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竟然与斯巴拉辛诺喝了一个小时的酒，简直难受极了。他假装不认识我，其实他心里知道我是谁。我不认为这次相遇出于偶然。在纽约这种大都市不可能发生这类偶然。
“你确定他不知道我来了？”我问。
“他怎么会知道？”马克回答。
他抓着我走向第五十五街，从他的力道，我感觉得到他的焦急。卡内基音乐厅前已变得空空荡荡，只有几个人在人行道上漫步。已经接近凌晨一点，我的脑筋还泡在酒精里，神经则感到紧张。
斯巴拉辛诺喝得越多动作就越迟钝，话也说得越谄媚，到最后已经语无伦次了。
“他是装的。你以为他已经醉倒了，明早起来什么也不记得。错了，他连睡觉的时候都很警觉。”
“这不像是安慰我的话。”我说。
我们走入电梯，都刻意不说话，盯着指示灯数楼层。我们的脚安静地踏在走廊上。走进房间，见到旅行袋已经送到床边，我感到安心。
“你在附近吗？”我问道。
“距离你两个房间。”他的目光搜寻着什么，“愿意请我喝杯睡前酒吗？”
“我没带什么来……”
“酒吧里放满了酒，你一看就知道。”
我们都想再来一杯。
“斯巴拉辛诺下一步会怎么做？”我问道。
所谓酒吧指的是一个小冰箱，装满了啤酒、葡萄酒和小瓶烈酒。
“他知道我们在一起，”我强调，“然后呢？”
“看我怎么跟他说而定。”
我用塑料杯倒了一杯威士忌给他。“那么借问一下，你会怎么告诉他，马克？”
“谎言。”
我在床沿上坐下。
他拉过旁边一把椅子，慢慢地旋转着杯中號拍色的液体。我们的膝盖几乎要碰上了。
“我会告诉他，我想从你这里挖消息。”他说，“我在试着帮他。”
“也就是说你在利用我，”我的思绪像受千扰的无线电一样充满杂音，“你在利用我们的过去打探消息。”
“对。”
“那真是谎言吗？”我追问。
他笑了，我几乎忘记自己曾经多么爱听他的笑声。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我抗议道。房间里似乎很热，威士忌让我脸红。“如果是谎言，马克，那真相又是什么？”
“凯，”他依然微笑着，眼睛盯着我，不让我走，“我已经告诉你真相了。”他沉默片刻，倾身抚摸我的脸颊。我想要他吻我。我怕极了这种意念。
他靠回椅子。“你为什么不待下来，至少待到明天下午？也许明早我们可以一起去见斯巴拉辛诺。”
“不。那正如他所愿。”
“随你吧。”
几个小时后，马克已经走了。我清醒地躺在床上凝视着黑暗，意识到身旁空空的冰冷。马克过去也从不留下来过夜，第二天早上我得一个人在公寓收拾衣物、脏杯子、碗盘、酒瓶和烟灰缸。那时我们俩都抽烟。我们会熬到半夜一两点，甚至到三点，不停地说话、笑、爱抚、喝酒、抽烟。我们也会起争执。我讨厌和他辩论，但后来都变成互相攻击，以牙还牙，一个坚持法律一个坚持哲学地没完没了。我总是等着他说他爱我，但他从不曾说过。到了早晨，我总是觉得空虚。我会想起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在过完圣诞节，帮母亲收拾圣诞树下的包装纸时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也许我什么都不要。我们情感疏离，不应该在一起。但我依然如故，毫无改变。如果他主动，我知道我会抛弃理智。欲望是没有理由的，我对亲密关系的渴求从未停止。我记起他的嘴唇碰触我的方式、他的爱抚和我们的饥渴。我被回忆狠狠折磨着。
我忘记请服务台叫醒我，也没去设定床边的闹钟。生物钟让我六点起床，我准时醒来，坐直身子，心中的感受和此时的外貌一样糟糕。热腾腾的淋浴与仔细的梳理仍藏不住黑眼袋和苍白的脸色，浴室的灯光诚实得残忍。我与航空公司通完电话，敲响了马克的门。
“嗨！”他打招呼。他还是那么整齐有精神，真差劲。“你改变心意了？”
“是的。”我说。他身上散发的古龙水香味那么熟悉，令我的意念作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就知道你会。”
“你怎么知道？”
“你从不放弃挑战。”他通过梳妆台的镜子望着我，同时打着领带。
马克和我约好午后在“奥德夫与伯格”碰面。事务所大厅是一处又深又冰冷的空间，黑色的地毯上立起黑色的柱子，顶上挂着铜质聚光灯。两张黑色椅子中间摆了一大块铜当作桌子。此外再无家具，也没有植物或图画，只有两座螺形的雕塑像手榴弹一样，炸破这整间大厅的空洞。
“我可以帮你吗？”柜台小姐从空间的最深处对我微笑道。
在我回应之前，黑色的墙壁突然翻开，马克走出来替我拿行李，带我进入一条宽大的长廊。我们经过一扇扇门，门内是宽敞的办公室，每一间都可以隔着暗色玻璃看到曼哈顿的风景。我没看到任何人，可能都去吃午饭了。
“大厅是哪个家伙设计的？”我嘘声道。
“我们要见的家伙。”马克说。
斯巴拉辛诺的办公室比刚才看到的地方大两倍。他的桌子是一块美丽的黑檀木，桌上点缀着磨亮的宝石镇纸，房间四周围着大片的书墙。这位名律师穿的看来是约翰高迪的名牌西装，襟上衬着血红色的汗巾。我们进来的时候，他并没做出欢迎的动作，甚至一度不看我们。我们自己坐了下来。
“我知道你们就要吃午饭了，”他合上公文夹，抬起头，冰冷的蓝眼睛望着我们，“我绝对不会占太久的时间，斯卡佩塔医生。马克与我刚才在研究我的客户贝丽尔·麦迪逊的资料。身为她的律师与遗嘱执行人，我有一些要求，相信你可以帮助我完成她的愿望。”
我没说话。我想找烟灰缸，但没找到。
“罗伯特要她的手稿，”马克说，“特别是她最后写的那本书。凯，在你来之前，我已经对他解释过法医办公室不负责保管这些私人物件。”
我们在早餐时预演过。马克本应在我到达以前“对付”斯巴拉辛诺，可我觉得现在我才是被“对付”的人。
我径直看着斯巴拉辛诺说：“送到我办公室的那些东西都是证物，其中不包括你要的手稿。”
“你是说你没有手稿？”他问。
“没错。”
“你也不知道东西在哪里？”
“对。”
“我不太明白你所说的。”
他毫无表情地打开一个资料夹，取出一份复印的文件。我看出那是有关贝丽尔一案的警方报告。
“根据警方的资料，贝丽尔的房间内有一份手稿，”他说，“现在你告诉我没有，你可以解释吗？”
“发现了几张手稿，”我答道，“但我想那不是你想要的东西，斯巴拉辛诺先生。那不是最后一本著作，而且警方也从未将那份手稿交给我。”
“有几页？”他问。
“我没有亲眼看到。”
“谁看过？”
“马里诺组长，他才是你要找的人。”
“找过他了，他说他把手稿给了你。”
我不相信马里诺会说这种话。“一定是误会。我想马里诺的意思是说，他把一份死者早年所写的不完整手稿交到了证物化验室。那属于另一个部门，只不过刚好和我在同一栋大楼。”
我望着马克。他表情僵硬，正在流汗。
斯巴拉辛诺移动身躯，皮椅发出吱吱的响声。“斯卡佩塔医生，我要对你直说了，我不相信你。”
“你相信与否，并非我能左右。”我镇定地说。
“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他和我一样镇定，“那些纸只是一些废纸，可若是有些人很想要它，价值就不同了。我知道至少有两个人会出高价收购贝丽尔生前写的最后一部小说，而且不包括出版商。”
“这些都与我无关。我的办公室里没有你要的东西，从未有过。”
“总有人拿了。”他望向窗外，“我比任何人都了解贝丽尔，我熟悉她的习惯，斯卡佩塔医生。她出城一段时间，一回到家几个小时内就被杀，我认为她的手稿一定在身边，在她的工作室、手提包或行李内。”他那对蓝色的小眼睛转过来看着我，“她在银行没有保险箱，不可能放在其他地方，也没其他地方可放。她出城的时候带走了，一直在写，她回到里士满，必定会把手稿带回来。”
“她出城一段时间，”我重复他的话，“你确定？”
马克没有看我。
斯巴拉辛诺靠在椅子上，手指轻敲着肚皮。“我知道贝丽尔不在家，我不断打电话找她，却好几周都找不到。一个月前她突然打电话给我，不肯告诉我她在哪里，只表示自己很安全，并且告诉我写作进度，说她正努力地写。总之，我没有追问。贝丽尔是受到威胁、心中害怕才逃走的。对我来说，她在哪里并不重要，只要她安好、能继续写、准时在交稿日期前交出就好。听起来很无情，但我必须这么实际。”
“我们不知道贝丽尔去了什么地方，”马克告诉我，“马里诺也不肯透露。”
他用的主语刺激了我，“我们”指的是他与斯巴拉辛诺。
“如果你想要我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要你回答，”斯巴拉辛诺插话进来，“我要知道过去几个月她到底去了哪里，是北卡罗来纳、华盛顿，还是得克萨斯。我现在就要知道。你说你没有手稿，警察也说他们没有，要知道真相，只有查出她去了哪里才能追踪出来。也许有人送她到机场，也许她交了什么新朋友，也许有人知道她的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或知道她上飞机的时候是否带在身上。”
“想知道这一切，你去和马里诺谈。”我简单地回答，“我无权对你透露她的案子。”
“我料到你会这么说。”斯巴拉辛诺说，“你这么说，是因为你知道她回来时确实将稿子带在身上。你还知道东西和尸体一起送到了你的办公室，现在却不见了。”他停下来，冷冷地看着我，“盖瑞·哈博和他姐姐到底付了你多少钱？”
马克已经出神了，脸上毫无表情。
“到底多少？一万？两万？五万？”
“我没必要再和你谈下去。”我拿起记事簿。
“还没完呢！斯卡佩塔医生。”斯巴拉辛诺随手拿过一个资料夹，从里面抽出几张简报扔到桌上给我。
我感到头顶的血突然流光了。我拿起《里士满时报》的一份报道，几年前刊登的，上面的标题仍让我感到熟悉而痛心：
法医被控打劫尸体
蒂莫西·斯玛特上个月在家门前遭前雇员枪杀时，现场目击者即斯玛特太太指出，他手上戴着金表与金戒指，口袋里还有八十三元现金。案发不久到达现场的警方与急救人员称，当斯玛特先生的尸体被送到法医办公室时，这些东西都还在死者身上……
我不用再继续读，就知道下文是什么。斯玛特案曾使我们办公室陷入空前的指责。
马克伸出手，我将简报递过去。斯巴拉辛诺想借此迫我上钩，我决定抵抗到底。
“如果你了解整件事，”我说，“你就会知道经过调查后，我们法医部门已经被证明清白无罪。”
“对。”斯巴拉辛诺说，“你亲自将东西送到殡仪馆，东西是在那之后才不见的。但是，谁也无法证明。我跟斯玛特太太谈过，她到现在仍相信是你们偷了她丈夫的财物。”
“法律已经判定法医部门是清白的了，罗伯特。”马克看完报道后说，“但这里说你们给了斯玛特太太一张支票，金额与失物的价值相符。”
“正确。”我冷淡地说。
“感情的东西是无价的，”斯巴拉辛诺批评道，“就算你给她十倍金额的支票，还是不会让她快乐。”
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警方至今仍怀疑斯玛特太太涉嫌她丈夫遭谋杀一案，而且她丈夫的坟墓还没有长草，她就嫁给了一个有钱的鳏夫。
“根据报载，”斯巴拉辛诺说，“你们法医部门找不到殡仪馆开立的收据，来证明你的确移交了斯玛特先生的所有物。我还知道细节，收据是被你们的一个行政人员收走的，而此人又辞职去了别的地方。最终，你们和殡仪馆的人各说各话，事情不了了之。”
“你到底想说什么？”马克以平板的语调问。
斯巴拉辛诺看了马克一眼，又转向我：“很不幸，斯玛特的案子还不是唯一的控诉。去年七月你们收到一具自然死亡的尸体，死者名为亨利·杰克森。他到你们那儿时，口袋里有五十二元钱，可后来钱不见了，你们不得不付给他儿子一张支票。他儿子曾在地方电视台抱怨此事，我有录像带，如果你想知道他对外界说了什么，倒是可以看看。”
“杰克森死的时候口袋里是有五十二元钱，”我几乎控制不了怒火，“但他的遗体已经腐烂，那些钱已经污秽得连最贪心的小偷都不会碰。我不知道钱哪里去了，但我认为是与杰克森那长满蛆的衣服一起火化了。”
“上帝！”马克喃喃叫道。
“你的部门有问题，斯卡佩塔医生。”斯巴拉辛诺微笑道。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问题。”我起身反驳，“你要贝丽尔·麦迪逊的东西，去找警察！”
“我很抱歉。”在我们搭电梯的时候，马克说，“我没想到那浑蛋会用那种方法攻击你。你应该先告诉我的，凯……”
“先告诉你？”我不悦地瞪他，“告诉你什么？”
“关于丢掉遗物、影响名声的事情，斯巴拉辛诺最擅长找这种事对付别人。我毫不知情，结果让我们遭到攻击，该死！”
“我没告诉你，”我的声音越来越大，“是因为那与贝丽尔的案子毫不相干。他提的事情根本是小题大做，每天都有尸体运到我的部门，警察和殡仪馆的人又每天来领死者物品，这种事情难免会发生……”
“请不要对我发脾气。”
“我没对你发脾气！”
“我警告过你斯巴拉辛诺的为人，我也试过保护你。”
“我根本不知道你想做什么，马克。”
我们持续扯着嗓子争执，马克四处找出租车。街上的车几乎停下来了，喇叭声此起彼落，引擎隆隆作响。我已经快要爆炸了！一辆出租车终于出现，马克拉开后车门，放进我的旅行袋。他让我坐进去，并交给司机两张纸币后，我才发觉他不和我一起走。他告诉司机直接去机场，不和我一起吃午饭。我还没来得及拉下车窗问他，司机就踩足了油门冲进车流。
去拉瓜迪亚机场途中，我没有与司机交谈。距离飞机起飞还有三个小时，我既生气又难过，甚至有些不知所措。我不能忍受这样的离别方式。我走进酒吧，找了把靠吧台的椅子，点了杯酒，燃起一根烟。我望着蓝色的轻烟往上卷，消失在空气中。几分钟后，我站在公用电话前，投进一枚硬币。
“奥德夫与伯格法律事务所。”响起一名女子的声音。
“请接马克·詹姆斯。”我一面说，一面想起那些黑色的柱子。等了一会儿，对方回答：“很抱歉，你一定打错了。”
“他是从芝加哥办公室来的，只是出差。我刚才还在你们办公室同他见过面。”
“请稍等。”
他们让我听一曲杰瑞·莱夫蒂的《贝克街》，至少听了两分钟。“很抱歉，”总机回答，“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
“两个小时前，我刚在你们的大厅和他见过面。”我不耐烦地说。“我查过了，女士。很抱歉，可能你把我们公司与其他公司搞混了。”
我挂了电话，心里咒骂着，又打电话到查号台，询问“奥德夫与伯格”在芝加哥的电话。这回我插进电话卡，打算给马克留言，要他尽快给我回电。
芝加哥公司的总机小姐回答：“很抱歉，女士，我们事务所没有马克·詹姆斯这个人。”我的身体一下子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