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医办公室工作的好处，就是不需要等待书面报告。这里的多数化验人员和我一样，在写报告前就得到了答案。一个星期前，我将贝丽尔·麦迪逊的遗物证据交出去，等到书面报告至少还要好几个星期。我知道负责此事的琼妮·哈姆已经有些看法，于是，处理完早上的案子，我怀着好奇的心情走上四楼，手中还端了一杯咖啡。
琼妮的“办公室”位于走廊的尾端，夹在证物分析室与药物分析室中间，小得不能再小。我进去的时候，她正坐在黑色办公桌前看立体显微镜。她手握笔记簿，上面工整地写满了笔记。
“会打扰你吗？”我问。
“会比其他时候更合适一点。”她移开注意力，抬头看了看。
我拉开椅子。
琼妮身材娇小，一头黑色的短发，大大的眼睛，目前正攻读博士学位，晚上上课，还是两个小孩的母亲。她看起来总是很累，而且有些苦恼。这里的多数化验人员都是如此，人家也都这么说我。
“想向你打听贝丽尔·麦迪逊的化验结果，你发现了什么？”
“你一定难以相信，”她翻到笔记簿的前几页，“贝丽尔·麦迪逊的遗物证据非常复杂。”
我并不意外。我交了一大堆信封和证物袋以供化验，贝丽尔的尸体覆满了血，因而沾满了微尘。微尘中属纤维类最难检验，在放到显微镜下以前，必须先彻底清洁——每一根纤维都要放到有肥皂溶液的容器中，继而置入超音波浸盘。等纤维上的血和泥都冲洗干净了，再用消过毒的滤纸过滤皂液，然后才能放在显微镜载玻片上。
琼妮快速浏览着笔记。“根据我的观察，贝丽尔·麦迪逊不是在家里被杀的。”
“不可能！”我回答，“她是在楼上死的，而且死后不久警察就到了。”
“这我知道，让我先向你说明几根与她家有关系的纤维。有三根纤维是从她膝盖和手上的血迹中捜集来的。这些是毛纤维，两根呈暗红色，一根呈金色。”
“来自楼上的东方式祈祷毯？”我回忆着凶案现场照片。
“是的，与警方给我的地毯抽样相同。如果贝丽尔在地毯上爬过，就可以解释这三根纤维的出处。这部分很清楚。”
琼妮伸手拿过一叠厚纸板封面的样本夹，快速浏览后抽出一本，翻开夹子，取出几个玻片。“除了那三根毛纤维，还有一些棉纤维，都没有用，可能来自任何地方，也许来自覆罩尸体的白布。接下来，我检查了从她头发、脖子和胸部的血迹中以及指甲里搜集来的十根纤维，都是合成纤维。”她抬头看我，“这几根纤维和警察送来的家中抽样不相符。”
“与她的衣服和床单也不符吗？”
琼妮摇头说：“一点也不相符，现场没有其他类似的纤维。这几根纤维附着在血迹和指甲上，因此，很可能是凶手移动尸体的时候转移到死者身上的。”
这真是意外收获。凶案发生那晚，副手费尔丁通知我时，我要求在停尸间见面。我在凌晨一点后到达，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们用激光检查贝丽尔的尸体，仔细搜集每一粒发亮的微尘和纤维。我以为这些东西没有价值，只是从贝丽尔的衣物或房子里来的，没想到竟会搜集到凶手留下的十根纤维。多数案子只会出现一根可疑纤维，如果出现两三根，就谢天谢地了。我也碰到过很多连一根纤维都找不到的案子。纤维很难看见，甚至在显微镜下也是如此。在法医到达现场或将尸体送到停尸间以前，不论是稍微翻动尸体，还是空气的轻轻流动，都可以让它们消失得无影无踪。
“什么样的合成纤维？”我问。
“烯烃、丙炼酸、尼龙、聚乙稀、戴诺纤维，其中大部分是尼龙。呈现出多种颜色：红色、蓝色、绿色、橘色，而且显微镜显示这些纤维的构造不同。”
她将玻片依序放到立体显微镜上，开始观察。
她解释道：“有些有线纹，有些没有。大多数含有不同分量的二氧化钛，也就是说，有的带点光泽，有的没有，有的则很亮。它们的半径都很粗，显示出是某种地毯的纤维，但横切面的形状都不相同。”
“出自十个不同的地方？”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如果这些纤维都来自凶手身上，那么他夹带的纤维种类多到不寻常的地步。几根粗纤维绝非来自他的衣服，因为都是地毯类的纤维。每个人每天都会沾上纤维，但它们不会持续附着在身上。你坐在某个地方，就会沾上一些，过一会儿，你换个地方坐，这些纤维就会掉落，风也可能将它们吹走。”
情况越来越复杂。琼妮翻到笔记簿的另一页，说道：“斯卡佩塔医生，现在显微镜下的样本是马里诺从祈祷毯上搜集来的，真是个大杂烩。”她读着整个名单，“有烟灰、与香烟包装相符的粉红色纸片、小玻璃珠、两片与啤酒罐和前车灯相符的碎玻璃，还有比较常见的小虫、菜屑、金属球，以及许多盐粒。”
“食盐？”
“是的。”
“这些全是在祈祷毯上发现的？”
“也有一些是从她陈尸处附近的地板上取来的。同样的尘物也出现在她身上、指甲里和头发上。”
贝丽尔不抽烟，房子里没有理由出现烟灰或香烟包装纸。盐跟食物有关，不应该出现在楼上或她身上。
“马里诺交给我六种样本，全都取样于地毯和尸体附近有血的地板。”琼妮说，“此外，我还检验了从没有血或警察认为没有搏斗迹象的地板提取的微尘，发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东西只出现于凶手出现过的地方。所以，这些微尘应该是从凶手身上掉到地板与死者身上的，可能原先附着在他的鞋子、衣服和头发上。他走到哪里，碰到什么，这些微尘就掉落在那里。”
“他一定脏得像头猪。”
“这些微尘很难用肉眼看见，”永远认真的琼妮提醒我，“他一定不知道自己身上带了那么多东西。”
我研读她列下的样本名单。根据经验，只有两类案子会牵涉到那么多微尘。一种是尸体被扔到路边或碎石停车场等肮脏的地方，另一种是凶手用肮脏的车子运过尸体。两种都不符合贝丽尔案。
“替我分析一下颜色。”我说，“这其中有哪些是地毯纤维，哪些是衣料纤维？”
“六条尼龙纤维分别是红色、暗红色、蓝色、绿色、黄绿色和深绿色。但这些绿色的实际上可能是黑色，”她补充道，“显微镜下的黑色看起来并不黑。所有纤维都是粗纤维，与地毯类纤维相同。我猜其中有些还是车上的地毯，并非家中的那种。”
“为什么？”
“根据其他尘物判断出来的。比如，玻璃珠与反光漆有关，反光漆来自交通标志。金属球常在车上的取样里看到，那是接汽车底盘时常出现的东西。一般人不会注意到，但它们的确存在。玻璃碎片是到处可见的东西，特别是在路边或停车场。人往往将它踩人鞋底，带进车里。烟灰的道理也是一样。接着是盐，就是盐让我更怀疑这些尘物与车有关。人们都去麦当劳，都在车里吃薯条，恐怕这城里的每一部车中都有盐巴。”
“假设你说对了，”我说，“假设这些纤维的确是车毯纤维，那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六种不同的尼龙毯纤维，那家伙不太可能在车上铺六种不同的地毯。”
“是不太可能，但这些纤维可能是从外面带上车的。也许凶手的工作和地毯有关，也许他的工作需要他整天进出不同的车子。”
“洗车？”我脑中想起贝丽尔的车，那辆从里到外一尘不染的车。
琼妮思考了一阵，年轻的脸庞显得严肃。“有可能。如果他工作的地方是人工洗车场，有专人清理车内和后备厢，那么他确实会整天接触到不同的地毯纤维，有些难免会附着到他身上。还有一种可能，他是个修车工。”
她望着笔记。“一根是丙烯酸，一根是烯烃，一根是聚乙烯，一根是戴诺纤维。前三项都是地毯类纤维。戴诺纤维很有趣，我不常看到这种东西。通常这类纤维与毛大衣、毛毡、假发有关。可我手上这根又更细一些，似乎更接近衣料。”
“这是你发现的唯一一根衣料纤维吗？”
“应该可以这么说。”她回答。
“贝丽尔穿的是土黄色的套装……”
“那不是戴诺纤维，”她说道，“至少她的长裤和外套不是。那身套装是棉和多元酯的混合布料。她的衬衫有可能是戴诺，不过既然还没找到，我们也无法知道答案。”她取出夹子里的另一块玻片，放到显微镜上。“至于刚才提到的那根橘色的丙稀酸纤维，带有我从未见过的横切面。”
她画图帮助我理解。三个圆圈在中央部分联结，像一根没有茎的幸运草。通常，纤维的制造方式是将溶化的聚合体射入一个纺织器的细管，所以，从横切面观察，每根纤维都应该呈现与纺织器相同的形状，正如挤出的牙膏的横切面应该与牙膏孔呈现相同的形状。我也从未见过幸运草状。多数丙烯酸纤维的横切面无非是花生状、狗骨头状、哑铃状、圆形或菇状。
“你看。”琼妮退到一边，让出位置供我观察。
透过显微镜，我看到那根纤维像一条螺形丝带，呈现出不同层次的鲜橘色，不时夹有黑点，是二氧化钛。
“像你看到的，”她解释道，“它的颜色不寻常。橘色，不均匀，中间的微粒使得纤维不带光泽。这种橘色只会在万圣节看到，并不常见于衣物或地毯中。它的半径也很粗。”
“也就是说，它应该是地毯，”我试着猜测，“虽然鲜橘色的地毯很少见。”
“有可能。”
我开始想有哪些东西的布料是鲜橘色。“环卫工人的背心？”我问，“他们的制服都是鲜橘色，而且也能解释你刚才说的车上尘物。”
“不像。那种背心都是尼龙布料，不是丙烯酸，而且纤维很粗，不容易脱落。此外，环卫工人或交警常穿的风衣和外套都是尼龙做的，表面光滑，纤维不易掉落。”她停顿片刻，又若有所思地说，“而且他们的衣服上不会有二氧化钛，应该都是明亮而有光泽的。”
我开始朝另一个方向思考。“这种纤维既然这么罕见，应该是有专利的。我们现在没有东西可供比较，但一定能找到专家帮忙。”
“祝你好运。”
“我明白，这方面很难。”我说，“纺织业都将专利商品视为秘密，就像情人们不愿透露他们的幽会地点一样。”
琼妮伸长双臂按摩着后颈。“我一直很惊讶警方侦办韦恩·威廉斯一案时，能得到纺织业那么多的协助。”她指的是亚特兰大发生的连环杀人案，据说多达三十个黑人儿童被同一人杀害，警方花了近两年时间才破案，突破点是警方发现从十二名死者身上取下的微尘，与从威廉斯家中和车上搜集到的微尘相符。
“我们应该找汉诺威尔来鉴识这些纤维，特别是这根橘色的。”我说。
罗伊·汉诺威尔是联邦调查局的专员，在匡提科的显微分析中心工作。威廉斯案中，他负责检验纤维，从此收到来自世界各调查机构雪片般的邀请。从克什米尔羊毛到蜘蛛网，他什么都研究。
“祝你好运。”琼妮又说了一次，一样是玩笑的口气。
“你会打电话给他吧？”
“我怀疑他不会答应研究别人已经研究过的东西。”她说，“你知道FBI专员的脾气。”
“那么，我们俩都打给他。”我决定了。
我回到办公室，桌上已经有六张电话留言了。其中一张直接跳入我眼里，上面写的是纽约的区号，留言为“马克，尽快回电”。我只能想到一个他会到纽约的理由，那就是斯巴拉辛诺，贝丽尔的律师。为什么“奥德夫与伯格法律事务所”会对贝丽尔的案子如此感兴趣？他留给我的电话显然是他的专线，才响第二声，他本人就接了起来。
“你多久没来纽约了？”他漫不经心地问道。
“你说什么？”
“四个小时以后，有一班飞机从里士满到纽约，直飞的，你能来吗？”
“有什么事？”我仓皇问道，感觉到脉搏的跳动开始加速。
“我认为最好不要在电话里说，凯。”
“我也认为我最好不要去纽约，马克。”
“拜托你，真的是很重要的事。你知道，否则我不会求你。”
“不可能……”
“我和斯巴拉辛诺谈了一早上，”当我长期压抑的感情又开始起伏时，他打了岔，“是关于贝丽尔和你的办公室，有新的发展了。”
“我的办公室？”我的声音激动起来，“我的办公室与你们俩何干？”
“拜托，”他又说了一次，“请过来。”
我迟疑了。
“我会到拉瓜迪亚机场接你。”马克迫切的语气让我无法拒绝，“我们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谈谈。机票已经订好了，你只需到机场柜台领取。我也替你订了旅馆。小心点。”
上帝！挂电话时我对自己说，然后走进罗丝的办公室。
“下午我要去纽约。”我故意用了一种令她无法追问的语气，“跟贝丽尔·麦迪逊的案子有关，要到明天才回来。”我避开她的目光，即使我的秘书对马克一无所知，我还是觉得自己的动机像布告栏一样明显。
“有能联络到你的电话吗？”罗丝问道。
“没有。”
她马上打开日程表，检查有没有需要取消的约会。“《时报》稍早时来电，想给你做个专访。”
“不必了。”我不耐烦地回答，“他们只是想套出贝丽尔·麦迪逊案的消息。老是这样，每当我拒绝透露任何一桩残忍凶案的情况时，突然间全市的每一个记者都想打听我在哪里上大学，有没有养狗，对死刑有什么看法，最喜欢的颜色、食物、电影，甚至我最喜欢的死法。”
“我会取消。”她喃喃地拿起电话。
我还有一些时间回家整理东西。我往袋子里扔了一些东西，在交通开始拥堵之前赶到机场。如同马克所说，柜台已经为我准备好机票。
他为我订了头等舱，整排座位只有我一个人。在飞行期间，我喝了一杯加冰块的芝华士，试着读点东西，可思绪就像椭圆形窗户外的朵朵暮云。
我想见马克。我深知这种欲望并非出于公事的需要，而是出于我的弱点，多年来我以为自己已经克服了这个弱点。我讨厌自己这样。我不信任他，却又渴望相信他。他不再是你认识的马克了，就算他是，别忘了他对你做过什么……但不管我的脑子怎么想，我的心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我翻了二十页贝丽尔·麦迪逊化名为艾德尔·威尔德所写的书，但无法专注，不知她究竟在写什么。历史爱情小说非我所好，而我手上这一本，老实说，不可能贏得任何文学奖。贝丽尔的文笔很好，她的散文甚至可以编成歌，但这本小说平淡无奇，好像是套公式写就。我怀疑就算她活着，也未必能写出她想要的那等作品。
机长忽然宣布再过十分钟就要降落。身下的城市就像一块令人眼花缭乱的电路板，高速公路上有小灯在流窜，高楼大厦顶端的霓虹灯不断闪烁。
几分钟后，我从行李柜里取出袋子，经过登机走廊，进入拥挤的拉瓜迪亚机场。突然，有人拉住了我的臂弯，我连忙回头。马克在我身后，对我微笑。
“感谢上帝。”我松了口气。
“怎么？你以为是劫匪？”他讽刺道。
“如果你是，你现在就不会站在这里了。”
“我毫不怀疑。”他带我往外走，“只有一个袋子？”
“对。”
“好极了。”
我们在机场门口搭上出租车。司机是个一脸大胡子的锡克人，缠着头巾，身份卡上写的名字是慕加。他和马克大声吼来吼去，直到他终于听懂我们的目的地。
“我希望你还没吃饭。”马克对我说。
“还空着肚子，只吃了几颗杏仁……”司机开始换车道，我倒向马克的肩膀。
“旅馆附近有一家很好的牛排馆，”马克高声说，“我们就在那里吃好了，不过我对这个城市一点也不熟。”
慕加开始自言自语地说他如何来到这个国家，准备在十二月结婚，但又不想被老婆绑住。他还告诉我们他开出租车只有三个星期，是在印度旁遮普学的，当时只有七岁，开的是拖拉机。
路上的车几乎连在一起，只有出租车还能在中间穿梭。我们来到了市区，看见一群群穿着晚礼服的人加入了卡内基音乐厅的队伍。耀眼的路灯、人们的皮衣和领带激起了陈封的回忆。马克和我曾经那么喜欢去剧场、演奏厅、歌剧院欣赏表演。
出租车停在奥姆尼公园饭店门口。饭店是位于第五十五街与第七大道交叉处的一栋大楼，明亮高雅，靠近剧院区。马克拿上我的旅行袋，我随他走进美丽的大厅。他替我登记，让人将我的袋子送到房间。不久，我们已走在街上，呼吸着夜晚的寒冷空气。我很庆幸自己带了外套，这里似乎冷得快下雪了。过了三条街，我们来到了盖勒格餐厅。这里是每一头牛、每一根心血管的噩梦，每一个牛肉爱好者的乐园。橱窗后面是一个肉库，挂着各种部位的牛排。厅内是个名人殿堂，名人的签名照挂满了墙壁。
人们交谈的声音很大，酒保为我们调的酒特别烈。我点了根烟，飞快地环顾四周。桌子都靠得很近，纽约的餐厅都是如此。我们左边有两个生意人正在交谈，右边的桌子空着。后面坐着个极英俊的年轻人，边看《纽约时报》边喝啤酒。我凝视马克良久，想弄清他的表情暗示着什么。他的眼睛显得严肃，手里转动着一杯威士忌。
“我到底是为什么而来，马克？”
“也许，我只是想请你吃晚饭。”
“说真的。”
“我是说真的，难道你觉得这样不好吗？”
“我在等炸弹爆炸，怎么可能觉得好？”
他解开外套的扣子。“我们先点菜再说。”
他总是这样对我，他总是习惯让我等待。从这点看，他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律师。这点始终令我抓狂，到现在还是。
“听说这里的顶级肋排不错。”我们看菜单时，他说，“我就点这个，再要一盘菠菜沙拉。就这么简单。这里的牛排应该是全纽约最棒的·”
“你没来过？”
“没有，斯巴拉辛诺来过。”
“是他推荐了这家餐厅？我猜旅馆也是他推荐的？”我的狂想症发作了。
“当然是。”他回答，同时对酒水单产生了兴趣，“我们公司跟他们签了约。客户来这里时都住在奥姆尼，到事务所很方便。”
“你们的客户也到这里吃饭？”
“斯巴拉辛诺通常会在看完歌剧后到这里用餐，所以知道这家餐厅。”
“斯巴拉辛诺还知道什么？”我问，“你有没有告诉他要和我见面？”
他看着我的眼睛：“没有。”
“斯巴拉辛诺推荐了旅馆和餐厅，怎么可能不知道我来？”
“凯，旅馆是他推荐的，我总要有地方住吧，我也要吃东西。斯巴拉辛诺邀请我跟另外两个律师一起吃饭，我回绝了，说要看一些文件，只要找个牛排馆就行，他就推荐了这家。”
我总算明白了一些。我不知自己正感到羞愧还是焦躁，可能两者皆有。“奥德夫与伯格”不是出钱让我来的人，马克才是。他的公司完全不知道。
侍者回来了，马克点好菜，而我已失去了胃口。
“我昨晚到的。”他继续着话题，“斯巴拉辛诺昨天早上打电话到芝加哥找我，说要立刻见我。你大概已经猜到，是为了贝丽尔·麦迪逊的事情。”他似乎有些不自在。
“然后昵？”我逼问他。我也开始不安。
他深吸一口气：“斯巴拉辛诺知道我的人际关系，我是说，关于你和我，我们的过去……”
我的目光使他停顿下来。
“凯……”
“你这浑蛋！”我站起身，餐巾掉到桌上。
“凯！”
马克抓住我的手臂，将我按回椅子。我气得将他用开，僵硬地坐着瞪他。许多年前，在乔治城的一家餐厅，我曾经将他送我的金手链扯下，扔进了他的蛤肉浓汤。那是一次幼稚的行为，是我生命中极少数完全无法自制、任性得让自己丢脸的一次。
“听我说，”他压低声音说，“我知道你怎么想，但情形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绝不是在利用我们的过去。拜托，听我说一分钟就好。你不了解这中间所牵涉的，但我发誓，我一直为你着想。我不应该对你说这些，如果斯巴拉辛诺或伯格知道了，我就惨了。”
我什么也没说，我已经难过得无法思考。
他探过身来。“朝这方向想，伯格要找斯巴拉辛诺麻烦，斯巴拉辛诺要找你麻烦。”
“我？”我脱口叫道，“我从未见过那个人，他为什么要找我麻烦？”
“都是因为贝丽尔。”他重复道，“事实上，她一出道，他就担任她的律师。我们事务所在纽约设立分部时，他才加入我们。在那之前，他自己单独办公司。我们需要一个精通娱乐法的律师，斯巴拉辛诺在纽约已经三十多年了，在这里有很多关系。他把客户带进我们事务所，刚开始真的给我们带来不少生意。你记得我说过跟贝丽尔吃午饭的事情吗？”
我点头，满心的敌意开始退去。
“那是出于刻意的安排，凯。我并非偶然出现在纽约，是伯格派我去的。”
“为什么？”
他看看四周，答道：“因为伯格很担心。事务所在纽约刚成立分部，你知道要在此地立足、贏得客户信赖有多么不容易。我们不希望让斯巴拉辛诺破坏事务所的名声。”
他安静下来。侍者端来沙拉，架势十足地拔出红酒瓶塞。马克例行公事地尝了一口后，侍者为我们斟满。
“伯格让斯巴拉辛诺加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是个自大的家伙，喜欢耍手段。”马克继续说，“你可能会说那是他个人的风格。有的律师比较保守，有的喜欢把事情闹得满城风雨。问题是，伯格和我们在几个月前才意识到斯巴拉辛诺竟然可以不择手段。你记得克丽丝蒂·瑞格丝吗？”
我想了一会儿才记起这个名字。“那个嫁给四分卫的明星？”他点头：“整件事都是斯巴拉辛诺在幕后主使的。两年多前，克丽丝蒂只是个小明星，在纽约拍过几个电视广告。当时里恩·琼斯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体育明星，他的照片刊登在各大杂志上。他们在一次宴会上认识，一些摄影记者捕捉到他们一起离开、搭上琼斯汽车的镜头。接下来，克丽丝蒂就出现在‘奥德夫与伯格法律事务所’的大厅，约了斯巴拉辛诺见面。”
“你是说，一切都是斯巴拉辛诺设计的？”我难以置信。
克丽丝蒂·瑞格丝与里恩·琼斯去年结婚，六个月后离婚。他们短暂的婚姻和丑陋的离婚官司成了媒体每晚必报的消息。
“是。”他喝了一口酒。
“继续说。”
“斯巴拉辛诺锁定了克丽丝蒂，”他说，“她漂亮、聪明、野心勃勃，但真正让她出名的原因是她攀上了琼斯，斯巴拉辛诺针对这点制订了全盘计划。她急于成名又想要财富，她需要做的就是引琼斯入瓮，然后在媒体面前哭诉他们的私生活。她控诉琼斯打他，说他酗酒、心理不正常、吸可卡因，经常把家具扔得满天飞。之后，他们终于离婚了，她立刻签下金额高达上百万元的出版合约。”
“我开始同情琼斯了。”我含糊地说。
“最可怜的是他真的爱她，不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阴谋。离婚后，他在球场上表现极差，进了贝蒂·福特治疗中心，从此销声匿迹。美国最杰出的四分卫就这样被毁了，拜斯巴拉辛诺所赐。这种揭发丑闻、从中牟利的作风令我们不能容忍，‘奥德夫与伯格’是个有历史、有尊严的事务所。伯格察觉他的娱乐律师的所有作为后，非常不高兴。”
“你们为什么不踢掉他？”我叉着沙拉问道。
“我们没有证据，至少现在没有。斯巴拉辛诺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他没留下任何把柄。他在纽约力量不小，要抓他就像抓蛇一样，一不小心就会被反咬一口。”马克的眼神透着愤怒，“翻开斯巴拉辛诺自己公司的历史，你会发现他接手的几桩案子都匪夷所思。”
“像是什么案子？”我几乎不想问。
“好几件官司。有个无名作家决定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替猫王、约翰·列侬、弗兰克·辛纳屈写传记。临出书前，那些名人的亲戚都控告这名作家，事情一闹大，全国电视、杂志都开始报道。书还是上市了，因为官司而知名度大增，所有人都想分一杯羹。我们怀疑斯巴拉辛诺的计谋是为作家辩护，私底下却塞钱给那些‘受害者’，要他们闹得越大越好。全都是布下的局，每个人都捞了一笔。”
“让人不知道以后该相信什么。”其实，我经常这么想。
顶级肋排上桌了。侍者走后，我问：“贝丽尔怎么会跟这种人搭上线？”
“通过盖瑞·哈博。很不可思议，斯巴拉辛诺竟担任过哈博的律师许多年。当贝丽尔准备出书时，哈博便将她介绍给他。斯巴拉辛诺从那时起就担任多重角色：经纪人、律师、教父。我认为贝丽尔对年长又有权力的男人总是无法抗拒。她的写作生涯一直很平凡，直到最近想写自传才稍稍引起瞩目。我猜是斯巴拉辛诺建议的。哈博在大美国小说系列之后已经很久没出书了。如果能在他的历史上好好做文章，相信斯巴拉辛诺会趋之若鹜。”
我想了片刻。“斯巴拉辛诺会不会又把所有人拉进来一起玩游戏？也就是说，贝丽尔决定不再沉默，要违反与哈博签下的合约，斯巴拉辛诺则拉拢两方，幕后唆使哈博制造麻烦。”
他将我们的酒杯斟满。“是的，我觉得他在设计一场对决，只是贝丽尔和哈博可能都不知情。我说过了，那是斯巴拉辛诺的风格。”
我们安静地用餐，盖勒格餐厅果然名不虚传，用叉子就能把肋排切开。
马克终于再度开口。“最糟糕的是，”他抬起头，面色严肃，“那天在阿根昆餐厅吃午饭，贝丽尔提到有人威胁要杀她……”他犹豫了一下，“老实说，我知道斯巴拉辛诺的为人……”
“你不相信她。”我替他把话说完。
“没错。”他坦承，“我不相信，以为又是打知名度的伎俩。原先我怀疑又是斯巴拉辛诺主使，要她演出一场骗局以推销新书，先与哈博起纠纷，然后生命又受到威胁。我实在无法相信。”他稍停一下又说，“我错了。”
“斯巴拉辛诺应该不至于做到那种程度。”我大胆假设，“你是在暗示……”
“我认为他把哈博惹火了，火到让哈博去找贝丽尔，结果一时冲动杀了人，也可能是哈博雇了杀手。”
“真要如此，”我轻声说，“贝丽尔和他同住期间，一定发生过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可能。”马克的目光回到食物上，“就算没有，哈博了解斯巴拉辛诺的为人。真相还是杜撰对斯巴拉辛诺一点也不重要。他只要想掀起丑闻，就会不顾一切，反正没有人去调查真假，大家只会记得丑闻的内容。”
“你说他现在想找我麻烦？”我半信半疑地问，“我怎么会涉入他的圈套？”
“很简单，斯巴拉辛诺要贝丽尔的手稿。作者被杀以后，此手稿顿时成为抢手货。”他抬眼看我，“他相信手稿已经被交到你的办公室当证据，现在却不见了。”
我伸手取酸酱，很镇定地问道：“你怎么知道东西不见了？”
“斯巴拉辛诺通过关系弄到了警方报告。”马克说，“我猜你已经看过了。”
“只是一些例行报告。”
他试着让我想起细节。“报告后面列了所有搜集到的证物，包括在她卧室找到的纸张和她梳妆台里的手稿。”
哦，上帝！马里诺的确找到了一份手稿，但不是那一份。
“早上他与警方谈过，”马克说，“是一个姓马里诺的组长。他告诉斯巴拉辛诺东西不在警方手上，说所有证物都已交到你们办公室。他建议斯巴拉辛诺找法医谈，也就是说，找你。”
“这是公式，”我说，“蕾方把所有人推到我这里，我再把他们推回去。”
“斯巴拉辛诺不会相信。他相信所有东西都在你手上，同贝丽尔的尸体一起送去的。现在东西不见了，他会要你们办公室负责。”
“哪有这种道理？”
“是吗？”马克怀疑地看着我，我觉得好像正在接受审问。他又说：“尸体送到法医办公室时，不是有几样证物也一起送达，并由你亲自接手，再送到化验室或证物室吗？”
的确如此。
“贝丽尔案的所有证物都由你经手，对吧？”他问。
“不包括现场找到的一些东西，比如任何私人文件。”我郑重说道，“那些东西是由警方交到化验室的，我没碰过。事实上，在她家里找到的大部分东西，目前都在警察局的储藏室内。”
他又说了一次：“斯巴拉辛诺不会相信。”
“我从没见过手稿，”我冷淡地说，“也不在我们办公室，自始至终都不在。就我所知，这份手稿还没出现，就这么简单。”
“还没出现？你是说不在她的房子里？警方没找到？”
“对。他们找到的手稿不是你说的那份，是一份旧的，可能是几年前出过的书，而且不完整，最多不过两百页，是在她卧室的梳妆台里找到的。”马里诺拿走了，正由指纹组查验凶手有没有碰过。
他靠向椅背。“如果你们没找到，”他低声问，“会在哪里呢？”
“我不知道。任何地方都有可能，说不定她寄给某人了。”
“她有电脑吗？”
“有。”
“有没有检查过硬盘？”
“她的电脑没有硬盘，只有两张软盘。”我说，“马里诺正在检查那些软盘，我不知道有什么内容。”
“不合理，就算她把手稿寄给别人，也应该会复印一份存底。可房子里居然会没有手稿。”
“更不合理的是她的教父斯巴拉辛诺没拿到副本。”我指出，“我无法相信他还没看过书，也不相信他没有部分初稿，甚至是最近才写的草稿。”
“他说他没有，而且出于一个原因，我相信他。贝丽尔是个保护自己作品极周密的人，在全部完成之前不会让任何人看她的作品，包括斯巴拉辛诺。她会在电话或信件中让他了解进度。据他所言，上次贝丽尔与他联络是在一个月以前。她说她正忙着修改，应该会在年初交稿。”
“一个月以前？”我小心地问，“她写信给他？”
“打电话。”
“从哪里打的？”
“不知道，里士满吧，我猜。”
“他是这么说的吗？”
马克回想了一下，答道：“不是，他没提到她是从哪里打的。”他顿了一下，“为什么这么问？”
“她曾离家一段时间，”我故意用随意的口吻说道，“我想弄清楚斯巴拉辛诺是否知道她在哪里。”
“警方不知道她在哪里？”
“警方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我说。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我们不该再讨论贝丽尔的案子了，马克，我已经透露太多，而且我不了解你为什么这么感兴趣。”
“你怀疑我动机不纯，你怀疑我请你吃饭，又灌你酒，是想从你这里挖消息。”
“对。老实说。”在我们四目相对时我说。
“我是担心你，凯。”他神情凝重，我相信了他。他的面容对我还有相当的影响力，我的视线简直离不开他。
“斯巴拉辛诺怀有计谋，我不想让你受到伤害。”他把瓶里的酒倒光。
“他想做什么，马克？打电话来要我没有的手稿？那又怎么样？”
“我猜他知道你没有手稿。”他说，“问题是，那不重要。他要的东西一定会得手，除非东西真的消失了。他是她的遗嘱执行人。”
“这下他的权利大了。”我说。
“我只知道他有计谋。”他似乎在和自己说话。
“大概也是他炒热这本书的方法？”我轻描淡写地说。
他喝了口酒。
“我不认为他能对我怎样。”
“我认为他可以。”他认真地说。
“说说看。”
“头条：首席法医拒绝交出争议性手稿。”
我笑了：“太荒谬了！”
他没笑。“想一想，一个隐居的女人写了一部争议性的自传，最后遭人谋杀。她的手稿在停尸间消失，法医被控偷窃。等书出版的时候，你能想象会狂卖到什么地步，好莱坞会怎么来抢电影版权吗？”
“我不担心，”我没被说服，“太牵强了，我无法想象。”
“斯巴拉辛诺是个无中生有的奇才，凯。”他警告，“我只是不想让你落到与里恩·琼斯一样的下场。”他的视线四处找寻侍者，却突然停在大门方向。他迅速低头望着吃了一半的牛排，含糊地说道：“他妈的！”
我尽力控制自己不要回头。我低着头，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直到一个高大的男人出现在我们桌前。
“哈啰，马克，就知道会在这里找到你。”
他语调柔和，年近六十，脸上多肉，一双小眼睛蓝得缺乏温暖。他涨红着脸，呼吸沉重，好像为移动那臃肿的躯体，已经用尽所有细胞的力量。
“我突然想来逛逛，顺道请你喝杯酒。”他解开毛外套的扣子，转向我，微笑着伸出手，“我想我们没见过。我是罗伯特·斯巴拉辛诺。”
“凯·斯卡佩塔。”我装出惊讶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