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詹姆士大街北行的单行线中段，有一座不起眼的玄武岩建筑，房门是蓝色的，外面摆放着一些绿色盆景植物。建筑没有名字，知道的人能够很快找到此地，未收到过邀请的普通人则对这里一无所知，只会径直从门前走过。布鲁克斯俱乐部只招待会员。
不过，这儿距英国政府白厅不远，是公务员最喜爱的消磨时光的酒馆。7月22日中午，杰弗里·马奇班克斯就是在这里与《每日电讯报》的编辑碰面的。
布赖恩·沃辛今年四十八岁，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记者。两年前，加拿大业主康拉德·布莱克通过猎头公司把他从《泰晤士报》挖过来，填补了《每日电讯报》编辑职位的空缺。沃辛曾当过驻外记者和战地记者。年轻时，他报道过马岛战争，那是他第一次报道战地新闻，之后，他还报道过1990年至1991年间的海湾战争。
马奇班克斯预订的桌子在酒馆角落，桌子很小，远离其他客人，他们的谈话不会被人听到。不是所有人都想偷听别人的谈话，在布鲁克斯，没有人特意去偷听，可是，旧习惯是很难改变的。
“在斯帕纳尔时我好像提起过，我是在外交部工作的。”马奇班克斯说。二人之间的餐桌上，放着一盆虾。
“我记得你是这么说过。”沃辛说。当初他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否该接受这个午餐邀请。他每天的工作总是从上午十点钟到日落以后，现在花上两个小时到外面吃午饭，再加上从金丝雀码头到伦敦西区的往返路程，总共需要三小时，这样做不知道值不值得。
“嗯，实际上，我是在河边国王查尔斯大街对面的另一栋楼里办公。”马奇班克斯说。
“哦。”编辑说。他听说过沃克斯霍尔大厦的许多传闻，但从没去过那里。也许这顿午饭最终还是会有所收获。
“我对俄罗斯特别关心。”
“可以理解。”沃辛说。他拿起一小片黑面包，与最后一只小虾一起吃了下去。他个子高大，胃口很好，“我认为，那里的情况会变得很糟糕。”
“看起来是这样。切尔卡索夫去世后，接下来似乎要举行下一届的总统选举。”
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端来羊排和蔬菜，还上了一瓶家酿红葡萄酒，两个男人都不说话了。马奇班克斯开始倒酒。
“这是预料中的事情。”沃辛说。
“我们的观点也是如此。这些年来，共产党的复兴计划以失败告终，改革派内部也是乱七八糟的。看来，好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伊戈尔·科马罗夫赢得总统选举了。”
“这样不好吗？”编辑问道，“我最近看到的是，他的谈话似乎有了一些实际意义。使货币回归理性，结束混乱现象，打击黑手党。诸如此类。”
沃辛自认为是一个很爽快的人，讲话直接，措辞有点不连贯。
“是啊，听起来很动人，但他依然是个谜。他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会如何去贯彻他的意图？他说他不喜欢国外信贷，但是没有国外的贷款，他要如何过日子？更重要的是，他是不是想用毫无价值的卢布来偿还俄罗斯的外债？”
“他不敢的。”沃辛说。他知道《每日电讯报》在莫斯科有一名常驻记者，但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写关于科马罗夫的报道了。
“他现在还不敢吗？”马奇班克斯反问，“我们不知道。他的一些发言相当极端，但在私下的对话中，他又使客人相信，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可以要求我们驻莫斯科的记者找机会安排一次采访。”
“恐怕对方不会同意的。”间谍头子提醒说，“我相信，几乎每一个驻莫斯科的记者都隔三差五想去采访他，但他很少接受，而且，他讨厌外国新闻媒体。”
“嗯，这里还有糖浆馅饼呢，”沃辛说，“我想来一块。”
人到中年的英国人，大都喜欢小时候吃过的食物。女服务员为他们两人各上了一份。
“那么，如何去接近他呢？”沃辛问道。
“他有一位公关顾问，名叫鲍里斯·库兹涅佐夫，科马罗夫似乎很乐意听从他的建议。那人很聪明，在美国名牌大学接受过教育。要打开锁，就需要他这把钥匙。我们知道他每天会阅读西方报刊，尤其喜欢你们的杰斐逊撰写的文章。”
马克·杰斐逊是报社的工作人员，他撰写的评论文章经常刊登在《每日电讯报》的重要版面上。他的专长是国内外时政，能言善辩，笔锋锐利，是一位保守主义人士。沃辛咀嚼着糖浆馅饼。
“这倒是个办法。”他最后说。
“你想，”马奇班克斯来了精神，谈起了自己的想法，“驻莫斯科的记者多如牛毛，但如果有一位明星级的时政评论员来吹捧一下未来的领袖，这样的事情应该很有吸引力。”
沃辛考虑了一会儿。
“也许我们应该把三位候选人都吹捧一下，以保持平衡。”
“好主意，”马奇班克斯说，心里则另有想法，“不过，只有科马罗夫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迷惑了民众，另外两人其实无足轻重。我们去楼上喝咖啡好吗？”
“好啊，这主意不错。”沃辛表示同意。他们上楼后，在业余艺术家的一幅画像下就坐。“我看你对我们的新闻人物很关心呢。你想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
这位编辑如此直率，让马奇班克斯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嗯，是的，我们想了解一些情况，这样好向上司报告。最好不是报纸上的新闻，《每日电讯报》他们自己会去看。这个人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将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俄罗斯的少数民族有上千万人，而科马罗夫认为，只有俄罗斯民族是至高无上的。他想要如何重振俄罗斯的往日雄风呢？总而言之，这个人戴着面具，我们想看看他的面具后面究竟藏着什么、他有没有什么秘密计划。”
“如果真有什么秘密计划，”沃辛沉思着说，“他为什么要吐露给杰斐逊呢？”
“这就很难说了，人们会因为冲动而失去控制。”
“怎么去联系这位库兹涅佐夫呢？”
“你们驻莫斯科的记者一定认识他，让杰斐逊写一封亲笔信会让事情好办很多。”
他们走下宽敞的楼梯，来到底下的大堂。“好吧，”沃辛说，“我有数了。这主意不坏，如果那人有话要说，我会联系我们的莫斯科记者站。”
“如果计划可行，我回头还想对杰斐逊交待几句。”
“交待情况吗？他可是个刺头，不好对付呢。”
“那么我就是润滑刺头的橄榄油。”马奇班克斯说。
他们在人行道上分了手。司机看到沃辛出来后，把汽车从三得利对面的违章停车处开过来，送他返回港区的金丝雀码头。间谍头子决定步行回去，以便消化一下胃里的馅饼和葡萄酒。
美国，华盛顿
1985年9月
早在1984年投靠苏联之前，埃姆斯就申请了中情局阵容强大的罗马情报站苏联科科长职务。1985年9月，他获悉，自己得到了这个职位。
这使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当时，他不知道克格勃已被迫迅速处理了他出卖的所有叛徒，使得他处在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到罗马去意味着他要远离兰利总部和三零一号档案，以及苏联东欧处下属的反间谍科。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罗马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居住地，职位也很重要。于是他去征求克格勃的意见。
他们对此予以支持。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许多工作要做，开展调查、逮捕及审讯工作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埃姆斯已经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收获，但出于安全考虑，“铃铛小组”在莫斯科只进行了一点点，全面的资料分析要花上几年的时间。
在过渡期间，埃姆斯提供了更多的情报。在他第二次和第三次提供给苏联外交官楚瓦金的情报里，有在兰利登记的几乎每一个间谍管理员的背景材料，其中不仅有这些管理员的个人详细简历、任职情况和工作成果，还附有照片。得到这些预警之后，不管这些中情局情报官在何时何地出现，克格勃都能发现他们。
此外，克格勃还认为，罗马是中情局苏联东欧处的一个关键活动中心，埃姆斯去那儿赴任，可以掌握西班牙到希腊之间的地中海地区的中情局行动，以及美国与盟国的所有合作活动。莫斯科对这片地区也很感兴趣。
最后一点，他们还了解到，在罗马与他接头要比在华盛顿容易得多，因为在华盛顿时，他们经常处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下，相当危险。因此，他们敦促他接受这项任命。
所以，埃姆斯在9月份去了语言学校学习意大利语。
在兰利，巨大的灾难还没有真正降临。他们与在苏联的两三个优秀间谍似乎失去了联系，这令人担忧，但还不算是巨大的灾难。
埃姆斯交给克格勃的间谍管理员个人档案中，有一份是关于刚刚调到苏联东欧处的一个年轻人的，他名叫杰森·蒙克。埃姆斯之所以要提到他，是因为局里有许多传言，说他是未来的明星。
根纳季老头多年来一直在林子里采蘑菇。退休后，他靠这种天然免费的资源贴补退休金，他把新鲜蘑菇卖给莫斯科的大饭店，或者风干后向几家熟食店供货。
蘑菇这个东西必须清早出门去采摘，最好的时段是黎明前。蘑菇在夜间生长，天亮后就会被田鼠或松鼠吃掉，更糟糕的是，还会有其他人来采摘。俄罗斯人爱吃蘑菇。
7月24日一大早，根纳季与平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带着狗，离开他居住的小村庄，奔赴他所熟悉的林地。那儿的蘑菇在温暖的夏夜里茁壮成长。他估摸着能在露水褪尽前采到一篮子蘑菇。
他挑的树林在明斯克高速公路旁边，公路上一辆辆卡车轰鸣着驶向白俄罗斯首都。他骑车进入林子，把自行车停在一棵树旁，提上篮子走向树林深处。
半小时后，太阳刚刚升起时，他已经采了半篮蘑菇。这时候，他的狗发出呜咽的吠声，随即朝着一片灌木跑过去。他专门训练过这条狗，它能够嗅出蘑菇的气味，显然，它这会儿发现了别的什么东西。
到了那地方附近，他闻到一股甜丝丝的令人作呕的气味。他知道那种气味。当年身为一名年轻的红军战士，他从维斯瓦河向柏林挺进，征战的一路上闻够了这种味道。
尸体是被扔在那里的，或者是生前爬到那里然后死去的。那是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头，全身上下伤痕累累，眼睛和嘴巴张着，眼珠已被鸟啄去，三颗钢牙在露珠下闪闪发光。尸体上身赤裸，附近扔着一件旧大衣。根纳季又闻了一下，在如此炎热的气温下，他猜尸体在这里已经有好几天了。
他思考了一会儿。他那一代人都有一种公民责任感，但采蘑菇毕竟很诱人，而且他也没有让尸体起死回生的能力。林子外面一百码外，公路上的卡车正发出隆隆声响，从莫斯科驶向明斯克。
他把蘑菇装满篮子，骑车返回了村庄。回家后，他把蘑菇从篮子里倒出来铺在太阳底下晒，然后去报告村苏维埃——即当地村委会。村委会的房子很小很破旧，里面的设备也很简陋，但有一部电话。
他拨了“02”，接电话的是警方的调度指挥中心。
“我发现了一具尸体。”他报告说。
“姓名？”那个声音说。
“这个我怎么知道呢？他死了。”
“不是他的，白痴，你的。”
“那我挂机了？”根纳季说。
“别，别挂机。把你的姓名和所在位置告诉我。”
根纳季于是说了。警方调度室很快在地图上找到了出事地点，它位于莫斯科大区，即莫斯科州内，虽然在最西边，但仍属于莫斯科的管辖范围。
“在村苏维埃原地等着，警官会来找你。”
根纳季等待着。他等了半个小时，来者是一位穿制服的年轻警官，还有两名普通民警。他们是坐常见的草绿色乌日哥罗德吉普车来的。
“尸体是你发现的？”民警中尉问道。
“是的。”根纳季说。
“好吧，我们走，在哪里？”
“树林里。”
坐进警方的吉普车后，根纳季感觉自己成了重要人物。他们在根纳季指点的地方下了车，排成一行向前走去。采蘑菇的人找到他停放过自行车的那棵白桦树，于是沿着一条小径走了过去。很快，他们就闻到了那种气味。
“在那里，”根纳季指向一片灌木丛，“味道很难闻，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了。”
三个警察靠近尸体进行察看。
“去看看裤子口袋里有没有什么东西。”警官对他手下一名警员说。接着又对另一个说：“去检查大衣。”
抽到了下下签的警察一手捏住鼻子，一手翻找两个侧边的裤袋，什么也没有。他用鞋尖把尸体翻了个身，尸身下面蠕动着蛆虫。他检查了后裤袋，退回来，摇了摇头。另外一名警察扔下大衣后，也空着手退了回来。
“没有？没有身份证？”民警中尉问道。
“没有。钱币、手帕、钥匙、证件，全都没有。”
“是交通肇事逃逸吗？”一个警察提示说。
他们倾听着公路上传来的汽车轰鸣声。
“这里到公路有多远？”警官问道。
“大约一百码。”根纳季说。
“交通肇事逃逸的司机通常很匆忙，他们不会把受害人拖曳一百码。不管怎么说，在这样的树林里顶多也就拖上十码距离。”中尉又对手下的一名警员说，“到公路上去，看看路肩上有没有被碾碎的自行车或被撞坏的轿车。也许他是在其他地方被撞伤后，自己爬到这里来的。然后留在公路上，想拦停救护车。”
警官用便携电话要求刑警、摄影师和医疗专家来现场，他看到的情形很可能不是自然死亡。虽然已确认该人没有生命迹象，他还是要求派一辆救护车过来。一名警察穿过树林走向公路，其他人走到了远离恶臭的地方等待着。
三个穿便装的人先来了，是乘坐一辆草绿色的乌日哥罗德吉普车抵达的。他们在公路上被拦下后，把汽车停到路边，穿过树林走了过来。其中的刑警朝中尉点了点头。
“有什么情况？”
“在那边。我叫你们来，是因为我认为这不是自然死亡。死者浑身伤痕累累，在路边一百码处。”
“是谁发现的？”
“那边那个采蘑菇的人。”
刑警朝根纳季走了过去。
“把事情经过从头告诉我吧。”
摄影师拍了照，然后医生戴上口罩，迅速检查了一遍尸体。他随后直起身，摘下橡胶手套。
“这肯定是凶杀案。对尸体进行解剖后，我们会得到更详细的情况。他死去之前受到过严刑拷打，但很可能不在这里。祝贺你，沃洛嘉，这是你今天发现的第一个挺家伙。”
他使用的是俄罗斯警察和黑社会常用的俚语，代指的是“尸体”。救护车上的两个勤务员抬着一副担架穿过林子来了。医生朝他们点头示意，他们把尸体装进尸袋，拉上拉链，然后抬回到了公路边。
“没我什么事了吧？”根纳季问道。
“还没完呢，”刑警说，“我要做一份笔录，跟我回警署。”
警察带上根纳季，驱车沿着通往莫斯科的公路走了三英里，抵达了他们的警署——西区警察分局。尸体则要送往市中心第二医学院的停尸间，到了那里，尸体将被放进冷藏柜。法医忙不过来，他们人手很少，但工作量很大。
也门
1985年10月
10月中旬，杰森·蒙克进入了南也门。虽然又小又穷，但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有个一流的机场，是原先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个军事基地。大型喷气飞机可以在那里起降。
蒙克的西班牙护照和相关的联合国旅行证件引起了南也门移民局的极大关注，但最终，他们没能发现什么疑点。半个小时后，他提起旅行箱走出关卡。
罗马方面确实向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人发去过通知，预告了有关马丁内斯先生要到来的消息，但下达通知的日期比蒙克实际到达的日期整整晚了一周。机场的也门官员也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没派汽车去接他。他坐出租车抵达并入住了新开的法国弗朗特尔酒店。这家酒店位于亚丁和内陆之间的接壤处。
尽管有着完美的证件，而且他预计这一程不会遇到真正的西班牙人，但他还是知道这任务有危险。这是违法的，彻底违法。
大多数间谍活动都是由使馆内的情报官去执行的，严格来说，他们算是使馆的工作人员。因此，一旦出了什么事，他们可以利用外交人员的身份渡过难关。有些情报官是“公开的”，他们不会隐瞒自己的所作所为，当地反间谍人员了解并接受这一点，但他们真正的任务则被巧妙地掩盖了起来。在敌对国土上的一个大型情报站里，总是有几个“非公开”的情报官，他们披着贸易、文化、档案或新闻处工作人员的外衣，从事着隐蔽工作。其理由相当简单。
非公开的情报官走在街上不太会被跟踪，因此可以比较自由地通过死信箱传递或接收情报，或者参加秘密会面，而公开的情报官则容易被盯梢。
可是，一个没有外交官身份掩护的间谍，是无法享受《维也纳公约》的外交豁免权的。如果一名外交人员暴露了真实身份，他可以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被驱逐出境。他的国家会抗议说他是清白的，并驱逐对方国家的一个外交人员作为报复。在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束后，游戏又会恢复如常。
非外交人员搞间谍活动则是非法的。对于这样一个间谍来说，根据他被逮捕的国家政体的差异，暴露身份意味着受到可怕的刑讯、在劳改营长期关押或者孤独地死去。即便是派遣他的组织也几乎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民主国家会有一次公正的审判，在监狱里也能得到人道的待遇。专制的国家则没有民权，有些人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民权。南也门就是这样一个国家，1985年时，美国甚至还没在那里建立使馆。
10月份的天气还是相当炎热。星期五没有工作，是休息天。蒙克心想：在这样炎热的日子里，一个体格健壮的苏联情报官会干什么呢？游泳会是合适的消遣。
出于安全考虑，他们没有再与当初在纽约提供消息的那个人接触，也就是与联邦调查局官员一起吃饭的那位老同学。他也许可以提供索洛明少校的准确描述，甚至可以帮助画出一幅肖像，他甚至还能回到也门，实地辨认出索洛明。但根据评估，他们认为，那人也是一个喜欢吹嘘的大嘴巴。
要找到苏联人很容易，市内到处都有。显然，他们可以与西欧社区的人自由交往，这在苏联国内可是闻所未闻。也许是因为天气太炎热，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专家在他们的大院里待不住了。
岩石宾馆和弗朗特尔酒店都有充满诱惑力的泳池，此外，当地还有阿比扬海滩，那儿有着白浪追逐的宽阔沙滩，许多外国人下班后或休息日常去那里游泳消遣。最后，市内还有一个很大的苏联军需供应站，而且允许外国人去购物——苏联需要外汇。
混迹那些地方的苏联人显然基本都是军官。会讲阿拉伯语的苏联人寥寥无几，会英语的也不多。会说外语的人大多上过某类特殊学校，不是军官就是即将当军官的人才。普通士兵和军士不可能懂外语，于是无法与也门的学员交流，因此，军士级别的人仅限于机械师和厨师。勤务兵则是雇佣的也门当地人。苏联士兵没有钱，无法去亚丁的酒馆消费，军官则有硬通货的外汇津贴。
另一个可能性是，为联合国工作的美国志愿者发现那个苏联人独自在岩石宾馆的酒吧里喝酒。苏联人喜欢喝酒，并且喜欢一帮人一起喝。在弗朗特尔游泳池边的喝酒人群，旁人是插不进去的。那为什么索洛明要独自饮酒？那天晚上只是特殊情况吗？或者是他喜欢独来独往？
这里还有一条可能的线索。那个美国人说过，他身材高大、肌肉发达、黑头发、杏仁状眼睛，像东方人，但鼻梁较高。兰利的语言学专家根据名字判断，他应该是苏联远东地区的人。蒙克知道，俄罗斯人是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他们公开鄙视非俄罗斯族的“黑人”。也许索洛明不喜欢听到对他亚洲人特征的嘲笑。
苏联军官全都过着单身生活，天黑以后，蒙克游荡在苏联军需站、游泳池和酒吧寻觅着。第三天，他穿着短裤，肩膀上搭着毛巾，在阿比扬海滩闲逛。他看见一个人从海水里走了出来。
那人身高约六英尺，手臂和肩膀肌肉发达，已经四十多岁，不年轻了。他头发乌黑，像乌鸦的翅膀。除了他举起手去挤干头发上的海水时露出来的腋毛外，没有其他体毛。东方人一般体毛不多，而黑头发的白种人通常体毛较多。
那人走到沙滩上，找到自己的毛巾，面朝大海一屁股坐了下去。他戴上一副墨镜，很快就陷入了沉思。
蒙克脱去衬衣朝海边走去，像是个第一次下海游泳的人一样。海滩上人很多，他很自然地在离那个苏联人一码远的地方找了块空地，取出钱包，用衬衣裹住，再用毛巾包了起来。他脱下凉鞋，把所有物品都堆在一起，然后朝四周看看，最后把目光投向那个苏联人。
“请问，”他说，苏联人把目光转向了他，“您还要再待一会儿吗？”那人点了点头。
“别让阿拉伯人偷走我的东西，好吗？”
苏联人再次点了点头，重又回头凝视大海。蒙克跑下海滩，在海里畅游了一番。当他浑身滴着水上岸时，朝黑头发的苏联人露出了微笑。
“谢谢。”那人第三次点了头。蒙克用毛巾擦干身子，坐了下来：“美丽的大海，美丽的沙滩，遗憾的是它们的主人。”
苏联人第一次开口说话，用的是英语。
“什么人？”
“阿拉伯人，也门人。我来这里时间不长，可我已经受够了。都是些饭桶。”
苏联人透过黑色的太阳镜看着他，但蒙克看不到他镜片后面的表情。过了一会儿，他继续往下说。
“我是说，我在这里教他们使用基本的农具和拖拉机，为的是增加他们的粮食产量，使他们能够吃饱饭。但事情没那么容易，所有的东西，到了他们手里就都被搞坏了。这真的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和联合国的钱。”
蒙克的英语很流利，但带有西班牙口音。
“你是英国人吗？”苏联人最后这么问道，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说话。
“不，我是西班牙人。是联合国粮农组织项目的。你呢？也是联合国的吗？”
苏联人咕哝着表示否定。
“苏联的。”他说。
“哦，嗯，对你来说，这里的气候要比你们国内热一些。我呢？基本上差不多。我真想马上就能够回家。”
“我也一样，”苏联人说，“我喜欢寒冷。”
“你在这里很久了吗？”
“已经两年了，还有一年。”
蒙克大笑起来。“天哪，我们都得再待一年。可我待不下去了，这工作没有意义。嗯，我得走了。告诉我，你在这里已经两年了，肯定知道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晚上可以去喝喝酒。有没有夜总会？”
苏联人带着嘲讽意味哈哈笑了起来。
“没有。没有迪斯科。岩石宾馆的酒吧倒是很安静。”
“谢谢。顺便说一句，我叫埃斯特万，埃斯特万·马丁内斯。”
他伸出了手。苏联人迟疑了一下，然后握住了。
“比奥特尔，”他说，“或者叫我彼得。彼得·索洛明。”
第二天晚上，苏联少校又来到了岩石宾馆的酒吧。这个前殖民地酒店建造在一块岩石上，连着大街的台阶可以通到一个小小的接待区，顶楼有一个酒吧，可以俯瞰港口的全景。蒙克已经坐在了一张靠窗的桌子边，凝视着外面的景色。通过窗户大玻璃的反射，他看到索洛明进来了，但他一直等那人拿到了酒才转过身去。
“哦，索洛明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坐到我这边来吧？”
他朝自己桌子的另一把椅子示意了一下。苏联人略为迟疑，然后坐了下来。他举起了手中的啤酒。
“祝你健康。”
蒙克也向他祝酒：“金钱、工作和爱情。”索洛明皱起了眉头，蒙克则微微一笑，“这三者，可以按照你喜欢的顺序。”苏联人第一次露出了笑容。那是开心的微笑。
他们开始聊天，话题广泛，海阔天空。关于与也门人共事的各种艰难困扰，看到机器设备遭损坏的气馁，对他们目前所从事的工作都感到没有信心。作为异乡来客，他们也谈起了遥远的家乡。
蒙克对他讲述了自己的出生地安达卢西亚。在那里，人们可在同一天里，既体验内华达山脉高山滑雪的滋味，又享受在索托格兰德海边温暖的海水里游泳的乐趣。索洛明则描述了苏联远东地区林海雪原的景象，西伯利亚虎仍在那里徘徊，还有狐狸、狼和鹿，等待着老练的猎人去捕猎。
他们连续四个晚上一起喝酒聊天，彼此谈得相当投机。第三天，蒙克要去联合国粮农组织项目的负责人那里报到，负责的是一个荷兰人，正在巡回视察工作。罗马的中情局情报站，已经从设在该市的粮农组织得到了一份有关该项目的详细情况，蒙克已经把内容记住了。在农村长大的背景也有助于他理解这方面问题。他对这个项目大加赞赏，荷兰人对他印象很深。
经过几个夜晚的交谈，他欣喜地了解了关于比奥特尔·瓦西里耶维奇·索洛明少校的情况。
他1945年出生在苏联远东，是在中国黑龙江与海洋之间的一个尖角地带，南端与北朝鲜接壤。那地方叫滨海边疆区，他出生的城市叫乌苏里斯克。
他父亲从农村来城市找工作，但他用他们的乌德盖部落语言教儿子说话。一有时间，他就带上正在成长的儿子回到森林里去，所以这小伙子对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森林、大山、河流和动物。
十九世纪，在沙皇俄国最后征服乌德盖人之前，作家阿尔谢尼耶夫曾访问了这块飞地，还写了一本关于这些人的专著，这本书在俄罗斯依然很有名，书名是《远东虎》。
与西部和南部脸部平坦的矮个儿亚洲人不同，乌德盖人个头较高，长着鹰钩脸。许多世纪前，他们的一些祖先向北、向东跨过白令海峡，进入当今的阿拉斯加，然后又南下穿过加拿大，成为苏人和夏延人。
看着桌子对面大个子的西伯利亚战士，蒙克眼前仿佛出现了美国普拉特河和波德河上那些早已逝去的水牛猎手的面孔。
年轻时的索洛明面临两种选择：进工厂或去部队。他乘火车北上去哈巴罗夫斯克当了兵。所有年轻人都必须去部队服役三年，两年后，优秀的战士会被选拔为中士。他表现出色，被选送到军官学校学习。两年之后，他晋升为中尉。
他当了七年的中尉和上尉，然后在三十三岁时升为少校，同年，他结了婚，后来有了两个孩子。没有走后门，也没有借他人之力，他全靠自己的奋斗获得了晋升，在被称为“木头”或“厚木板”的种族歧视言论中幸存了下来。有好几次，他动用了拳头才解决了争端。
1983年，他到也门赴任。这是他第一次被派到国外任职，他知道许多同事都羡慕这个美差。虽然这里条件不好、气候炎热、地形荒凉、缺乏娱乐，但他们的住房很宽敞，是以前的英国旧营房，这与苏联很不一样。这里食物丰盛，能在海滩上烤羊肉和海鲜。他们可以游泳，还可以订购欧洲的服装和音像磁带。
这一切，尤其是西方消费文化所带来的新奇和愉悦，比奥特尔·索洛明都大为欣赏。但也有些事情，显然使他对自己服务的政体感到痛苦和失望。蒙克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但他不能操之过急。
在他们一起喝酒聊天的第五个晚上，答案浮现了出来。他内心的愤怒爆发了。
1982年，也就是索洛明到也门赴任的前一年，他被调去莫斯科的国防部办公厅工作。当时，安德罗波夫仍然在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上。
他在那里引起了一位副部长的注意，被安排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实际上，那位副部长在贪污国防预算资金，在莫斯科河畔的佩里德尔基诺为自己建造夏季度假别墅。
副部长置党纪国法和最基本的道德于不顾，安排了一百多名士兵在河边的林地里为他建造豪华别墅，索洛明是工程项目的负责人。他看到了用外汇从芬兰进口的、任何军嫂都会眼红的嵌入式厨具。他看到了安装在每个房间里的日本高保真音响系统、浴室里的斯德哥尔摩镀金洁具，还有鸡尾酒吧里的陈年苏格兰威士忌。目睹这一切后，他的思想转变了，他开始厌恶这个党和这个政权。从一开始的忠心耿耿转变为对这种腐败和专制的仇视，他绝对不是苏联军官中的第一人。
他在晚上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的全球广播节目，自学英语。虽然这两个电台也用俄语广播，但他想直接收听英语节目。他听到的与他一直被灌输的截然不同，西方并不想与苏联交战。
如果说还需要什么来促成他最后的转变的话，那就是这次的也门之行。
“在国内，我们的人民挤在狭小的公寓里，而权贵们则住在豪宅公馆里。他们花着我们的钱，过着王子般的生活。我妻子连电吹风或质量好一点的鞋子都买不起，而他们则浪费几十亿资金，搞这种头脑发热的援外项目去感化……谁？这些人吗？”
“事情正在变化。”蒙克安慰说。西伯利亚人摇了摇头。
3月份以来，戈尔巴乔夫已经当权执政，但他的改革要到1987年下半年才开始有起色。此外，索洛明已经有两年没回过家乡了。
“没有变化，那些上层的官僚……我告诉你，埃斯特万，自从搬到莫斯科以后，我所看到的浪费现象和挥霍程度，你是不会相信的。”
“但那位新人，戈尔巴乔夫，他或许会让局面有所改变，”蒙克说，“我并没有这么悲观。我认为，总有一天苏联人民会从这种专制中获得自由，他们会去参加投票，真正的投票。这个时刻，离现在应该不会太远……”
“太远了，还不够快。”
蒙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冷酷的策反是很危险的。在西方民主中，一名忠诚的苏联官员在接收到策反的信息后，可以去向他的大使抱怨，其结果可能导致一次外交事件。在暴政制度下，这会导致长期的监禁和孤独的死亡。蒙克毫无预兆地讲起了流利的俄语。
“你可以帮助加快这个变化，朋友。我们可以共同努力，促使这样的变化发生，朝着你所希望的那个方向。”
索洛明目不转睛地盯着蒙克看了很久，蒙克也在回视他。
最后，苏联人用他自己的语言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了，比奥特尔·瓦西里耶维奇。现在的问题是，你是不是会出卖我？你知道我在死去之前会受到怎样的折磨和痛苦，而你自己，将苟且偷生。”
索洛明继续凝视着他。然后他说话了：
“我是不会把头号敌人出卖给那些猴子的。可你也太大胆了，你的要求真是疯狂。我警告你管好自己。”
“也许你是对的。我是可以走，想走马上就可以走，可你会坐立不安。你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却无能为力。这样下去不会发疯吗？”
苏联人站起身来，留着杯子里的啤酒没喝。
“我要考虑一下。”他说。
“明天晚上，”蒙克继续用俄语说，“还是这里。你一个人来，我们就谈谈。如果你带卫兵，那我就死定了。如果你不来，我就坐下一班飞机离开。”
索洛明少校昂首阔步离开了。
按照所有的标准程序，蒙克都应该离开也门，而且要快。他没有遭到断然拒绝，但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一个心烦意乱的人是会改变主意的，而也门秘密警察的地牢则令人恐惧。
蒙克等了二十四小时。少校准时回来了，独自一人。又过了两天，蒙克带来了藏在洗漱用品里的基本通讯工具：显影墨水、安全地址以及含有暗号的普通短语。在也门，索洛明没多少情报可以透露，但一年后他将回到莫斯科。如果还是愿意，他就可以联络。
分手时，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过了好几秒钟才放开。
“祝你好运，朋友。”蒙克说。
“大显身手，我们家乡是这么说的。”西伯利亚人回答。
为了避免被人看见他们一起离开岩石酒店，蒙克继续坐着。他新招募的人需要一个代号。头顶上方的天空群星璀璨，只有在热带地区才能看到这么明亮的星星。
蒙克在群星中选了猎户星座。“猎户座”间谍于是诞生了。
8月2日，鲍里斯·库兹涅佐夫收到一封信，那是英国记者马克·杰斐逊寄来的一封亲笔信，信纸的抬头是伦敦《每日电讯报》的。信虽然是用传真发给该报莫斯科记者站的，但投递时却派了专人送到爱国力量联盟总部。
杰斐逊在信中坦言，他个人对伊戈尔·科马罗夫十分欣赏，称赞他在反动乱、反腐败和反犯罪等方面所表现的态度，而且他本人已经对该党领袖最近几个月的发言作了一番研究。
他说，俄罗斯总统最近不幸去世，使得这个世界上最大国家的未来走向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他本人希望能在8月上半月访问莫斯科。为保持平衡起见，他肯定还要采访左派和中间派的未来总统候选人。不过，这当然只是走个过场。
显然，外界唯一真正注意的候选人，是竞选的潜在胜利者伊戈尔·科马罗夫。如果库兹涅佐夫能设法向科马罗夫先生推荐，成功安排接见，那么他——杰斐逊，将不胜感激。他可以保证，会在《每日电讯报》以及欧洲和北美联合报业集团的报刊重点版面上，刊登长篇评论文章。
库兹涅佐夫的父亲曾在联合国任职数年，曾利用其地位让儿子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因此，相比欧洲，库兹涅佐夫对美国更为了解，当然，他也了解伦敦。
他还知道，美国的许多媒体更为自由化，在以前的会见中一直对他的老板持敌对态度。美国媒体最近的一次采访是在一年以前，当时的提问充满敌意。此后，科马罗夫再也不愿在美国记者面前曝光了。
但伦敦就不同了。伦敦几家主要的报纸和两份国家级的杂志，右倾程度虽不及伊戈尔·科马罗夫在其公开宣言中的观点，但仍然是坚定的保守派。
“总统先生，我建议给马克·杰斐逊一个特例。”在第二天的每周例会上，他告诉科马罗夫。
“这个人是谁？”科马罗夫问道，他讨厌所有新闻记者，包括俄罗斯的。他认为没有理由去回答他们的提问。
“我准备了一份关于他的档案，总统先生。”库兹涅佐夫说完，把一个薄薄的文件夹递了过去，“您会明白，他支持在他的国家恢复对杀人犯实施死刑，还坚决反对英国加入正在分崩离析的欧盟。他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他上次提到您本人时说，您是伦敦应该支持并且打交道的那种俄罗斯领袖。”
科马罗夫咕哝了一声，然后同意了。他的答复作为急件，于当天送到了《每日电讯报》莫斯科记者站。该答复的内容是，杰斐逊先生应于8月9日来莫斯科采访。
也门
1986年1月
索洛明少校和蒙克都不可能预计到，少校在亚丁的任务会提前九个月结束。1月13日，也门政权内两个相互对立的派别之间爆发了一场内战。双方斗争十分激烈，最后决定，所有的外国人，包括苏联人在内，都得撤走。这项撤离行动从1月15日开始，花了六天时间。彼得·索洛明与其他人一起乘船离开了。
机场遭到大火焚烧，海洋成了唯一的出口通道。碰巧，英国皇家游艇“大不列颠”号正从红海南端驶来，要去澳大利亚，为伊丽莎白女王的巡回访问做准备。
在伦敦的海军上将接到了英国使馆从亚丁发来的一条信息。他急了，于是去和女王的私人秘书协商。秘书向君主报告后，伊丽莎白女王命令“大不列颠”号要尽全力予以帮助。
两天后，索洛明少校与其他苏联军官一起匆忙地奔向阿比扬海滩。“大不列颠”号派出的几艘轻便快艇在海岸边的波浪里颠簸着，英国水手把他们从齐腰深的海水中拉上船。不到一个小时，这些迷茫的苏联人就已经摊开他们借来的铺盖，在收拾干净的女王私人客厅地板上安顿了下来。
“大不列颠”号第一次实施救援就接纳了四百三十一名难民，在接下来的行动中，一共从海滩上接下五十五个国家的一千零六十八人。皇家游艇一次次驶往非洲之角的吉布提卸下难民。索洛明和他的苏联同胞经大马士革，飞回莫斯科去了。
当时没人知道索洛明是否还心存疑虑、是否会真正投诚。与皇家海军的水手们以及英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一起时的友善气氛，与后来在莫斯科受到严厉盘问时的冷漠所产生的强烈对比，使他内心的天平发生了倾斜。
中情局所知道的是，他们在三个月前招募的人已经消失在莫斯科的茫茫人海中。他有可能会来联系，也有可能不来联系了。
中情局苏联处的行动小组在那年的冬天被一步步瓦解了。各个国外情报站为中情局效劳的苏联间谍，分别被以不同的理由秘密召回国内：你母亲病了；你儿子在学校里表现很差，需要父亲来教育；回国参加即将召开的晋升评定会议等等。他们一个个都信以为真，返回了苏联。一回来，立即遭到逮捕，并被带到了格里辛上校的新基地——与勒福托沃监狱分隔开来的整整一栋侧楼。兰利对这些逮捕一无所知，只知道那些人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
至于常驻苏联境内的那些人，他们只是停止了“生活迹象”的常规发送。
在苏联，不能随便打电话给办公室的某个人说“我们一起去喝咖啡”。因为所有的电话都遭到了窃听，所有的外交官都有人跟踪。外国人，光是他们的衣着就与众不同，一眼就能认出，所以联系必须格外小心，频率降到最低。
一定要联系时，往往要通过死信箱。这种最基本的方法听起来很原始，但仍然管用。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直到最后都一直在用这种方式投递情报。信箱只是某地一个小小的空洞或隐蔽处：一段空的排水管、一个缝隙，或一个树洞。
间谍可以把信件或微型胶卷放进信箱，然后用粉笔在墙上或灯柱上做个记号，以此通知雇主，他已经投放了情报。记号的位置表示：某个信箱里有东西要给你。使馆的汽车经过时，即使后面有当地反间谍人员的跟踪，也可以透过车窗发现这个标记，然后继续行驶。
之后，会由一名非公开的情报官设法避开监视，去收取该包裹。他很可能会在信箱里留下一些钱，或者是下一步的工作指令，然后会在某个地方也做上一个粉笔记号。间谍在驾车路过时会发现这个标记，从而知道他的包裹已被取走，但另有其他东西等待他去领取。到深夜时，他就会去收取。
一个间谍可以用这种方式与他的管理员保持数月乃至数年的联络，其间根本无须见面。
如果该间谍离开首都，去了外交官不能旅行的地方，或者他即使在市内，但没有可以投递的情报，那么按规定，他应该定期发送“生活迹象”信息。在首都，在外交人员可以驾车游荡的范围内，可能会看到更多的粉笔记号，根据形状和地点，其意思是：我很好，但现在没有可提供的情报；或者是，我很担心，我可能受到了监视。
当路途遥远，无法传递秘密信号，或者是在美国外交官禁止去旅行的苏联边远地区，那么，在一家大报纸上刊登一条小广告，也是一种常用的表示“生活迹象”的方法。“鲍里斯有一条可爱的拉布拉多小狗出售，请致电……”在众多广告中，也许会出现这样一则无关紧要的启事。使馆内的间谍管理员会去浏览。广告词中暗藏玄机：拉布拉多也许意味着“我很好”，而西班牙猎狗的意思是“我陷入困境”；“可爱的”也许意指“我下周回莫斯科，将恢复死信箱的正常使用”，“高兴”或许是指“我至少要再过一个月，才能回到莫斯科”。
关键是，“生活迹象”必须出现，如果停止了，则可能是出了问题。也许是心脏病发作，也许是出了车祸，间谍住院了。如果都消失了，那就是出大问题了。
1985年秋冬到1986年，便发生了这种问题。所有“生活迹象”都停止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发了绝望的呼叫：“我遇上了大麻烦。”于是英国人把他救了出来。在雅典的博坎少校感觉不妙，立即投奔美国保全性命。其他十二个人则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兰利或美国以外的各个间谍管理员，都知道自己管理的间谍失踪了，会把情况汇报上去。但副局长凯里·乔丹和苏联东欧处的负责人了解全局，他们意识到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讽刺的是，正是克格勃的奇特做法，救了埃姆斯的命。中情局推测，如果叛徒依然隐藏在兰利的心脏，那么谁也不会想到要对所有间谍发动这种闪电式的快速收捕。因此，他们想当然地说服自己深信，他们这支精英队伍的精英分子中，不可能存在叛徒。不过，他们必须搞一场大清查运动。运动是搞起来了，但目标却找上了其他人。
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是爱德华·李·霍华德。当初他安全地隐藏在莫斯科的时候，曾领导过一次行动，结果遭遇惨败。他是中情局情报官，在苏联东欧处工作，马上要去驻莫斯科的使馆任职，他甚至已经获悉了行动的详情。就在他赴任前夕，他被发现有经济问题，而且还在吸毒。
中情局忘记了马基雅维利的重要原则。他们放任了他两年才解雇了他。最后，中情局终于向联邦调查局承认，联邦调查局火冒三丈，马上把霍华德监视了起来。可后来联邦调查局把事情搞砸了，他们找不到他了，可他却见到过他们。1985年9月，霍华德在两天之内就进入了墨西哥城的苏联使馆，并由此经哈瓦那，被转移到了莫斯科。
核查后，在消失了的间谍中，霍华德有可能出卖了三个，甚至也许有六个。事实上，他只出卖了他知道的三个间谍，但他们已经在6月份被埃姆斯泄露给了苏联人。结果，这三个人被出卖了两次。
另一条线索是苏联人自己透露出来的。为保护他们的线人，克格勃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声东击西和故意透露假情报的行动，为的是误导中情局，把他们引入歧途。他们成功了。东柏林那边显然发生了一次真正的情报泄露，说一些密码已被破译，信号传输也已被截获。
这些密码，是中情局设在弗吉尼亚州沃伦顿的一台大型秘密发射机所使用的。在为期一年的时间里，沃伦顿的工作人员全都接受了极为严格和详细的审查，但什么也没有发现，根本没有密码被破译的痕迹。假如密码遭破译，克格勃肯定也会了解其他的行动，但他们并没有对其他行动采取措施。因此，密码是安全的。
克格勃精心布的第三个局，是开展一些出色的侦查工作。与此同时，当时的兰利，由上至下普遍骄傲自大。中情局有一份报告认为：“每一项行动都在其内部埋有自我毁灭的种子。”换句话说，十四名间谍全都突然做出了白痴一样的举动。
在兰利，也有一些人并没有陷入骄傲自满中。这其中有凯里·乔丹和格斯·哈撒韦。在更低级别的人员里，还有杰森·蒙克。他通过内部小道消息得知，他所在的部门因为有严重问题，正在分崩离析。
当局曾对储存着所有细节的三零一档案进行过一次检查，结果令人震惊。总共有一百九十八人有权查阅这份文件。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如果你打入苏联内部，身处敌人的核心，以身犯险，你最担心的事情，是有一百九十八个完全陌生的人可以看到你的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