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受审的北里士满帮帮派分子穿着一件深蓝色双排扣西装，系一条打着完美蝴蝶结的意大利丝质领带。他的白衬衫看起来很整洁，胡子也刮得很干净，还戴着耳环。委任律师托德·科威尔将他的客户打扮得很体面，因为他知道陪审团很难抗拒“眼见为实”这种观念。当然，我也相信这句至理名言，所以我尽可能多带受害者的验尸彩色照片出庭。开着红色法拉利的托德·科威尔想必不太喜欢我。
“斯卡佩塔女士。”科威尔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盛气凌人地说，“人们在可卡因的影响之下会变得很暴力，甚至会拥有超人的力气，是否真有此事？”
“可卡因的确会使服用者兴奋和产生幻觉。”我面对陪审团回答，“像你所说的，超人的力气通常都来自可卡因或PCP——一种马匹镇定剂。”
“受害者的血液中同时检验出可卡因与苯基柯宁。”听科威尔的语气，仿佛我已同意他的说法。
“没错。”
“斯卡佩塔女士，你能否向陪审团解释那意味着什么？”
“我首先要向陪审团解释，我是一个拥有法学学位的医生。我的专长是病理学，其次是法医病理学，这你应该很清楚，科威尔先生。所以请你称呼我斯卡佩塔医生，而不是斯卡佩塔女士。”
“好的，女士。”
“能否请你重述刚才的问题？”
“能否请你向陪审团解释，如果有人被检验出血液中同时含有可卡因和苯基柯宁，那意味着什么？”
“苯基柯宁是可卡因代谢后的产物。如果血液中同时含有这两种成分，意味着他服用的可卡因已部分代谢，尚未完全代谢。”我回答时发现露西坐在后方角落里，她的脸被一根柱子半遮着，看起来很颓丧。
“那意味着他吸毒已有很长时间，他身上的针孔更能证明这一点。这也表明，当我的委托人在七月三日晚上与他碰面时，面对的是一个极度激动、兴奋、暴力的人，我的委托人别无选择，只能自卫。”科威尔边说边踱步，光鲜亮丽的委托人望着他，像一只焦躁不安的猫。
“科威尔先生，”我说，“受害人乔纳·琼斯被一把可以装三十六颗子弹的九毫米口径手枪连开十六枪，其中七枪打中背部，还有三枪是近距离，甚至是贴着琼斯先生的后脑射入的。依我之见，这与自卫而开枪不符，尤其是琼斯先生的酒精度高达零点二九，几乎是弗吉尼亚州法定值的三倍。换句话说，受害者在遭到攻击时，运动神经与判断力已基本无法运作。老实说，如果琼斯先生当时能站得起来，我都会感到惊讶。”
科威尔转过身面对着波法官。自从我来到里士满，就听闻这个法官有个绰号叫“乌鸦”。毒枭呼吸厮杀、儿童带枪上学、在校车上互射，已经令他疲惫的心灵感到厌倦。
“法官阁下，”科威尔戏剧化地说，“我要求将斯卡佩塔女士的最后那段证词删除，因为那既是揣测也是煽动。无疑，那并非她的专业。”
“哦，我不认为医生所说超越她的专业范畴，科威尔先生，而且她已经很有礼貌地请你称呼她‘斯卡佩塔医生’。我对你的古怪行径与手段都已经很不耐烦了……”
“可是，法官阁下……”
“事实上，斯卡佩塔医生已经数次在我的法庭出庭，我对她的专业能力相当了解。”法官继续用他的南方腔调说，这令我想起了拉成长条的温热的太妃糖。
“法官阁下……”
“依我看她每天都在处理这种事情……”
“法官阁下？”
“科威尔先生！”“乌鸦”大吼一声，微秃的头部涨得发红，“如果你再打断我，我就以蔑视法庭的罪名起诉你，让你到监狱里住几个晚上！听清楚了吗？”
“是，法官大人。”
露西伸长了脖子观望，陪审团成员也都紧张起来。
“我要让记录员忠实地记下斯卡佩塔医生所说的话。”法官记下说道。
“没有其他问题了。”科威尔简洁地说。
法锤重重一敲，波法官结束庭审，也吵醒了后排一个戴着黑色草帽、一直在打瞌睡的老妇人。她吓了一跳，坐正后脱口而出：“谁？”之后想起自己身在何处，又开始哭泣。
“没事，妈妈。”另一个女人说。众人散去，各自去吃午餐了。
我在离城之前，顺道前往户籍资料处，我有一个老朋友兼同事在此担任户籍登录人员。在弗吉尼亚州，无论是出生或死亡，都得经过格洛里亚·拉文的签署才算合法。她像鲱鱼卵一样在这里土生土长，却认识各州的同行。承蒙格格里亚的鼎力协助，几年来我多次查证某人是否存活，是否已婚、离婚或经人收养。
她的同事告诉我，她在麦迪逊大楼的自助餐厅吃午餐。一点十五分，我看见格格里亚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一边吃着香草酸奶和什锦水果罐头，一边聚精会神地读一本厚书。从封面看，那是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平装惊悚小说。
“如果面对这样的午餐，我宁愿不吃。”我说着拉了一把椅子过来。
她一脸茫然地抬头看着我，随后喜形于色，“哎呀，老天，你在这里做什么，凯？”
“我就在街对面工作，你不会忘了吧？”
她开怀大笑，“能否请你喝杯咖啡？亲爱的，你看起来很劳累。”
格格里亚·拉文人如其名，长大后真的充满爱心。她五十来岁，心宽体胖，对经手的每一份文件都给予高度的耐心。对她而言，记录不只是整理文件和分门别类。无论高官显贵还是市井小民，她都一视同仁。
“我不喝咖啡，谢谢。”我说。
“我听说你已经不在街对面工作了。”
“我只离开了一两个星期，人们就急着炒我鱿鱼了，真有意思。我现在联邦调查局的法医顾问，经常来来去去的。”
“依据我听到的消息，应该是进进出出贝拉罗莱纳州吧。连丹·拉瑟前几天晚上也在谈斯坦纳家女孩的案件，这件事CNN也报道了。天哪，这里真冷。”
我环顾着阴冷的州政府自助餐厅，用餐的客人都很沉闷。许多人将皮夹克与毛衣都扣到下巴处，埋头猛吃。
“他们将所有的自动调温器设定为十六摄氏度，以节约能源，那真是天大的笑话。”格格里亚继续说道，“弗吉尼亚医学院还在使用蒸汽暖气，所以降低调温器的温度根本无法节省任何电力。”
“我觉得这里还不到十六度。”我说。
“现在是十二度，与室外温度相同。”
“欢迎你到街对面去使用我的办公室。”我打趣地笑着说。
“哦，那可是全城最温暖的地方了。我能帮你什么忙，凯？”
“我想追查一件疑似婴儿猝死症的案子，大约十二年前发生在加州。那名婴儿的名字叫梅莉·乔·斯坦纳，父母的名字分别是查尔斯与德内莎。”
她立即记了下来，但她很专业，没有问我缘由。“你知道德内莎·斯坦纳的娘家姓吗？”
“不知道。”
“加州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我说。
“你能查出来吗？你能提供的消息越多越好。”
“还是请你先用这些信息查查看吧。如果查不出来，我再想想还能找到什么资料。”
“你说疑似婴儿猝死症，是指有可能不是婴儿猝死症吗？我必须知道，以防登记成别的死因。”
“依据推测，那个孩子夭折时一岁大，这令我很困惑。你也知道，婴儿猝死症的发病高峰期是在婴儿三到四个月时，超过六个月的婴儿就不太可能患这种病了。过了一岁，应该就是其他原因导致猝死。所以，很有可能登记成别的死因了。”
她把玩着桌上的茶包，“如果事情发生在爱达荷州，我只要打电话给简，她立马就会依照婴儿猝死症的分类去查询，在九十秒内给我答复。但加州有三千两百万人口，是最难查询的州之一，或许要用特殊方式查询。来吧，我送送你，这算是我今天的运动了。”
“那位户籍登录人员还在加州首府吗？”我们沿着一条死气沉沉的走廊前行，走廊里挤满了行色匆匆，需要社会服务的市民。
“是的，我一上楼就打电话给他。”
“那么我想你认识他了。”
“哦，当然。”她笑了，“这一行总共也不过五十个人，我们找不到别人聊天。”
当天晚上我带露西去高级法国餐厅，享受名厨的手艺。我们点了水果腌小羊肉，要了一瓶一九八六年的名酒，以舒缓我们疲惫的神经。我答应回去后再请她吃一客加了阿月浑子与马尔萨拉白葡萄酒的甜美巧克力慕斯，那是我珍藏在冰箱里，以备不时只需的。
回家之前，我们驱车至市区的休克巴登，在街灯下的鹅卵石步行道上散步。不久前我还不敢靠近此地。河边，天色暗蓝，繁星点点，我想起了本顿，又因截然不同的原因想起了马里诺。
“姨妈。”我们在咖啡厅喝可布其诺时，露西说，“我能不能找个律师？”
“为什么？”我明知故问。
“即使联邦调查局无法证明他们加诸我的罪状，还是会从此将我拒之门外。”她口气平缓，但掩不住痛苦。
“告诉我你需要什么。”
“一个大人物。”
“我帮你找一个。”我说。
我没有依照原定计划于星期一返回北卡罗来纳州，反倒飞往华盛顿。我在联邦调查局还有些事待办，但它们都不及探视一位老朋友重要。
法兰克·罗德参议员当年与我在迈阿密就读同一所天主教高中，但不是同一级的，他比我年长许多。当我在戴德县法医办公室任职，而他担任佐治亚州检察官时，我们才结为朋友。他成为州长、参议员时，我已经离开南部的出生地；他受命担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后，我们才再度联系。
罗德在推进美国有史以来最艰巨的犯罪法案时，曾要求我担任顾问，我也曾请他帮忙。他算是露西的贵人，这一点露西一直不知道。若没有他干预，她或许就无法获准入学。也无法实现今年秋季的留校实习。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向他启齿，谈起此事。
晌午时分，我在参议院大厅内一张光洁的棉椅上等他。艳红色墙壁，波斯地毯，水晶吊灯，使得大厅富丽堂皇。隔着大理石走道，能听见外面的各种声响，偶尔也有观光客探进头来，希望能在参议院餐厅内看到某个大人物。罗德准时赴会，给我一个快速而有力的拥抱。他精力充沛，亲切平和，但不善于表达感情。
“你脸上有我的口红印了。”我将他下巴处的唇印擦掉。
“哦，你应该留着，让我的同事有个茶余饭后的话题。”
“我看他们的话题已经够多了。”
“凯，见到你真好。”他说着陪我进入餐厅。
“你或许会发现没有那么好。”我说。
“真的很好。”
我们挑了一张靠窗的洁净桌子，窗外是骑着马的乔治·华盛顿雕像。我没有看菜单，因为这里从不改变菜色。罗德参议员仪表堂堂，一头浓密的灰发，深邃的蓝眼眸。他身材高瘦，偏好优雅的丝质领带和老式的华丽服饰，例如坎肩、袖扣、怀表、领带别针等。
“你怎么会到华盛顿来？”他问，同时将餐巾铺在腿上。
“我手上有些证物，必须就此与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讨论。”我说。
他点点头，“你在侦办那件骇人听闻的北卡罗来纳州案件？”
“是的。”
“非得阻止那种杀人狂不可，你认为他在当地吗？”
“我不知道。”
“我只是在想他为什么会在那儿，”罗德继续说，“照理说他应该到其他地方避避风头才对，也罢，我看这些歹徒在做决定时很少依常理出牌。”
“法兰克，”我说，“露西惹上大麻烦了。”
“我感觉到有事，”他淡然地说，“从你的神情可以看得出来。”
我花了半个小时向他讲明原委，从心底感谢他的耐心。我知道他当天有几项法案要投票，也有很多人想瓜分他的时间。
“你是个好人，”我诚挚地说，“我却让你失望。我恳求你帮忙——我几乎不曾恳求过别人，今天却如此狼狈。”
“是她做的吗？”他几乎没有碰盘中的烤蔬菜。
“我不知道，”我回答，“证据对她不利。”我清清喉咙，“她说不是她做的。”
“她一向对你实话实说吗？”
“我想是吧。但我最近发现她有些重要事情没有告诉我。”
“你问过她了吗？”
“她表明立场说有些事情和我无关，还说我不该批判她。”
“凯，如果你担心自己带着批判的眼光，或许你已经在批判她了。而且无论你说什么或不说什么，露西都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我一直不喜欢批判、纠正她，”我懊恼地说，“可是她的母亲——多萝茜，我唯一的妹妹，太过依赖男人，又太过自我中心，无法处理女儿的现实生活。”
“如今露西惹出麻烦来，你又在暗察自己的过失了。”
“我倒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我们很少能察觉到潜伏在理性之下的原始焦虑。要将它消除，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一切摊开来谈。你认为自己足够坚强，可以承受吗？”
“是的。”
“让我提醒你，一旦你开口问，就得承受那些答案。”
“我知道。”
“目前只能希望露西是无辜的。”罗德参议员说。
“然后呢？”我问。
“如果露西没有违反安全规定，显然就是另有其人。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的问题是‘怎么做的’。”我说。
他向服务员招手示意上咖啡，“我们首先必须确认的是动机。露西会有什么动机？别人会有什么动机？”
为了钱是很简单的答案，但我认为那不是真正的动机，我这么告诉他了。
“金钱就是权力，凯，一切都是为了权力。我们这些堕落的生灵永远不会满足。”
“是啊，禁果。”
“当然，那是万恶之源。”他说。
“这个悲惨的事实每天都在血淋淋地上演。”我附和道。
“那对你目前面临的问题有何启示？”他往咖啡里加糖。
“让我知道了动机。”
“当然了，权力，就是如此。请告诉我，你要我怎么做？”我的老朋友问。
“除非能证明露西从工程研究处窃取了档案，否则他们无法对她进行任何起诉。但我们在此交谈时，她的前途已经毁了——至少就执法部门，或是任何需要背景调查的职位而言。”
“他们已经证明她就是当天的闯入者吗？”
“他们拥有所需要的证据，法兰克，问题就在这里。我不确定他们会花很大心血去还她清白，如果她是无辜的。”
“如果？”
“我不想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我端起咖啡，又放下，因为不想再让身体受更多的刺激，我的心跳加速，双手也不由自主地颤抖。
“我可以和局长谈一谈。”罗德说。
“我只希望有人在幕后确保这件事能彻底调查清楚。开除露西，他们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还有那么多事情等着办呢，而她又只是一个大学生。老天，他们怎么会在乎？”
“我倒希望联邦调查局能多关心这件事。”他说完，紧抿着双唇。
“我很清楚官僚体制，我这辈子都在这种体制中工作。”
“我也是。”
“那你一定很清楚我在说什么。”
“没错。”
“他们要她到里士满和我同住，直到下学期开学。”我说。
“这么说，那就是他们的裁决了。”他再度端起咖啡。
“正是如此，那对他们而言只是举手之劳，但露西怎么办？她才二十一岁，可她的梦想就此破灭。她该何去何从？过完圣诞节之后回弗吉尼亚大学，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听着，”他亲切地抚着我的手臂，这种亲切感总会令我希望他是我父亲，“我会在避免干预行政作业的原则下尽力而为，你能信得过我吗？”
“当然。”
“同时，不知你是否介意我向你提供一点个人忠告？”他瞥了一眼手表，向服务员招手。“我迟到了。”他转头望着我，“你最大的问题是家事。”
“难以苟同。”我坦诚地说。
“是否同意，悉听尊便。”他笑着接过服务员递来的账单，“你和露西情同母女，可你想如何帮她渡过这个难关？”
“我认为我今天已经在做了。”
“而我认为你今天这么做是因为你想和我见面。对不起。”他向服务员示意，“我看这不是我们的账单，我们没有叫四道小菜。”
“我看看。糟糕，哦，真抱歉，罗德参议员。那是另一桌的。”
“既然如此，就叫肯尼迪参议员一并付了吧——他的和我的。”他将两张账单都递给服务员，“他不会反对的，他信奉纳税与花费。”
服务员是个肥胖的女人，身穿黑色套装与白围裙，头发齐肩向内翻卷。她笑着，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总算松了一口气，“遵命，先生！我会这么告诉参议员的。”
“告诉他，再多付一笔慷慨的小费，米苏里。”他在她正要离去时说，“告诉他是我说的。”
米苏里已年逾七十，几十年前搭乘北上列车离开南部老家来到这里。这些年来，她目睹了参议员的盛衰荣枯、起落浮沉、情场得意或政坛失意。她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打岔上菜，什么时候该添茶或告退。她知道这个美好的餐厅内那些掩饰得当的秘密的真面目，因为要对一个人做出最准确的评断，就是在没人观察时看他如何对待像她这样的人。她喜爱罗德参议员，这从她望着他柔和的眼神以及听到他名字时的神情看得出来。
“我只想督促你多花点时间陪露西。”他继续说道，“别急着替别人解决难题，尤其是她的。”
“我不相信她可以自行解决。”
“我想，你不用告诉露西我们今天的交谈，也不用告诉她我一回办公室就会替她打电话，如果你觉得需要有人告诉她，就由我来开口。”
“好的。”我说。
不久之后，我在罗素大楼外拦了一辆出租车，前往联邦调查局总部外的半圆形广场。我和韦斯利约好两点十五分在此地碰面。他正坐在一条长椅上，津津有味地读一本小说，但我知道在我开口打招呼之前，他早已注意到我了。当一个参观团与我们擦肩而过时，韦斯利将书合上，放进外衣口袋，站了起来。
“旅途顺利吗？”他问道。
“加上前往机场和离开机场到达市区的时候，乘飞机与开车相差无几。”
“你说乘飞机来的？”他替我拉开大厅的门。
“我让露西用我的车。”
他摘下墨镜，替我们俩各取了一张来宾通行证，“你认识刑案实验室的主任杰克·卡特赖特吗？”
“见过面。”
“我们要到他办公室展开一场快速又令人讨厌的讨论，”他说，“之后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哪里？”
“一个很难前往的地方。”
“本顿，你再这么神秘，我可别无选择，只能说拉丁语来报复了。”
“你知道我最痛恨你说拉丁语。”
我们将来宾通行证插入一个旋转门内，沿着一道长廊走向电梯。每次来联邦调查局总部，都会令我更不喜欢这里。很少有人正视你或微笑，每件事或每个人似乎都隐藏在各种白色或灰色的百叶窗后。实验室间的走道错综复杂宛如迷宫，如果我独自行走，一定会迷路。更糟的是，在这里工作的人似乎也不认路。
杰克·卡特赖特办公室的景观不错，阳光照在窗户上，使我想起了当年埋首工作，兢兢业业的美好时光。
“本顿，凯，你们好。”卡特赖特与我们握手，“请坐。这位是乔治·基尔比，这位是希斯·理查兹，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你们见过吗？”
“没有，你们好！”我和那两人打招呼。他们都很年轻，神情严肃，衣着朴素。
“有人喝咖啡吗？”
没有人喝，卡特赖特似乎也急着谈正事。他看起来很迷人，而他那令人肃然起敬的办公室似乎也在向人证明他的办事方式。每份文件，每个公文袋和电话留言都井然有序地放在固定位置，一个笔记本上摆着一支老旧的银色派克钢笔——只有极度守旧的人仍在使用。窗边摆有盆景，窗台上还摆着他妻女的照片。外面阳光普照，车水马龙，小贩在叫卖T恤衫、冰激凌和牛奶。
“我们一直在侦办斯坦纳的案子。”卡特赖特开始了讨论，“目前为止有很多相当有意思的发现，我先从或许是最重要的开始，即在冰箱内找到的皮肤。虽然DNA分析尚未完成，但我们仍然可以确定那是人类的生理组织，血型呈O型阳性。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受害人埃米莉·斯坦纳也是O型阳性血。那块生理组织的大小，形状也与她的伤口相符。”
“能确定那块生理组织是用什么器具切割下来的吗？”我问道，同时记着笔记。
“一种单刃，锐利的切割工具。”
“这几乎囊括了所有刀具。”韦斯利说。
卡特赖特继续说，“根据凶手切割时划在肌肉上的第一个点判断，是一种有尖端的单刃刀。目前只能将范围缩小到这里。还有——”他望向韦斯利，“在你送来的刀具上找不出任何人类的血迹。呃，就是从弗格森家送来的那些。”
韦斯利点点头，面无表情。
“下面谈微物证据，”卡特赖特接着说，“这就开始变得有趣了。我们在显微镜下找到了被害人尸体和毛发上某些不寻常的物质，鞋底也有，经查为若干与她床铺上的毛绒相符的蓝色亚克力纤维，以及与她穿去教堂的那件绿色灯芯绒外套相符的绿色棉纤维。还有若干羊毛纤维，出处不明。我们也找到了若干尘土，来源广泛，无法确定，但也不是到处都能找到。”
卡特赖特从他的旋转椅上转身，打开身后柜子上的放映机。画面上出现了四个不同角度的切片，是一种略像细胞的物质，让人想起蜂巢，但有些地方沾上了琥珀色。
“各位所看到的，”卡特赖特告诉我们，“是一种称为接骨木属黄耆的植物组织切片，它是生长在佛罗里达州南部海岸平原和礁湖间的一种灌木。最有意思的是这里的黑点部分。”他指着污点处，“乔治，”他望向其中一个年轻的实验员，“这是你的专长了。”
“这些是丹宁囊。”乔治·基尔比靠近我们，加入讨论，“在这个辐射状切片上看得更清楚。”
“丹宁囊到底是什么？”韦斯利追问。
“是植物茎部用来传送物质的运输管道。”
“什么物质？”
“通常是细胞活动产生的废物。各位也知道，这是植物的髓，就是植物的丹宁囊所在处。”
“你是说这个案件的微物证据是髓？”我问。
乔治·基尔比点点头，“没错。商业上称之为髓木，虽然就专业术语而言它并不存在。”
“髓木有什么用途？”韦斯利问。
这时卡特赖特回答，“通常用固定精细的机器零件或珠宝首饰。珠宝匠和钟表商或许会将小耳环或手表的齿轮插在髓木上，以免这些东西在桌上滚动或被甩落，但现在大家都改用泡沫塑料了。”
“她身上留有很多髓木吗？”我问。
“相当多，大都在流血的部位，其他微物证据也主要是在这些部位采集到的。”
“如果有人要用髓木，”韦斯利说，“要去哪里找？”
“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大沼泽，如果你想自己砍树，”基尔比回答，“否则就得订购。”
“到哪儿订购？”
“我知道在马里兰州的银泉市有一家开展此业务的公司。”
韦斯利望着我，“看来，我们得查查黑山地区有谁在修理珠宝首饰了。”
我告诉他，“如果黑山地区有珠宝匠，我会大感意外。”
卡特赖特再度开口：“除了刚才提到的证物，我们在显微镜下也发现了若干昆虫，甲虫、蟋蟀、蟑螂，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还有一些白色与黑色的漆斑，但都不是汽车上的，另外，头发中还有木屑。”
“来自什么木材？”我问。
“大都是胡桃木，但也检验出桃花心木。”卡特赖特望着韦斯利，而韦斯利正望着窗外，“你在冰箱内找到的皮肤组织上没有这些物质，但她的伤口上有。”
“这是否表明在皮肤被割下来之后，尸体才运到藏尸地点，沾到这些物质？”韦斯利说。
“可以这么认为，”我说，“但割下皮肤加以保存的人也有可能进行了清洗——割下时一定血淋淋的。”
“会不会是放在了某种交通工具里面？”韦斯利继续问，“例如车后面的行李箱？”
“有可能。”基尔比说。
我知道韦斯利在朝哪个方向思考。高特曾经在一辆破烂不堪的老旧箱型车内谋害十三岁的艾迪·希斯，车上有各种令人费解的证物。简单地说，高特，一个佐治亚州经营胡桃园的富商之子，一个变态杀人狂，以留下一些令人摸不着头绪的证物为乐事。
“至于鲜橘色的绝缘胶带，”卡特赖特终于谈到了这一点，“是不是还有没有找到整卷胶带？”
“是的，还没有。”韦斯利回答。
希斯·理查兹实验员正翻阅笔记本，卡特赖特告诉他，“我们开始谈这一项吧，我个人认为这会是我们找到的最重要的证物。”
理查兹开始侃侃而谈，就像其他刑事鉴定人员一样，他热爱自己的专长。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库里有一百多种绝缘胶带，以备刑案设计胶带时鉴别。事实上，这种司空见惯的日用品被用来作案，这令我在五金行或杂货店看到它们时也会产生恐怖的回忆。
我曾用绝缘胶带将被炸得支离破碎的残骸拼凑在一起，也曾将性虐待狂凶手捆绑被害人的胶带拆除，还曾从绑着砖块沉尸河底或湖底的被害人身上撕下胶带。我已经数不清那些送进停尸间同时嘴巴仍蒙着胶带的受害人有多少了。只有进了停尸间，这些尸体才能开口，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会有人关心他们所遭受的一切。
“我从没有见过这种胶带。”理查兹说，“它的捻线数目之高让我确信，无论如何，这卷胶带不是在商店里买的。”
“你怎么确定？”韦斯利问。
“这是专业的规格，拥有六十二条经线与五十六条纬线，而在大卖场购买的那种二十比十的经济型规格，一卷才一两美元。专业型的或许要十美元一卷。”
“你知道这种胶带是在哪里生产的吗？”我问。
“北卡罗来纳州希克利市的休福工厂，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型胶带制造厂。他们最出名的品牌是‘粘得牢胶带’。”
“希克利位于黑山东边大约六十英里处。”我说。
“你找过休福工厂的人吗？”韦斯利问理查兹。
“找过，他们仍在替我追查胶带流向。母亲已经找到一些线索。这种鲜橘色胶带是该公司在八十年代专为一家客户制造的私人标签用品。”
“什么是专为客户制造私人专业标签用品？”我问。
“有人需要一种特殊的胶带，于是下订单给工厂。一张单子至少得订五百箱，所以还有数百卷胶带我们可能永远看不到，除非它像这一卷一样出现。”
“能否举个例子？什么人会自己设计并定制胶带？”我进一步追问。
“我知道有些赛车选手就会订购，”理查兹回答，“例如理查德·佩蒂订购的就是红色与蓝色的，而达雷尔·沃奇普用的则是黄色。休福公司几年前也曾遇到这样一个客户——因为工人老是在下班时顺手牵羊拿走昂贵的胶带，所以订购了独一无二的亮紫色胶带。如果有人用亮紫色胶带修补家里的管线或孩子的充气游泳池，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偷来的了。”
“这一回成为这种鲜橘色胶带的订购目的吗？防止工人偷走？”我问。
“有可能，”理查兹说，“另外，它还防火。”
“那很不同寻常吗？”韦斯利问。
“是的。”理查兹回答，“依我看，防火的胶带只用在飞机和潜水艇上，但并不特别要求得是鲜橘色，至少我这么认为。”
“为什么有人需要鲜橘色的胶带？”
“这是值百万奖金的智益问答题，”卡特赖特说，“橘色，总令我联想到打猎和锥形的交通路标。”
“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一下凶手用来捆绑斯坦纳太太和她女儿的那些胶带吧。”韦斯利建议，“还有什么可以提供的信息吗？”
“胶带上黏附着若干像是家具上的亮光漆的东西，”理查兹说，“另外，胶带从整卷撕下来的次序与绑在那位母亲手腕和脚踝上的次序不符。这意味着那个歹徒撕下一段段的胶带后，可能将它们黏在家具的边缘。捆绑前，已经准备妥供他使用的胶带，一次用一段。”
“但是他将次序弄乱了。”韦斯利说。
“是的。”理查兹说，“我将这些用力绑母亲和女儿的胶带都加了编号，你们想看一下吗？”
大家都表示要看。
我和韦斯利当天下午一直待在材料分析组，置身于一大堆气相层分析仪、质谱仪、差示扫描热量器，以及用力判别是何种材料及其熔点的其他复杂万分的仪器之间。我站在一部便携式爆裂物探测器旁，理查兹则继续分析用力捆绑那对母女的特制胶带。
他向我们解释，在用热蒸汽将黑山警局送来的胶带分开后，发现共有十七段，长度从八英寸至十九英寸不等。他将这些胶带置于透明的厚树脂塑料片上，分两次进行编号——胶带撕下来的次序和歹徒用来绑受害人的次序。
“绑在母亲身上的胶带编号完全乱了，”他说，“应该首先使用的是这一段，却是最后才用的。撕下来的这第二段，使用时应该也排在第二，而不是第五。而那位小女孩身上的胶带，则完全依照撕扯次序使用，总共用了七段。绑在她手腕上的胶带编号就是从胶带卷上撕下来的编号。”
“她应该比较好控制。”韦斯利说。
“这很容易想到。”我说，接着问理查兹，“你从小女孩身上取下的那些胶带上找到家具漆的残留物了吗？”
“没有。”他回答。
“这真有意思。”我说，这些袭击令我困惑不已。
胶带上的乌黑条纹，是我们最后才讨论的。经过分析证实，那是碳氢化合物，用浅显一点的名词来称呼就是油脂。这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因为油脂就是油脂。胶带上的油脂可能来自汽车，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一辆马克牌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