒索者，”福特尔说，他把左轮手枪的子弹卸下来，扔到了油地毡上，然后把空枪掷还给霍夫曼，后者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我也不是约翰·克莱夫顿的朋友。让我告诉您他是如何威胁我的……”
于是福特尔也坐了下来，坐在沙发上，很平静地告诉了霍夫曼克莱夫顿以他的精神崩溃症为把柄对他的威胁。慢慢地，霍夫曼恢复了平静，神情也变得柔和起来。
“对不起。”霍夫曼说，然后他开始啜泣起来。
福特尔吃了一惊，即使刚才这个男人用枪指着他时他也没有这样吃惊，他站了起来，走到铺位前，坐在这个矮个子男人的身边，用一只手臂揽住他的肩膀。
如同一位开明的家长，福特尔温柔地说：“告诉我，霍夫曼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克莱夫顿威胁了您同您的孩子，是不是？”
霍夫曼仍然在流着泪，抽噎着，点了点头，“您有……”
“当然。”福特尔抽出了一条手帕，递给了他。
“我的……名字不是霍夫曼，我是一名裁缝，是的，我出生在斯洛伐克，然而最近这十年来我一直住在法国。我从意大利娶了一位非常年轻漂亮的女孩……”
又一个国家。
“……我们生了两个漂亮的儿子。没有人经历过比我更快乐的生活。”
听到这些话从一个脸上流着泪，鼻子抽噎着，嘴唇额抖的男人嘴里说出来，只能意味着悲剧即将上演。
果然如此，而且是一个熟悉的故事。“我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我的妻子有了私情……我们分手了，孩子们同他们的妈妈住在一起。洛洛与莫门，他们被送来与我一起过复活节，于是我……我偷了他们。”
“您绑架了您自己的孩子？”
霍夫曼不再啜泣了，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是的，我已经在美国为我们安排了新生活，我过去的一位搭档邀请我同他一起做生意——我是一位好裁缝，我会给我的孩子们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他们的妈妈呢了”
霍夫曼低下了头，“我仍然爱她，如果她能回心转意，离开那个男人，也许有一天她会来美国找我们，回到她自己的小家庭中。”
他又开始啜泣起来。
“克莱夫顿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霍夫曼的声音中透露出一丝苦涩，“挖掘别人的伤口是他的生意。我妻子出了赏金，到处都有传单……克莱夫顿说如果我的新生意不让他作为一名合伙人，他就把我交给警察局，我会因为绑架自己的亲骨肉而坐牢。”
福特尔拍了拍这个男人的后背，说：“您最后一次看到克莱夫顿是在什么时候？”
霍夫曼耸了耸肩，“那天在甲板上，他像您一样——住在一等舱里。他没有再来打扰我——但他会在美国等我，他会在美国等我。”
“不，他不会了。”
霍夫曼抬起红肿的眼睛望着福特尔，“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告诉您一些事，霍夫曼先生……”
“纳维瑞尔，米歇尔·纳维瑞尔，”
那个矮个子男人伸出了手，福特尔同他握了一下。
“纳维瑞尔先生，我需要您发誓，如果我告诉您一些秘密，它不会传出这间房舱。”
“我发誓。”
“约翰·克莱夫顿死了。”
“……怎么死的？”
“有人谋杀了他。”
“不是我！”
“当然，我恐怕您只会开枪打死他，然后把他扔进海里去。不，他是被枕头闷死的，泰坦尼克号上的负责人暂时把这个消息封锁起来，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但是您必须小心——他们已经知道您是他的勒索对象之一。”
“他们怎么知道？”
“他的房间里有一张‘顾客’名单，您需要离开这条船，当它一靠岸的时候，您要尽快带着您的孩子们消失。”
“您……您不打算……”
“把您交出去？不，我不知道您做的事情是否正确，纳维瑞尔先生，但是我知道您的确爱您的孩子……而且我确信，您没有杀死约翰·克莱夫顿。”
“我倒宁愿杀死他。”
“这种感情很容易理解……祝您好运。”
然后两个男人再一次握了一下手。
纳维瑞尔的态度已经变得相当温和了，他陪着福特尔回到二等舱餐厅，然后这位父亲加入到孩子们中间，福特尔回到安德瑞斯身边。
“您要办的事办完了吗？”当他们离开餐厅时，安德瑞斯问。
“是的。”
‘“没遇到困难？”
“不太大。”
当这两个衣冠楚楚的男人顺着原路穿过厨房时，那间宽大的厨房里的匆忙节奏已经缓和下来，厨房的艺术被现实的洗碗、叠盘子、倒垃圾所取代。而在空空荡荡的一等舱餐厅里，桌子被擦拭干净，重新摆上了新的亚麻桌布、瓷器与银器。
在餐厅后面的大楼梯旁边，安德瑞斯向福特尔点了一下头，然后走开了，可能是回他自已的房舱去了。福特尔则走向宽敞的接待室，在那里，音乐晚会正在举行。
就像一等舱餐厅与二等舱餐厅一样，接待室的宽度与船等宽，尽管地方宽阔（福特尔估计它的长度超过五十英尺），却让人产生一种亲密感——白色镶板的墙壁上雕刻着精美的浮雕图案，灯光柔和，阿克斯明斯特的地毯铺在地上，休闲的藤椅与豪华的沙发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在四人藤桌上茂密的棕榈叶插在巨大的花瓶中。
提琴师沃利斯·哈特雷的五重奏小乐队正围绕在豪华的钢琴前（接待室里没有舞台），演奏着奥芬·巴赫的乐曲《霍夫曼的故事》，这首乐曲在福特尔听来具有一种讽刺意味，他刚刚听过另一个“霍夫曼”的故事。小乐队非常擅长演奏古典轻音乐——普契尼，李斯特，比柴——而在音乐会的最后阶段，将举行一场非正式的舞会，这主要是应年轻乘客的要求而举行的，他们将表演最新流行的狐步舞，对这支没有鼓手的乐队来说，狐步舞曲不是他们的固定演奏曲目。
福特尔在靠近窗户的一张小桌子前找到了梅尔与哈瑞斯夫妇，他加入到他们中间。窗外是宁静的大海，夜空晴朗，星光灿烂；船的晃动尽管轻微，但还是能够察觉得到，就如同主旋律下面的重复旋律。“音乐会”是非正式的，当船上的服务员走过来送咖啡、茶与烤饼时，人们普遍停止了交谈。
“她是一个漂亮的姑娘。”哈瑞斯说。
“别打什么歪主意，亨利·B。”瑞恩开着玩笑说，她穿着绿色的丝棉夜礼服，带着钻石头饰，上面插了几只天堂鸟的羽毛，看起来非常美丽：
“谁是那个漂亮的姑娘？”福特尔问。
“桃乐丝·吉伯森，”梅尔解释着。梅尔今夜也格外标致，她身穿奶油色的丝缎晚礼服，头发盘了起来，没戴帽子。“亨利与瑞恩今天下午在主甲板上遇到的年轻电影演员。”
“厚颜无耻的小东西，”瑞恩说，转动了一下眼睛，“她主动走过来，向我们介绍她自己。”这样的一个判断从如此现代而自信的女人嘴里说出来，让福特尔觉得有趣。
“她有一位像你妈妈一样讨厌的母亲，”亨利说，“通常情况下我受不了这种人。但是这个姑娘，桃乐丝，与，嗯……朱雷斯·布鲁瑞特有生意关系，他是电影发行人。”
“生意关系，”瑞恩说，“这倒是个新词。”
“无论如何，”亨利说，“我打算让她在我下一部百老汇戏剧里扮演一个角色。”
“我希望能同她谈谈。”梅尔说。
哈瑞斯挥了一下手，“看她的样子，她没必要……同她的联系，也许能让我在今年年底制作出自己的电影。”
“你确信那些电影会是未来的趋势吗？”福特尔问，摇了摇头。
“未来就在这里，就是现在，杰克。我打算寻找一个有意思的剧本……你认识一些好作家吗？”
“不认识。”福特尔说，然后他向一名服务员点了一下头，示意他过来倒咖啡。一转头，这位侦探小说家注意到本·古根汉姆就坐在旁边，与他那可爱的金发情妇波琳·阿尔伯特夫人一起坐在一张四人桌子前。那个女人穿着紫色的平绒晚礼服，身材窈窕，令人眩目。
古根汉姆是一个古怪的家伙，是钢铁王朝的叛逆者，现在，在他将近五十岁的时候，他安定了下来，不再离经叛道了。由于他的地位，他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福特尔亲眼看到就在晚餐前，艾斯特在他身边停下来，同他攀谈；麦琪·布朗对待他也像是一位老朋友，可能在古根汉姆在科罗拉多开金矿时，他们就认识了。
但是在接待室里，没有人同古根汉姆与他可爱的情妇坐在一起。那位蓝眼睛，白皮肤，头发过早灰白的百万富翁毕竟是一个犹太人，而犹太人喜欢坐在一起，不论是出于他们的种族天性，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出于白星航运公司的事先安排。但是你能想象得出婚姻生活的典范，保守的史朝斯失妇——与古根汉姆的社会地位最相当的人——坐在这个男人与他情妇身边的情景吗？
小乐队演奏完了《霍夫曼的故事》，赢得了一片掌声；然后他们开始演奏另一支轻音乐。这时古根汉姆站了起来，亲昵地拍了拍他可爱的同伴的肩膀，同她相视笑了一下，然后走出了接待室。
福特尔侧过身子，在梅尔耳边轻声说：“我需要同古根汉姆谈一谈，他可能出去吸烟了。”
梅尔给了他一个恶作剧般的微笑，“我是否也应该向阿尔伯特夫人说几句恭维话呢？”
“你真是太好了，亲爱的……让我们看看我们能发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