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所有的军人当中，不管是现役的还是退役的，尼古拉·尼古拉耶夫陆军上将的声望，绝对比得过其他几十位将军。
他已经七十三岁，再过几天就是七十四岁的生日，但依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身高六英尺一英寸，身板笔挺，满头银发，一张红润的脸饱经风霜，他那标志性的小胡子从上嘴唇顽皮地翘向两边。在任何场合，他都显得与众不同。
他一生都是坦克军人，是机械化步兵部队的指挥官，在五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他经历了每一场战役，上过每一条前线。在他手下当过兵的，到1999年时总数已达几百万，在官兵们的眼里，他已经成为传奇人物。
部队里都知道，他本应该以元帅的军衔退休的，只是他脾气耿直，得罪了一些政客和趋炎附势者。
与兔子列昂尼德·泽伊采夫一样，他也出生在莫斯科西边的斯摩棱斯克附近，但他决不会记得泽伊采夫，虽然他曾经在波茨坦郊外的军营里拍过泽伊采夫的肩背。将军比泽伊采夫早出生十二年，他于1925年冬天出生在一个工程师的家庭。
他依然记得与父亲一起经过一座教堂时，老头子忘乎所以地做了一个十字的动作。儿子问他那是什么意思。父亲又惊又怕，嘱咐他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在那个时代里，又有一位苏联年轻人被官方授予英雄的称号，因为他向内务人民委员会报告了父母的反党言论。双亲死在了劳改营里，儿子却被树立为苏联青年的学习榜样。
然而，年轻的柯利亚热爱父亲，从来没有说起过一个字。后来他知道了那个手势的意思，但他接受了老师的观点，即那全都是一派胡言的宗教迷信。
1941年6月22日，西部爆发闪电战时，他才十五岁。一个月之内，斯摩棱斯克就被德军坦克部队攻占了，他随着几千个难民一起逃了出来。但他父母未能逃离，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这个身材高大健壮的年轻人，带着十岁的妹妹跑了一百英里，最后在一天晚上爬上了一列东去的火车。他们不知道，那是一趟专列。与其他专列一起，这列火车在把一座拆解的坦克工厂运出危险的战区，驶向东方安全的乌拉尔地区。
孩子们忍饥挨饿，紧紧趴在车厢顶部，直至火车抵达乌拉尔山脚下的车里雅宾斯克停下来。工程技术人员在那里重新建起了一座坦克工厂，称为坦克格勒。
那是战争年代，不是上学读书的年代。妹妹嘉莉娜去了孤儿院，柯利亚被安排到坦克厂工作。他在那里干了将近两年。
1942年冬天，在哈尔科夫和斯大林格勒附近，苏军的人员和坦克损失惨重。他们的战术是传统的，因而也是致命的。当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人去仔细考虑，战士和坦克都被盲目地送到了德军的炮口之下，根本没想到或在乎损失。在苏俄的军事历史上，这种事情不足为奇。
在坦克格勒，要求是增产再增产。他们每天十六个小时轮班工作，困了就睡在机床下面。他们在制造的是KV-1型坦克，是以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名字命名的，作为军人他是草包，但他是斯大林周围的马屁精之一。KV-1是一种重型坦克，是当时苏军的主战坦克。
到1943年春天，苏军在增援库尔斯克附近突出部位的兵力，那是一块飞地，南北纵深一百五十英里，深入德军战线一百英里。6月份，这位十七岁的年轻人接受了任务，要护送一列载运KV-1坦克的火车西行去库尔斯克突出部位，在火车站把坦克卸下来，交货后返回车里雅宾斯克。他完成了所有的任务，但没有返回。
崭新的坦克整齐地排列在铁轨旁边，前来接收坦克的苏军团长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他非常年轻，不到二十五岁，上校军衔，留着胡子，形容憔悴，显得筋疲力尽。
“我没有司机。”他对坦克厂负责交货的官员尖声喊道。然后他转向了旁边一个淡黄色头发的高个子年轻人。“你会驾驶这些家伙吗？”
“我会，同志。可我要返回坦克格勒去。”
“不行。你会驾驶，那你就参军入伍了。”
火车朝着东方隆隆开走了。列兵尼古拉·尼古拉耶夫穿上一身粗糙的棉布工作服，钻进一辆KV-1坦克，向普罗霍罗夫卡方向驶去。两个星期后，库尔斯克战役打响了。
虽然被称为“库尔斯克战役”或“库尔斯克会战”，但实际上它是跨越整个飞地、为期两个月的一系列猛烈和血腥的冲突。战役结束时，库尔斯克已经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坦克战场。双方投入了六千辆坦克、两百万兵力和四千架飞机。战役最终证明，德军的装甲部队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但比分只是差了一点点。
德国陆军正在部署其新式武器——虎式坦克，在炮塔上安装了可怕的88毫米加农炮，配备了穿甲弹后，它可摧毁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苏军KV-1坦克配置的是口径小得多的76毫米炮，虽然尼古拉刚刚交付的是一种新型号，即改进版的长射距ZIS-5型。
1943年7月12日，苏军开始反攻，关键是普罗霍罗夫卡。尼古拉刚刚加入的那个团被打得只剩下了六辆KV-1坦克，团长认为他看到对方有五辆马克IV型坦克，于是决定进攻。苏军坦克并驾齐驱，翻过一道山脊，进入到一个浅浅的山谷里面。德国人就在对面的山脊上。
年轻的苏军上校看到的其实不是IV型坦克，它们是德军的虎式坦克。它们用穿甲炮弹把苏军的六辆KV-1坦克挨个摧毁了。
尼古拉的坦克被击中了两次。第一颗炮弹把一边的履带全都炸掉了，还把车体揭开了。在下面的驾驶座位上，他感到坦克颤抖着停下来。第二发炮弹倾斜着击中了炮塔，使其转向了山坡那边。但炮弹的冲击力足以杀死里面的乘员。
这辆KV-1坦克有五名乘员，其中四个死了。尼古拉浑身疲惫，鼻青眼肿，吓得魂不附体，他努力从散发着柴油味的滚烫的钢板上爬出这个活人墓。战友的遗体挡了道，他把尸体推到了一边。
枪炮指挥官和炮手伸展四肢，趴在炮膛上，鲜血和黏液从嘴巴、鼻子和耳朵往外流淌。从车体的裂口处，尼古拉看到德军的虎式坦克从旁边隆隆驶过，穿过另一辆正在燃烧的KV-1坦克的烟雾。
他发现炮塔还可以使用，这让他又惊又喜。他从架子上拖过来一颗炮弹，推进炮膛，关上了炮闩。以前他从来没有装填过炮弹，但看到过别人这样做。装填炮弹通常需要两个人。由于在下面时脑袋受过爆炸的震荡，加上燃油的臭味，他感到恶心，但他把炮塔转过来，眼睛贴上潜望式瞄准镜，发现了前方大约三百码远处的一辆德军虎式坦克，他开火了。
结果，他选择的那辆坦克是德军五辆中的最后一辆。前边的四辆虎式没有察觉到后面的情况。他再次装弹，找到另一个目标，又开火了。虎式坦克的炮塔与车身的连接处挨了他的炮弹。在尼古拉脚下的某处有一种低沉的“呼呼”声，火苗开始在草地上烧了起来，遇上一摊摊燃油后，火焰蔓延开来了。在他发射了第二颗炮弹之后，剩余的三辆虎式坦克意识到它们背后受到了攻击，于是开始掉头。第三辆坦克正在掉头，他击中了它的侧面。另两辆坦克已经完成掉头，朝他扑了过来。这时候，他知道自己是死定了。
他急忙跳下去，从KV-1坦克侧翼的裂口处钻了出来，此时虎式坦克的报复炮弹刚好击中了他刚才站在旁边的炮塔。弹药爆炸了，他感觉到衬衣起火燃烧了。于是他在草地上打滚，一圈又一圈，直至远离坦克的残骸。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他没有料到，更没有看到的。苏军的十辆SU-152型坦克翻过山脊开过来了。德军坦克兵无心恋战，五辆坦克只剩下了两辆。它们朝对面的山坡和山脊疾驰而去。其中一辆虎式坦克翻过山脊消失了。
尼古拉感觉到有人把他拉了起来。那是苏军的一位上校。这个浅浅的山谷里布满了坦克残骸，六辆苏军的，四辆德军的。他自己的坦克周围有三辆被击毁的虎式坦克。
“这是你干的？”上校问道。
尼古拉几乎听不见他说话。他的耳朵仍在嗡嗡作响，感觉头晕。他点了点头。
“跟我来。”上校说。山脊后面有一辆小型的苏军加斯卡车。上校驾车行驶八英里，来到了一个露营地。在主帐篷的前面，有一张长条桌子，上面覆盖着几张地图，十几名高级军官正在研究那些地图。上校停车后，走过去敬了个军礼。一位年长的将军抬起头来。
尼古拉坐在卡车前排的旅客座上。他看到上校在说话，那些军官在看他。然后，年长的将军举起手来召唤他。尼古拉心里很害怕，因为他放跑了两辆虎式坦克，他从卡车上下来，走了过去。他的棉布衬衣已经烧焦，脸也熏黑了，身上散发着一股柴油味和火药味。
“三辆虎式坦克？”苏军近卫坦克第一集团军司令帕维尔·罗特米斯特罗夫上将问道，“从后面？从一辆KV-1坦克的残骸？”
尼古拉像白痴一样站着，没有说话。
将军微笑了，他转向一位矮矮胖胖、长着一对猪眼、戴着政委徽标的人。
“我认为这应该授予勋章吧？”
胖胖的政委点点头。斯大林同志会批准的。勤务兵从帐篷里拿来一只盒子，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把一枚苏联英雄的奖章挂在了这位十七岁战士的胸前。政委叫尼基塔·赫鲁晓夫，他观看着这一过程，再次点头表示赞赏。
尼古拉·尼古拉耶夫按命令去野战医院报到，在那里，他那熏黑了的双手和脸部得到了处理，并被贴上了一块气味难闻的药膏，然后他回到了将军的司令部。在那里，他获得了军官资格，被授予中尉军衔，指挥一个排的三辆KV-1坦克。然后，他就回去参加战斗了。
那年冬天，库尔斯克突出部已经落在了他的身后，德军的装甲部队正在后撤，他晋升为上尉，指挥一个连队崭新的重型坦克。那是刚刚出厂的IS-2型，是以约瑟夫·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这些坦克装备了122毫米的火炮，装甲也增厚了，它们成了“老虎杀手”。
在巴格拉季昂行动中，因为作战勇敢，他获得了第二枚苏联英雄勋章；在朱可夫元帅指挥下的攻克柏林战役中，他得到了第三枚奖章。
就是这个人，五十五年之后，杰森·蒙克要去拜访了。
假如老将军在政治局领导面前表现得稍微圆滑一些，他就不但能得到元帅的军杖，还可以与其他权贵一样，在莫斯科河畔的佩里德尔基诺获得一座国家赠送的夏季别墅，供退休后居住。但他总是表达心里的真实想法，这不是领导喜欢听的。
因此，他在通往图霍沃的明斯克公路旁边，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平房，用以安享晚年。那里有部队的营房，他至少可以与敬爱的军队靠得近一些。
他至今未婚——“我的生命不是给姑娘的”，他常常说起无数次驻扎在苏联帝国最荒凉前哨的军旅生涯。七十三岁时，他与一个忠实的男仆住在一起，那是一位前军士长，只有一只脚，与他们相伴的还有一条四只脚的爱尔兰猎犬。
向附近的村民打听柯利亚大叔住在哪里后，蒙克找到了那栋简陋的住宅。多年前，老将军中年的时候，他部下年轻的军官们给他起了这个绰号，并一直沿用下来了。他的头发和胡子提早变白了，所以看上去像是军人们的叔叔。报纸上还是称他为尼古拉耶夫陆军上将，但国内每一位退伍军人都知道他是柯利亚大叔。
那天晚上，蒙克驾着国防部的一辆公务轿车，身穿总参谋部的上校制服，村民们认为，没有理由不为这样一个人指出柯利亚大叔居住在哪里。
晚上刚过九点钟，外面一片漆黑，寒风刺骨，蒙克敲响了门。瘸子男仆应声前来开门，看到一个穿制服的军人，就让他进来了。
尼古拉耶夫将军没想到会有客人来，但看到总参上校的制服和公文包，只是使他稍稍有点惊奇。壁炉里柴火烧得很旺，他坐在旁边的沙发里，正在阅读由一位年轻的将军撰写的军事回忆录，不时发出几声嘲笑。书中的人物他全都知道，他知道他们做过什么、没做过什么，但不管他们现在怎么声称，都可以通过虚构历史来赚钱。
男仆沃洛嘉来通报说，来了一位莫斯科的客人，说完就离开了。他抬起头来。
“你是谁？”他大声问道。
“想来与您谈谈，将军。”
“从莫斯科来的？”
“是的，刚到这里。”
“好吧，既然来了，那就谈谈吧。”将军朝公文包点点头，“国防部文件？”
“不完全正确。文件倒是文件，但来自别处。”
“外面很冷，坐吧。嗯，快说，你有什么事情？”
“坦白地说，穿这套制服的目的，是想说服您接待我。我不是俄罗斯部队的，我不是上校，也不是什么参谋。事实上，我是美国人。”
在壁炉的对面，将军盯着蒙克看了好长一会儿，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那坚硬的小胡子也气得都竖了起来。
“你是骗子，”他厉声说，“你是卑鄙的间谍。我不接待骗子和间谍。滚出去。”
蒙克坐着没动。
“好吧，我会走的。但我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只谈了半分钟恐怕不够吧，您能否回答我一个问题？”
尼古拉耶夫将军瞪着他。
“一个问题？什么问题？”
“五年前，鲍里斯·叶利钦请您出山，要您去指挥进攻车臣并摧毁其首府格罗兹尼。传言说您看了作战计划后，对当时的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说：‘我指挥的是战士，不是屠夫。这是屠夫要干的事情。’这是真的吗？”
“什么？”
“这是真的吗？您允许我提一个问题的。”
“好吧，是真的。而且我是对的。”
“您为什么要那么说？”
“这是第二个问题了。”
“我还要不远万里回家去呢。请您告诉我吧。”
“好吧。因为我认为屠杀不是战士要做的事情。现在出去吧。”
“您知道您刚才在看的是一本烂书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过。废话连篇。”
“是的。那又怎样呢？”
蒙克把手伸进公文包内，取出了《黑色宣言》。他打开来，翻到他已经做了标记的那一页，朝壁炉对面递了过去。
“既然您有时间看垃圾文章，何不看看真正令人厌恶的文件呢？”
将军的内心，怒气与好奇在互相较劲。
“美国佬的宣传？”
“不。俄罗斯的未来。您看看。这一页，还有下一页。”
尼古拉耶夫将军哼了一声，接过了蒙克递来的文件。他很快看完了做有标记的那两页。他的脸涨红了。
“胡说八道，”他喊道，“谁写的这些大话？”
“您听说过伊戈尔·科马罗夫吗？”
“别傻了。我当然听说过。1月份要当总统了。”
“好事还是坏事？”
“我怎么知道呢？他们都很圆滑的。”
“那么他不比其他人更好，也不比其他人更坏？”
“差不多吧。”
蒙克描述了7月15日发生的事件，他尽快地讲完背景情况，唯恐老人分心，尤其是失去耐心。
“我不信，”将军厉声说，“你是来编故事的……”
“假如是编造的故事，那三个人就不会因为想掩盖它而死去了。但他们确实死了。您今晚要出去吗？”
“呃，不出去。怎么啦？”
“那就先把帕维尔·格拉乔夫的回忆录放一放，读读伊戈尔·科马罗夫的意图。您会喜欢读其中一些内容的。军队重新增强实力，但不是为了保卫祖国，祖国不存在外来的威胁。其目的是创建一支去屠杀的军队。您也许不喜欢犹太人、车臣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和亚美尼亚人，但请记住，他们曾经也是您的坦克兵战士。他们参加了库尔斯克和巴格拉季昂、柏林和喀布尔的战役。他们曾与您并肩战斗。请您再花一点点时间，看看科马罗夫打算怎么对待他们。”
尼古拉耶夫将军盯着这位比他年轻二十几岁的美国人，然后咕哝了一声。
“美国人喝伏特加吗？”
“在俄罗斯寒冷的夜晚，当然要喝。”
“那边有一瓶。你自己倒吧。”
老人看文件的时候，蒙克给自己倒了一杯绿牌伏特加，他想起了在福布斯城堡时的情况介绍。
“他也许是最后一位具有老式荣誉感的俄罗斯将军。他不是傻瓜，他无所畏惧。俄罗斯一千万老兵依然愿意听从柯利亚大叔。”俄语辅导教师奥列格曾这么告诉他。
攻克和占领柏林一年后，年轻的尼古拉耶夫少校被调回莫斯科，进入了装甲指挥学院学习。1950年夏天，他奉命去指挥远东鸭绿江边的一个重型坦克团，那里驻扎了苏军的七个重型坦克团。
朝鲜战争正处于高峰时期，美国人把北朝鲜人赶了回去。斯大林正在认真考虑，是否通过投入自己的新型坦克去对付美国人，从而使朝鲜幸免于难。有两件事情阻止了他的行动：明智的劝告和他本人的狂妄。当时IS-4型坦克是绝密的，其详情从来没有披露过，斯大林担心这种先进的坦克会落到美军的手里。1951年，尼古拉耶夫晋升为中校，并被派往波茨坦任职。那年他才二十五岁。
三十岁时，他指挥一个坦克团在“匈牙利事件”中执行特别行动。这一次，他把苏联大使尤里·安德罗波夫惹毛了。安德罗波夫以后将一路晋升担任十五年的克格勃主席，最后还会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尼古拉耶夫上校拒绝使用坦克上的机关枪，去扫射布达佩斯街上的匈牙利游行抗议人群。
“他们大都是妇女和儿童，”他告诉大使和镇压动乱的总指挥，“他们在扔石块，石块是砸不坏坦克的。”
“必须给他们一个教训，”安德罗波夫喊道，“用机关枪去对付。”
尼古拉耶夫见到过重机枪在有限空间内对密集人群的杀伤力。1941年在斯摩棱斯克，他父母就是倒在了德军机枪的枪口下。
“你要做，那就你去做。”他告诉安德罗波夫。后来，一位高级将领把事态平息了，但尼古拉耶夫的前途岌岌可危。安德罗波夫会记恨，他不是宽宏大量的人。
六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尼古拉耶夫被派往边疆地区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驻防，河流的对面是中国。当时赫鲁晓夫在考虑是否要对中国展开一场坦克战。
赫鲁晓夫下台了，勃列日涅夫接了班，中苏危机平静了，尼古拉耶夫高兴地离开了远东边境荒凉的冻土，回到了莫斯科。
1968年，作为一位四十二岁的少将，他指挥了“布拉格之春”中的一个师，是那次行动中表现最出色的一个师，为此赢得了空降兵部队的永恒感激，因为他把他们的一支部队从险境中救了出来。一个小规模的伞兵连队空投到布拉格市中心后，被捷克人包围，陷入了困境。尼古拉耶夫亲自率领一个坦克连进入市内，把他们解救出来了。
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当了四年的教官，讲述坦克战课程，培养了新一代的坦克兵指挥员，学生们都很敬佩他。1973年他担任叙利亚装甲兵军事顾问。那一年爆发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赎罪日战争”。
他可以留在后方，但由于他对苏联提供的坦克太熟悉了，所以他策划并发动了针对戈兰高地上以色列第七装甲旅的进攻。叙军不是以军的对手，但叙利亚的军事计划和战术是绝妙的。以色列第七装甲旅幸免于难，但叙利亚人让他们心惊胆战了一阵子，这是阿拉伯装甲部队对以色列造成的为数不多的麻烦之一。
经过在叙利亚的锻炼，他进入了苏军总参谋部，负责制订针对北约的进攻行动计划。然后在1979年，出现了阿富汗问题。五十三岁的他被任命为苏军第四十军军长，承担入侵阿富汗的任务，这意味着他能够由此从中将晋升为上将。
尼古拉耶夫将军看看计划，看看地形，看看当地的人民，他写了一份报告，指出军事入侵和占领阿富汗的行动将会是一场屠杀，是没有意义的，将会成为苏联的越战。他又一次把安德罗波夫搞得坐立不安了。
他们又把他发配到了荒凉地区，去搞征兵和新兵训练。去了阿富汗打仗的将军们一度得到了奖章和荣誉。他们也遭受了重大的伤亡，成千上万苏军战士的遗体装在尸袋里运回来了。
“这是垃圾。我才不相信这种垃圾呢。”
老将军把黑色文件扔向壁炉对面，落在了蒙克的膝头上。“你胆子够大的，美国佬。你闯进我的国家、我的房子……想在我的脑子里灌输这些险恶的谎言……”
“告诉我，将军，您是怎样看待我们的？”
“你们？”
“是的，我们。美国人民和西方人民。我被派到这里来了。我不是自由职业者。我为什么被派过来？如果科马罗夫是个好人，是未来的伟大领袖，那我们为什么要来找麻烦？”
老人凝视着蒙克，他感到震惊，并不因为这话，这话他以前已经听到过许多次了，而是因为这个年轻人的强烈情感。
“我花了毕生的精力来与你们作战。”
“不，将军，您是花了毕生的精力来反对我们。当然您是在为政权服务，但这个政权做出了可怕的事情……”
“这是我的国家，美国人。侮辱我的祖国是会给你带来危险的。”
蒙克把身子向前靠过去，敲着《黑色宣言》。
“但没有比这个更危险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都没有这么……”
“如果这是真的，如果这是真的，”老战士大声喊道，“这种东西谁都可以写出来。”
“那就看看这个。它讲述了《黑色宣言》是如何到了我们的手里。一位老战士为了把它拿出来已经献出了生命。”
他把论证报告递给了将军，并为他倒了一大杯伏特加。将军一口喝干了，俄罗斯人的风格。
直到1987年夏天，才有人爬上高高的档案架，把尼古拉耶夫在1979年写的报告拿下来，掸去灰尘，交给了外交部。1988年1月，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从阿富汗撤军。”
尼古拉耶夫终于晋升为上将，并由总参谋部把他调过去监督在阿富汗的撤军行动。苏军第四十军的最后一任指挥官是格罗莫夫将军，但他获悉撤军的总体计划是尼古拉耶夫制订的。令人惊奇的是，虽然阿富汗的穆斯林游击队紧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但整个四十军在撤退时几乎没有遭受进一步的损失。
1989年2月15日，最后一批苏军车队跨过友谊桥，回到了苏联一侧。尼古拉·尼古拉耶夫殿后。他本可以坐公务喷气飞机返回，但他坚持与战士们一起坐车回来。
他独自坐在一辆敞篷的加斯吉普车后座上，前面只有司机，没有其他人。他以前从来没有撤退过。他身穿作战服直挺挺地坐在车上，没戴肩章，因此看不出他的军衔。但战士们认出了满头的白发和挺立的胡子。
苏军战士们对阿富汗已经感到恶心和厌烦，虽然战败了，但还是很高兴能够回家。刚到桥北，欢呼就开始了。看到满头白发的将军时，战士们停车，从车上下来向他欢呼。其中有空降兵战士，他们听说过布拉格事件，也跟着欢呼起来。装甲运兵车大都由以前的坦克兵驾驶，他们在挥手和叫喊。
那时他六十三岁，回去后就要退休，去过那种讲课、写回忆录和聚会的生活。但他依然是战士们的柯利亚大叔，他正把他们带回家乡。
在他四十五年的坦克兵生涯中，他做的三件事情，使他成为一个传奇人物。他领导下的所有部队禁止了“侮辱行为”，即传统的老兵欺负新兵的行为，这种行为曾经导致数以百计的新兵自杀，其他将军也效仿了他的做法；他向后勤部门积极争取，为官兵们改善了条件和伙食；他还坚持团队荣誉感和经常性的强化训练，因此，他指挥的每个单位，从排级到师级，都成了优秀的团体。
戈尔巴乔夫授予他陆军上将军衔，然后他就退休了。假如他同意去为叶利钦屠杀车臣人，他就能够得到元帅的军杖和免费的度假别墅。
“你指望什么呢，美国人？”
尼古拉耶夫将军放下论证报告，凝视着壁炉里的火焰。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这个人真的非常卑鄙。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老了，已经退休十一年了，退出江湖了……”
“他们还在呢，”蒙克说着站起来，把文件装进了公文包里，“几百万老兵。有些在您手下当过兵，有些记得您，大多数人听说过您。如果您站出来说话，他们还是会听的。”
“听我说，美国人先生。我的国家经受的苦难是你所无法理解的。我的祖国渗透了人民的鲜血。现在你说还会有更多的苦难。如果是真的，那么我很悲伤，但我无能为力。”
“那么部队呢？您的部队呢？”
“再也不是我的部队了。”
“是别人的部队，但同时也是您的部队。”
“那是一支败军。”
“不，没被打败。失败的是苏联共产党的统治。但不是部队，不是您的部队。他们撤回来了。现在有人想重建这支部队，但有一个新的目的：实施侵略、入侵、奴役和屠杀。”
“为什么找我呢？”
“您有汽车吗，将军？”
老人的目光从炉火处抬起来，吃了一惊。
“有啊。一辆小车，能让我到处走动。”
“驾车去莫斯科，去亚历山大花园，去无名烈士纪念碑，去永恒的火焰旁边。去问那里的人们，他们想让您干什么。别问我。去问他们。”
蒙克走了。黎明时他回到了由车臣警卫守护的另一处安全房子里。那是印刷厂爆炸的夜晚。
在当今英国依然存在的许多神秘的、历史悠久的学术机构中，很少有几个能超过纹章学院，其历史可追溯到理查德三世时期。这个学院的高级管理人员都是研究纹章和传令官的专家。
在中世纪，顾名思义，传令官最初的作用是在战场上打着休战的旗帜，在两军之间传递信息。在战争的间隙期间，他们的任务就不同了。
和平时期，骑士和贵族们喜欢聚在一起，举行模拟战争锦标赛和马上比武。由于骑士们一般都穿戴甲胄护身，而且还拉下了面罩，因此传令官要宣布下一场比赛的时候，就有一个如何去辨别盔甲里面人物身份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贵族们的盾牌上会有一个徽章或者装置。这样，传令官在看到盾牌上有熊的徽章时，就可以知道甲胄里面是华威伯爵。
由此，传令官变成了辨别人物关系的专家和仲裁员，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证明谁有权自称是什么人。他们追踪并记录了代代相传的贵族血缘。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势力问题。贵族头衔可以带来大量的房地产、城堡、农场和庄园。用现代的术语说，等于拥有通用汽车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它涉及了巨大的权力和财富。
由于贵族临终之时常常会留下一大群子孙后代，有些是合法的，许多是不合法的，于是就会出现谁是合法继承人的纠纷。几派人争吵不休。这时，作为宗谱纹章档案保存人的传令官，可以最后裁决谁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并有权持有祖先的盾形纹章。
时至今日，该学院仍在裁定各派纷争，为新贵银行家或企业家设计盾形纹章，并为人们寻找家族宗谱提供免费服务。
自然地，纹章学家就是搞学术研究的人，他们致力于奇异的学术领域，研究神秘的诺曼法语和纹章学，要掌握这些学问需要多年的潜心研究。有些人专门研究与英国贵族经常通婚的欧洲贵族。经过悄悄的、孜孜不倦的调查，奈杰尔·欧文爵士发现有个英国人是世界著名的研究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专家。据说兰斯洛特·普罗宾博士对罗曼诺夫皇室忘记的知识，比罗曼诺夫皇室知道的还要多。奈杰尔·欧文爵士在电话里作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一个退休的外交官，正在为外交部准备一篇论文，是关于俄罗斯有可能实行君主立宪制政体的内容，他邀请对方到里茨宾馆喝茶。
普罗宾博士是一个逗人喜欢的小个子男士，说起自己的专业时妙语连珠，而且不摆架子。他使这位老间谍头子想起了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先生。
在去皮黄瓜三明治与格雷伯爵红茶上来之后，奈杰尔爵士问：“我们能否谈谈关于罗曼诺夫王朝的继任问题？”
普罗宾博士享有盾形纹章之王的荣誉称号，但他的工资待遇并不高，这位身材圆滚滚的博士不习惯里茨的红茶。他大口地咬着三明治。
“嗯，罗曼诺夫皇室只是我的业余爱好，不是工作。”
“不管怎么说，我知道你在这方面很有研究。”
“谢谢夸奖。你要问什么？”
“罗曼诺夫王朝的继任问题怎么样？是不是很清楚？”
普罗宾博士消灭了最后一块三明治，他的眼睛瞄上了松饼。
“一点也不清楚。很乱，一团乱麻。这个家族零星活下来的人乱七八糟的。提出权利诉求的人到处都有。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我们假设，”奈杰尔爵士谨慎地说，“由于某种原因，俄罗斯人民决定恢复沙皇形式的君主立宪制。”
“嗯，他们不会的，因为他们从没有经历过这种体制。自一七二一年以来，直到最后的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都是绝对的君主。俄国从来没有实行过君主立宪制。”
“讲给我听听。”
普罗宾博士把最后一片松饼扔进嘴里，喝了一口茶。
“松饼很好吃。”他说。
“好吃就好。”
“嗯，由于发生了那次非常事件，皇室就有了一个问题。你是知道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皇后亚历山德拉和他们的五个孩子，都于1918年在叶卡捷琳堡被屠杀了。这就使直系家谱断了线。现在所有的诉求人，都是旁系的，有些人可以追溯到尼古拉的爷爷。”
“那么，有没有理由充分、证据确凿的诉求？”
“没有。回到办公室后我可以给你更详细的介绍。我有许多图表，这里无法展开，图表都很大，有许多名字，还有许多分支。”
“但从理论上来说，俄罗斯能否重新建立君主制？”
“你是认真的吗，奈杰尔爵士？”
“我们只是讨论理论问题。”
“嗯，从理论上讲，一切都是可行的。任何君主体制，在把国王或女王废黜后，都可以变为共和体制。希腊就是这么做的。而且任何共和国都可以选择创立君主立宪制。西班牙这么做了。两者都是在近三十年内发生的。是的，这是可行的。”
“那么，问题就是候选人了？”
“是的。佛朗哥将军选择在他死后立法恢复西班牙君主制。他选择了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胡安·卡洛斯王子，至今一直在位。但没有出现反诉求。他的血缘很清楚。反诉求会是很复杂很麻烦的。”
“罗曼诺夫血缘有反诉求的吗？”
“到处都有。极为复杂。”
“有人站出来了吗？”
“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是没有。我要查一下资料。这个问题好久没人严肃地提出来了。”
“那你就再查一下吧？”奈杰尔要求说，“我要去旅行了。等我回来再聊吧。我会打电话到你办公室的。”
早先，当克格勃还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只有一位主席全面负责谍报、镇压和管控的时候，它承担着许多任务，因此，不得不划分为各个总局、局和部门。
其中的第八总局和第十六总局，是负责电子侦查、无线电拦截、电话窃听和间谍卫星的。因此，苏联的这两个部门相当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和国家侦查署，或英国的政府通讯总局。
对于安德罗波夫主席这样的克格勃老派人物来说，电子情报收集属于高科技，他们几乎是不懂的，但至少知道其重要性。苏联的各种技术都落后于西方好多年，但军事技术和与间谍有关的技术除外。第八总局购买了最先进、最高端的技术设备。
1991年戈尔巴乔夫把克格勃分解后，第八总局和第十六总局合并，重新命名为俄联邦政府通讯和信息局，简称俄联邦信息局。
俄联邦信息局配备了最先进的计算机，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数学家和密码破译专家，以及可以用钱买到的任何截取技术。但在共产党统治结束后，这个耗资巨大的机构遇到了一个主要的问题：资金。
随着私有化制度的引进，俄联邦信息局到开放的市场去寻找资金。它为新兴的俄罗斯工商企业提供商业情报，是从它们的国内外竞争对手那里截获（偷来）的。到1999年，至少有四年的时间，俄罗斯的商业机构可以雇佣这个政府部门，去监视在俄外资企业的活动，监听该外企拨打的每一个电话，截取其发送的每一份传真、电报或电传，以及每一次无线电发射。
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估计，无论杰森·蒙克在什么地方，他肯定要与派他来的人进行某种形式的通讯联络。这不可能通过美国使馆，因为使馆已经处于监视之中，除非他打电话，但电话都是可以窃听的，而且还可以追踪。
因此，格里辛推断，蒙克肯定带来了，或者在莫斯科搞到了某种类型的收发报机。
“假如我是他，”俄联邦信息局资深科学家、一位被格里辛用高薪聘来的顾问说，“我就使用电脑。生意人都喜欢使用电脑。”
“能收发信息的电脑？”格里辛问道。
“当然。电脑与卫星通话。通过卫星，电脑与电脑通话。这就是信息高速公路，国际互联网。”
“通讯流量肯定是很大的。”
“是的。我们的计算机也一样。这只是个信息过滤问题。电脑发出的百分之九十信息，都是聊天和白痴之间的相互交谈，百分之九是商业信息——公司讨论产品、价格、生产进度、合同、交货日期等等。百分之一是政府的信息。这百分之一通常占据了一半的空中流量。”
“加密信息有多少？”
“所有的政府信息和一半的商业信息都是经过加密的。但大部分的商业密码，是我们可以破译的。”
“我的美国朋友会在哪里发送信息呢？”
俄联邦信息局这位官员的全部工作生涯，都是在隐蔽战线上度过的，他知道最好不要多问。
“很可能是混在商业信息流量中，”他说，“政府的信息，我们是知道来源的。我们也许无法破解，但我们知道它来源于某个大使馆、公使馆或领事馆。你的那个人是在使领馆里面吗？”
“不是。”
“那么，他很可能使用的是商业卫星。美国政府的设备，主要是用来监视和监听我们的。它们也发送外交信息。现在，天上有几十颗商业卫星在运行，公司租用时间，与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进行通讯联络。”
“我认为，那个人是在莫斯科发送信息的。很可能也在这里接收信息。”
“接收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由卫星发出来的信息，在任何地方都能接收，无论是在阿尔汉格尔还是在克里米亚。只有在他发送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找到他。”
“那么，如果一家俄罗斯商业公司要你们去找到发送信息的人，你们可以找到吗？”
“也许可以，但费用是很高的，取决于投入的人工和计算机使用的时间，还有每天必须保持的监视时间。”
“每天二十四小时，”格里辛说，“投入你们的全部人手。”
俄联邦信息局的科学家凝视着他。这个人是在谈论几百万美元的生意。
“这个订单是很大的。”
“我是认真的。”
“你想要信息吗？”
“不。我要发送人的位置。”
“这就更难了。如果我们能够截获信息，我们可以慢慢地进行研究，花时间去进行破译。信息发送的在线时间仅为十亿分之一秒。”
蒙克访问尼古拉耶夫将军后的第二天，俄联邦信息局捕捉到了一个信号。格里辛的联系人打电话到基赛尔尼大街的别墅汇报情况。
“他发信息了。”他说。
“你得到信息了？”
“是的，这不是商业信息。他使用的是一次性密码本，是无法破译的。”
“这个消息不太好，”格里辛说，“他是在哪里发送的？”
“莫斯科大区。”
“太好了，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我需要确切的一栋楼房。”
“耐心点。我们知道了他所使用的卫星。洲际通信公司每天有两颗卫星从我们头顶上飞过，那很可能是其中的一颗。当时是有一颗在地平线上。以后我们会集中精力去关注它们。”
“好吧。”格里辛说。
六天来，蒙克躲过了格里辛派在街上的监视人员。爱国力量联盟的安全部长感到迷惑了。那人是必须吃饭的。他要么躲在某个小地方，害怕出门，这样一来，他就不会有多大的害处；要么乔装打扮成俄罗斯人四处活动，这样他不久就会被揭穿；或者他在与大主教徒劳地接触一次以后又溜出去了；又或者他处在保护之下：有吃饭和睡觉的地方，化装后在护卫下外出活动。但谁在保护他呢？这是阿纳托利·格里辛依然未能解开的一个谜团。
在里茨宾馆与普罗宾博士谈话两天之后，奈杰尔·欧文爵士飞去了莫斯科。他由一名翻译陪同，因为虽然他学过一些俄语，但已经生疏了，不能进行复杂的讨论。
他带来的那个人，就是会讲俄语的退役军人布莱恩·马克斯，只是这一次马克斯使用的是他的真护照，上面的姓名是布莱恩·文森特。在移民局卡口，护照检查官把两个名字都输进了电脑，但都没有显示他们最近来过俄罗斯，也不是常客。
“你们是一起的吗？”他问道。一个显然是长者，瘦瘦的，满头白发，护照上写着他有七十多岁了；另一个人三十八九岁，穿着深色的西装，看上去很结实。
“我是这位先生的翻译。”文森特说。
“我的俄语不好。”奈杰尔爵士用结结巴巴的俄语说。
移民局官员的兴致消退了。外国商人经常需要译员。有些可从莫斯科的代理机构聘用，有些企业家自己带翻译。这是很正常的。他挥手让他们通过了。
他们住进了民族大酒店，就是倒霉的记者杰斐逊住过的酒店。服务台有一个信封是给奈杰尔爵士的，那是二十四小时前由一个橄榄色皮肤的车臣人放在那里的，当初谁也没有注意到。现在，这个信封递给了奈杰尔爵士，还有他的房间钥匙。
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空白的纸条。假如它被截获或者丢失，是不会有什么特别危害的。字不是写在纸条上的，而是写在信封的内侧，是用柠檬汁写的。
把信封拆开放平后，布莱恩·文森特从床头柜上的一盒赠送火柴里取出一根，点燃后去慢慢烘烤。当信封变成淡棕色时，七个数字显示出来了，是一个私人的电话号码。在把号码记住后，奈杰尔爵士命令文森特烧毁纸片，把灰烬扔进马桶里放水冲掉了。然后两人静静地在酒店餐厅里吃了晚饭，一直等到了十点钟。
电话铃响了，是由大主教阿列克谢二世亲自接听的，因为这是放在他办公室书桌上的私人电话。他知道很少有人有这个号码，他应该都认识他们。
“喂。”他小心地说。
回答的声音是他所不熟悉的，俄语讲得很好，但不是俄罗斯人。
“阿列克谢大主教？”
“您哪位？”
“圣座，我们未曾谋面。与我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先生，我只是他的翻译。前几天，您友好地接待了来自伦敦的一位神父。”
“这事我记得。”
“他说，还有一个人要过来，一位资深人士，来与您私下里商谈要事。他现在就在我旁边，他要求您接见他。”
“现在？今晚？”
“越快越好，圣座。”
“为什么呢？”
“莫斯科的一些势力很快就会知道这位先生。他有可能受到监视。还是小心一点好。”
这位神经紧张的高级教士觉得这话听起来耳熟。
“好吧。你们现在哪里？”
“只有几分钟的车程。我们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那就半小时后见。”
这一次由于事先接到过通知，哥萨克卫兵很快打开了街门，马克西姆神父紧张而又十分好奇地把这两位客人引进了大主教的私人书房。奈杰尔爵士是乘坐民族大酒店的豪华轿车过来的，他让司机在路边等待。
大主教阿列克谢还是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袈裟，脖子上挂了一枚简单的十字架。他招呼客人，请他们就坐。
“首先我很抱歉，因为我说不好俄语，所以我必须通过翻译来进行会话。”奈杰尔爵士说。
文森特很快进行了翻译。大主教点点头，露出了微笑。
“唉，我是不会说英语的，”他回答说，“哦，马克西姆神父，请把咖啡放在桌子上。我们自己来吧。你可以走了。”
奈杰尔爵士开始自我介绍，但没说自己曾是与苏联对抗过的高级情报官，只说是英国外交部的一名老员工（差不多是正确的），现在已退休，但受聘来进行这次的谈判。
他没有提及林肯委员会，只是说一些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先生和女士，已经私下里传阅过了《黑色宣言》，他们全都深感震惊。
“无疑都与圣座您一样感到震惊。”
俄语翻译结束后，阿列克谢默默地点了点头。
“因此，我来这里，是提请您注意，目前的形势关系到我们大家，关系到俄罗斯国内外所有善良的人们。我们英国有一位诗人曾经说过：‘没有人是孤岛。’我们全都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俄罗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如果再次落到残忍的独裁者手里，对我们西方人、对俄罗斯人民，尤其是对神圣的教会来说，都是一个悲剧。”
“我赞同你的说法，”大主教说，“但教会本身不能干预政治。”
“公开是不行的。但教会必须与邪恶做斗争。教会一直是宣扬道德的，对不对？”
“当然。”
“而且教会有权保护自己免受毁灭，免受阴谋破坏，继续担当自己的使命。”
“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教会是不是应该站出来说话，号召广大的信徒与企图伤害教会的邪恶行为做斗争？”
“如果教会站出来反对伊戈尔·科马罗夫，而他还是当上了总统，那么教会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阿列克谢二世说，“一百多位主教都是这么认为的，他们会选择保持沉默，我的提议会遭到否决。”
“但也许还有一个办法。”奈杰尔爵士说。他用几分钟时间描述了君主立宪政体的改革框架，这使得大主教张大了嘴巴。
“你在开玩笑吧，奈杰尔爵士，”他最后说，“恢复君主制，请回沙皇？人民是决不会答应的。”
“我们来分析一下形势，”欧文建议说，“我们知道，俄罗斯面临着难以想象的艰难抉择。一方面是持续的混乱，有可能分裂，甚至出现南斯拉夫那样的内战。没有稳定就没有繁荣。俄罗斯就像大风大浪中一艘摇摇晃晃的航船，失去了锚和舵。它即将沉没，它的船体会裂开，它的人民面临死亡。
“或者可以选择独裁专政，让这个长期受苦受难的国家再次遭受暴君的统治。您为人民选择哪种方式呢？”
“我选择不了，”大主教说，“两个都太可怕了。”
“那么，请您记住，君主立宪制是防止专制统治的保障。两种体制不能并存，必须去掉一个。所有的国家都需要一个象征，人的或者物的，这种象征能够让人民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能够跨越语言和宗族的障碍把人民团结起来。科马罗夫想把自己塑造成国家的那种象征、那种偶像。人们不会去投他的反对票，人们不喜欢出现真空。必须要有一个可供选择的偶像。”
“但宣讲恢复……”大主教抗议说。
“不是宣讲反对科马罗夫，您是不敢反对他的，”英国人辩解道，“而是宣讲一种新的稳定，一个超越政治的偶像。对此，科马罗夫不能谴责您干预政治和反对他，即使私下里他也许会怀疑有什么小动作。还有其他的因素……”
奈杰尔·欧文巧妙地为大主教描绘了一个诱人的前景。教会和王位的联合，全面恢复东正教的繁荣，作为莫斯科和全俄人民的大主教，重新回到克里姆林宫大墙内的宫殿，在形势稳定下来后继续得到西方的信贷。
“你的说法很有逻辑性，符合我的心愿，”阿列克谢二世思考了一下说，“我看过《黑色宣言》，知道它是最邪恶的。可是基督兄弟们和主教们都没看到过，他们是不会相信的。把这个宣言公布后，一半的俄罗斯人甚至会同意……不，奈杰尔爵士，我并没有过高地估计我的教徒。”
“但如果另一个声音站出来说话呢？不是您的声音，圣座，不是官方的，但很强烈很有说服力，那么您会暗中支持吗？”
他指的是自行其是的格雷戈尔·卢萨科夫神父，大主教曾以极大的道德勇气亲自批准让他去传经布道。
卢萨科夫神父年轻时曾经屡遭神学院拒绝。他热情洋溢，智慧过人，因而不对克格勃的口味。所以他去了西伯利亚的一个小修道院担任圣职，然后云游四方，巡回布道，没有固定的教区，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布道，赶在秘密警察到来之前立即转移。
当然，他还是被抓住了，并被判五年劳改，罪名是散布反政府言论。在法庭上，他拒绝政府花钱雇佣的辩护律师，出色地进行了自我辩护，迫使法官承认他们是在践踏苏联的宪法。
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教士特赦令，他获得了自由。出来后他热情依旧，继续布道宣讲，还严厉谴责那些懦弱和腐败的主教，因而得罪了大部分主教。他们跑到阿列克谢那里恳求他重新把这个年轻人管制起来。
阿列克谢二世身穿教区神父的长袍去参加格雷戈尔神父的一次演讲集会。他站在人群里未被发现，心里在想，如果我能够把他所有的热情、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演讲才能转而为教会服务该有多好啊。
关键是，格雷戈尔神父把观众都吸引住了。他用劳动人民的语言进行宣讲。他用在劳改营里学到的军旅语言使他的布道生动有趣；他能用年轻人的语言演讲；他知道他们的流行歌曲偶像名字和组合；他知道普通家庭过日子的艰难；他知道如何用酒浇愁。
三十五岁的他依然独身，是个禁欲主义者，但他比神学院的讲道更了解肉体带来的罪恶。两家青年杂志甚至建议把他作为一个性偶像向读者做宣传。
因此，阿列克谢二世没有报告民警去抓他。他邀请这位狂野的年轻人吃饭。由阿列克谢做东，他们在丹尼洛夫斯基修道院的木桌上吃了一顿节俭的晚餐，然后彻夜长谈。阿列克谢解释了他所面临的任务，一个长期为专政体制服务的教会的缓慢改革历程，努力在俄罗斯一亿四千万基督徒中恢复牧师的作用。
黎明时，他们达成了协议。格雷戈尔神父同意敦促听众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寻求上帝，而且回归教会，尽管教会可能还不够完美。大主教默默地做了许多事情。一家大电视台安排了一个每周的专栏，播放格雷戈尔神父的大型演讲集会，由此，千百万无法去现场聆听的民众也能够通过电视观看他的布道。到1999年冬天，这位神父被普遍认为是俄罗斯最有说服力的演说家，甚至超过了伊戈尔·科马罗夫。
大主教沉默良久。最后他说：“我会与格雷戈尔神父谈谈关于恢复沙皇的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