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7月16日，快到中午时，伊戈尔·科马罗夫在基赛尔尼大街别墅二楼自己的办公室里，通过内部通讯器与他的机要秘书通话。
“昨天我借给你的那份文件，你看了没有？”他问道。
“我已经看过了，总统先生。相当精彩，我可以这么说。”阿科波夫回答道。科马罗夫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称呼他为“总统先生”，指的是爱国力量联盟执委会的头领。他们深信，他在十二个月后也会成为国家总统。
“谢谢你，”科马罗夫说，“那就还给我吧。”
通话结束后，阿科波夫起身走向墙上的嵌入式保险箱。他早已熟记组合式密码，按要求把中心刻度盘旋转六次后，门打开了。他在里面寻找黑皮封面的文件，但没有找到。
他纳闷了，于是把保险箱里的东西全都拿出来，一件件、一份份地过目，查找了一遍。他恐惧得浑身发冷，部分是因为惊慌，部分是因为疑惑。他缓了缓神，又开始寻找。他坐到地毯上，把所有文件分类整理，一份份、一页页仔细检查，还是没有黑色文件。他的额头上出现了一层细密的汗珠。整个上午，他一直在办公室里工作，他确信头天晚上在离开之前，已经把所有的机密文件锁进了保险箱里。他每次都是这样，已经形成了习惯。
检查过保险箱后，他开始在书桌的抽屉里翻找，还是没有。他去书桌底下找，然后查看了每一个柜子。快到下午一点钟时，他敲响了伊戈尔·科马罗夫的房门，获准进入后，他坦白说，文件找不到了。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即将成为俄罗斯的下一届总统。他个性非常复杂，在非公开场合注重保护个人隐私，这与他的前任——已被废黜的日里诺夫斯基形成了再明显不过的对比。现在，他公开把已经下台的前任看作是一个小丑。
科马罗夫中等个子，中等身材，一头铁灰色的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他的诸多特点中，最显著的两个便是注重个人整洁和讨厌肢体接触。许多俄罗斯政治家喜欢勾肩搭背，互相敬酒以示友好。与他们不同，科马罗夫坚持在随行人员面前衣着整齐、谈吐文明。他不喜欢黑色卫兵制服，通常会穿一套双排扣的灰色西装，搭配衬衫和领带。
从政多年以来，很少有人敢声称与他关系密切，没有人敢冒充是他的知己。尼基塔·伊凡诺维奇·阿科波夫担任他的机要秘书已有十年时间，但他们依然是那种主人与奴隶般忠诚的主仆关系。
叶利钦生性随和，常常叫上一帮工作人员，像朋友般一起喝酒打网球。科马罗夫则不同，据说，迄今为止，他只允许一个人直呼他的名字：他的安全部长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
不过，和所有成功的政治家一样，在必要时，科马罗夫也会扮演变色龙的角色。偶尔必须屈尊亲自会见大众媒体时，他会以严肃的政治家面目出现。在他自己的集会场合，他则会变成另一个人，阿科波夫对此永远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在讲台上，原先的工程师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口若悬河、热情洋溢且魅力四射的演说家，他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能够准确而清晰地表达人民的心声、愿望、恐惧、期盼、愤怒和执着。面对他们，也只有在面对他们时，他才表现得亲切和蔼、平易近人。
在这两种面貌背后，还有令阿科波夫感到惊恐的第三张面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同事或警卫员尽管只是听说过这第三张面孔，不过光凭这些捕风捉影的东西，便足以令他们时时刻刻战战兢兢，对他唯命是从。
尼基塔·阿科波夫在过去的十年里，只目睹过两次科马罗夫内心愤怒爆发继而情绪失控的情景。在其他若干个场合，他看到过科马罗夫极力克制住情绪，最后成功平静下来。在那两次情绪失控的时候，他看到他的领导、他所追随和崇拜的人，变成了一个尖声怪叫的狂暴的恶魔。
他愤怒地把电话机、花瓶和墨水瓶座纷纷砸向因冒犯他而吓得浑身发抖的工作人员，把黑色卫队的一名高级军官骂得狗血淋头、痛哭流涕。他使用了阿科波夫闻所未闻的肮脏语言，还会砸家具。有一次，他用一把沉重的黑檀木尺子痛打一个受害人，差点把那人打死。
阿科波夫知道爱国力量联盟的头领发怒时会露出什么样的神情。科马罗夫的脸色会变得惨白，他的举止甚至会变得比平时更正式、更客气，但在他的颧骨上方，会各自出现一个鲜红的斑点。
“你是说，你把文件搞丢了，尼基塔·伊凡诺维奇？”
“不是丢了，总统先生，显然是放错地方了。”
“你处理过的任何文件中，再也没有比这份文件更机密的了。你读过，能明白为什么。”
“我能理解，总统先生。”
“这文件只制作了三份，尼基塔，两份锁在我自己的保险箱里。这文件，只有我身边最可靠的少数几个人才允许阅读。这文件，甚至还是我亲自编写并且打印的。我，伊戈尔·科马罗夫，亲自打字、打印了整份文件，不是托付给秘书去做的，因为这是绝密文件。”
“您很英明，总统先生。”
“正因为把……把你视为身边最亲近的人员之一，我才允许你阅读。现在你对我说，你把它搞丢了。”
“是放错地方了，暂时放错了，我向您保证，总统先生。”
科马罗夫在用那双擅长迷惑人的眼睛盯着他。他的眼神可以说服怀疑论者成为合作者，或使退却者感到恐惧。他脸色苍白，两边的颧骨上方出现了愤怒的红斑。
“你最后一次看到文件是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总统先生。我加班到很晚，以便秘密地阅读。我是八点钟离开的。”
科马罗夫点点头。夜间值班警卫员的登记记录可以证实或推翻他的离去时间。
“你带走了文件。竟然违抗我的命令，把文件带出了大楼。”
“总统先生，我发誓，我没带走。我把文件锁在保险箱里了。我从不把秘密文件到处乱放或带走。”
“但现在文件不在保险箱里？”
阿科波夫努力咽了几下，但他没有口水。
“在我打电话之前，你开过几次保险箱？”
“一次都没有，总统先生。在您打了电话后，我才第一次去开保险箱。”
“保险箱是锁着的吗？”
“是的，与往常一样。”
“被撬开过吗？”
“显然没有，总统先生。”
“你搜查过房间了吗？”
“上上下下都检查过了。我也搞不明白。”
科马罗夫考虑了一会儿。在空洞的表情背后，他的内心产生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恐慌。最后，他打电话给底层的警卫室。
“封锁整栋楼，不许任何人出入。去找格里辛上校，叫他马上来我办公室报到。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不管他在干什么，我要他一小时之内到这里。”
他的食指离开内部通讯器上的按钮，眼睛盯住这位面色惨白、浑身颤抖的助手。
“回到你的办公室去，不要与任何人联系，在那里等待进一步通知。”
西莉亚·斯通是一个又聪明又现代的年轻单身女人，她喜欢与她所倾心的人一起享受人生。此刻，她正迷恋着一个肌肉发达的年轻人，雨果·格雷。他两个月前刚从伦敦过来，比她晚来六个月，他的身份是使馆的文化随员助理，级别与她一样，但年纪比她大两岁，也是单身。
他们每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公寓，虽然小了点，但很实用，位于库图佐夫斯基大街旁英国使馆工作人员的住宅楼内。这是一栋方形楼房，中间有个大院子，可以停车，门口有俄罗斯民警站岗。即使在现代的俄罗斯，人们还是认为在那里进出是会受到监控的，不过，至少汽车停放在那里非常安全。
午饭后，她开车回到索菲亚码头旁的英国使馆大院，撰写她与记者午餐会面的报告。他们的谈话大都关于前一天切尔卡索夫总统去世以及随即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她向记者保证，英国人民将继续密切关注俄罗斯的事态发展，希望他能够相信她。她还想知道，他的文章什么时候可以刊登出来。
她五点钟驾车返回公寓，洗了个澡，稍事休息了一下。她已经与雨果·格雷约好八点外出吃晚饭，然后她想把他带回自己的公寓，她可不希望把夜里的时间全花在睡觉上。
下午四点钟，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已经确信丢失的文件肯定不在楼里了。现在，他正坐在伊戈尔·科马罗夫的办公室里汇报情况。
四年来，这两个人一直相互依存，难以分离。1994年，格里辛辞去克格勃第二总局的上校职务。他对现状已彻底失望。以他的观点来看，1991年共产党正式结束统治以后，前克格勃已经消亡了。而在此之前的1991年9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已经把世界上最大的安全机构解体，把各个部门分流到其他机构去了。
对外情报部门——即第一总局，其总部还保留在环城路以外的亚谢涅沃，但已经改名为俄联邦国外情报局，简称SVR。这已经够糟糕的了。
更糟糕的是，格里辛自己所在的第二总局，这个曾经负责国内安全、反间谍和镇压不同政见分子的机构，也已经遭到阉割，改名为俄联邦安全局，即FSB，并大量裁减了人员。
格里辛对这种做法极为反感。俄罗斯人民需要纪律，需要强硬、有时甚至是苛刻的纪律，而第二总局正是执行这种纪律的部门。他忍耐了三年的改革，希望在晋升至少将后就离职。一年后，他开始担任伊戈尔·科马罗夫的警卫队长，当时科马罗夫还是原来的自由民主党的政治局委员。
这二人共同成长，都有了显赫的地位和权力，以后还都会有更多的共通之处。几年来，格里辛已经为科马罗夫缔造了一支绝对忠诚的贴身警卫队伍，即黑色卫队。现在，这支由健壮的年轻人组成的卫队人数已达六千，并且由他亲自指挥。
黑色卫队的后备力量是青年战斗队，也由他来指挥。这支战斗队是爱国力量联盟的青年组织，人数多达两万，队员们都具有坚定的信念和狂热的忠诚。他是少数几个可以对科马罗夫直呼其名的人之一。尽管街上卑微的平民也可以对着科马罗夫高呼“伊戈尔·阿列克谢维奇”，但那是他作为“人民的一员”的一个方面，是俄罗斯人民期待的一种同志关系的体现。对他的部下，科马罗夫则有着非常严格的礼节要求，只有极少数几个密友除外。
“你肯定这文件已经不在楼内了吗？”科马罗夫问道。
“肯定不在了，伊戈尔·阿列克谢维奇。我们花了两个小时，把楼内翻了个底朝天。我们检查了每一个柜子、每一个抽屉和每一个保险箱。每一扇窗户和每一个窗台也都检查过了，每一寸土地都搜过了，没有外人闯进来的迹象。
“保险箱制造厂方的专家刚刚完成了检验，那个保险箱没有外力撬动过的痕迹。要么是知道密码的人打开过，要么文件根本就没放进去过。昨晚的垃圾已全被封存，并进行了分拣检查。什么也没发现。
“晚上七点钟起，狗就在院子里自由活动了，此后没人进入过大楼。夜班警卫晚上六点钟来接替白班，十分钟后白班的警卫就离开了。阿科波夫在办公室里待到八点。我们已经把昨晚的训犬员叫来了，可他发誓说昨晚一共拴了三次狗，是为了让三个加班的员工驾车离开。阿科波夫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夜间值班记录确认了这一事实。”
“所以呢？”科马罗夫说。
“所以应该是人为的无意失误，或者是有人蓄意为之。我们已经派车去兵营接昨晚值班的两个警卫来，他们马上就可以到这里。从昨晚八点阿科波夫离开，到今早六点白班人员抵达的这段时间里，是他们在楼内值班。然后是白班的警卫单独在这里值班，直到八点左右办公室工作人员上班，这中间有两个小时。但白班的警卫们发誓说，在他们第一次巡逻时，这个楼层的所有办公室门都是锁着的。楼层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包括阿科波夫，都证实了这一点。”
“你怎么看，阿纳托利？”
“要么是阿科波夫有意或无意地带走了文件，要么就是他根本没把文件锁进去，一个夜班人员把文件拿走了。值班警卫都有办公室门的万能钥匙。”
“这么说，是阿科波夫？”
“他肯定是第一个要怀疑的对象。他的私人公寓已经搜查过了，他也在场，什么也没有。之前我还觉得，他有可能带走文件，然后把文件包搞丢了。国防部就发生过这种事情，当时我负责案子的调查工作，结果发现不是谍报活动，而是渎职。罪犯被送去劳改营了。但阿科波夫的公文包是他一直用的那只，这也得到了三个人的证明。”
“那么他是有意为之了？”
“有可能。可我有个疑问，那他为什么今天上午还要来上班呢？难道他想自投罗网？他有十二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远走高飞。我是想……呃……对他进行详细的审问，为的是消除嫌疑或得到他的供认。”
“我同意。”
“在那之后呢？”
伊戈尔·科马罗夫把椅子转到面朝窗户的角度，他沉思了一会儿。
“阿科波夫一直是个很优秀的机要秘书，”他终于开口了，“但是，这个事件之后就要换人了。我关心的是，他已经看过文件，里面的内容是最高机密。如果他被降级或开除，他也许会愤然不平，甚至会泄露他知道的秘密。那就很遗憾了，会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我完全理解。”格里辛上校说。
这时候，两个稀里糊涂的夜班警卫到了，格里辛到楼下去审问他们。
到晚上九点钟，位于城外的黑色卫队营房里的夜班警卫宿舍，已经搜查完毕，只发现了一些预料之内的洗漱用品和色情杂志。
在别墅内部，两个警卫已被隔离，分别在不同的房间里接受盘问。格里辛亲自审问他们。他们显然对他十分畏惧，这很正常，他们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声。
格里辛偶尔还会在他们耳边大喊大骂，但对这两个浑身冒冷汗的人来说，最痛苦的折磨是他坐在他们旁边，小声叙说着撒谎者将会得到的种种惩罚的细节。到八点钟，他已经完全掌握了头天晚上他们值班时的情况。他知道了他们因专注于电视上总统死讯的新闻细节，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巡逻。而且，他第一次听说有一个清洁工的存在。
清洁工晚上十点钟抵达，与往常一样，是从地下通道进来的，而且，没有其他人陪他一起进来。要打开三道门，需要这两个警卫在场，因为一名警卫掌管着街门键盘的组合密码，另一名警卫掌握着内门密码。中间门的密码，两人都知道。
他获悉，两个警卫看到老头与往常一样，先去顶楼打扫。随后，警卫很不情愿地离开他们正在观看的电视节目，去打开中层办公室，那个重要的办公套房的门。他还知道了，在清洁工打扫完科马罗夫办公室后，一名警卫会过来重新锁上房门，但在清洁工打扫中间楼层的其他办公室时，两个警卫都已经回到了楼下。一切都很正常。那么……清洁工独自在阿科波夫的办公室里待过。他昨晚比平常提前一点离开，大约在凌晨一两点钟。
九点钟的时候，脸色惨白的阿科波夫先生由警卫陪同着离开了大楼。他乘坐的是自己的汽车，但由一名黑色卫兵驾驶。汽车后座上，另一名卫兵坐在这位失宠的秘书旁边。汽车没有驶向阿科波夫的公寓，而是出城去了青年战斗队的一处兵营。
到九点钟时，格里辛上校已经看完了由人事部提供的一份档案，那是一个叫列昂尼德·泽伊采夫的雇员的详细资料。该人六十三岁，是办公室的清洁工。档案里还有他的家庭住址，但那人有可能已经离家。他本应该在十点钟来上班的。
可他没有出现。半夜里，格里辛上校和三名黑色卫兵出发去走访老头的住所。
这个时候，西莉亚·斯通带着满足的微笑，翻身从她年轻情人的身上下来，伸手取来一支香烟。她很少抽烟，但现在是开心的时刻。雨果·格雷躺在她床上喘着气。他是一个体格健壮的年轻人，经常打壁球和游泳，保持着良好的体型，但刚刚过去的两个小时耗尽了他的大部分体力。
他不止一次纳闷，为什么一个处于性饥渴状态下的女人，其胃口总是能够超过男人的能力。上帝做出这样的安排，是很不公平的。
黑暗中，西莉亚·斯通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感觉到尼古丁使她恢复了体力，她靠到情人身边，抚摸他那深褐色的卷发。
“你究竟是怎么当上文化随员的？”她调侃说，“你连屠格涅夫和莱蒙托夫都搞不清楚。”
“我不需要搞清楚，”格雷咕哝着，“我需要向俄罗斯人推广我们的文化——莎士比亚、勃朗特，诸如此类。”
“所以你要经常去会议室和站长讨论吗？”
格雷急忙从枕头边支起身来，在她耳边轻声说道：
“别说了，西莉亚。这里可能有窃听器。”
西莉亚·斯通不开心了，翻身起来去煮咖啡。她不明白，格雷为什么会对一句小小的调侃如此大惊小怪。不管怎么样，他在使馆的身份已经完全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
当然，她是对的。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雨果·格雷一直是秘密情报局莫斯科情报站的第三情报官，也是资历较浅的一位。在过去的好日子里，冷战仍处在高峰期，该情报站曾经阵容强大。但如今时代不同了，预算减少了，俄罗斯目前正濒临崩溃，已经自顾不暇，不再构成巨大的威胁。
更重要的是，过去百分之九十的秘密现在已经可以公开获取了，要么就已经不再是秘密了。现在，连曾经的克格勃都有新闻发言人了。在莫斯科的美国使馆里，中情局情报官的编制已经减少到只有一支足球队的人数了。
但雨果·格雷是一位敏锐的年轻人，他深信大多数外交公寓仍装有窃听装置。共产主义时代也许已经结束，但俄罗斯的大国妄想依然十分狂热。他是正确的，俄联邦安全局特工已经盯上了他，对获悉了他的身份大为振奋。
名字奇特的“热心人大街”很可能是莫斯科城内最破旧、最低档的住宅区。它建于共产党统治时期，坐落在化学战研究所的下风方向。在该区居民中，唯一能感觉到的“热心”来自那些即将搬离的住户。
根据记录，列昂尼德·泽伊采夫与其女儿、卡车司机女婿以及他们的孩子，一起住在大街旁的一套公寓里。这时已是午夜十二点半，夏日的夜晚依然相当暖和。司机驾驶着一辆黑色的豪华海鸥汽车，不时把脑袋伸出车窗努力辨认街名路牌，最后，他把汽车停在了公寓外面。
这户人家女婿的姓氏应该不是泽伊采夫。于是他们不得不唤醒底楼的一位睡眼惺忪的邻居，打听出那户人家住在四楼。楼内没有电梯，这四个人只得脚步沉重地踏上楼梯，敲响一扇漆皮脱落的房门。
开门的女人睡意未消，她肯定有三十五六岁了，但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老上十岁。格里辛彬彬有礼但态度坚决。他的手下推开房门进屋，四散开去搜查房间。公寓里没什么可搜查的，因为它很小，实际上，一共只有两间房，外加臭烘烘的卫生间和用帘子隔开的厨房。
女人刚才与她六岁的女儿睡在其中一个房间的大床上。孩子被吵醒了，呜咽了起来。为了检查床底下是否藏着人，家里的睡床也被掀翻了，孩子的呜咽声随即变成哭声。两个用胶合板制作的破柜子也被打开来搜查了。
在另一个房间，泽伊采夫的女儿无助地指着墙边她父亲睡觉的那张行军床，解释说她丈夫去了远方的明斯克，已经走了两天了。孩子不停地哭，引得她也哭了起来。她发誓说，父亲自昨天上午起就一直没有回来。她很担心，但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报告父亲失踪。她认为，父亲肯定是在公园的长凳上睡着了。
黑色卫队很快便确认，公寓内里没有藏匿任何人。而且格里辛坚信，这个女人已经吓坏了，不可能撒谎。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就走了。
格里辛带领海鸥汽车离开莫斯科市中心，驶往四十英里外关押着阿科波夫的那座兵营。在夜晚剩下的时间里，他亲自提审那位不幸的秘书。黎明前，泪流满面的阿科波夫承认，他肯定把绝密文件留在了自己的办公桌上。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忘记把文件锁进保险箱里。他恳求宽恕，格里辛点点头，拍了拍他的背。
出了营房，他召来一名心腹。
“今天天气比较热，我们的朋友在这里很痛苦。我想，黎明前安排游个泳应该会很合适。”
他随后便坐车返回莫斯科去了。他琢磨着，如果这份至关重要的文件是落在阿科波夫书桌上了，那么它有可能被当作废纸扔掉，或者是被清洁工拿走了。前一个推断不成立：联盟总部的垃圾总要存放几天，然后才会在监督之下烧毁；昨晚的垃圾桶已经被仔细筛选过，什么也没有发现。那么，肯定就是清洁工了。可是，为什么一个半文盲的老头要做出这种事情？或者，在那之后他又干了什么？格里辛仍然想不出答案，只有老头本人能够解释。他会解释的。
早饭时间还不到，他已派出两千名手下，全员便装，在莫斯科各处寻找一名穿旧军大衣的老头。尽管他们没有他的照片，但他的特征很明确，而且，他有三颗钢做的门牙。
可是，即便有两千人在撒网搜索，这工作也并不容易。莫斯科的小街小巷和公园里到处都是流浪汉和无家可归的人，其数量是搜索人员的十倍，各年龄层、各种身材的都有，而且都穿得破破烂烂。如果泽伊采夫正如他所怀疑的那样生活在街上，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接受检查。他们之中必定有一个人有着三颗钢门牙，还携带着一份黑色封面的文件。人和文件，格里辛两者都要，而且不得耽搁。黑色卫队的卫兵虽然迷惑不解，但都很听话。那天天气炎热，他们穿上寻常的长裤和衬衣，分头去搜索莫斯科的各个区域。
美国，兰利
1983年12月
杰森·蒙克从书桌前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他想去军需站。从内罗毕回来已经一个月了，他获悉自己的业绩报告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有几个案子做得特别出色，获得提升指日可待。非洲部的负责人对他特别满意，因此也为即将失去他而颇感遗憾。
蒙克回来后被安排去学习西班牙语，过完圣诞节和新年假期就要开课。西班牙语是他学的第三门外语，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趁此机会进入拉丁美洲部门。
南美洲地域广大，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因为它不但是门罗主义所描述的美国“后院”，也是苏联集团所觊觎的大目标，是苏联搞暴动、颠覆或掀起共产主义革命的对象。克格勃因此正在巴西的里奥格兰德南部开展一项很大的行动，中情局对此要坚决予以阻止。现年三十三岁的蒙克即将迈入人生的一个新舞台——南美洲。
他正搅拌着杯里的咖啡，感觉有人站到了他的桌前。
“晒得好黑啊。”一个声音说。他抬起头来，认出了正俯身朝他微笑的那个人。他想站起来，但那人却示意他坐着，展现出如同贵族对农民表示友善一般的姿态。
蒙克吃了一惊。曾经有人在走廊上指着这人和他提起过，此人是行动部的一个大人物，是新上任的苏联东欧处反间谍科的苏联组负责人。
蒙克惊讶的是，这个人看上去太普通了。他们俩身高差不多，都是六英尺差两英寸，但对方虽然只比他大了九岁，身体状况却不太好。蒙克注意到他头上抹了厚重的发油，头发整齐地从前额梳到脑后，嘴唇苍白乏力，上唇还被一层浓密的小胡子覆盖着，近视的一双眼睛如猫头鹰般瞪着他。
“在肯尼亚待了三年。”蒙克解释了晒黑的原因。
“然后又回到了寒冷的华盛顿，嗯？”那人说。蒙克对他产生了一种不好的感觉。对方的眼睛里含有一丝嘲讽。我比你聪明多了，那双眼睛似乎在这样说，我真的极其聪明。
“是的，先生。”蒙克回答。一只被烟熏黄的手伸了过来，蒙克除了注意到对方的烟瘾，还看到了对方鼻头上那一丛丛弯弯曲曲的毛细血管——这往往意味着饮酒过度。他站起来，绽出一丝微笑，打字间的姑娘们私下里认为他的微笑特别迷人。
“那么你就是……”那人说。
“蒙克。杰森·蒙克。”
“很高兴认识你，杰森。我是奥尔德里奇·埃姆斯。”
通常，使馆工作人员星期六是不用上班的，更不用说这样一个炎热的夏日周六了。多数人一般会去林中或乡下度周末，但总统的死讯给他们增加了额外的工作，即使周末也要去上班。
那天上午，假如雨果·格雷的汽车发动起来了，那么许多后来要死的人都不会死去，这世界也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但是，他汽车上的点火装置出了故障，尽管格雷再三尝试，还是没把汽车发动起来，他只好跑向快要开到院子大门栏杆处的红色路虎，敲了敲车窗玻璃。西莉亚·斯通让他搭上了车。
他坐到她的旁边，她驾车转弯进入库图佐夫斯基大街，经过乌克兰大酒店，朝阿尔巴特和克里姆林宫方向驶去。他的脚后跟踩到了什么东西，于是弯腰捡了起来。
“你要竞购《消息报》吗？”他问道。她瞟了一眼，认出了他手里拿着的文件。
“噢，天哪，是我昨天打算扔到垃圾桶里去的东西。一个疯老头把它扔进汽车，吓得我差点魂都没了。”
“又是一份请愿书，”格雷说，“没完没了的。当然，通常是为了得到签证。”他翻开黑色封面，去看标题页。“哦，好像是关于政治的。”
“太好了。我是‘疯子先生’，这是我拯救世界的宏图，把它交给大使。”
“他是这么说的吗？把它交给大使？”
“是啊，还说谢谢啤酒。”
“什么啤酒？”
“我怎么知道？他是个疯子。”
格雷读完标题页，又翻开来看了几页。他安静了下来。
“确实是关于政治的，”他说，“像是某种宣言。”
“你想要就拿去好了。”西莉亚说。他们已经把亚历山德罗夫斯基花园抛在了后面，转弯后朝石桥驶去。
雨果·格雷打算快速浏览一下这份没人要的东西，然后扔进废纸篓里去，可看了十页之后，他站起来，决定去见一下那位足智多谋的站长，一个精明的苏格兰人。
为了防止被窃听，站长的办公室每天都要打扫，但真正秘密的会议，总是安排在“泡沫室”里举行。这个有着奇怪名称的房间其实是个会议室，悬空吊在钢筋横梁上，关上房门后，房间四周的间隙会被空气填满。泡沫室里里外外定期会进行打扫，被视为敌对情报机构无法窃听的场所。格雷感觉站长办公室还是不够安全，他要求去泡沫室。
“是吗，小伙子？”站长说。
“嗯，乔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浪费您的时间。也许是吧，对不起。可是，昨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位老人把这个东西扔进了西莉亚·斯通的汽车。您知道吗？就是当新闻随员的那个姑娘。也许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他的声音渐渐轻下去，站长从半月形镜片的上方看着他。
“扔进了她的汽车？”他温和地问道。
“她是这么说的。那人一把拉开车门，把这个扔进汽车，请她转交给大使，然后就走了。”
站长伸手接过文件，黑色的封面上有两个格雷的脚印。
“是什么人？”他问道。
“老头，衣衫褴褛，留着胡茬，像一个流浪汉。把她吓得半死。”
“也许是请愿书。”
“她就是这么认为的。她本打算把它扔掉，但今天上午我搭了她的车。我在路上看了其中的一些内容，似乎政治性很强。里面的标题页上盖有爱国力量联盟的标志印章，看上去像是伊戈尔·科马罗夫起草的。”
“俄罗斯未来的总统。奇怪。好吧，小伙子，把这个留给我来处理吧。”
“谢谢，乔克。”格雷说完就站了起来。英国秘密情报局内部提倡一种上下级之间直呼名字的亲密做法，旨在鼓励同志情谊和大家庭般的感情，强调了在这个奇特的行业里人人平等。只有局长本人被称为“局长”或“先生”。
格雷朝门口走去。他的手刚放在门把手上，就被他的上司叫住了。
“还有一件事，小伙子。苏联时期的公寓楼质量不好，墙壁很薄，现在依然如此。我们的商务三秘昨晚没有睡好，今天上午双眼通红。幸好，他老婆还在英国。下次，你和那位快乐的斯通小姐能否把声音放轻一点？”
雨果·格雷的脸变得像克里姆林宫的围墙一样红。他离开后，站长把黑色文件放到了一边。他今天很忙，大使要在十一点钟见他。大使阁下是个大忙人，他才不想受到打扰，尤其是这种被流浪汉扔进工作人员汽车里的东西。直到夜里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的时候，这位间谍头子才会去看这份后来被称为《黑色宣言》的文件。
西班牙，马德里
1984年8月
在1986年11月搬迁新址之前，印度驻马德里大使馆设在一座华丽的跨世纪建筑物内，位于维拉斯奎兹大街九十三号。在1984年印度独立日那天，印度大使按惯例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款待西班牙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各国外交使团。与往年一样，这个日子是8月15日。
由于马德里8月天气极为炎热，而且8月通常被政府、议会和外交官员选为假日，许多高官已离开首都，由级别较低的官员代表他们去参加招待会。
以印度大使的观点来看，这相当遗憾，但印度人无法重写历史，不能去改变他们的独立日。
美国派出了他们的代办和商务二秘杰森·蒙克作为代表。使馆内的中情局情报站长也不在，蒙克已经升为情报站的二把手，现在临时代理站长职务。
蒙克在这一年里过得很不错。学了六个月西班牙语后，他已经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级别也从GS-12晋升到了GS-13。这种政府官员的级别档次，对于在私人企业工作的人来说也许意义不大，因为那是联邦政府公务员制订工资的依据。但在中情局，级别不但关系到工资的高低，还关系到职务、地位和职业生涯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在高级情报官职位调整时，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刚刚任命了一位（行动）副局长，以替代原先的约翰·斯坦。主管行动的副局长负责中情局的所有情报收集工作，由此掌管该领域的所有情报人员。新上任的副局长是凯里·乔丹，是当初发现并招募蒙克的伯乐。
最后，当蒙克完成西班牙语课程时，并没有被分配去拉美处，而是西欧处。西欧只有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即西班牙本身。
倒不是说西班牙是一个敌对的国家，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但对于一个三十四岁的单身情报官来说，迷人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绝对胜过南美洲的特古西加尔巴。
由于美国与其盟友西班牙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因此中情局的大部分工作不是去对西班牙搞间谍活动，而是与西班牙的反情报机关合作，监视苏联和东欧这个敌对间谍成群的团体。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蒙克就与西班牙反间谍局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该机构好多高级情报官的职业生涯可以追溯到佛朗哥时期，他们不喜欢共产主义。由于用西班牙语很难发出“杰森”的读音，常常会变成“夏森”，于是他们就给这个年轻的美国人取名为“鲁比奥”，即金发小伙子。他们都喜欢他，蒙克有这种亲和力。
印度独立日的招待会气氛热烈。人们三三两两走动，喝着印度政府提供的香槟，但酒杯在手里拿上十秒钟就开始变热，人们有礼貌地寒暄，言不由衷地交谈着。蒙克估摸着自己已经为山姆大叔尽了力，准备离开，这时，他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
他穿过人群，走到一位身穿铁灰色西装的男士后面，等到他与一位穿着纱丽的女士交谈完毕、身边没有旁人时，他在后面用俄语说：
“你好啊，朋友。你儿子后来怎么样了？”
那个人吃了一惊，转过身来，然后露出微笑。
“谢谢你，”尼古拉·图尔金说，“他痊愈了，现在很健康。”
“我很高兴，”蒙克说，“看起来，你也混得不错呢。”
图尔金点点头。接受敌人的送礼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一旦被人告发，他将永远不得离开苏联。但是，为了儿子，他只能去恳求格拉祖诺夫教授的帮助。老医生自己也有儿子，私下里认为，苏联应该在医学领域与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机构开展合作。他无意去检举这位年轻的情报官，并低调地接受了同事们对他攻克疑难病症的祝贺。
“是的，谢谢。还可以。”他回答说。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蒙克说。苏联人似乎颇为震惊，蒙克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的动作：“不是策反，我承诺。”
图尔金这才放松下来。两个人都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蒙克的俄语讲得很好，这表明他不可能是美国使馆商务处的外交官；蒙克估计图尔金应该是克格勃的，也许是在反情报部门工作，因为看到他能够自由地与美国人谈话。
蒙克使用的这个词语其实已经把他给暴露了。事实上，他以玩笑的方式说了出来，这表明他认为冷战已经处在一个短暂的休战期。“策反”或“冷策反”是专业术语，指的是一方的情报官鼓动另一方的某个人改换门庭。
过了三个晚上，这两个人分别来到马德里老城区的一条名叫磨刀匠街的小街。其实这街道比巷子大不了多少，走到一半时会看到一扇旧木门，进去后走下台阶，可以抵达一个砖砌的拱形地下室。这里以前是一个酒窖，历史可追溯到中世纪，许多年来，这家餐厅一直挂着索布里诺德博坦的招牌，为客人提供传统西班牙菜肴。古旧的拱形地下室里设有卡座，卡座间放着餐桌，蒙克和他的客人坐进了其中一个卡座里。
菜肴味道很好。蒙克点了一瓶瑞格尔侯爵酒园的红酒。出于礼貌，他们不谈工作，只谈论老婆和孩子。蒙克承认他既没有老婆，也没有孩子；图尔金的儿子尤里现在已经上学了，但暑假期间与爷爷奶奶待在一起。一瓶红酒慢慢喝完了，第二瓶又端了上来。
蒙克起先并没有意识到，图尔金虽然外表和蔼，其实内心极为恼火。他不是针对美国人，而是针对几乎要了他儿子生命的社会制度。当第二瓶侯爵红酒快喝完时，他突然问道：
“你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觉得开心吗？”
这是否意味着策反？蒙克纳闷了。这个笨蛋想招募我？
“相当快乐。”他轻松地说。他正在倒酒，眼睛看着酒瓶，没看苏联人。
“如果你有困难，他们会帮助你吗？你们的人？”
蒙克继续盯着流进杯子的红酒，他的手平稳地握着酒瓶。
“当然了。如果我需要帮助，我们的人是会来的。这是规矩的一部分。”
“能为生活在自由环境的人们工作，感觉肯定很好。”图尔金说。蒙克终于放下酒瓶，望向桌子对面。他曾许诺不搞策反，但现在这个苏联人主动提出来了，他自己想弃暗投明。
“是啊。听我说，朋友，你们的制度即将发生变化，很快就会有变化。我们可以帮助变化来得更快一些，尤里长大后能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
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已经去世了，从伦敦空运进口的药物没能挽救他的生命。他的接班人是另一个老家伙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他站起来时必须有人搀扶。但克里姆林宫新近有传闻说，会有一个年轻人来接班，他的名字叫戈尔巴乔夫。到喝咖啡的时候，图尔金已经被策反了。此后，他人虽然留在克格勃，暗地里却为中情局工作。
蒙克很幸运，因为他的上司，即情报站长正外出度假。假如站长在，蒙克就要把图尔金交给其他人去管理。不过这次，他自己用加密电报向兰利总部报告了关于这次招募的消息。
人们一开始总是会起疑心的。成功策反一名克格勃K局的少校，意味着一次非凡的成功。在夏天的其他很多个日子里，蒙克与图尔金在马德里进行了多次秘密会面，蒙克了解了这位苏联同龄人的情况。
图尔金1951年出生在西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父亲是军工厂的一名工程师。十八岁那年，他因为大学梦没能如愿，去参了军。入伍后，他被分配到克格勃的边防军部队，在那里，他被发现是棵苗子，从而进入了捷尔任斯基高级学校的反情报专业学习英语。他表现得很出色。
后来，他与一组优秀学员一起转到了著名的安德罗波夫学院学习，那儿是克格勃的国外情报培训中心。与大洋彼岸的蒙克一样，他也注定会飞黄腾达。毕业时，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他被分配到克格勃第一总局的K局，隶属于情报收集部门的反情报机构。
1978年，图尔金二十七岁时结婚了，同年有了儿子尤里。1982年，他第一次赴国外任职，到了内罗毕，主要任务是渗入肯尼亚的中情局情报站，招募在内罗毕或肯尼亚各地的间谍。由于儿子生病，这次国外任职提早结束了。
图尔金的第一份情报在10月份传递到了中情局。确定已经建立了一个完全秘密的通信系统后，蒙克带上这份情报专程返回兰利汇报。结果，该情报价值很高，图尔金泄露了克格勃在西班牙的完整谍报行动。为保护情报源，美国人把他们掌握的情报逐个逐个地透露给西班牙，使得每次捕获为莫斯科效劳的西班牙间谍，都像是因为碰上好运气，或者是因为西班牙方面的努力。每个案子都让克格勃（通过图尔金）觉得，是由于间谍自己犯下错误才导致其本人被捕的。莫斯科没起疑心，但输掉了它在整个伊比利亚地区的情报行动。
在马德里工作的三年时间里，图尔金升上了副站长的位子，这使得他几乎能接触到所有的情报信息。1987年，他将奉调返回莫斯科，一年后出任克格勃K局在东德的情报站长，直到1990年柏林墙拆除、共产党下台、东西德统一。这些年里，虽然他通过死信箱存取点和联络点传递了数以百计的情报，但他一直坚持只接受一个人的管理，即柏林墙对面的朋友杰森·蒙克。这种安排不同寻常。大多数间谍在六年时间里要换好几个“管理员”或“控制员”，但图尔金坚持己见，中情局兰利总部拿他没办法，只能做出让步。
1986年秋天，蒙克返回兰利，去副局长凯里·乔丹的办公室报到。
“我看过那些情报了，”中情局新任主管行动的副局长说，“价值很高。我们原先以为他有可能是双料间谍，但他提供的西班牙间谍级别都很高。你那个人很可靠，干得很好。”
蒙克点头表示感谢。
“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乔丹说，“我也是刚刚才了解此事的，你报告里关于招募的战略很合适，但有一个问题，他自愿要求变节的真正理由是什么呢？”
蒙克把报告里没有提及的情况告诉了副局长，包括那人的儿子在内罗毕生病，以及由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提供药品的事情。
“我真该把你给解雇了。”乔丹最后说。他起身走到窗前，窗外的白桦树和山毛榉树林一直延伸到波托马克河，通红或者金黄的树叶即将纷纷飘落。
“老天啊，”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不知道局里的其他人会不会在没有得到回报的情况下，让他拿走药品。你很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他。马德里的成功纯属侥幸。你知道拿破仑是怎样评价将军的吗？”
“不知道，先生。”
“他说，我不管他们好不好，我只希望他们运气好。你这种做法非常少见，但你很幸运。我们要把你的那个人转移到SE，这个你知道吗？”
中情局的最高领导是局长，他领导着两个大部门：情报部和行动部。情报部由情报副局长负责，其任务是把收集到的大量原始情报进行比较和分析，选编成一些情报摘要送交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等相关部门。
真正的情报收集工作由行动部承担，其负责人是行动副局长。行动部下面又按照世界的地域格局分为拉美处、中东处、东南亚处等等。但在长达四十年的冷战时期，在从1950年直至1990年东欧共产党垮台的这段时间里，最核心的部门是苏联东欧处，简称SE。
其他处室的情报官们对SE常有牢骚，即便他们在波哥大或雅加达挖掘或招募了有价值的苏联“资产”，招募后还是必须交由苏联东欧处操控管理。其理由是被招募者将来会从波哥大或雅加达调走，很可能调回苏联。
由于苏联是主要的敌人，苏联东欧处就成了行动部的香饽饽，大家都努力想挤进去。即使蒙克在大学里主修俄语，而且多年来经常阅读俄文报刊，他仍然被分配去了非洲处工作，此后也不过是调到了西欧处。
“知道的，先生。”蒙克说。
“你想跟他一起调过去吗？”
蒙克来了精神。
“好的，先生。请批准。”
“好吧，是你发现他并招募他的，就由你来管理他吧。”
不到一个星期，蒙克就被调到了苏联东欧处，他的任务是管理克格勃少校尼古拉·伊里奇·图尔金。他再也没有返回马德里常驻，而是经常去那里访问，在瓜达拉马山脉高处的野餐地点与图尔金秘密会面。他们在那里谈论许多事情，例如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以及其改革和公开化的两手计划，使得政策开始宽松。蒙克很高兴，因为他不但把图尔金视为工作对象，还把他当成了朋友。
到1984年，中情局正在变成——或者说，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文书工作上面，不再重视情报收集。蒙克讨厌官僚主义，不喜欢文书工作，深信写下来的东西有可能被偷或者被复制。苏联东欧处文书工作的绝密核心是“三零一号档案”，里面记录了为山姆大叔效劳的每一个苏联间谍的详情。那年秋天，蒙克“忘记”把图尔金少校——代号为来山得的间谍——的详情记录放到三零一号档案中。
7月17日晚上，英国秘情局驻莫斯科情报站站长乔克·麦克唐纳参加了一个无法推却的饭局。饭后他回到办公室，准备整理一下在饭局上记的笔记——他总是不相信自己的公寓，认为免不了有遭窃的可能性。他的目光落在了那份黑色封面的文件上。他漫不经心地翻开文件看里面的内容，当然，这文件是用俄文书写打印的，但他懂俄语。
结果，那天夜晚他没能回家。刚过午夜，他给妻子打电话，解释说晚上要加班不能回家了，然后继续看文件。文件大约有四十页，分成了二十个小标题。
他读到了关于重建一党专制国家、恢复一系列劳改营以关押持不同政见者和其他犯罪分子的段落。
他仔细阅读了关于解决犹太人群落问题的最终方案，还有关于车臣问题的处理意见，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相关内容。
他研读了有关与波兰签署互不侵犯和约以期缓和西部边界的那几页，还有重新征服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和包括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在内的前苏联南部的共和国的部分。
他读到了有关重建核武器库，并把周围的敌人列为目标的段落。
他也集中精神阅读了关于俄罗斯东正教会和所有其他宗教派别命运的描述。
根据这份宣言，那些受到屈辱、现在正忧郁地蜷缩在营房帐篷里的部队官兵，将被重新武装起来，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重新征战；被征服土地上的人们，将作为奴隶为他们的俄罗斯主人生产粮食；俄罗斯人将会移民到外部领土，在由莫斯科委派的一名帝国总督的庇护下，对那里的人民实施统治和控制；国家治安将由黑色卫队来维持，其人数将增加到二十万人；他们还要对反社会分子——自由主义人士、记者、牧师、同性恋和犹太人进行特别处理。
该文件还解开了一个长期困惑麦克唐纳和其他人的谜团：爱国力量联盟取之不尽的竞选资金的来源。
1990年之后，俄罗斯的黑社会一直由许多黑帮组成。早些时候，他们为争抢地盘相互残杀，搞得尸横遍野。1995年以来，他们开始推行联合策略。到了1999年，俄罗斯从西部的边界到乌拉尔山区的范围之内，有四个犯罪集团，为首的是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多尔戈鲁基。如果他面前这文件的情况属实，那么，正是这些集团在资助爱国力量联盟，目的是为了将来能够得到回报，以便铲除其他帮派并取得霸权地位。
凌晨五点钟时，乔克·麦克唐纳已经把文件看了五遍，最后合上了这份《黑色宣言》。他往椅背上一靠，眼睛盯住天花板。他已经戒烟多年，但现在他很想吸一口。
最后他站起来，把文件锁进保险箱后走出使馆。他在黎明的晨曦中站在人行道上，凝视着河对面的克里姆林宫围墙。四十八小时前，在高墙的阴影下，一个身穿破旧大衣的老头也凝视过这座使馆楼房。
人们通常会认为间谍头子是不信教的，但外表和职业会误导人。在苏格兰高地，贵族们自古就有信仰罗马天主教的传统。1745年，伯爵和男爵们与他们的亲族一起聚集在天主教快乐王子查理的旗下，一年以后他们在卡洛登的沼泽里被消灭了。
站长来自这种传统的宗教中心。他父亲是法西芬的麦克唐纳家族的一员，但他母亲是洛瓦特的弗雷泽后裔，他是在宗教环境中长大的。他迈开脚，先是沿着河堤走到下一座桥梁——莫斯特大桥，过桥后向东正教的圣巴西尔大教堂走去。他绕过大教堂的洋葱头尖顶建筑群，穿越正在苏醒的市中心，朝着新广场的方向走去。
正要离开新广场时，他看到清晨的第一批人群开始在救济贫民的流动厨房前排队领取热汤。广场后面就有一个流动厨房，那里曾是苏共中央的所在地。
一些国外的慈善组织参与了对俄罗斯的救济，联合国则以官方名义在提供支援。西方像早先援助罗马尼亚孤儿院和波黑难民那样，也是慷慨解囊。可是，任务很艰巨，因为农村的贫民朝着首都蜂拥而来，遭民警收容遣返后又会再次出现，或者不过是又换了一批人。
他们站在黎明前的晨曦里，老人们衣衫褴褛，妇女们怀抱吃奶的婴儿。自从波特金时代以来，俄罗斯的农民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他们像牛一样，迟钝并充满耐心。7月下旬天气温暖，他们还能过活。但当冬天来临，俄罗斯进入寒风刺骨的隆冬……今年的1月已经很冷了，那明年1月呢？想到这里，乔克·麦克唐纳摇摇头，继续朝前走去。
他来到了以前叫作捷尔任斯基广场的卢比扬卡广场。这里曾经有一座竖了几十年的铁腕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他是列宁时期的专政机关“契卡”的创始人。广场后面矗立着一栋灰色和赭色构成的大楼，被称为莫斯科中心，那儿是克格勃的总部。
古旧的克格勃大楼后面，是臭名远扬的卢比扬卡监狱，在那里遭到刑讯逼供和处决的人不计其数。监狱后面有两条大街，分别是大卢比扬卡和小卢比扬卡。他选择了小卢比扬卡。街道的中段是圣路易教堂，许多外交官和为数不多的俄罗斯天主教徒去那里做礼拜。
他身后两百码远的地方，在他视线以外的克格勃大楼的背后，一些流浪汉在儿童商店宽大的门洞里睡觉。
两个身材魁梧、穿着牛仔裤和黑皮夹克的人走到商店门口。他们把正在睡觉的流浪汉一个个翻过身辨认。其中一个流浪汉身穿破旧的军大衣，翻领上挂着几枚沾满了尘土的奖章。那两个人吃了一惊，再次弯腰查看，把他从睡眠中摇醒。
“你是泽伊采夫？”其中一人厉声问道，老人点了点头。另一个人从衬衣口袋掏出便携式电话，按下几个数字开始说话。很快，一辆莫斯科人汽车驶过来，转弯后停在了街沿石旁边。那两个人把老头架起来扔进车后座，随后也挤进了汽车。老头在上车前努力想说些什么，晨光中，他嘴里的几颗不锈钢门牙闪烁了一下。
汽车快速绕过广场驶到一座大楼后面，那里曾经是全俄保险公司，后来成了令人恐惧的楼房。车子随后咆哮着穿行在小卢比扬卡街上，经过了正在人行道上行走的一位英国外交官的身旁。
在一位睡眼惺忪的教堂守门人的引导下，麦克唐纳进入教堂走到走廊的尽头，跪在了圣坛前。他抬头看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则在俯视他。他开始祷告。
教徒祷告是件很私密的事情，他正在祈祷：“亲爱的上帝，我祈求您，但愿它是假的。要是这是真的，那么，一股巨大的黑暗邪恶力量将会降临到我们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