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十点时，我与灵车同时到达医院，詹雷特医生正在处理文件。我将外套脱下，换上一件塑料围裙时，他紧张地朝我笑了笑。
“你想不想猜猜媒体怎么知道我们要开棺验尸的？”我摊开一件手术袍。
他满脸惊讶。“怎么了？”
“有六七个记者出现在墓园。”
“真过分。”
“我们必须确保不会再走漏消息，”我将那件长袍在背后系住，设法使自己心平气和，“这里发生的事不能传出去，詹雷特医生。”
他没有搭腔。
“我知道我只是客人，如果你厌恶我的出现我也不会怪你，所以请不要认为我对你的立场或权威视若无睹。但我向你保证，无论杀害那个小女孩的是谁，他都会留意新闻的发展。一旦消息走漏，他就会有所发现。”
为人随和的詹雷特医生仔细聆听，丝毫不以为忤。“我只是想打听一下他们知道些什么，”他说，“问题是风声一传出去，就会有很多人知道。”
“我们要确定今天在这里查出来的情况不能再传出去了。”我说。这时我听到灵柩送来了。
鲁西亚·雷率先进门，跟在他身后的是那个戴着平顶卷边帽的人，他用教堂的手推车推着白色灵柩。他们将灵柩停放在验尸台旁。雷从他的外衣口袋中掏出一把金属扳手，插入灵柩顶部的一个小洞中。他慢慢扳开封口，仿佛在发动一辆古董车。
“应该好了。”他说着将扳手放回口袋，“希望你们不介意我在一旁看看我的成果。对我而言，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们没有将人埋葬之后再挖出来的习惯。”
他伸手要将棺材板掀开。如果詹雷特医生未出手制止，我会出面。
“通常这不是个问题，鲁西亚，”詹雷特医生说，“但现在实在不宜有外人在场。”
“我想这未免太大惊小怪了吧。”雷收起笑容，“我又不是没见过这孩子。我对她全身上下一清二楚，比她母亲知道得还多。”
“鲁西亚，你必须走了。你走之后，我和斯卡佩塔医生才能验尸。”詹雷特医生仍用他那种感伤温和的口吻说，“完成之后我会通知你。”
“斯卡佩塔医生，”雷注视着我，“我必须说，联邦政府人员进城之后，人们都变得不友善了。”
“这是凶杀案的调查工作，雷先生，”我说，“请不要当成是冲着你来的，因为我们无意如此。”
“走吧，比利·周，”这位殡仪馆负责人对戴着平顶卷边帽的人说，“我们去吃点东西。”
他们离开了。詹雷特医生将门锁上。
“真抱歉，”他说着戴上手套，“鲁西亚有时候可能很傲慢，其实人很不错。”
我起先怀疑埃米莉的尸体未经适当的防腐措施保护，或是入殓方式未能与她母亲所付的金额匹配。但在我和詹雷特医生将灵柩打开时，并未看到任何敷衍了事的痕迹。白色的绸缎衬布覆在她身上，上面摆着一个用白色面纸和粉红色丝带包装的包裹。我开始拍照。
“雷提起过这东西吗？”我将包裹递给詹雷特医生。
“没有。”他满脸困惑，翻来覆去地查看包裹。
我将衬布掀开，强烈的防腐香油味扑鼻而来。埃米莉·斯坦纳躺在衬布下，穿着淡蓝色天鹅绒高领套装，辫子上绑着同样质料的蝴蝶结，脸部已出现开棺验尸时常见的白色霉菌，像戴着一张面具，摆在腹部《新约》上的双手也有。她脚穿及膝的白色袜子、黑色皮鞋。全身上下，没有一件像是新的。
我又拍了一些照片，随后和詹雷特医生将她抬出灵柩，放在不锈钢桌上，脱下她的衣服。甜美的小女孩服饰下，隐藏着她丧命的恐怖秘密：自然死亡的人不会有她身上的那些伤痕。
每个诚实的法医都会承认验尸很恐怖。这种开膛剖腹和外科手术截然不同。解剖刀由锁骨切到胸骨，再笔直划过躯干，绕过肚脐后在耻骨告一段落。从头部后方沿着一只耳朵划到另一只耳朵将头壳掀开，也不怎么令人好受。
当然，头部的伤口没有缝合，只能用发饰和发型加以掩饰。浓妆修饰的埃米莉，被人从上到下划开了，仿佛一个伤感的布娃娃被剥掉衣服，遭到狠心的主人抛弃。
水滴入钢制洗涤槽中咚咚做响。我和詹雷特医生擦拭着尸体上的霉菌、妆容和头部后方伤口的肤色黏合剂，以及大腿、上胸、肩部遭剥皮处等部位。我们摘下埃米莉眼睑下方的眼角膜，取出缝合线。在强烈的气味从胸腔散发出来时，我们涕泪直流。各个内脏都沾满了防腐粉末，我们迅速而匆忙地擦拭干净。我检查颈部，找不到任何詹雷特医生没有记录的情况。然后我将一把凿子插入臼齿，迫使嘴巴张开。
“太僵硬了，”我失望地说，“我们必须将咬肌切断。我要看看舌头的解剖位置，再检查后咽喉。但我不能肯定，或许我们做不到。”
詹雷特医生在他的手术刀上装了一片新刀刃。“我们要找什么？”
“我要确定她有没有咬舌。”
几分钟后，我发现埃米莉曾咬舌。
“她的舌头边缘部分有咬痕，”我指出，“你能不能量一下？”
“八分之一英寸长，四分之一英寸宽。”
“出血部分大约四分之一英寸深。看来她咬了不止一次。你有何看法？”
“我看也很有可能如此。”
“由此判断，她临终前曾经癫痫症发作。”
“或许是头部的伤势造成的。”他说着去取相机。
“有可能，但为什么脑部状况却显示她中弹后存活时间并不久，不足以出现癫痫症？”
“我猜我们拥有无法回答的同一问题。”
“没错，”我说，“真令人费解。”
我们将尸体翻过来，我聚精会神地研究引发这次开棺验尸的斑痕。验尸照相人员已到达，并架好了设备。整个下午，我们拍了无数卷照片，有红外线、紫外线、彩色、高反差、黑白，等等，还加装了许多特效滤光镜与镜头。
接着，我从医事包中取出六个黑色的环，那是用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塑料制成的，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制造水管和下水管道的那种材料。每隔一两年，我就会找一位认识的牙科法医帮我锯这种八分之三英寸厚的环，打磨光滑。幸好，我无须经常使用这种古怪的装备，因为从尸体上移除人类的咬痕或其他的印痕的机会很少。
我决定采用直径三英寸的一个环。我用技工的冲压机在环的两侧压出埃米莉·斯坦纳的案件编码和身体部位。人的皮肤如画家的画面般有弹性，所以在割下埃米莉左臀部那个斑痕后，为了使其结构维持原状，还得补上一些稳定基质。
“你有没有强力胶水？”我问詹雷特医生。
“当然。”他拿了一管给我。
“如果你不介意，请拍下每一个步骤。”我对摄影人员说。那是一个瘦小的日本人，一直动个不停。
我将环摆在斑痕上，先用强力胶水将它初步固定在皮肤上，再用缝合线彻底固定。随后我将环的周围组织割开，整个放入福尔马林溶液中。这期间，我一直在推敲这块斑痕有何意义。那是一个不规则的圆，还有一个不完整的奇怪褐色污点，我相信那是某种图案的印痕。然而无论用拍立得从多少个角度观察，我都想不出那到底是什么图案。
摄影人员离去后，我和詹雷特医生通知殡仪馆的人员将尸体运回。这时，我们才想起用白色面纸包着的包裹。
“怎么处置这东西？”詹雷特医生问。
“必须将它打开。”
他将干毛巾摊在一部手推车上，把那个礼物摆在上面。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术刀将面纸割开，里面出现了一个女性六号鞋的旧鞋盒。他又割掉了几层面纸，将盒盖打开。
“哎呀。”他轻叫了一声，张皇失措地凝视着小女孩的陪葬物。
盒子内，两层保鲜膜下裹着的是一只死猫，顶多几个月大。这是一只母猫，没有戴项圈，一身黑色的皮毛，但脚部是白的。我将它取出来，它僵硬得像三夹板，纤细的肋骨外突。我看不出它的死因，于是拿着它去照X光，几分钟后将X光片置于光板上。
“它的颈椎骨折了。”我说着汗毛直竖。
詹雷特医生靠近光板，紧蹙着眉头。“看来颈椎已经移位了。”他用指关节触碰着X光片，“太不可思议。它的颈椎向一侧移位。我认为那不是被车撞的。”
“是的，”我告诉他，“它的头部被人朝顺时针方向扭了九十度。”
将近晚上七点，我回到轻松旅游汽车旅馆时，马里诺正坐在床上吃一客奶酪堡。他的枪、手提箱、汽车钥匙都扔在另一张床上，鞋子与袜子随意丢在地上。看得出来，他不久前才回到这里。我走向电视机将电视关掉时，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走吧，”我说，“我们得上路了。”
依照鲁西亚·雷所言，他可以对天发誓是德内莎·斯坦纳将那个包裹放进埃米莉的灵柩中的。他简单地认为这个礼盒中应该是小女孩一个心爱的玩具或玩偶。
“她什么时候放的？”我们快步走向旅馆的停车场时，马里诺问。
“就在葬礼之前。”我回答，“你带汽车钥匙了吗？”
“带了。”
“那就由你来开车吧。”
我头痛得要命，只能将之归因于福尔马林的呛鼻味和无法吃饱睡好。
“有没有收到本顿的消息？”我故作漫不经心地问。
“前台应该有一大堆你的留言。”
“我直接去了你的房间。你怎么知道我有很多留言？”
“前台服务员原本想拿给我的。他觉得我们两个人中我看起来更像医生。”
“那是因为你看起来像个男人。”我揉揉太阳穴。
“你注意到这一点，说明你还像个白人。”
“马里诺，我希望你不要总以充满种族歧视的口吻说话，我相信你没有种族歧视观念。”
“你喜欢我的这辆车吗？”
这是一辆栗色的雪佛兰凯普瑞斯，手电筒、无线电、电话、扫描仪等设备一应俱全，甚至还架了一部摄影机和一把陆战队用的温切斯特牌十二号口径不锈钢霰弹枪。枪栓是推拉式的，内装七颗子弹，与联邦调查局用的完全一样。
“老天，”我难以置信地说着上了车，“北卡罗来纳州黑山镇什么时候需要镇暴用的霰弹枪了？”
“现在。”他发动引擎。
“这些配备是你要求的？”
“不是。”
“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一个只有十名警察的警局，配备却比缉毒小组还精良？”
“或许地方人士真正体会到社区警力的价值了。这个社区正面临一个难缠的问题，结果本地商人与忧心忡忡的居民纷纷慷慨解囊赞助经费，例如资助购买车子、电话、霰弹枪。有一名警察告诉我，今天早晨一位老妇人打电话给他，询问联邦调查局探员是否愿意和她共进周日晚餐。”
“听起来不错啊。”但我仍然有点困惑。
“另外，镇议会正在考虑扩编警察局，我猜那能说明某些事情。”
“什么事情？”
“黑山需要一个新的警察局局长。”
“我仍然不明白你打算做什么。”
“嘿，或许我就打算在这个小镇落地生根，医生。他们再找一位经验丰富的局长，又把我当做〇〇七似的人物。这种事不需要太空科学家也可以想得出来。”
“马里诺，你到底怎么了？”我极为平静地问道。
他点了一根烟。“怎么了？你先是否认我看起来像个医生，现在有人为我不像个局长了？我才在你眼中我什么都不像，只像个一无是处的笨蛋，只会和新泽西地区的无赖一起吃意大利通心面，只会带那些穿着紧身衣搔首弄姿的女人出游。”他愤然吐了口烟。“嘿，不能因为我喜欢骂人，就认定我是有刺青，没教养的人，也不能因为我没有像你一样就读那些常春藤名校，就认定我是个笨蛋。”
“你说够了没有？”
“还有一件事，”他仍说个不停，“这里有许多钓鱼的好地方，还有蜂树湖与詹姆斯湖，而且除了蒙特利特与比尔特摩附近，放假都很便宜。或许我已经厌倦了这种生活：看着游手好闲的人互相残杀，捉捕连环杀手将其关进牢房，因为为此付出的社会成本比我看管他们所领的薪水还高。‘如果’那些混蛋能关进牢里，那是最大的‘如果’。”
我们已经将车停在斯坦纳家的车道上五分钟了。我望着车窗外灯火通明的房子，不确定她是都知道我们得到来以及为何而来。
“你说完了没有？”我问他。
“不，还没说完，我只是说烦了。”
“水锦皮需哦按摩。我没有就读常春藤名校……”
“那你怎么称呼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城大学？”
“马里诺，去你的，闭嘴。”
他望着挡风玻璃外，又点了一根烟。
“我跟你一样是个穷苦的意大利人，生长在贫穷的意大利人聚居区。”我说，“区别在于我住在迈阿密，你住在新泽西。我从不认为自己比你高尚，我也没有骂过你笨。事实上，你一点都不笨，尽管你英语说得很糟，而且没听过歌剧。”
“我对你的所有抱怨源自一件事：你很固执，严重时心胸狭隘，令人无法忍受。换句话说，你会因怀疑别人怎么对待你，而以牙还牙的对待别人。”
马里诺拉开车门。“我没有时间听你训话，也不感兴趣。”他将烟丢掉，走了出去。
我们沉默无语，走向德内莎·斯坦纳家的前门。我觉得德内莎开门时一定察觉到我和马里诺刚吵了一架。他不愿意正眼看我，也不理会我。由她带着我们走向客厅。我曾经在照片中看过她的住处，所以这里熟悉得令我颇不自在，屋内摆式呈乡村风格，目之所及均为褶裥饰边的松软坐垫，垂挂的绿植和流苏制品。玻璃门后，瓦斯炉正冒着火光。屋内有许多座钟，分秒不差。斯坦纳太太正在看有线台播放的一部有鲍勃·霍伯主演的老电影。
她将电视关掉，坐在摇椅内，看起来疲惫不堪。“今天不是个好日子，”他说。
“是啊，德内莎，当然不会是好日子。”马里诺坐在她身旁的椅子上，全神贯注地望着她。
“你们是来告诉我发现了什么吗？”她问。我明白她是说开棺验尸。
“我们还得进行许多检验。”我告诉她。
“就是说你们没有找出有助于逮捕那个人的任何证据？”她带着淡淡的哀愁说，“医生们在没有发现什么的时候总是说要检验。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已经明白了这一点。”
“这种事需要时间，斯坦纳太太。”
“听着，”马里诺告诉她，“真的很抱歉来打扰你，德内莎，但我们必须在问你几个问题。这位医生想问你几个问题。”
她望着我，晃着摇椅。
“斯坦纳太太，埃米莉的灵柩内有一个用面纸包裹的盒子，殡仪馆的负责人说是你吩咐将它当做她的陪葬品。”我说。
“哦，你说的是袜子。”她若无其事地说。
“袜子？”我问。
“袜子是一只流浪猫，总在附近徘徊。我想那应该是一个月前的事了。当然，非常敏感的埃米莉开始喂它，就这么回事。她很爱那只小猫。”她微笑着，眼中泛着泪光。“她替它取名袜子，因为它通体黑色，只有脚掌是纯白的。”她伸出双手，摊开手指，“看起来像穿着袜子。”
“袜子是怎么死的？”我谨慎地问。
“我也不太清楚。”她从口袋中掏出面纸轻按双眼，“有天早上我在门前发现它。那是在埃米莉……我以为那只可怜的小猫是心碎而死的。”她用面纸捂住嘴啜泣着。
“我去替你弄点喝的。”马里诺起身离开客厅。
显然，他对房子和女主人都很熟悉，这颇不寻常，也令我越来越不自在。
“斯坦纳太太，”我倾身向前，温和地说，“埃米莉的小猫不是心碎而死，它的脖子断了。”
她将手放下，颤抖着深吸一口气，红着眼眶，瞪大眼睛望着我。“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只猫死于非命。”
“那么，我想它是被车撞了，真可怜。我告诉过埃米莉我就怕会这样。”
“它不是被车撞的。”
“难道是被附近的狗咬死的？”
“不，”我说，这时马里诺端了一杯像是白葡萄酒的饮料回来了，“那只小猫是被人杀死的——蓄意杀害。”
“你怎么知道？”她满脸惊恐，用颤抖的手接过酒杯并将它放在旁边的茶几上。
“经检验，我们发现猫的脖子是被扭断的。”我继续平静地解释，“我知道听到这种细节你会很难过，斯坦纳太太，但如果你想协助我们找到真凶，就必须让我们知道真相。”
“你知道有谁会这样对待你女儿的猫吗？”马里诺坐回椅子里，身体前倾，前臂靠在膝上。仿佛要向她保证：她可以依靠他，和他在一起安全无虞。
她在默默地控制情绪。她取过酒，颤抖着啜了几口。“我只知道自己接到过一些电话。”她深吸一口气。“你知道，我的指甲呈蓝色，身体极差。”她说着伸出一只手，“我定不下心，也睡不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再度泣不成声。
“德内莎，没关系，”马里诺亲切地说，“你别急，我们不会离开。告诉我那些电话。”
她擦擦眼睛说：“大都是男人。好像还有一个女人，她说如果我像个好母亲般留意女儿，就不会发生这种……不过有一个听起来像是年轻人，像是男孩子在搞恶作剧。他说了些话，你知道，像是他正在看着埃米莉骑她的自行车。可这事之后的事……所以根本不可能。但另一个年纪较大，他说还没结束。”她又喝了些酒。
“还没结束？”我问，“他还说了些什么？”
“我不记得了。”她将眼睛闭上。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马里诺问。
“就在发现她的尸体之后。发现她在湖边。”她又伸手取酒，却将酒打翻了。
“我来处理。”马里诺立刻起身，“我得抽根烟。”
“你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吗？”我问她。
“我知道他指的是已经发生的事，值得是谁对她做了这种事。我想他是说坏事不会就此结束。好像隔天我就发现了袜子。队长，或许你可以帮我弄片吐司，抹点花生酱或奶酪。我的血糖好像降低了。”斯坦纳太太说。她对椅子边茶几上倾倒的酒杯和酒渍似乎不以为意。
他再度离开客厅。
“那人破门而入，掳走你女儿时，”我说，“他说话了吗？”
“他说如果我没有依照他的吩咐做，就杀了我。”
“那么你听过他的声音了。”
她边晃动摇椅边点头，眼睛一直盯着我。
“听起来像你刚才说的那个电话中的声音吗？”
“我不知道。有可能，但很难说。”
“斯坦纳太太……”
“你可以叫我德内莎。”她的眼神很犀利。
“你还记得什么？关于那个破门而入将你捆绑的男人？”
“你在想他会不会就是在弗吉尼亚杀害那个小男孩的凶手？”
我没有搭腔。
“我曾在《人物》上见过他和他的家人。我当时还想，真可怕，实在无法想象自己若是男孩的母亲会如何。梅丽·乔夭折已经够令人难受了，没想到如今我又会遭遇这种事。”
“梅丽·乔是你那个因婴儿猝死症而夭折的孩子吗？”
她眼睛一亮，仿佛对我知道这种细节感兴趣或好奇。“她死在我的床上。我早上醒来，发现她就躺在查克身旁，身体冰凉。”
“查克是你丈夫？”
“我原本以为是他在夜间翻身时不小心压到了她，但他们说不是，是婴儿猝死症。”
“梅丽·乔多大？”我问。
“刚满周岁。”她擒住泪水。
“那时候埃米莉出生了吗？”
“她是一年后出生的，我就知道她也会出事。她体弱多病，医生们都担心她会窒息而死，所以我在她入睡后必须常去探视，确定她在呼吸。那时候我每天都昏昏沉沉的，没有一个晚上睡得好。睡睡醒醒，夜复一夜，活在可怕的恐惧中。”
她眉头深蹙，闭上双眼，双手紧握扶手，在晃动的摇椅中陷入一片哀伤。
我忽然意识到马里诺一再离开，不是和我赌气，而是不想听我问斯坦纳太太问题，他已坠入情感的漩涡，我担心他无法继续侦办这个案子了。
斯坦纳太太睁开双眼，只是我的眼睛。“他已经杀死很多人了，如今他就在这里。”她说。
“谁？”我因为分心，一时未能回过神来。
“邓波尔·高特。”
“我们不确定他在这里。”我说。
“我知道他在这里。”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的埃米莉出了这种事。同样的手法。”一滴泪水滑落她的面颊，“你知道，我应该担心他接下来会对我下手。但我不在乎，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我很遗憾。”我尽可能亲切地说，“你能否将那天的事说得更详细一些？十月一日那个星期天？”
“当天早晨，我们像往常一样去了教堂和主日学校。午餐后，埃米莉在她房内练习吉他。老师说，我看到她的时间不多。”她睁大眼睛回忆着。
“你是否记得她提前出门参加青年团契的聚会？”
“她回来之后呢？”
“我们吃饭时，”她眼睛一眨不眨，“她闷闷不乐。后来她要将袜子抱进屋里，但我不准。”
“你为什么认为她闷闷不乐？”
“她看起来与平日不大一样。你知道孩子们在闹脾气时会怎样。然后她又回到自己的房间，过了一阵便上床了。”
“告诉我她的饮食习惯。”我会想起弗格森原本打算在从匡提科返回时问斯坦纳太太的问题，他应该没有来得及问。
“她很挑食，挑三拣四的。”
“她星期天晚上参加聚会回来后吃完晚餐了吗？”
“我们吵了老半天，多少也与此有关。她不停滴将食物推开，还闹脾气。”她的声音哽咽，“总是闹很久……我要她吃饭，总要费尽心思。”
“她常常腹泻或反胃吗？”
她将眼神移向我。“她经常不舒服。”
“不舒服有很多种含义，斯坦纳太太。”我耐心地说，“她是否经常腹泻或反胃？”
“是的。我已经告诉马克思·弗格森了。”泪水再度滚滚而出，“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没完没了地回答这些问题，这只会勾起伤心事。”
“很抱歉。”我温和地说，以掩饰我的惊讶。她是什么时候告诉弗格森的？他在离开匡提科之后打了电话给她？如果如此，她想必是与他生前交谈过的最后几个人之一。
“她不舒服并不是这种事发生的原因。”斯坦纳太太哭得更伤心了，“你们应该问些可以逮到他的问题才对。”
“斯坦纳太太，我知道这很不好受，但请告诉我梅莉·乔夭折时你们住在哪里。”
“哦，上帝，请帮帮我。”
她以手遮面，尽量控制情绪，抽泣的肩膀不断起伏。我漠然地坐着，等她慢慢冷静下来：先是双脚，然后是双臂、双手。她缓缓抬头望向我，眼睛里投出意思怪异的模糊冷光，令我莫名想起了入夜的湖边，想起了黑得不真实的睡，顿时也如做梦般焦躁不安。
她低声说：“斯卡佩塔医生，我想知道你认识那个男人吗？”
“哪个男人？”我问。马里诺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份吐司做成的花生果酱三明治，一条餐巾和一瓶白葡萄酒。
“杀死那个小男孩的男人。你和邓波尔·高特说过话吗？”她问。马里诺将她的酒杯扶正，斟满，将三明治摆在一旁。
“我来帮忙。”我从他手中接过餐巾，擦拭溅在桌面上的酒渍。
“告诉我他长什么样。”她再度闭上眼睛。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高特的身影和他锐利的眼睛，淡黄色的头发。他的五官很立体，体格健壮。不过关键是那双眼睛，我永远无法忘记。我知道他杀人不眨眼，而且就是用这双蓝色的眼睛凝视着他们，将他们杀害。
“对不起。”我忽然想起斯坦纳太太仍在和我说话。
“你为什么让他逍遥法外？”她像是在指控，接着再度饮泣。
马里诺让她去休息一下，说我们告辞了。上车后，他的情绪很糟糕。
“高特杀了她的猫。”他说。
“我们不能确定这一点。”
“我现在可没兴趣听你说得像个律师似的。”
“我是律师。”我说。
“哦，对不起，我忘了你也拥有这个学位。我老是忘了你是一名医生兼律师兼印第安酋长。”
“你知道弗格森在离开匡提科之后给斯坦纳太太打电话了吗？”
“见鬼，我不知道。”
“他开会时曾提起要问她几个饮食方面的问题。依照斯坦纳太太刚才所说，他好像问过，也就是说他死前不久和她谈过话。”
“也许他从机场回家后曾打电话给她。”
“然后立刻上楼，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了根绳索？”
“不，医生，他上楼去解决。也许与她交谈，是他‘性’致勃勃。”有可能。
“马里诺，埃米莉喜欢的那个小男孩姓什么？我知道他叫海伦。”
“干嘛？”
“我想去看看他。”
“如果你不了解小孩，我可以提醒你，现在快九点了，明天还要上课。”
“马里诺，”我心平气和地说，“回答我的问题。”
“我知道他住在离斯坦纳家不远。”他将车子停在路边，打开车内灯，“姓马克斯韦尔。”
“我想到他家去。”
他低头翻查笔记本，然后望着我，疲惫的眼神中不只有怨恨。他正痛苦万分。
一片可以眺望湖泊的树林中，坐落着马克斯韦尔的家，一栋现代化的小木屋，或许是组合屋。
我们驶入一条碎石车道，泛光灯照亮了夜晚道边的花树。天气转凉，杜鹃花的叶子开始卷曲。在回廊上等人应门时，我们呼出的气息凝结成团团白雾。门打开，一个年轻瘦削的男人站在我们面前。他穿着深色羊毛长袍与拖鞋，瘦脸上戴着黑边眼镜。我暗忖这座小镇十点之后是否有人尚未就寝。
“我是马里诺队长，这位是斯卡佩塔医生。”马里诺摆出警方严肃的口吻，这种口气足以让普通平民两腿发软。“我们与警方配合侦办埃米莉·斯坦纳的案件。”
“你们就是从镇外来的那些人？”那个男人说。
“你是马克斯韦尔先生？”哪里诺问。
“李·马克斯韦尔。请进。我猜你们像谈伦恩的事。”
我们进门时，一个穿着粉红色运动服的肥胖女人走下楼来。她看着我们，仿佛很清楚我们此行的目的。
“他在楼上自己的房间，我正读书给他听。”她说。
“不知道我能不能和他谈谈。”我尽可能说得委婉一些，看得出来马克斯韦尔一家已经饱受困扰。
“我去叫他。”那位父亲说。
“不如我上楼去，如果可以的话。”我说。
马克斯韦尔太太心不在焉地把玩着她衣服袖口上一个松脱的线头。她戴着十字形的银色小耳环，与项链很般配。
“在医生做访谈时，”马里诺开口说，“或许我可以和两位谈谈？”
“已经去世的那名警察曾找伦恩谈过。”那位父亲说。
“我知道。”马里诺的口气表明他根本不在乎有谁找他们的儿子谈过。“我们保证不会占用你们太多时间。”他补充道。
“那么，好吧。”马克斯韦尔太太告诉我。
我跟着她，沿着没有铺地毯的楼梯缓缓走上二楼。二楼没有几个房间，但灯光亮得刺眼。这栋屋子的每一个角落似乎都灯光明亮。我们走入伦恩的房间时，那孩子穿着睡衣站在房中央，瞪着我们，仿佛我们撞见了不应该看的事。
“你怎么不上床，孩子？”马克斯韦尔太太听起来很疲惫，而不是严厉。
“我口渴。”
“要我再替你倒一杯水吗？”
“不用，没关系。”
我明白了埃米莉为什么会觉得伦恩可爱。他高高瘦瘦，有阳光般灿烂的金黄色头发和湛蓝色的眼眸，五官清秀，唇形完美。他正咬着指甲边的嫩肉。他还带着几条生皮织成的臂饰，除非用刀割，否则拔不下来。看得出来，他在学校一定很受欢迎，尤其在女生中，而我也认为他对她们都不会假以辞色。
“伦恩，这位医生是……”她望着我，“对不起，麻烦你再说一次。”
“我是斯卡佩塔医生。”我朝伦恩笑了笑。他有点困惑。
“我没生病。”他脱口而出。
“她不是那种医生。”马克斯韦尔太太告诉儿子。
“那是那一种？”他的好奇心已经克服了害羞。
“这个……她有点像鲁西亚·雷。”
“鲁西亚不是医生。”伦恩瞪了他母亲一眼，“他是殡仪馆的。”
“你上床去，孩子，小心着凉。史卡列提医生，你可以把那把椅子拉过来坐，我这就下楼。”
“她的名字是斯卡佩塔。”伦恩朝母亲大吼，而她已经出了门。
他爬上床，用毛毯将自己裹住。那条毛毯的颜色使它看起来像泡泡糖。我留意到他窗帘图案以棒球为主题，也看到帘后显出奖杯的轮廓。松木墙壁上贴着几幅体育明星的海报，我只认出了迈克尔·乔丹，他穿着耐克运动服飞跃空中，像个威武的天神。我拉了把椅子靠近床铺，忽然觉得自己老了。
“你都喜欢什么运动？”我问他。
“我打黄夹克。”他干脆利落地回答，因为他找到了可以让自己逾时就寝的聊天对象。
“黄夹克？”
“是我参加少年棒球联盟的球队。我们在这附近所向无敌，你竟然没有听说过。”
“我相信如果我住在你们这个地区，一定知道，伦恩。可是我不住在这里。”
他盯着我，仿佛我是动物园玻璃围栏后的珍禽异兽。“我也打篮球。我可以在两腿之间运球，我敢说你一定不会。”
“你说对了，我不会。我希望你能和我谈谈你和埃米莉·斯坦纳之间的友谊。”
他垂眼望着双手，它们正紧张地把玩着毛毯的边缘。
“你认识她很久了吗？”我继续说。
“我见过她。我们在教堂参加同一个青年团祭。”他望着我，“另外，我们都上六年级，但导师不同。我的导师是温特斯太太。”
“自埃米莉搬到这里来你就认识她了吗？”
“大概是吧。他们是从加利福尼亚搬来的。妈妈说那边会发生地震，因为那边的人不信耶稣。”
“埃米莉好像很喜欢你，”我说，“我敢说她暗恋你。你知道这件事吗？”
他点点头，眼睛又垂了下来。
“伦恩，能否告诉我你最后一次看到她的情形？”
“在教堂里，她带着吉他，因为轮到她了。”
“轮到她做什么？”
“演奏，通常是欧文或菲尔弹钢琴，偶尔也由埃米莉弹吉他。她弹得不太好。”
“你当天下午约好要和她碰面吗？”
他脸颊绯红，吸吮着下唇，以免嘴唇打战。
“没关系，伦恩，你没有做错事。”
“我叫她早一点到那边去和我碰面？”我继续追问。
“我想看看她是否会去。”
“为什么？”
他这时已满脸通红，强忍着不要掉眼泪。“我不知道。”他勉强说出口。
“伦恩，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骑车到教堂，只是想看看她是否在那边。”
“那是几点的事？”
“我不知道。不过至少在聚会前一小时，”他说，“我隔着窗户看到了她。她在里面，坐在地板上练吉他。”
“然后呢？”
“我离开了，六点过后和保罗、威尔一起回家。他们就住在那边。”他比画着。
“你和埃米莉说了什么吗？”我问。
泪水自双颊滚落，他不耐烦的拭去。“我什么也没说。她一直看着我，但我假装没有看到她，她很不高兴。杰克就问她怎么了。”
“杰克是谁？”
“青年团契的领班。他在蒙特利特镇安德森学院读书。他很胖，满脸胡子。”
“杰克问她怎么了时，她说了什么？”
“她说她好像得了流行性感冒，然后就走了。”
“在聚会结束前多久？”
“就在我从钢琴上将篮子拿下来的时候。轮到我收捐款。”
“那应该是在聚会即将结束时吧？”
“她就在这时候跑了出去。她抄小路走的。”他咬着下唇，双手用力扯着毛毯，手上的骨头清晰可辨。
“你怎么知道她抄小路的？”我问。
他抬头看着我，大声地抽着鼻涕。我递了几张面纸给他，让他擤擤。
“伦恩，”我再次追问，“你确实‘看到’埃米莉抄小路吗？”
“没有，女士。”他温顺地说。
“有人看到她抄小路了吗？”
他耸耸肩。
“那你为什么会认为她抄小路？”
“大家都这么说。”他就这么回答。
“就像大家都说她陈尸什么地方？”我尽可能温和。看到他没有回答，我有口气强硬地追问：“你很清楚那是什么地方，对吧，伦恩？”
“是的，女士。”他像是在说悄悄话。
“你可以跟我谈谈那儿吗？”
他仍盯着自己的手，回答道：“就是很多黑人去钓鱼的地方，有很多杂草和泥巴，树上有大牛蛙和蛇，她就在那里。一个黑人发现了她，她只穿着袜子，吓得他的脸变得和你一样白。后来爸爸就装了这些灯。”
“灯？”
“他在树上和房屋各个角落都装上灯，那更加让我无法入睡，妈妈也因此不高兴。”
“是你爸爸告诉你湖边的那个地方吗？”
伦恩摇摇头。
“那是谁？”我问。
“克里得。”
“克里得？”
“他是学校的工友。他会做牙签肉，我们花一块钱向他买，一块钱十根。他将牙签肉泡在薄荷油和肉桂汁里。我最喜欢肉桂，因为很辣，像‘火球’糖一样。有时候我午餐钱花光了，就用糖果和他交换。但你不能告诉别人。”他看起来忐忑不安。
“克里得长什么样？”我心生警觉。
“我不知道，”伦恩说，“他是个拉丁美洲人，总是穿着白袜子和长靴。我猜他很老了。”他叹了口气。
“你知道他姓什么吗？”
伦恩摇摇头。
“他一直都在你们学校工作？”
他再度摇头。“他接替了艾伯特的职位。艾伯特因为吸烟生病了，他们必须把他的肺割掉。”
“伦恩，”我问，“克里得好埃米莉互相认识吗？”
他越说越快：“我们以前常逗埃米莉说克里得是她男朋友，惹她发火，因为有一次他摘了几朵花送她。他也会送糖果给她，因为她不喜欢牙签肉。你知道，许多女孩都喜欢糖果，而不喜欢牙签肉。”
“是的，”我苦笑了一下，“是有很多女孩这样。”
我最后问伦恩他是否到过埃米莉陈尸的湖边。他说没有。
“我相信他。”车子驶出马克思韦尔家灯火通明的车道时，我告诉马里诺。
“我不信。我看他是在撒谎，免得遭妈妈打。”他将暖气关小，“这辆车的暖气是我开过的车中最大的，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没有你那辆奔驰车那种车座上的暖气。”
“他对湖边景色的描述，”我继续说，“让我相信他没有去过。我认为不是他将糖果留在那里的，马里诺。”
“那是谁？”
“你对一个名叫克里得的工友有了解吗？”
“完全没有。”
“那么，”我说，“我想你最好去找他。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我相信埃米莉在从教堂回家时没有走湖边那条小径。”
“该死，”他抱怨道，“我最烦你这一点。眼看事情有些眉目了，你却将整个拼图打乱，又得重拼一遍。”
“马里诺，我走过那条路。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不可能——其他人也不可能——在日落时分做出这种选择。晚上六点，已经十分昏暗了，而埃米莉就是六点时回家的。”
“那么是她骗了她母亲？”马里诺说。
“看来如此。可为什么呢？”
“或许她另有打算。”
“例如……”
“我不知道，你的房间里有苏格兰威士忌吗？我是说，没有必要问你有没有波本威士忌。”
“你说得对，”我说，“我的确没有波本威士忌。”
回到轻松旅游汽车旅馆，我发现有几条留言等着我，其中三条是本顿·韦斯利的，联邦调查局将直升机于明日清晨来接我。
我与韦斯利联络时，他含糊其辞地说：“凯，露西出了一点状况。我们要直接送你回匡提科。”
“怎么了？”我问，腹部一阵绞痛，“露西还好吧？”
“凯，隔墙有耳。”
“可是，她还好吧？”
“就身体而言，”他说，“她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