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比·敦布尔在伊丽莎白·莫特和吉尔·哈灵顿被谋杀时，是里士满的社会组记者。我敢打赌艾比不只记得那个案件，甚至知道的比蒙塔纳组长要多。
第二天早上，她从一个公共电话亭打电话来，留了一个电话号码给罗丝，说她会在那儿等上15分钟。艾比坚持我必须从一个“安全地点”回电话给她。
“一切都还好吗？”罗丝悄悄地问着，而我正剥去外科用手套。
“老天知道。”我边说边解开我的手术袍。
我能想到最近的“安全地点”是这栋建筑物自助餐厅外的一部公用电话。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着又担心错过艾比的时限，终于来到电话前拨着秘书交给我的号码。
“怎么了？”艾比立刻问。“有个市警局的警察到我公寓来，说是你要他来传话。”
“没错，”我向她保证。“基于你告诉我的事，我想从家里打电话给你不是个好主意。你好吗？”
“那是你要我打电话来的原因吗？”她听来颇为失望。
“其中之一，我们必须谈谈。”
电话线的那端出现了长长的静默。
“我星期六会在威廉斯堡，”接着她说，“晚餐，7点钟在‘翠丽丝’餐厅见？”
我没有问她为什么要到威廉斯堡，我不确定我真想要知道。但是当我在星期六把车停在商人广场上时，我发现随着每一个我跨出的脚步，我的忧心挂虑就一步步降低。处身于这个我心目中全美国最美好的去处，再加上周围的寒冬气氛，喝着热呼呼的苹果酒，倘若还得同时考虑那些谋杀案和其他犯罪行为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虽说现在是旅游淡季，周遭仍有许多人们或散步或在重新开张的商店里面浏览，或坐在由穿着及膝短裤戴着三角帽的车夫持缰的马车里招摇过市，马克和我很早以前就说要到威廉斯堡度个周末，要在历史区里租一间19世纪的厢房，在煤气街灯下踩着圆石子路，到一家酒馆用餐，然后在火炉前饮酒，直到我们在彼此怀里沉沉睡去。
当然，没有一件幻想落实，我们之间的交往，一直都是希望比记忆来得多，会不会因为这次事件而有所改变呢？最近，他在电话中给予了肯定的承诺。但他以前也承诺过，我也是，而他仍旧在丹佛，我也还在这里。
在一个银饰店里，我买了一件手工制的纯银菠萝护符和一条漂亮的链子。露西会从她疏忽的阿姨处收到一件迟来的情人节礼物。另外，在逛一家药房时，也为我的客房买了几块香皂，还为费尔丁和马里诺买了香草刮胡水，以及为柏莎和罗丝买了干燥香花。7点差5分时，我来到“翠丽丝”找艾比。她半小时后才到达，我正不耐烦地坐在一个角落桌边。
“对不起，”她真诚地说，脱下外套。“有事耽搁，我已经尽快赶来了。”
她看来又激动又疲倦，双眼紧张地四处游看。“翠丽丝”生意相当兴隆，客人们在吊灯织就的光影下低声谈话。我怀疑艾比是否觉得她被跟踪了。
“你在威廉斯堡待了一整天吗？”我问。
她点头。
“我不太敢问你在做什么。”
“研究”是她透露出来的惟一信息。
“我希望不是太靠近培力营。”我直视她的眼睛。
她当然了解我的意思。“你知道的。”她说。
女服务生过来，然后又离开到吧台去准备艾比要的血腥玛丽。
“你怎么知道的？”艾比问，点了一根烟。
“比较好的问题是你怎么知道的？”
“我不能告诉你，凯。”
当然她不能，但我知道，是帕特·哈威。
“你有消息来源，”我小心地说，“我只要问你，为什么这个消息提供人要你知道？他不会平白给你消息资料，提供人也有其目的。”
“我很清楚。”
“那么为什么？”
“事实才是重要的部分。”艾比移调开眼光。“我同时也是消息提供者。”
“我懂了。交换信息，你把你挖掘到的回馈给对方。”
她没有回答。
“这包括我吗？”我问。
“我不会欺瞒你的，凯，我有过吗？”她凝神地看着我。
“没有，”我诚挚地回答。“到目前为止，你从来没有。”
侍者将血腥玛丽端到艾比跟前，她心不在焉地用芹菜梗搅动着。
“我能告诉你的是，”我继续，“你在走钢丝。我不需要详加解释，你自己应该比任何人都了解。那个压力值得吗？你的书真值得那些代价吗，艾比？”
她没有回以任何答复，我则深深叹了一口气，“我猜我无法改变你的想法，是不是？”
“你曾有过把自己无端陷入某种情状而无法自拔的经验吗？”
“我总是这样。”我苦笑。“那就是我为什么在这里的原因。”
“那也是我在这里的原因。”
“我懂，但是如果最后证明你错了，怎么办，艾比？”
“我不是那个会做错的人，”她回答。“不管到底是谁犯下了那些谋杀案，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有关系的联邦机关都确实根据某种事实做了决定并采取行动，那事实本身就具有报导性。如果联邦人员、警察都错了，那也只是增加另一篇章罢了。”
“那听起来异常冷酷。”我不安地说。
“我只是纯以专业眼光来看，凯。当你用专业口吻谈话时，有时也相当冷酷。”
我曾在艾比的妹妹遭到谋杀，她的尸体被人发现后，立刻同艾比谈话。在那个可怕的情况下，即使我的话听来还不到铁石心肠的程度，但一定也是一副所谓专业医疗人员口吻。
“我需要你的帮忙。”我说，“8年前，有两个女人在相当靠近这里的地方被谋杀。伊丽莎白·莫特和吉尔·哈灵顿。”
她好奇地看着我。“你不是认为——”
“我不确定我在想什么，”我打断她的话，“但是我需要知道那件案子的细节，我办公室里的报告没多少资料。当时我不在弗吉尼亚州，但是档案里有些新闻剪报，有你做的报导。”
“我很难想像发生在吉尔和伊丽莎白身上的事跟那些案件有任何关连。”
“所以你记得。”我说，松了一口气。
“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们。那是在我的工作经历里，能让我做恶梦的少数几个案例。”
“为什么你很难去想像这之间有着关连？”
“一些理由。那案子里没有找到红心J；汽车不是弃置在路旁，而是汽车旅馆的停车场；尸体不是在数星期甚或数个月后被发现在树林子里腐烂着，她们在24小时之内被发现；两个受害人都是女性，她们死时是20多岁，不是青少年。还有为什么凶手行凶后，等了5年的时间才又犯下罪行？”
“我同意，”我说，“就时间而言，跟连续杀人犯的典型特征不符合，而且犯罪运作的模式跟其他案件也不一致，受害人的选择似乎也并不相同。”
“那么你为什么想要一探究竟？”她喝了口她的饮料。
“我只是在黑暗里盲目摸索，而她们的案子困扰着我，那案子没有被侦破，”我承认。“两个人被绑架随即遇害不是件寻常的事。那案件里没有性侵犯的证据，那些女子在这附近被杀害，跟其他几件谋杀案发生地点属相同区域。”
“而且使用一只枪和一把刀。”艾比沉静思考着。
那么，她知道有关德博拉·哈威的事喽。
“是有些相似处。”我推委地说。
艾比看来没有被说服，但是开始有了兴致。
“你要知道什么，凯？”
“任何你可以记得的事，任何细节。”
她想了好一阵子，耍弄着她的饮料。
“伊丽莎白是当地一家电脑公司的业务人员，而且做得相当成功。”她说，“吉尔刚在威廉和玛丽大学完成法律学位，到威廉斯堡的一家小型法律事务所工作。我从来就不相信她们跟一个在酒吧认识的无聊家伙一块儿到汽车旅馆发生性关系的那种说法，那两名女子没有一点特征会让我会产生那样的印象，而且她们两人跟一个男人？我一直就认为那很奇怪。同时，她们汽车后坐发现血迹，那跟吉尔或伊丽莎白的血型一点也不符合。”
艾比的消息灵通打一开始就让我惊讶不已，她不知怎么办到的，竟然可以得到血清化验的结果。
“我假设血迹是那名凶手所留下的。流很多血，凯。我看过那辆车，像是有人在后坐被刺戳或割伤，很可能是凶手流下的血迹，但是你实在很难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警察的看法是，那两名女子在安佳酒吧跟那个邪恶的男人见面。但是如果他坐进她们的车里离开，而且计划谋杀她们，那他事后怎么回到自己的车子去呢？”
“要看汽车旅馆到酒吧有多远，他可能可以在杀人后走回到他的汽车旁。”
“那汽车旅馆距离安佳酒吧足足有四五英里远，并不是在附近，那两名女子最后在酒吧里被人看到的时间大约是晚上10点左右，如果凶手把他的车留在那里，很有可能他回去时，停车场只剩他那辆车，那不是明智之举。因为警察也许会注意到，至少酒吧夜间管理人在锁门回家时会看到。”
“然而这并不排除另一个可能性，就是那凶手把他的车停在汽车旅馆，然后在伊丽莎白的汽车里绑架她们，稍后再返回，开走自己的车子。”我指出。
“是没错。但是如果他驾着自己的车到汽车旅馆，那么他什么时候进入她们的车里呢？他们三人一块儿到一间汽车旅馆开房间，办完事后，他迫使她们开车载他到墓园的情节假设，从来就不能使我信服。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和冒险？她们在停车场有可能尖叫惊呼，可能抵抗，为什么不在房间里面谋杀她们？”
“有没有证实他们三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曾在其中一个房间待过？”
“那是另一件事，”她说，“汽车旅馆叫棕榈叶，一个位于莱特弗60号公路旁的低级汽车旅馆。我询问过那晚工作的职员，但那职员不记得见过她们任何一个，也不记得见过有人进来承租靠近发现那辆福斯汽车的房间。事实上，当时汽车旅馆那一带的房间大部分是空的；更重要的是，没有人在到柜台登记后，不归还房间钥匙就离开的。很难想像这个人会有机会或兴致退房，无疑的在犯罪后不会，那时他应该全身沾满了血迹。”
“你在追踪这件事件时，自己归纳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我问。
“跟现在一样。我不认为她们跟杀她们的人在酒吧里见面，我想伊丽莎白和吉尔离开酒吧不久后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比如说？”
艾比皱着眉再次搅动着她的饮料。“我不知道。她们绝对不是那种会随便让别人搭便车的人，尤其是在那样晚的时间，而我从来就不相信有毒品涉人其间，吉尔和伊丽莎白都没有用过古柯碱、海洛因，或其他类似的东西，也没有在她们公寓里发现那类用品。她们不抽烟，酒也喝得不多，而且两人都慢跑，属健康型的人。”
“你知道她们离开酒吧后往什么地方去了？是直接回家吗？也许她们在什么地方停下了？”
“没有证据如此显示。”
“没有人跟她们一块离开酒吧？”
“所有我问过的人，没有一个记得看到她们在酒吧喝酒时有人跟她们在一起。就我记忆所及，她们当晚坐在角落的一张桌子边谈话，喝了两杯啤酒，没有人记得看到她们跟任何人一块儿离开。”
“她们也许离开时在停车场遇见什么人，”我说，“这个人甚至也许就等在伊丽莎白的车子里。”
“我怀疑她们会没有锁上车子就离开，但我想那有可能。”
“那两位女子常光顾这家酒吧吗？”
“我记得是，她们虽不常去，但确曾到过那里几次。”
“那是个混乱嘈杂的地方吗？”
“那本是我的设想，因为那是军中的家伙最爱去的补给站之一。”她回答。“但事实上，那家让我联想起英国的酒吧，很文明，人们谈着话，玩着飞镖。那是一个我会跟朋友偶尔去坐坐，觉得非常舒服和私密的地方。理论上，我猜测那名凶手有可能是经过这个城镇的陌生人，或是暂时驻扎在这个区域的军人，不是她们知道或认识的。”
也许不是，我想。但那必须是一个她们觉得可以信任的人，至少一开始时如此，然后我记起希尔达·欧兹梅克曾说过，见面开头的情绪是“友善”。我猜想着如果我把伊丽莎白和吉尔的照片拿给她看，她会怎么说。
“吉尔有任何你知道的健康问题吗？”我问。
她对这问题想了想，面现困惑。“我不记得。”
“她从哪里来？”
“印象中是肯德基。”
“她常回家吗？”
“我没有这样的印象，我想在假期里她曾回家，就这样。”
这么一来，就不像是她会在她家人居住的肯德基买处方药莱勃瑞克斯了，我心中想着。
“你提到她才开始在法律事务所实习，”我继续说，“她常旅行吗？有理由常离开这个镇吗？”
她等着我们的主菜沙拉放好，然后说：“她在法学院有个要好的朋友。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但我跟他谈过，问了些有关她的习惯、活动等，他说他怀疑吉尔另有恋情。”
“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们大三时，她几乎每星期都开车到里士满，也许因为她喜欢里士满而到那儿找工作，想从那里的律师事务所开始她的职业生涯。他告诉我，她甚至常需要跟他借笔记，因为她出镇的活动让她旷了一些课。他觉得那很奇怪，特别是最后，她一毕业就到威廉斯堡的一家事务所工作。他一直就这话题说个不停，因为他认为她的旅程可能跟她的被谋杀有关，比如说，她是到里士满跟一个已婚男人见面，也许威胁要把恋情向他的妻子揭发。或许她是跟一个很有来头的人有往来，一个成名律师或法官什么的，那些人不能背负任何丑闻，所以把吉尔杀掉灭口，或雇别人去进行，而伊丽莎白只是碰巧不幸地也在现场。”
“你认为呢？”
“这个线索纯属猜测，跟我听到的大部分消息一样不确实。”
“吉尔跟这名你谈过话的学生有过恋情吗？”
“我想他希望跟她有过，”她说，“但是没有，他们从来就没有发展过恋情。我的印象是，这是他怀疑的部分理由。他对自己很有自信，觉得吉尔从未屈服在他魅力下的惟一原因，就是她在没有人知晓的状况下跟别人热恋，一个神秘情人。”
“他被怀疑过是嫌疑犯吗？这个学生？”我问。
“没有，谋杀发生时他不在镇里，而那毫无疑问地经过证实。”
“你曾跟吉尔工作的那个事务所里的律师谈过吗？”
“我没有在那里得到多少资料，”艾比回答，“你知道律师是什么样子的。不管怎样，她被谋杀前，也只在那里待了几个月而已。我不认为她的同事有多熟悉她。”
“听来吉尔不像是个活泼外向的人。”我评论道。
“人们对她的描述是有气质、有魅力，聪慧但是拘谨。”
“伊丽莎白呢？”我间。
“比较外向，我想，”她说，“那应该也是她何以在销售上有极佳成绩的原因。”
煤气街灯散射的光芒把笼罩在圆石子人行步道上的黑暗推得远远的，我们沿着街道往商人广场的停车场走。一重厚厚的云层遮掩着月亮，微微湿润的冷凉空气袭击着黑夜。
“我在想那些情侣现在会做些什么，他们是不是仍然会在一起，他们会有什么不同。”艾比说，下巴缩到大衣领子里，手藏在衣袋里。
“你想汉娜会做什么？”我温柔地问起她的妹妹。
“她也许仍会住在里士满，我猜我们两人都还会住在那儿。”
“你后悔搬家吗？”
“有时我对所有的事都怀着悔恨。自从汉娜死后，我就好像失去了自由，没有了选择。就好像我被我无法控制的事推动着往前走。”
“我不觉得。你选择接受《华盛顿邮报》的工作，搬到华盛顿，然后你现在还决定写一本书。”
“就像帕特·哈威选择召开那个记者招待会，做那些会把自己烧灼得体无完肤的事情。”她说。
“是的，她也做了那样的选择。”
“当你陷身那般的经验时，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即使你以为你知道。”她继续说，“也没有人可以真正了解，除非他们经历过相同的伤痛。你觉得孤立无援，你到一些地方去，人们躲避着你，害怕跟你的眼神交会和交谈，因为他们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所以他们彼此窃窃私语。‘看到她没有？她的妹妹被绞死。’或是‘那是帕特·哈威，就是她女儿。’你感觉好像活在一个洞穴里；你害怕孤单，却又害怕跟别人在一起；害怕醒来，又害怕入睡，因为当早晨来临时，那感觉那样难以忍受。你像逃离地狱般地拼命奔跑，直到筋疲力竭。我回想过去，可以看到当汉娜死后，我的所作所为全都濒临疯狂边缘。”
“我倒认为你适应的情况好得令人印象深刻。”我真挚地说。
“你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还有我犯下的错误。”
“不要这样。来，我顺路载你到你的车子那儿。”我说，我们已经来到了商人广场。
我一拿出钥匙，就听到停车场暗处有汽车引擎发动声。我们坐进我的奔驰车，锁上门、系紧安全带，就看到一辆新林肯车停在我们旁边，驾驶坐边的窗户缓缓打开。
我只把我的车窗微微打开，足以听到那个男人说的话为止。他看来年轻，发型简单，正和一张打开的地图奋战着。
“对不起。”他无助地笑了笑。“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怎样从这里回到64号往东的公路？”
我给了他简单的指示，同时感觉到艾比突然升起的紧张。
“记下他的车牌号码。”他驶离后，她赶紧说，并从她的皮包里搜寻纸和笔。
“E-N-T-6-9-9。”我急速地说。
她把它写下来。
“怎么了？”我问，有些惊讶了。
我发动车离开停车场，艾比左右探看搜寻着那辆车子的踪迹。
“我们到达停车场的时候，你是否注意到他的车？”她问。
我必须想想。当我们到达停车场时，那里几乎没有停放什么车子。我也许有个粗略印象看到那辆林肯车停在昏暗的角落。
我告诉艾比这点，然后说：“但我以为那车里没有人。”
“没错，因为那辆车里的内部照明灯没有打开。”
“我想没有。”
“在黑暗中看地图，凯？”
“好问题。”我说，惊骇着。
“还有，如果他是外地来的，那么你怎么解释他车后保险杠上的停车场贴纸？”
“停车场贴纸？”我重复。
“那上面有威廉斯堡的印章，跟我多年以前拿到的贴纸一模一样，当时这里进行着考古活动，并且掘到一具骷髅遗骸，‘玛丁100’。我当时在做一系列的报导，常常到这里来，那张贴纸允许我的车可以在历史区和卡特园停车。”
“那家伙在这里工作，却还要问怎么到64号公路？”我喃喃说着。
“你看清楚他了吗？”她问。
“很清楚，你想他是那个晚上在华盛顿跟踪你的人吗？”
“我不知道，但是也许……该死的混账，凯！这一切快要使我发疯了！”
“哼，够了就是够了，”我坚定地说。“把那号码给我，我要做一些事。”
第二天早上，马里诺打电话给我，带来一个神秘兮兮的消息，“如果你还没有读《华盛顿邮报》，最好赶快去买一份来看。”
“从什么时候你开始读起《华盛顿邮报》来了？”
“如果能如我所愿，我希望永远不读。彭顿大约一小时前通报给我的。你稍后再打电话给我，我在市中心。”
穿上暖和的衣服，套上滑雪夹克，我在倾盆大雨中开车到最近的杂货店。接着，足足有半小时的时间我坐在车子里，开着暖气，挡风玻璃上的雨刷扫动着单调的节拍，跟寒冷的滂沱大雨奋战着。报纸内容让我十分惊骇，有好几次我脑海中盘算着，如果哈威家不追究柯利弗德·林，我会。
头版首页刊载分成三个系列报导的首篇，有关德博拉·哈威，弗雷德·柴尼，和其他几对已经死去的情侣。全篇没有一丝怜悯隐瞒，林的报导是那样的详细，包含了甚至连我也不知道的细节。
德博拉·哈威在遭谋杀前不久，曾向她的一位朋友倾吐她对父亲的怀疑，说他酗酒还跟一个只有他一半年纪的空中小姐发生婚外情。很显然，德博拉有几次偷听了她父亲和那名据说是情人的电话。那位空姐住在夏洛特，而根据报载，德博拉和弗雷德·柴尼失踪的那天晚上哈威先生就是和她在一起，那也就是为什么警察和哈威太太无法跟他联络上的原因。讽刺的是，德博拉的这份怀疑没有使她怪罪父亲，反而对她母亲有满腹怨言，她抱怨她母亲完全被自己的事业给吞没，从不在家。因此，从德博拉的角度看，那是造成她父亲不忠和酗酒的原因。
一栏又一栏尖酸刻薄的文字堆积起来把一个有权势的女人摆弄成可怜的肖像，说她如何拯救全世界，却因轻忽怠慢家人而面临家庭瓦解。说帕特·哈威是为了金钱而结婚，她在里士满的家像宫殿般宏伟，她在水门的住家塞满了古董和价值不菲的艺术品，包括一幅毕加索和一幅雷明顿的作品。她衣着合宜，出席该参与的宴会，礼仪完美高尚，并对政策和世界局势有高明的见解。
然而，隐藏在这个富豪，没有瑕疵的门面下，林下结论道，“是一位出生在巴尔的摩蓝领阶级家庭，具有狂热野心的女人；被她的同事描绘为被不安全感折磨，以致于驱使她努力证明自我的一个人。”他说帕特·哈威是个狂妄自大的人。她会变得相当没有理性——如果不以狂热来说——尤其在受到威胁或在关键时刻。
他对过去三年发生在弗吉尼亚州的谋杀案件的描述，同样以残忍无情的笔调来叙述。他揭露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担心杀手有可能来自培力营，然后笔锋一转以此为基点深入报导，让每一个涉及的人都狼狈到极点。
中央情报局和司法部涉嫌掩盖事实，他们恐慌多疑到鼓励弗吉尼亚州的调查人员不要谈论彼此得到的资料信息。他们将伪造证物放在犯罪现场，泄漏反间情报给记者，甚至有记者可能遭跟踪监视。同时，在这篇报导的揣想中，帕特·哈威是这案件里的利害关系人，她的愤慨不被当成是正义的呼声，而她在那场著名的记者会上的行为可以作为这个揣想的印证。在跟司法部的争战中，哈威太太自己开拓挖掘出的敏感资料已经使那些联邦警员受到牵累和困扰，因为她对有欺诈嫌疑的慈善团体，如ACTMAD所做的对抗努力，使她和联邦人员的不和争执达到顶点。
这锅毒汤的最后一道材料是我。我因为联邦调查局的要求而拖延压抑案件的任何资料，直到面临法院传票的威胁，才将报告揭露给受害者家属。我拒绝跟媒体接触，虽然依法我对联邦调查局没有配合的义务，但柯利弗德·林暗示说我的职业行为可能受到私人生活的影响。“根据一个接近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的消息来源说，”那篇报导提到，“斯卡佩塔医生在过去两年跟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别警员有亲密恋情，时常造访匡提科，跟学院里的人有良好关系，包括彭顿·韦斯利，他也是这些案件的负责人。”
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会下结论说我和韦斯利有恋情。
对我廉洁和道德上的另一个诬陷是怀疑我法医的专业能力。在过去备受争论的10个案件里，我无法判定任何一件的死因，除了其中一桩。可是当我发现德博拉·哈威骨头上有刀痕时，我非常担心那是我自己不小心用手术刀划出来的。林如此写着，我“在下雪的气候下，带着哈威和柴尼的遗骸开车前往华盛顿，寻求史密森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人类学专家的帮助。”
像帕特·哈威一样，我曾“请教一个女巫”。我控诉调查人员移动弗雷德·柴尼和德博拉·哈威在现场的遗骸，然后自己又回到树林去搜寻弹壳，因为我不信任警方会找到它。我还自己向证人问问题，包括在7-11工作的职员，那是弗雷德和德博拉最后被看到还活着的地方。我抽烟、喝酒、有枪枝执照，秘密携带点三八手枪，曾有几次“几乎被杀”、离婚、“来自迈阿密”。那最后的描述似乎昭示着以上所说不言自明。
在柯利弗德·林的报导中，我被描绘成一个目中无人，摇晃着枪枝的疯女人，当事关刑事医学时，根本没有一点概念。
当我高速行驶在因下雨而湿滑的街道上时，我想到艾比。难道这就是她昨晚说的错误？是她把这些消息喂给她同事柯利弗德·林的吗？
“那说不通。”稍后马里诺和我在我的厨房喝咖啡时他说：“不是我对她的观感改变了。我还是认为她是那种会为了报导而出卖她祖母的人。但是她不是在写这本巨著吗？把消息分享给同业竞争者，没什么道理，特别是她对邮报那么感冒。”
“有些资料一定得来自于她。”我实在不愿意承认，“比如说，有关7-11职员的部分。艾比和我那天晚上在一起，而她知道马克的事。”
“怎么知道的？”马里诺好奇地看着我。
“我告诉她的。”
他只是猛摇着头。
我喝了口咖啡，瞪着外头的雨。打我从杂货店回到家来，艾比就已经打了两次电话给我。我站在机器旁听着她紧绷的声音。我还没有准备好跟她说话，我害怕我会冲口说出不该说的话。
“马克会怎样看？”马里诺问。
“幸运的是，报纸上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我心中另有一波焦虑。典型的联邦调查局警员，特别是那些花了长时间从事秘密活动的人，马克对他私生活相当保密，简直到了一种多疑恐慌的地步，我真的担心这篇报导里对我们关系的引述暗喻会使他非常烦恼。我必须打电话给他，但也许不应该打。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猜，有些消息来自摩瑞。”我继续想，不觉说了出来。
马里诺沉默着。
“维西也说了什么，或至少史密森的谁说了什么。”我说，“而我不知道那个林是怎么发现我们去看希尔达·欧兹梅克的。”
放下他的杯子和杯垫，马里诺倾身过来，看着我的眼睛。
“让我给你些忠告。”
我觉得像是个小孩快要被申诫责骂了。
“这就像是一货车的水泥从山顶上往下滑，煞车又失灵了，你无法阻止它，医生，你所能做的就是走开。”
“可以请你翻译清楚吗？”我不耐烦地说。
“专心做你的工作，忘记这回事。如果有人询问，我相信你一定会遇到，就说你从没有跟柯利弗德·林说过话，什么也不知道。换句话说，撇开它。如果你和媒体开战，你最后的下场就跟帕特·哈威一样，像一个白痴。”
他是对的。
“如果你还有些理智，这些日子最好不要跟艾比通话。”
我点点头。
他站起来。“同时，我有一些事要办。如果有结果，我会让你知道。”
那提醒了我。伸手拿出我的手提包，并拿出一张纸，上面是艾比写下来的牌照号码。
“你是否可以帮我查查联邦调查局全国犯罪情报中心。一辆林肯车，深灰色。看看有什么结果。”
“有人跟踪你吗？”他把那张纸放到他口袋里。
“我不知道。那个司机停下车来问路，但我不认为他真的迷路了。”
“在哪里？”我陪着他走到大门口时他问道。
“威廉斯堡。他坐的车停在几乎是空荡荡的停车场里，时间大约是昨晚10点半、11点左右，地点是商人广场。我才进到我的车子里，他的车头灯就突然亮了起来，然后开过来问我怎么到64号公路。”
“喔，”马里诺简短地说，“也许是执行秘密任务的笨警探，无聊透了，等着有人闯红灯或违规回转，也许想要开你的罚单也不一定。一个正派女子晚上独自一个人，进入一辆奔驰车里。”
我没有自动供出艾比那时跟我在一起，我不想听另一场训话。
“我不知道有许多警探开新的林肯车。”我说。
“你看看这场雨，真是狗屎。”他抱怨着跑向他的车。
我的副手费尔丁，向来就不曾太过专注于什么事，或匆忙到没抓住机会在他所经过的每一个能反射影像的物体前停一停，看自己一眼。这包括窗玻璃、电脑屏幕，和隔开我们内部办公室以及大厅的防弹安全隔板。当我从电梯进入一楼时，我看到他正站在停尸间不锈钢冰箱门前，往后梳弄他的头发。
“有点长，要盖过你的耳朵了。”我说。
“而你的开始变白。”他露齿一笑。
“灰色，金发转成灰，从来就不是白。”
“好吧。”他心不在焉地拉了拉他绿色手术衣的细绳，二头肌鼓胀如葡萄柚。如果没让费尔丁有机会炫耀他傲人的体格，他是连眨眼的动作也不愿意做的。每一次我看到他弓着身体就显微镜看着东西时，我总联想到罗丹“沉思者”雕像的类固醇版本。
“杰克森20分钟前被释放，”他说，指今早案件中的一名嫌犯。“就这样了，但我们明天已经有一个，那个在周末枪击事件后靠机器延续生命的人。”
“你今天下午有什么事要做？”我问。“喔，我想起来了，你要到彼得斯堡的法院出庭。”
“被告上诉。”他看了看手表。“大约一小时前。”
“他一定是听说你要去。”
“该做的检验几乎要堆到天花板了，那是我今天下午预计要做的事，或至少是原本要做的事。”他投机似的看着我。
“我在想，你是不是可以帮我个忙。我需要追踪一份处方，可能是8年前在里士满的药房使用过。”
“哪家药房？”
“如果我知道，”我们进到电梯往二楼去时，我回答，“那就不会有问题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电话簿做个分类整理，打电话给里士满的每一家药房，越多人参与越好。”
费尔丁有点抗拒。“老天，凯，那至少有上百家呀。”
“133家。我数过了。我们6个人可以各自分担32到33家，还可以忍受，你能帮我吗？”
“当然。”他看来有点抑郁。
除了费尔丁，我还找来我的行政人员、罗丝、另一个秘书，以及电脑分析师。我们在会议室集合，分派药房名单。我的指示很简单明了，对我们要做的事得小心谨慎，不能吐露给家人、朋友或警察知道。另外，因为这处方至少有8年之久，而且吉尔已经死了，那份记录很有可能已经不在现存档案中，必须请药剂师查寻旧档案。如果他不合作或不愿提供消息，把那家转给我。
然后我们就消失在各自的办公室里。两小时后罗丝出现在我办公桌旁，轻轻按摩着她的右耳。
她递给我一张纸，脸上却无法挤压出胜利的微笑。“大道药房，吉尔·哈灵顿在那儿用两张处方买莱勃瑞克斯。”她给我日期。
“她的医生呢？”
“安娜·泽纳医生。”她回答。
老天爷！
我把我的惊讶隐藏起来，首先恭喜她。“太棒了，罗丝，今天就休息去吧，不用上班了。”
“我通常是4点半下班的，现在已经迟了。”
“那么明天给你三个小时用午餐。”我真想狠狠抱住她，“顺便告诉其他的人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们可以放下电话了。”
“泽纳医生不久前不是里士满医学学会的主席吗？”罗丝问，若有所思地在我门口停了一停。“我好像还读到她的一些什么。啊！她是个音乐家。”
“她前年以前是学会的主席。而且，没错，她在里士满的交响乐团里拉小提琴。”
“那么你认识她啰。”我秘书看来有些敬服。
太认识她了，我心中想着，举手向电话伸去。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就接到安娜·泽纳回我的电话。
“我在报纸上读到你最近非常忙碌，凯，”她说，“你还支持得住吗？”
我在想不知她读到《华盛顿邮报》的报导没有。今天的报导提到和希尔达·欧兹梅克的访谈和一张她的照片，说明写道：“女巫知道他们全都死了”，另外也引述了遇害情侣亲朋好友的谈话。报导中还附了一张占了半个版面的彩色图表，上面标示出情侣的汽车和尸体是在何处寻获。培力营的位置在图表中央，活像是海盗地图上的骷髅头标记。
“我还好，”我告诉她，“如果你能帮我一个忙，那就更好了。”我解释我需要什么，然后说，“明天我会发张传真给你，引述授权给我听取吉尔·哈灵顿记录的法律条文。”
那是形式上的要求，然而向她引述我的法律权力听来相当笨拙。
“你可以把文件亲自带来。星期三晚上7点钟，一块儿晚餐？”
“真的不想如此麻烦你——”
“不麻烦，凯，”她温柔地打断我，“我很想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