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佣人，可是如果一个人有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房子又像拉莫茨维小姐的这么大，却吝啬到一个佣人都不雇用，那似乎就说不过去了。拉莫茨维小姐知道，在有的国家，即便是富有的人都没有佣人。她认为此举简直难以理解，既然养得起佣人，那为什么不给别人一个养家糊口的机会呢？
在博茨瓦纳，塞普拉·特弗大街的每所房子——确切地说，是每所有超过两间卧室的房子——都有应当佣人。虽然法律规定了佣人的薪金，可人们一般都视若无睹。有的人对待佣人的态度非常恶劣，他们总是竭力压低佣人的工资，同时又希望佣人一天到晚马不停蹄地工作；而且据拉莫茨维小姐所知，这种人占多数。这就是博茨瓦纳的阴暗面——事实上的剥削——尽管没有人愿意提及这个字眼。当然更没有人愿意谈论过去莫萨尔瓦人是如何被当成奴隶来奴役的，即使有人偶然提及，在场的人都会闪烁其辞，立即改变话题。但历史不容置疑，更何况如今这种情况依然存在，这一点大家都心照不宣。这种事在整个非洲大陆都普遍存在；奴隶制度是非洲大陆挥之不去的阴影，非洲的奴隶贩子一直十分猖獗，他们贩卖自己的同胞，非洲的“奴隶大军”只赚取一丁点儿可怜的薪水，受到“准奴隶主”的残酷剥削。非洲的奴隶平静地接受压迫、毫不反抗、弱小无助，在有钱人家当佣人的也不例外。
有的人对佣人冷酷无情，拉莫维茨小姐对此震惊不已。她曾经到访一个朋友，闲谈中主人不经意地提起，说她的佣人每年只有五天假期，而且假期时没有工钱。她还吹嘘说，仅仅因为她觉得佣人懒散，就成功地克扣了佣人的工钱。
当时，拉莫茨维小姐问她的朋友：“那她为什么不辞职呢？”她的朋友笑道：“去哪儿？想接替她的人多得是，她心里明白着呢，我花一半的钱就能再雇一个像她一样的佣人。”
普雷西萨·拉莫茨维小姐什么也没说，但暗自决心终止这份友谊。这位朋友的言行让她思绪万千：行为失当的人也会有朋友吗？还是说“物以类聚”，坏人只会有坏朋友，因为只有其他坏人才可能跟坏人有足够的共同语言？拉莫茨维小姐联想到一些臭名昭著的人物，比方说伊蒂·阿明和亨里克·维尔沃尔德；当然，伊蒂·阿明是因为身体不好，也许还不像那个心冷得像冰一样的维尔沃尔德那么坏。有人爱过维尔沃尔德吗？是否有人曾经握过他的手？也许有过，很多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他们也像在好人的葬礼上一样痛哭失声吗？维尔沃尔德当然也有他的朋友，也许不会全是坏人。如今南非事过境迁，但这些人还得生存下去。也许他们已经明白错在哪里，即使他们自己已经忘却了，人们也已经原谅了他们，非洲人民一贯胸怀宽广，他们懂得如何忘记仇恨。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有时非洲人也有些傻，但他们绝不允许仇恨生根，曼德拉先生就是力证。塞雷斯特·科哈马先生也是这样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尽管出了博茨瓦纳人之外，他鲜为人知；但科哈马先生是非洲最伟大的英雄之一，拉莫茨维小姐的父亲曾经握过他的手。拉莫茨维小姐清晰地记得，那时科哈马先生访问莫丘迪，与当地群众亲切交谈；还是个小女孩的她充满敬意地看着他走出汽车，人们立刻围住他，而其中手持着一顶旧的扁平帽子的人就是她的父亲；当科哈马先生握住父亲的手时，小女孩满心自豪。每当拉莫茨维小姐看到壁炉上方悬挂的科哈马先生的照片时，当时的一幕幕就如同电影般重现眼前。
普雷西萨·拉莫茨维小姐那位恶劣对待佣人的朋友并不是坏人，她一向对家人和善亲切，对拉莫茨维小姐也彬彬有礼，但就是丝毫不顾及佣人的感情。拉莫茨维小姐曾经见过她的佣人，这个来自莫莱波罗莱的女人脾气和顺，而且工作勤奋。在拉莫茨维小姐看来，朋友的这种言行源自对人性的漠视和对别人感情的不理解；而理解他人恰恰是一切美德的源头。如果你了解别人的感受，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就一定不会制造痛苦，因为加在别人身上的痛苦会还施彼身。
普雷西萨·拉莫茨维小姐知道，有关道德是什么，人们争论不休。她个人认为答案很简单：首先是博茨瓦纳的传统道德，照着它做准没错；当然还有其他道德，比方说基督教十诫，几十年来聆听莫丘迪主日学校的教导，拉莫茨维小姐对此倒背如流，这也是绝对正确的。这两种道德标准像博茨瓦纳的刑法一样不容置疑，必须严格遵守，任何人都不能自封博茨瓦纳的最高法官，擅自决定遵守或不遵守哪些道德准则。道德准则不允许人们质疑，也不容许任何人自由更改。一个人绝不能自己决定对某项禁令认可与否，“我不会偷窃，当然不会；但通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其他人不可以，但我可以”，这种逻辑十分可笑。
普雷西萨·拉莫茨维小姐认为，大多数道德准则是长期以来被人们普遍认同为正确的言行举止，并为人们普遍接受和遵守。任何人都没有能力自创一套道德准则，因为一个人的生活经历远远达不到制定道德准则的标准。哪个人有权利说自己比老一辈人懂得更多？既然道德准则制约着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那么大多数人意见一致才能确定一项道德准则。由此而形成的现代道德准则宣扬个人主义，注重个人利益，这样的道德准则经不起时间的磨练和考验。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制定道德准则，那他们就会制定出自己最容易遵守的，并允许自己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为所欲为、不受约束的道德准则。在拉莫茨维小姐看来，不管说得多么冠冕堂皇，这纯粹是自私行为。
普雷西萨·拉莫茨维小姐曾收听过一次“服务全球”广播电台的节目，节目内容令她瞠目结舌。在节目中，一些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哲学家大肆吹嘘自己的主张，她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法国人。他们宣扬，每个人都应该采取让自己感受真实的生活方式，真实生活中要做的事情就是正确的事情。拉莫茨维小姐不禁哑然，不用说在法国，就是在博茨瓦纳也有很多所谓的存在主义者，比如说她的前夫诺特·莫科蒂。她甚至是在对此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糊里糊涂地嫁给了一个存在主义者。诺特是个极其自私的男人，他从不为他人着想，甚至对自己的妻子也是如此；他追捧存在主义者的观点，反之亦然。难道说自己晚上出去泡吧，却把怀孕的妻子孤零零地扔在家里，这种做法不是存在主义吗？他们甚至还和酒吧里认识的所谓观点相同的女人出双入对，全然不顾别人的看法和感受。存在主义者自己过得潇洒自在，可他周围的那些非存在主义者就得跟着受罪。
普雷西萨·拉莫茨维小姐没有像存在主义者那样对待自己的佣人露丝。从她搬进塞普拉·特弗大宅的第一天，露丝就开始为她工作了。拉莫茨维小姐发现这个街区有很多失业人口，所以每当有可能雇得起佣人的新邻居搬进这条街，消息都如同长了翅膀一般传得很快。拉莫茨维小姐刚刚搬进房子不足一小时，露丝就闻风而来。
“尊敬的小姐，您会需要一个佣人的，”露丝说，“我是个好佣人，我会很努力地工作，绝不会给您惹麻烦。我马上就可以开始工作。”
普雷西萨·拉莫茨维小姐打量了露丝一番，眼前的这个女人穿着整洁，举止有度，大概30岁；她同时发现，这个女人的一个孩子正站在大门口，眼巴巴地看着母亲。她猜想，这位母亲刚才一定对她的孩子说：如果这位太太雇我当她的佣人，从今晚起我们就不会挨饿了。让我们祈祷吧！你在这儿等着我，踮起脚尖。在博茨瓦纳语中，“踮起脚尖”的意思是“祈求成功”，这和英语中的“交叉手指”是一个意思。
普雷西萨·拉莫茨维小姐朝大门看去，那个可怜的小女孩真的踮起脚尖，眼睛里充满着希望，这种希冀的眼神让她别无他选。于是她说：“好吧，我确实需要个佣人，我雇你了。”
露丝异常激动地双掌合十，表示感谢，然后朝门口的孩子招了招手；而拉莫茨维小姐也为自己简单的几句话就使一个人如此高兴而深感欣慰。
露丝立即搬了进来，而且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这所房子的前主人不爱整洁，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到处都是灰尘。露丝又擦又洗又扫，整整干了三天多才把房子整理干净。整理后的房子散发着地板蜡的芬芳气味，四处光亮如新。不仅如此，露丝的烹饪技术绝佳，还是个熨衣服能手。拉莫茨维小姐一向喜欢穿着得体大方，可她自己怎么也熨不好衣服；而任何褶皱和衣服接缝在露丝的手下都得乖乖投降。
露丝住在后院的佣人房，共有两间房，还有卫生间和一个可以放置灶台的走廊。露丝自己睡一间，另一间住着她两个年幼的孩子，另外几个大些的孩子外出做工，其中一个是木匠学徒，工钱不菲；但即便如此，每月的结余还是少得可怜。雪上加霜的是，她的幼子又患了哮喘病，必须用昂贵的呼吸器维持他的呼吸。
送玛库兹回家后，拉莫茨维小姐开车回家。露丝正在厨房擦洗一个烧黑的沙锅。拉莫茨维小姐客气地问了她一天的情况。露丝答道：“很不错。我帮莫索莱丽洗了个澡，现在她正在给弟弟讲故事。那小男孩一天到晚跑个不停，现在累得快睡着了，就是还挂念着吃晚饭。”
普雷西萨·拉莫茨维小姐闻言满意地笑了。这两个孩子已经从孤儿院搬来一个月了，收养他们是马特科尼的主意，事先也没有和她商量，但她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两个可爱的小家伙。莫索莱丽虽然只能依靠轮椅活动，但她很能干，而且对修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一点令马特科尼喜出望外。
她的弟弟就不怎么好揣摩了。他非常活跃，与人交谈时很有礼貌，但他似乎只关心自己或是姐姐的事儿，不和其他孩子玩。莫索莱丽已经交了几个朋友，可她的弟弟似乎羞于交朋友。
莫索莱丽就读于离家不远的哈博罗内中学，她在那儿读得很高兴。每天早晨都有个同班女同学来推轮椅送她上学。
普雷西萨·拉莫茨维小姐问这些女孩：“是老师教你们这么做的吗？”
“不是的，”女孩答道，“我们是她的朋友，这么做是应该的。”
“你们真是好孩子！”拉莫茨维小姐说，“你们以后也会成为善良的女人的，你们做得真对。”
经人帮忙，小男孩进入当地一所小学读书；但拉莫茨维小姐还是希望未婚夫资助他去更好的荆棘山学校。那将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现在她很怀疑未婚夫会答应这个要求。除了孩子上学的问题，车厂啊，修车工啊，马特科尼的房子啊，这些问题都让拉莫茨维小姐很是头疼。当然还有她和马特科尼的婚礼问题，不管是什么时候进行吧，但总是个事儿，不得不想。
普雷西萨·拉莫茨维走向起居室，小男孩正坐在姐姐的轮椅旁边，听姐姐讲故事。
“你在给弟弟讲故事吗？这故事有意思吗？”拉莫茨维小姐问。
莫索莱丽回过头来，微笑着答道：“不是故事，这是我写的一篇作文，我正读给他听呢。”
普雷西萨·拉莫茨维小姐把胳膊搭在沙发扶手上，兴致勃勃地加入了听故事的行列。她要求莫索莱丽从头讲起。
下面是莫索莱丽的作文：
我的名字叫莫索莱丽，快十四岁了。我有个七岁的弟弟，父母双亡。我感到很伤心，但我很高兴自己还活着，还有弟弟陪着我。
我是个经历了三次生命的女孩。在第一次生命中，我和妈妈、叔叔、婶婶生活在一起，我们住在纳塔附近的马卡迪卡蒂。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时我还很小。我们是“灌木人”，四处迁徙；但我们可以挖出地下的根类食物果腹。
妈妈给了我一个鸵鸟皮做的手镯，上面缝着很多漂亮的鸵鸟蛋壳。这是我的宝贝，是妈妈留给我的惟一纪念。
妈妈死后，我救了我的小弟弟。他和妈妈一起被埋在地里，一层薄薄的沙土刚好盖住他。我用手把沙土从他的脸上弄开，发现他还有呼吸。当时我一把抱起他来，拼命地跑啊跑啊，穿过灌木丛，直到找到一条路。一个开着卡车下坡的男人看见了我，他停下车，把我们带到弗朗西斯敦。我记不清当时都发生了什么事，只记得他把我们交给一个女人。那女人收留了我们，让我们住在她的院子里。院子里有个小棚子，太阳晒的时候里面很热，但晚上很凉快，我和我的小弟弟就睡在里面。
这家人心地善良，一直给我和弟弟吃的东西；我就帮他们做些事情，像洗衣服、晾衣服、洗罐子什么的，因为他们没有佣人做这些事情。院子里还有一条狗，有一天它狠狠地咬了我的脚一口，男主人很生气，用木棍打它，那条狗现在死了，毕竟它受到了诅咒。
我烧得很厉害，那女人就把我送进医院。医生给我缝合了伤口，擦净血迹；但我的腿还是没有完全治好，再也不能走路了。开始他们给我用拐杖，可我怎么也用不好。于是他们就给我找了个轮椅，这样我就可以回家了。但那个女人怕邻居说闲话，不想继续收留我。
后来一个男人来我们这儿，说他开了个孤儿院，想收留无依无靠的孤儿。和他一起来的一个政府里工作的女人告诉我说，我很幸运，能生活在一个这么好的孤儿院里。我还可以带着弟弟一起去，在那里幸福地生活。她还说，我应该永远热爱耶稣基督。我告诉她我会的，我还会告诉我的弟弟也永远感恩。
我的第一次生命结束了；从我进孤儿院的那天起，我的第二次生命开始了。我们是坐卡车去的，我很热，背上很不舒服。轮椅硌得我一动也不能动，卡车司机也不懂得如何照应一个坐轮椅的孩子。于是，我到达孤儿院的时候狼狈不堪，我的裙子全湿透了；当时我真是无地自容，尤其是所有的孤儿都站在那儿看着我们。一个阿姨让其他孩子到别处去玩，别围观我们；可他们并没有走远，躲在树后打量着我们。
所有的孤儿都住在房子里，每所房子大约住十个孩子，一个阿姨照顾他们。我的“妈妈”是个和蔼可亲的女人，她送给我很多新衣服，还给我一个柜子装东西。我以前从来也没有过自己的柜子，我好高兴啊！她还给了我一些好看的发夹，它们真是太漂亮了，我以前见都没见过；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藏在枕头底下，这样它们就不会丢了。有时我晚上会突然醒来，暗暗想到，自己又多么幸运！但有时我也会想起我的从前，想起我的叔叔婶婶，想像他们现在在做什么，然后禁不住偷偷哭泣。我躺在床上可以看见夜幕中的繁星，我想：如果他们现在也在仰望星空，他们也会看见一样的星星；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了。不过也许他们已经不记得我了，因为我离家的时候还只是个小女孩。
我在孤儿院生活得非常幸福。我学习勤奋，所以有一次院长博托克瓦尼女士告诉我说：幸运的话，她会为我和弟弟找到新的父母。我本以为希望渺茫，因为这里有那么多又健康、又可爱的女孩，谁会愿意收养一个坐轮椅的女孩呢？
事实证明，院长说得对，有人收养我们了，只是我没想到会是马特科尼先生。当他说我们可以住在他的房子里时，我高兴极了！就这样，我的第三次生命拉开了序幕。
孤儿院做了个蛋糕欢送我和弟弟，我们和“妈妈”分享了这份蛋糕。她说每次有孤儿离开，她心里都很难受，就像自己的孩子离家了一样。她还说她很了解马特科尼先生，说他是博茨瓦纳最好的男人之一，说我生活在他的家里会非常幸福的。
于是，我和弟弟住进了马特科尼先生的房子。我们很快就认识了他的女朋友拉莫茨维小姐，他们俩就要结婚了。拉莫茨维小姐说，她会成为我的新妈妈，还把我们带回她的房子，这里比马特科尼先生的房子更适合小孩子居住。我有了一间很舒适的卧室，拉莫茨维小姐还送给我很多很多衣服。我很高兴，在博茨瓦纳有像马特科尼先生和拉莫茨维小姐这么好心的人。我是个十分幸运的女孩，我衷心感谢他们。
我长大后想当个机械师。白天在车厂给马特科尼先生帮忙；晚上修补拉莫茨维小姐的衣服，给她做饭。等他们年纪大的时候，他们会为我而感到无比的自豪，把我当成他们的好女儿和博茨瓦纳的优秀市民。
这就是我的三次生命。我是一个平凡的博茨瓦纳女孩，但我非常幸运地经历了三次生命，而很多人只有一次生命。
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没有一丝一毫的编造，一切都是真的。
女孩的故事讲完了，屋里一片寂静。男孩抬头看着他的姐姐，微笑着，他想：我是个幸运的孩子，有一个这么聪明的姐姐；我希望上帝把她的腿还给她。拉莫茨维小姐看着眼前这个女孩，轻轻扶住她的肩膀。她想：我会一直照顾这个孩子，做她的妈妈。露丝一直站在走廊上，听完了这个故事，她低下头想：多奇怪的说法啊，三次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