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吉勒姆懒洋洋地开着车，但是开得很快。车厢里充满了秋天的各种气味。月光皎洁，田野上弥漫着雾，寒气袭人。乔治·史迈利心里想，不知彼得·吉勒姆多大年纪了，他估计是四十岁，但是在朦胧之中很可能以为他是个在河上划船的大学生；他操纵排档拉杆，动作潇洒，好象他是在水里一样。无论如何，乔治·史迈利有些生气地想，这辆汽车对彼得·吉勒姆来说是太年轻了。他们风驰电掣地开过了伦尼梅德，开始爬上埃格汉姆山。他们已经开了二十分钟的车，乔治·史迈利问了十多个问题，所得的答复却不值一文钱，现在他心中有了一种不敢正视的恐惧，久久不散。
“我真奇怪，他们没有把你和我们一起撵出来，”他不很愉快地说，一边把大衣下摆裹得紧一些.，“你具备一切条件：工作出色，忠心耿耿，处事谨慎。”
“他们让我负责‘剥头皮’。”
“唉，我的上帝。”乔治·史迈利打了一个寒颤说。他把胖乎乎的下巴周围的衣领拉了起来，不禁想起了布里克斯顿，还有那所当作剥头皮组大本营的阴沉严峻的校舍。剥头皮组的正式名称叫“旅行组”，是冷战初期老总在比尔·海顿建议下设立的，当时暗杀、绑架、讹诈成风。他们的第一任头头是比尔·海顿提名的。这是个小单位，大约只有十一、二个人，专门处理一些突然袭击的任务，如果由国外常驻人员来干，不是太肮脏了，就是太危险了。老总总是这么教诲人，谍报工作要做得好，必须慢慢来，而且要看有没有一种文雅的风度。但是剥头皮组对他这条原则却是个例外。他们干起来可不是慢慢来的，而且他们也不文雅，因此反映了比尔·海顿的气质，不是老总的气质。而且他们出去都是单枪匹马，因此他们给安顿在一个没有人瞧见的地方，在围墙上还插着碎玻璃，拉着铁丝网。
“我问过你知道不知道‘横向主义’这个词儿？”
“当然不知道。”
“这是现在最吃香的理论。我们本来是逐级上下的关系。现在是横向合作关系。”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在的时候，圆场是分地区管理的。非洲、卫星国、俄国、中国、东南亚，等等地区；每一个地区由自己的头头率领，老总高高在上，掌握一切。你还记得么？”
“听起来已同隔世。”
“现在呢，一切活动都集中领导，叫做伦敦站。地区取消了，实行了横向联系。比尔·海顿是伦敦站长，罗埃·布兰德是他的第二把手，托比·伊斯特哈斯象哈叭狗似地在他们两人中间来回奔跑。他们是国中之国。他们什么都保密，不同普通人员来往。这倒使我们感到更加放心了。”
“听起来，这个主意倒不错。”乔治·史迈利说，有意不去理会对方影射的话。
他的脑海里再一次泛起许多记忆，他忽然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觉：他这一天好象当作两天度过似的，一天是在俱乐部同马丁台尔一起度过，一天是现在同彼得·吉勒姆在梦中度过。他们驶过了一个松树养育林。树木缝里，月光成了一条条的。
乔治·史迈利开始问道：“埃利斯有没有什么信——”但是他又用比较试探的口气问：“埃利斯有没有什么消息？”
“仍在隔离之中。”彼得·吉勒姆简短地笮道。
“哦，是的。当然。我并不想打听。我只想知道，他有没有可能通过审查？他身体倒复原了，他还能行走吗？据我了解，背部受伤可不是玩的。”
“他们说他的情况很好。安恩怎么样，我忘了问了。”
“很好。很好。”
车厢里一片漆黑。他们已经离开了大路，弯到一条石碴煤屑路上。两边都出现了黑色的树影，出现了灯光，接着是个高高的门廊，树梢头上是一所敝旧败落的房子的尖顶。雨已经停了，但是当乔治·史迈利跨进到新鲜的空气中时，他听到了四周尽是雨水淋湿的树叶的萧萧声。
是啊，他想道，上次我来这里也是下着雨；那时候，吉姆·埃利斯的名字是头条新闻。
他们洗过了手以后，在天花板高高的衣帽间里观看了奥立佛·拉康的爬山用具，这是乱七八糟地放在一只谢拉顿式的五斗橱上的。现在他们围成半圆形坐着，面对着一把空椅子。这所房子是方圆几里内最难看的一所房子，奥立佛·拉康没有花多少钱就买了下来。他有一次曾称它为“伯克郡行宫”，他向乔治·史迈利解释，“是一个烟酒不沾的百万富翁盖的。”客厅很大，彩色玻璃的窗户有二十英尺高，大门口古松参天。乔治·史迈利环顾周围一些熟悉的摆设：一台大钢琴上堆满了曲谱，穿着僧袍的教士的古旧画像，一叠铅印的请帖。他四处找剑桥大学的船桨，发现它横挂在壁炉上方。壁炉里仍旧烧着火，但是在那么大的壁炉里显得很小气。寒酸的气氛盖过了富有。
“你的退休生活过得怎么样，乔治？”奥立佛·拉康问道，好象是对着一个耳聋的老姑奶奶在大声嚷嚷，“你不感到与世隔绝吗？要是换了我，是会有这种感觉的。惦念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老伙计。”
他的个子又瘦又高，态度生硬，有些孩子气，据圆场才子比尔·海顿说，是个教会和间谍圈子里的人物。他的父亲是苏格兰教会的头面人物，他的母亲出身贵族。有时比较时髦的星期日报纸写到他，说他是“新派人物”，因为他年轻。他脸上因为刮胡子太匆忙有些刮破了。
“我过得很不错，谢谢你的关心。”乔治·史迈利客气地说。为了要再敷衍几句，又说：“是啊。是的，我当然很惦念。你呢？一切顺利吗？”
“没有什么大变化。一切非常顺利。夏洛特得到了罗迪安学校的奖学金，这很不错。”
“那很好。”
“你的太太呢，她还是很漂亮吧？”
他的表情也有点孩子气。
“很漂亮，谢谢你。”乔治·史迈利很洒脱地要想用同样的口气回答。
他们都看着那个双扇门。他们听到远远传来了瓷砖地上的铿锵脚步声。乔治·史迈利猜，是两个人，都是男人。门打开了，出现了一个半明半暗的高大人影。乔治·史迈利一眼又瞥见了后面还有一个人在照顾，黑发头，矮个子；但是进屋子的只有前面一个人，一进来就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把门关上了。
“请在外面把门锁上。”奥立佛·拉康叫道，接着他们听到了钥匙上锁的咔嚓声，“你认识乔治·史迈利的吧？”
“是的，我认识。”那个人影从阴暗处向他们走过来时说，“我记得他曾经给过我一次任务，是不是，乔治·史迈利先生？”
他的声音象南方人一样柔和，但没有疑问有殖民地的口音。
“我是塔尔，先生。槟榔屿来的里基·塔尔。”
炉火一闪，照亮了他半边脸上不自然的笑容，可是把眼眶却照成了一个空洞。“还记得吗，一个律师的儿子？你一定记得，乔治·史迈利先生，我的头一块尿布还是你给换的。”
这时很奇怪，他们四个人都站着，彼得·吉勒姆和奥立佛·拉康在旁看着，好象教父教母一样，而里基·塔尔握着乔治·史迈利的手，握了一次又一次，最后为了拍照又握一次。
“你好吗，史迈利先生？见到你真高兴。”
他终于松开了乔治·史迈利的手，转身到指定给他的椅子。这时乔治·史迈利想：是的，遇到里基·塔尔这号人，这种事情很可能发生。遇到里基·塔尔这号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想道，我的上帝，两小时之前我还在对自己说，我要在过去之中找逃遁。他感到口渴，心里想这可能是恐惧的缘故。
十年？十二年以前？这天晚上他很难有什么时间观念。那时，乔治·史迈利的任务之一是审查新手：未经他点头认可，谁都不能入选，未经他在课程表上签字，谁都不能受训。冷战正激，剥头皮的人员供不应求，圆场在国外的常驻人员奉比尔·海顿之命物色人选。雅加达的斯蒂夫·麦克尔沃提出了里基·塔尔。麦克尔沃是个老手，以航运代理商为掩护，他看到里基·塔尔喝醉了酒，怒气冲天地在码头上到处找一个抛弃他的姑娘，名字叫做罗斯。
据里基·塔尔自称，他同一伙比利时人搞在一起，在岛屿和北方海岸之间走私枪枝。他不喜欢那些比利时人，对走私枪枝也感到厌倦，尤其叫他生气的是，他们偷走了他的姑娘罗斯。麦克尔沃估计他可以接受纪律的约束，年纪也轻，可以把他训练出来，干那些剥头皮的勾当，他们平时躲在阴郁的布里克斯顿学校围墙后面，必要的时候出来干那种暴力勾当。在经过了必要的调查以后，他们把里基·塔尔送到新加坡复查，然后又送到沙拉特的训练所三查。这时乔治·史迈利插手进来，担任一系列面谈审查的主持人，这种审查有时是很不客气的。沙拉特训练所是个训练所，但地方很宽敞，还可以充其他用途。
里基·塔尔的父亲是住在槟榔屿的一个澳大利亚牧师。母亲是战前从布拉德福德跟着一个英国剧团到东方去的小演员。乔治·史迈利还记得，做父亲的天性好传播福音，常常在当地的教堂里讲道。做母亲的在英国有犯罪的记录，不过不严重，里基·塔尔的父亲大概不知道，要不，知道了也不在乎。战争爆发时，为了年幼的儿子，夫妇俩疏散到了新加坡。几个月以后，新加坡陷落，里基·塔尔就在樟宜监狱里在日本人的监视下受教育。在樟宜，做父亲的遇人就传播上帝的福音，如果日本人不迫害他，同他一起关着的人也会乐意代劳。解放后一家三口回到槟榔屿。里基想读法律，但次数更多的还是触犯法律，做父亲的一时生起气来，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想把他的灵魂中的罪恶打掉。里基·塔尔离家出逃，到了婆罗洲，十八岁就成了个正式的枪枝走私贩，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周围无险不冒，麦克尔沃就是在这时候遇到他的。
等到他从训练所毕业时，马来半岛的紧急状态巳经失效。里基·塔尔给送回去打进枪枝走私贩中间去。他几乎一去就碰到了他的比利时老朋友。他们为给共产党运送枪枝忙也忙不过来，顾不上问他这一阵子上哪儿去了，而且他们正好缺少人手。里基·塔尔为了要侦知他们的联系，给他们送了几次货，然后在有一天晚上把他们都灌醉了，打死了四个，其中包括罗斯，放火烧了他们的船。他在马来半岛混了一阵子，又完成了一两次任务，就被召回到布里克斯顿，重新训练了一下后，被派到肯尼亚去担任特殊任务，用不那么装腔作势的话来说，狩取茅茅领赏。
到肯尼亚以后，乔治·史迈利有一阵子就没有听到他了，但是有一两件事深入他的记忆，因为这一两件事很可能成为丑闻，得报告给老总。那是在1964年，里基·塔尔被派到巴西去，向一个境况很困难的军备部长进行贿赂。里基·塔尔搞得太露骨了，那位部长害怕起来，向报界透露了风声。当时里基·塔尔用的是荷兰人的名义，这事谁都不知道，可是却给荷兰谍报机关知道了，他们很生气。一年以后在西班牙，里基·塔尔根据比尔·海顿所提供的线索，知道有一个波兰外交官给一个舞女迷了心窍，便向他进行讹诈——用剥头皮组的行话来说，叫火烧。第一次收获不错。里基·塔尔受到嘉奖，还得了奖金。但是他回去进行第二次讹诈时，那个波兰人向自己的大使写了一封坦白书，就跳楼自杀了——不知是不是受到了怂恿。
在布里克斯顿，他们常常说他是容易招祸的。当他们围着那低低的炉火坐下来时，从彼得·吉勒姆的尚未成熟但已衰老的脸上的表情来看，他们背后说他的话可能还要难听得多。
“好吧，我想先坐下来再说。”里基·塔尔一边轻快地说，一边动作敏捷地坐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