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与荣誉”洋溢着一种让我觉得安全的坚实感。这家餐厅坐落于弗吉尼亚州北部一个狭长地带叫特莱安格的地方，靠近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外墙砖石砌成简单明朗的线条，没有任何浮夸的气息。餐厅前面那块褊狭窄长的草地永远整整齐齐，黄杨木永远修剪得干净利落，连停车场也总是井然有序，每一辆车都规规矩矩地停放在停车框线里。
森波·费德利斯的字样刻在门上，我一走进去，就被一排“永远忠实”的精英迎接着：警察局长、四星上将、国防部长，还有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我对这些照片是这样地熟悉，恍惚之间，这些坚定微笑着的人们似乎已变成久违的朋友。吉姆·扬西少校踏过苏格兰高地红色方格花纹地毯走过来截住我，他的越南青铜战备长靴就放在吧台对面的钢琴上。
“斯卡佩塔医生，”他说，露齿笑着握住我的手。“该不是你不喜欢上回的菜肴，所以你在隔了这么久之后才又来。”
少校此刻虽穿着套头毛衣外加灯心绒长裤的便装，却仍无法掩饰他以前所从事的职业。他看起来一如军事宣传照，姿势骄傲笔挺，全身上下没有多于一盎司的赘肉，只不过已经满头银发。他早过了退休年龄，可仍精力旺盛得似乎随时可以应召献身战场。我一点也不怀疑他可以跳上一辆军用吉普车在粗糙崎岖的岩层上颠簸，或在雨季绵绵不断的滂沱大雨中在丛林吃着配给的罐头食物。
“我从来就没有在这里吃得不愉快过，你知道的。”我热切地回答。
“你在找彭顿，他也在找你。那老男孩就在那里——”他指着——“在他的老散兵坑里。”
“谢谢你，吉姆，我知道怎么走。真的很高兴再见到你。”
他对我眨了眨眼，回到吧台。
是马克介绍我到扬西少校的餐厅来的，那时我每个月有两个周末开车到匡提科来看他。当我在嵌满警察臂章的天花板下走过，又经过老军人大事记陈列处，过去的记忆深深拨弄着我的心。我可以轻易地找到当时马克和我坐的餐桌，而现在看到陌生人占据着，悄悄地在说他们的贴心话，心中有不可遏抑的伤怀。我近乎一年没有来到“世界与荣誉”餐厅了。
走过主要用餐区，我往后走向较隐密的坐位，韦斯利正坐在他的“散兵坑”里等着我，那是一张位于角落的桌子，靠近一扇有美丽帐帘的窗子。他正在啜饮着什么，看到我，脸上没有微笑，我们像陌生人似的正式寒暄一番。一个穿着晚礼服的男侍过来为我服务。
韦斯利抬头看着我，眼神跟地窖仓库的严实砖墙一样叫人难以穿透解读，而我温和地回视。他打了手势要第二杯饮料，我们开始进入正题。
“我相当关心我们在沟通上的问题，凯。”他起头。
“我的观点相同，”我用一种我很擅长的证人席上铁板一样的冷静语调说。“我也很关切我们之间的沟通问题。调查局是否截听我的电话，在跟踪我？我希望不管躲在树林里的是谁，都能把我和马里诺的照片拍好。”
韦斯利平静地说：“你个人没有被监视，而你和马里诺昨天下午去的那片树林是被监视的。”
“也许如果你事先让我知道，”我说，压抑住我的怒气，“或者我会先告诉你，我和马里诺决定再回到那里。”
“我从没料到你可能会回到那里。”
“我习惯再回到现场重行检视。你跟我合作够久了，应该知道我的这个习惯。”
“我的失误。现在你知道了，我会比较希望你不要再回到那边。”
“我本来就没有计划再去，”我暴躁地说，“可是如果有需要，我会很乐意事先通知你。还是这样比较好，你反正都会发现。而我无疑不愿意浪费我的时间，去拾取你的调查员或警察布下的圈套证物。”
“凯，”他以较柔软的语调说，“我不想干扰你的工作。”
“我被骗了，彭顿。我听到的是现场并没有发现弹壳，而事实是它早在一个多星期以前就被送到调查局的实验室了。”
“当我们下达监视令时，就不想要泄漏任何一个字，”他说，“越少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对我们越有利。”
“很显然，你们认为凶手有可能再回到现场。”
“那有可能。”
“你是否把这可能性加诸在先前的四个案件中？”
“这回不同。”
“为什么？”
“因为他留下了证据，而他自己也知道。”
“如果他这么担心那个弹壳，去年秋天就有许多机会可以回去寻找了。”我说。
“他也许不知道我们会查出德博拉曾被枪击过，更没料到我们会从她尸体里找到一颗九头蛇——沙克子弹。”
“我不认为我们要应付的人是个傻瓜。”我说。
侍应生送来我点的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
韦斯利继续说：“你们找到的弹壳是个圈套。我不否认，你和马里诺走进的区域是在我们监视下，有两个人藏在树林子里，他们看到你们做的每一件事，包括捡起弹壳。如果你没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
“希望你会。”
“我一定会解释。没有选择余地，真的，因为你们已经不小心地捣毁了一个仔细设计的圈套。而你没有错。”他伸手拿他的饮料。“我应该事先让你知道，那么这就不会发生，我们就不必被迫中断计划，或延后。”
“你到底延后了什么？”
“如果你和马里诺没有破坏我们正在进行的计划，那么明天早上新闻界会针对那名凶手作文章。”他停了一下，“一个反间情报，用来导引他出现，让他担心。那样的文章仍会刊登，只不过要等到星期一了。”
“重点是什么？”我问。
“我们要他认为在检查尸体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线索。一个我们相信他不小心留在现场的重要证物。假言声称这个或那个，由警方出面否认一堆询问，或不做评论。所有的动作都为了暗示不管这个证物是什么，我们还没有发现。凶手知道他在那儿遗落了一个弹壳。如果他因为恐慌而回到现场寻找，我们会等着他，看着他捡起我们布置的圈套，摄录整个过程，然后抓住他。”
“弹壳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除非你还有他和那把枪。为什么他会冒险回到现场，特别是警方显然已经花了不少时间在那里忙着找这个证物？”我要知道真实的情况。
“他也许担心很多事，因为他当时对场面失去了控制。一定是，否则他没有必要从背后枪伤德博拉。也许在当时的情况中，他原来根本不必开枪。他显然没有用枪来谋杀柴尼。他怎么知道我们真的在找什么，凯？也许是弹壳，也许是其他的什么。他将无法确定当尸体被发现时的真实情况。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对付那对情侣的，而他无法确切知道你在进行尸体解剖时会发现什么。他也许不会在媒体披露消息后第二天回到现场，但他也许会在一两星期后，当风浪平静了的时候，回去试试。”
“我怀疑你的反间情报伎俩会有用。”我说。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凶手留下了个证物，我们倘若不以此为饵，试试可能性，就太傻了。”
这句话的漏洞大到我无法不循线走去。“而你可曾对在此之前另外四个案件中找到的证物做类似尝试，彭顿？我知道在每辆汽车里都发现一张红心J纸牌。一个你显然很努力隐藏的细节。”
“谁告诉你的？”他问，脸上表情没有变化。他甚至看起来一点也不惊讶。
“是真的吗？”
“是。”
“而你在哈威、柴尼案件里也找到这么一张纸牌吗？”
韦斯利眼光转向餐厅的另一边，跟侍应生点了点头。“我推荐牛里脊。”他打开菜单，“或小羊排骨。”
我点了餐，心脏紧张地跳动着。我点燃一根香烟，还是无法冷静下来，我的思绪拼命地想要摸索一条出路。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看不出这跟你在这个调查程序中扮演的角色有什么关系。”他说。
“警方等了数小时才通知我到现场。尸体在我到达前被移动过。调查人员对我拖延阻挠，而你要求我无限期延迟发布弗雷德和德博拉的死因和情状。同时，帕特·哈威正威胁着要申请法院拘票，因为我没有公布我的报告。”我停下来，他保持静默。
“最后，”我下了结论，我的言辞开始变得激烈。“我在不知道现场被监视的情况下回去探查，以及我找到的证物是个精心设计的圈套。而你却觉得我在这调查程序扮演的角色并不适合知道那些案件的细节？我甚至开始怀疑我在这调查里到底算不算是成员之一。或者至少你看来在想办法不让我参与。”
“我没有这样做。”
“那么是有别人在这样做。”
他没有回答。
“如果在德博拉的吉普车里或是他们尸体附近发现一张红心J，我要知道，那对我很重要。那可以跟其他五对情侣的死亡连在一起。如果在弗吉尼亚州有个尚未正法的连续杀人犯，我会相当关心。”
突然他让我迫不及防地问道：“你向艾比·敦布尔透露了多少消息？”
“我没有告诉她任何事。”我说，我的心跳动得更快了。
“你曾跟她见过面，凯。我相信你不会对这点有任何反驳。”
“马克告诉了你，而我相信你不会对那点反驳。”
“马克不可能知道你在里士满或华盛顿跟艾比见过面，除非你告诉他。而不管怎样，他都没有理由把这消息传递给我。”
我瞪着他。韦斯利怎么会知道我曾跟艾比在华盛顿见过面，除非她真的被监视着？
“当艾比来里士满看我时，”我说，“马克打电话给我，而我提到她来访。你是在告诉我他没跟你提起？”
“他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的？”
“有些事我不方便告诉你，你只能相信我。”
侍应生送来我们的沙拉，我们静静地用餐。韦斯利一直没有再开口说话，直到主菜送上来。
“我面对着很多压力。”他用一个平静的语调说。
“看得出来。你看起来筋疲力竭，疲惫不堪。”
“谢谢你，医生。”他嘲讽地说。
“你在另一方面也变了。”我紧追不放。
“我相信那只是你的猜测想像。”
“你把我关在门外，彭顿。”
“我想我之所以保持距离是因为你问很多我不能回答的问题；马里诺也是。然后我只觉得有更多的压力。你懂吗？”
“我在试着了解。”我说。
“我无法告诉你所有的事。难道你不能停在那儿吗？”
“还不能，因为那就是我们相互误解的地方。我有你的需要的信息，你有我要的，而我不想把我的给你，除非你给我你的。”
我非常惊讶他突然笑了起来。
“你想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前提下达成协议吗？”我一意强调。
“看起来我没有多少选择。”
“你是没有。”我说。
“是的，我们是在哈威·柴尼案件里找到一张红心J。是的，我的确在你到达现场之前移动过他们的尸体，我知道那很糟糕，但你不晓得那张纸牌有多重要，或是如果有一个字泄漏出去，问题会有多大。举个例来说，媒体报导出来等等。我现在不打算就这点再多说什么。”
“纸牌在哪里？”我问。
“我们在德博拉·哈威的钱包里找到的。当一两个警察帮我把她翻过来时，我们在她尸体下发现了钱包。”
“你是说，那凶手把她的钱包带到树林里？”
“是的，要设想德博拉带着她的钱包到那里并不太具有说服力。”
“在其他案件里，”我指出，“纸牌只留在汽车内一眼就可看到的地方。”
“没错，发现纸牌的地方只是前后矛盾疑点的一项。为什么不简单地留在吉普车里？另一个矛盾处是，其他案件发现的纸牌是脚踏车扑克牌，留在德博拉身旁的那张属不同品牌。然后还有有关纤维的事。”
“什么纤维？”我问。
虽然我收集了所有腐烂尸体上的纤维，它们大都跟被害人本身的衣物或他们汽车内的椅套椅垫一致。未能辨识的纤维——我找到的很少——在案件之间无法连结，到目前为止证明无用。
“德博拉和弗雷德谋杀案之前的四件案子，”韦斯利说，“在每一个被弃置汽车的驾驶坐位上都发现有白色的棉布纤维。”
“那倒是个新闻。”我说，再次被激怒。
“纤维分析是在我们的实验室做的。”他解释。
“你的解释是什么？”我问。
“发现到的纤维模型有些意义。因为被害人在他们死亡时都不是穿着白棉衣饰，我得假设那纤维是攻击者留下来的，而顺着这个方向可以引出他在犯罪之后驾驶被害人的汽车。我们本就一直那样设想，罪犯必须考虑到衣着。一个可能性是当他碰见那些情侣时，他穿着某一种制服，白色棉质长裤。我不知道。但在德博拉·哈威吉普车的驾驶坐上没有找到这样的白色棉布纤维。”
“你在她吉普车里找到什么？”我问。
“到目前为止没有可以提供进一步消息的资料。事实上，车子内部相当干净。”他停顿一下，转而切割他的牛排。“这案件的运作手法跟其他案件的不同，让我很忧虑，这里牵涉其他因素。”
“因为被害人之一是‘毒品沙皇’的女儿，而你仍然没有放弃发生在德博拉身上的事件可能掺杂着某种政治因素，跟她母亲为反毒品所做的努力有关。”我说。
他点头，“我们还不能排除德博拉和她男朋友的谋杀案是故意鱼目混珠，蓄意要我们把它跟其他案件联想在一起的这个可能性排除。”
“如果他们的死跟其他案件没有关系，单纯是一次的计划攻击，”我怀疑地问，“那你怎样解释他们的杀手知道那张纸牌的事呢，彭顿？即使我也是直到最近才发现红心J。它当然也没有出现在报纸上。”
“帕特·哈威知道。”他让我很惊讶地说。
艾比，我想。我敢打赌是艾比向哈威太太泄漏的这个细节，韦斯利也知道。
“哈威太太知道那张纸牌多久了？”我问。
“当她女儿的吉普车被发现时，她问我，我们是不是找到了一张纸牌。尸体出现后，她又打电话给我问同样的问题。”
“我不懂，”我说，“她为什么去年秋天就知道了？听起来她在德博拉和弗雷德失踪之前就已经知道其他案件的细节了。”
“她是知道一些细节。帕特·哈威远在她有私人因素牵扯进来之前就对这些案件有兴趣了。”
“为什么？”
“你听过一些议论的，”他说，“毒品过量。街上出现一些新型的怪异毒品，孩子们到树林里聚会，接着发生事故死亡。或有毒品贩子在偏远地带蓄意贩卖致命毒品，然后从观看那些情侣死亡中获得乐趣。”
“我听过理论，但没有证据支持它们。前面8个死亡里，毒药检验结果都是阴性的。”
“我记得报告是这样写，”他沉思着说，“但我同时假设这并不表示那些孩子没有涉及毒品。他们的尸体几乎已成骨骸。似乎没有多少东西留下来可以供测试用。”
“有红血球，还有肌肉。那足够用来检测古柯碱或海洛因等。我们至少可以在他们新陈代谢物质中找到吗啡类的东西。至于新型毒品，我们进行类似天使尘、安非他命等的测试。”
“那中国白呢？”他提出，那是一种在加州很流行的强力化学合成镇静剂。“就我的了解，那不需要服用很多就有可能过量，而且不容易被查出。”
“是没错。不到一毫克就有可能致命，因而药量太低无法侦测，除非使用特殊的类比程序，如RIA。”注意到他脸上迷惘的神情，我解释，“放射免疫测定法，一项以体内抗体对特种药物反应为基础的测定法。跟传统扫描程序不同，RIA可以检测出微量的药物反应，那是我们找像中国白、LSD和THC等毒品时用的。”
“而你仍然什么也没找到。”
“没错。”
“酒精呢？”
“酒精在尸体严重腐朽的状况下是个问题。有些测验呈现阴性，其他的则低于0.5，也许是腐烂所造成。换句话说，不确定。”
“哈威和柴尼的案子也是这样？”
“到目前为止没有毒品的痕迹，”我告诉他，“为什么帕特·哈威对早先案件有兴趣？”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他回答，“我不是说那是一个重要急务。但她应该是从她任职联邦检察官时，经由内部资料渠道什么的得到消息，然后她问了些问题。政治，凯，我相信如果最后证明在弗吉尼亚州这些情侣死亡案件跟毒品有关——不管事出偶然，或涉及毒品谋杀——她都会以这资料来支持她的反毒品努力。”
那解释了为什么哈威太太去年秋天邀请我到她家吃午餐时，就已经对那些案件如此熟悉。毫无疑问的，她早期对那些案件的注意让她办公室里存有档案资料。
“当她对这些案件的质询没能让她满意时，”韦斯利继续说，“我想她没有再进一步留意，直到她女儿和弗雷德失踪。现在她又回过来探询，你可以想像个中情由。”
“是的，的确可以。而我同时也可以想像如果最后真是毒品杀了‘毒品沙皇’的女儿，那可真是相当辛辣的讽刺。”
“不要认为那没有在哈威太太的心中闪现过。”韦斯利冷酷地说。
这个提醒让我再次感到心烦。“她有权利知道，彭顿。我不能永远让那些案件悬而未决。”
他向侍应生点点头，表示我们准备喝咖啡了。
“我需要你帮我拖延一下，凯。”
“因为你反间情报的策略？”
“我们必须试试，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让故事曝光。一旦哈威太太从你那得到消息，整个计划就会报销。相信我，在这节骨眼上，我比你更清楚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她会举行记者会，然后在那过程中破坏我们引诱凶手所做的全部设计和努力。”
“她拿到法院拘票时怎么办？”
“那要些时间。不会明天就发生。你可以找借口拖延些时间吗，凯？”
“你还没有解释完红心J的事，”我提醒他，“一个有预谋的袭击手怎么能知道那张纸牌呢？”
韦斯利有点不情愿地回答：“帕特·哈威不是只靠自己收集资料和调查情况的。她有助手群。她跟其他政客谈，还有包括选民在内的任何人。那全要看她向谁透露什么消息，以及有谁想要打击她。我仅在假设一个可能性，并不代表事实真是这样。”
“一个被收买的预谋凶杀案，模仿旧有案子的手法，”我考虑着，“只是这个凶手犯了一项错误。他不知道应该把红心J放在汽车里。他把它留在德博拉的尸体旁，她的钱包里。也许是涉及到帕特·哈威要作证对抗的那些有欺诈嫌疑的慈善团体里面的人员？”
“我们要想的是一些知道其他罪犯的坏蛋，像是毒品贩子，有组织的犯罪。”他缓缓地搅动他的咖啡。“哈威太太对所经历的这些事不是处理得很好。她相当困扰犹疑。这个国会听证会不是此时此刻她最关切的事。”
“我懂，而且我怀疑她跟司法部目前相处得不很融洽，原因就是这个听证会。”
韦斯利小心地把茶匙放到杯碟上。“是不融洽，”他说，抬头看我。“她届时要提出来的东西，对我们一点帮助也没有。把像ACTMAD那样的垃圾消除掉是件好事。但那不够，我们要的是起诉。她过去和毒品强制执行人员、联邦调查局，以及中央情报局都有过冲突。”
“而现在呢？”我继续探究。
“更糟，因为有私人情绪的涉入，又必须仰赖调查局来帮助解决她女儿的谋杀案。她不合作，而且恐慌。她试着在我们周边游走，想办法由她自己处理。”他叹了一口气，又接着说，“她是个问题，凯。”
“她也许对调查局有相同的评价。”
他挖苦地笑着。“我相信她是的。”
我继续这场心智上的扑克牌游戏，想确定韦斯利是不是还有事情瞒着我，我接着放出更长的钓线。“我发现德博拉左手食指上有个防卫性伤痕，不是割痕，而是砍痕，被一柄锯齿形刀刃砍伤。”
“在她食指什么地方？”他问，上身往前倾斜一些。
“手背上。”我伸出我的手来说明。“在上面，靠近她的第一指节。”
“有趣，很不正常。”
“没错。很难推想她是怎么受伤的。”
“所以我们知道他曾持有刀器，”他不自觉地说着，“那更让我怀疑这其中有什么地方出错了。有些他没有预料到的事发生了。他也许是用枪降服那对情侣，但计划用刀杀他们，也许割断他们的喉咙。但是什么事情扰乱了计划。德博拉不知怎么逃脱了，而他从她背后向她射击，也许再割断她的喉咙。”
“然后把他们的尸体安排得跟其他的一样？”我问，“手叠着手，面朝下，穿着衣服？”
他瞪着我头上的墙。
我想到在现场留下的烟蒂，想到其中的相似处。这次扑克牌属于不同商标以及留在不同的地方，但这证明不了什么。凶手不是机器。他们的仪式和习惯不是依循完全的科学技术，像刻在石头上那般不可改变。韦斯利透露给我的，包括没有在德博拉吉普车里找到白色棉质纤维，都不足以推翻弗雷德和德搏拉的谋杀案跟其他案件确实互有关连的假设理论。我再次感到迷惑，就像我过去每次来匡提科的感觉一样。我总是不确定耳畔听闻的枪声到底来自于实弹抑或空包弹，直升机是运载着负有实际任务的陆战队员或只是联邦调查局的演习，学院的胡根巷中伪装成城镇里的建筑物是真的有实质用途或只是好莱坞似的布景。
我无法向韦斯利挖掘更多资料，他不会再告诉我什么了。
“很晚了，”他说，“你还得长途开车。”
我最后还有一件事要说。
“我不想我们之间的友谊跟这个扯上关系，彭顿。”
“那当然。”
“发生在马克和我之间的事——”
“那不是个因素。”他打断我，声音相当坚定，却不是不友善。
“他曾是你最好的朋友。”
“我宁愿相信他仍旧是。”
“对他离开匡提科，去科罗拉多的事，你责备我吗？”
“我知道他为什么离开，”他说，“我很遗憾他离开。他对学院很有好处。”
联邦调查局意图以反间情报引出凶手的策略没有在星期一落实。如果不是调查局改变了主意，就是因为帕特·哈威捷足先登。她在那天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中午时分，她在她华盛顿办公室里面对摄影机、照相机，她身旁陪有布鲁斯·柴尼，弗雷德的父亲，增强了哀愁悲悯的氛围。通常会使人看来圆胖几分的摄影机并没能掩藏她近来的消瘦，脸上的浓妆也没能掩盖她的黑眼圈。
“这些恐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哈威太太，还有它们的本质是什么？”一名记者问。
“第一个恐吓在我开始调查那些慈善团体之后不久，我想大约是一年多以前，”她面无表情地说，“一封寄到我里士满市住家的信。我不泄漏信上指陈的本质，但该威胁直接指涉我的家庭。”
“而你相信这跟你对一些像ACTMAD的不实慈善团体所进行的探查有关？”
“绝对是。还有其他的威胁，最后一个在我女儿和弗雷德·柴尼失踪前两个月出现。”
布鲁斯·柴尼的面孔在荧幕上一闪而过，他脸色苍白，在电视强烈灯光下眨着眼。
“哈威太太……”
“哈威太太……”
记者互相打断对方，而帕特·哈威打断他们，摄影机转回到她的所在。
“联邦调查局了解这个情况，他们的观点是这些威胁、信件，都是从一个地方来的。”她说。
“哈威太太……”
“哈威太太——”一个记者在纷乱中提高她的声音——“你和司法部间有不同的提案议程，源于针对调查这些慈善团体所引发的利益冲突，已不是个秘密。你是在暗示联邦调查局知道你家人的安全受到威胁却没有进行任何保护措施吗？”
“那不仅仅是个暗示。”她说明。
“你在控诉司法部不胜任，没有办案能力吗？”
“我控诉的是司法部的密谋。”帕特·哈威说。
我沉闷着，伸手拿香烟，那相互交缠的喧闹嘈杂渐渐推到最高点。你输了，我想着，不可置信地瞪着我办公大楼医事图书馆角落一台小型电视机里的画面。
那只会使事情变糟。我的心充满着忧虑恐怖，哈威太太冷冷地瞪视着荧幕，挥舞着利剑砍向所有牵涉在调查里的人，包括我在内。她对谁都不留情，对什么都不保留，包括红心J的细节。
事实上，韦斯利说她不合作而且是个问题还嫌太过轻描淡写。在她理论逻辑的盔甲下，掩藏的是一个女人因愤怒悲伤而引发的疯狂的真实面貌。我麻木地听着她明明白白、毫无保留地指控警察、联邦调查局、法医都是一场掩藏真实案情的共犯。
“他们蓄意掩埋这些案件的真相，”她做着结论，“在这样一个行为底下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然而牺牲的是人们的生命。”
“胡言乱语。”费尔丁嘀咕着，那是我的副手，正坐在旁边。
“什么案件？”一名记者大声地要求。“你女儿和她男朋友的死亡，或者你是指在此之前的其他四对情侣？”
“他们全体，”哈威太太回答。“我是指所有的年轻男子和女子像动物一样被追踪猎杀。”
“到底是掩盖什么呢？”
“那些应负起责任的人或人们，”她的语气听来仿佛她已经知道似的。“司法部根本就没有阻止这些凶杀案的继续发生，政治性理由，某个联邦组织在保护自己。”
“你能够解释得更详细一点吗？”一个声音从后面发出。
“当我的调查有结果时，我会完整发布。”
“在听证会上吗？”她被问及，“你是在影射德博拉和她男朋友的谋杀……”
“他的名字是弗雷德。”
那是出自布鲁斯·柴尼之口，突然间他青灰色的面庞充满了电视荧幕。
整个房间静默着。
“弗雷德。他的名字是弗雷德里克·威尔森·柴尼。”那父亲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他不只是戴比的男朋友。他死了，也是被谋杀的，我的儿子！”那些字句哽在他喉咙里，他垂下头隐藏他的泪。
我把电视机关掉，难过得无法自持。
罗丝一直站在门口看着。她凝视我，然后缓缓地摇了摇头。
费尔丁站了起来，伸展肢体，系紧他身上绿色手术衣的细绳。
“她刚刚在全世界面前毁了她自己。”他宣称，大步走出图书馆。
直到我为自己倒咖啡时，我才开始了解帕特·哈威所说的话。直到此刻那些话在我脑海里重复时，我才真正听到。
“像动物一样被追踪猎杀……”
她的话听来像是事先有脚本草稿。在我听来不像是诡辩轻浮，随口而出或是一种演说姿态。一个联邦机构在保护自己？
猎杀。
一张红心J就像是一张杯牌骑士。某人被认为或自认为是个竞赛者，一个防卫者。一个善于战斗的人，希尔达·欧兹梅克曾这样告诉我。
一个骑士，一名士兵。
猎杀。
他们的谋杀是经过小心严密计算的，并且很有组织地计划过。布鲁斯·菲利普和朱迪·罗伯兹在6月份失踪。他们的尸体在8月中被人发现，当打猎季节开始时。
吉姆·弗利曼和邦妮·史迈斯在7月失踪，他们的尸体在鹌鹑野鸡季节开猎时被发现。
本·安德森和卡罗琳·贝内特在3月失踪，发现尸体的时间在11月，那是猎鹿季节。
苏珊·威尔康克丝和麦克·马丁在2月底失踪，尸体在5月中旬被发现，春天猎公火鸡季节。
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在劳工节周末消失，数个月之后，当树林里充斥着追踪兔子、松鼠、狐狸和浣熊的猎人时才被人发现。
我并不假设这个模式代表任何意义，因为那些出现在我办公室内严重腐朽，几乎成骸骨的尸体是猎人偶然间发现的。当有人在树林里突然死亡或遭弃置，猎人本就是最有可能被那些遗骸绊倒的人。但是，那些情侣尸体被人发现的时间和地点却是可以事先计划的。
凶手刻意让他的被害人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被人发现，所以他在非狩猎季节时杀害他们，并清楚地知道他的被害人要一直到猎人再次到树林打猎时才有可能被找到。而到了那个时候，那些尸体就会腐烂掉。他造成的伤痕会随着软体组织的腐败而消失。如果有强暴情况，到时也不会有任何精液留下，大部分的证物线索会被风吹走或被雨洗刷。也许尸体被猎人发现，对他而言相当重要，因为在他自己想像的世界中，他也是一名猎人，最伟大的猎人。
当天下午我坐在我市中心的办公桌前想着，猎人捕猎动物，游击队、军事特务，和为财富而战的士兵猎杀的是人类。
那些情侣消失的方圆50英里范围内，有央帝斯城堡、朗雷演习田野，和一些其他军事设施，包括中央情报局的“西点”，皆在一个军事基地的掩护下进行着演习活动，该军事基地名为培力营。培力营在间谍小说及情报调查非小说类书籍里被唤为“畜牧场”，是专门训练官员的地方，进行类似军队性质的活动，如渗透战术、秘密撤退、破坏、夜间伞兵降落和其他保密行动。
艾比·敦布尔只不过转错了弯，来到培力营的入口，几天后联邦调查局警员就找上她。
调查局是相当多疑而且偏执的机关，而我察觉我可能知道为什么。在读了帕特·哈威记者会的报章报导后，我更加确信了。
有些报纸，包括《华盛顿邮报》，就放在我桌上，我已读过那些叙述兼及评论的新闻好几遍了。《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署名是柯利弗德·林，那个骚扰健康与人体委员会委员长和其他行政人员的记者。林先生提及我的部分仅在说到帕特·哈威不当的利用她公务职权威胁恐吓要求公布她女儿死因时轻轻带过。那已足够让我怀疑林先生是韦斯利的媒体来源，为联邦调查局发布圈套的管道，而那倒还不算太坏，真的。让我深感苦恼不安的是故事的要点。
我本就知道那会是这个月耸动渲染的重点，但完全没有料到报导的重心是在喧嚣翻腾一名女子的重大退化堕落，一个仅仅在数星期以前还被有些人视为美国副总统可能人选的女子。我自己对帕特·哈威在记者招待会上所做的抨击怒骂会毫不犹豫地说是轻率卤莽，最正面的说法也会是时机不成熟。但我觉得奇怪的是，报导里没有一丝一毫严肃查证她所做控诉有无真实性的尝试。追跑这条新闻的记者们似乎连从政府机关取得即使是推委的“没有意见”或是转移话题借口逃避的转述都付之阙如，而那应该是怀有热情追踪的记者们拿手擅长的伎俩。
媒体苦心聚焦的对象似乎只针对着哈威太太，她没有获得一丝一毫的同情。在一篇标题为《屠杀隘口？》的社论中她被矮化、讥讽与戏谑，不仅在文字报导上，还在政治性漫画里。国家最受尊敬的官员之一，就这样被媒体免职，甚至被讥讽为一名歇斯底里的女性，其“消息来源”包括南卡罗来纳州的女巫。甚至她自己忠实的同盟都纷纷后退，摇着他们的头，她的敌人则狡猾地以包裹着假意怜悯的糖衣来打击终结她。
“从她受到的可怕伤害来看，她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民主党员恶意批评道，“我想，忽略掉她的卤莽草率是明智之举。她的控诉应该看做是一个充满扭曲，甚受困惑的心智所发出的投石和箭簇。”另一个说，“发生在帕特·哈威身上的事，是一桩因私人问题严重到难以忍受而造成自我毁灭的典型悲剧。”
我取出德博拉·哈威的解剖报告，装上我的打字机，我把死亡原因和情状上的“待查”删除，打进“谋杀”和“后腰部枪伤和刀割伤口引起流血”。修正完她的死亡证明书和检验报告后，我到前面办公室影印资料。然后把这些资料放到信封里，再附加一张纸解释我的发现以及为迟缓道歉，迟缓理由我归诸于长时间等待毒品检验报告，而随信附上的结论仍属暂时性。我会给彭顿·韦斯利的就那么多。帕特·哈威不会从我这儿知道我是被他胁迫无限期延迟交出她女儿的医学检查报告。
哈威家会拿到所有的资料——我巨细靡遗的发现，第一回毒品检验报告呈阴性的事实，在德博拉下腰部的子弹，她手上的防卫性伤口和她凄惨仅存的服饰的细节叙述。警方已经找到她的耳环、手表，以及弗雷德给她作为生日礼物的象征友谊的戒指。
我也邮寄了一份弗雷德·柴尼的报告副本给他父亲，虽然我除了陈述他儿子的死因是谋杀，原因是“无法确认的暴力”之外，什么也无法告诉他。
我伸手拿过电话，拨了彭顿·韦斯利的号码，但他不在。接下来，我打到他家。
“我把资料邮寄出去了，”当他来接电话时，我说，“我要你知道。”
沉默。
然后他很平静地说：“凯，你听到她的记者招待会了？”
“是的。”
“你也读了今天的报纸？”
“我看了她的记者招待会，而且也读了报纸。我很清楚她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怕的是她往自己头上开枪。”他说。
“如果不是有帮助，她不会这么做的。”
停顿了一下，然后韦斯利问：“你在说什么？”
“我很乐意把所有细节都说出来。今天晚上，面对面。”
“这里？”他听来有些恐慌。
“是的。”
“喔，那不是个好主意，不要今天晚上。”
“很抱歉，我不能等。”
“凯，你不懂。相信我——”
我打断他。“不，彭顿，这次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