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我回家准备衣物，拿出保险柜里的护照。我一边神经质地整理行李，一边等待传呼机响起。费尔丁一小时前找我，想知道最新情况。旧岬的尸体还在歹徒手上，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少工作人员被困在发电厂里。
在屋外警车的护卫下，我整夜睡得不安稳，早上五点，闹钟准时唤醒了我。一个半小时后，我到达亨利哥郡的巨富航空站，这里通常是富翁们停直升机或私人飞机的机场，其中的一架喷气式飞机正在等着我。韦斯利和我礼貌但拘谨地互相问候，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即将一起漂洋过海。不过，在他们建议我去伦敦以前，韦斯利已依计划提前造访过大使馆，而塞申斯少将对我们的事并不知情。无论如何，我有机会仔细审视超出我掌控能力的这种关系了。
“我不知道是否该相信你的动机。”喷气式飞机如一辆装着机翼的赛车般起飞时，我对韦斯利说，“还有这个，”我左右张望，“调查局什么时候开始用喷气式飞机了，这也是五角大楼的安排吗？”
“必要时什么设施都可以用。”他说，“联邦电力公司会提供所有资源协助我们解除这场危机，飞机是他们的。”
白色喷气式飞机内部的胡桃木镶板与青绿色皮椅相当雅致，但噪音很大，我们无法轻声交谈。
“你使用他们的资源难道一点也不担心？”我问。
“他们和我们一样对目前的局势很恼火。就我们所知，联邦电力公司确实出了一两个害群之马，但其他人是无辜的。事实上，公司及其员工都是受害者。”
他注视着前方驾驶舱里两名体形健硕、身着制服的飞行员。“飞行员是人质救援小组的人，”他补充道，“起飞前我们检查过这架飞机上的所有螺帽和螺栓。所以别担心，况且，还有我与你同行。”他凝视着我，“我再说一遍，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烫手山芋已交给了人质救援小组。等到需要与恐怖分子对话，至少可以辨识出他们身份的时候，我才接手。我认为他们撑不了多久。”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我倒了咖啡。
他从我手中接过咖啡，我们的手指轻轻相擦。“因为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急需那些燃料组件，但每天能拿走的数量有限。”
“他们关上反应炉了吗？”
“据电力公司的人说，恐怖分子控制发电厂后立刻关闭了反应炉。他们目的明确，迅速展开行动。”
“他们有二十个人。”
“这只是他们声称进入模拟控制室的人数。我们无法确定现在里面究竟有多少人。”
“这个行事日程，是什么时候排定的？”
“电力公司说十二月初时他们将时间定在二月底。”
“但他们提前行动了。”从最近发生的事来看，这也在意料之中。
“没错，”他说，“就在艾丁遇害的前两天，日程突然更动。”
“看来他们是冒险行事，本顿。”
“也许他们决定孤注一掷，没时间再准备了。”他说，“对我们而言，这有好有坏。”
“人质的事该作何解释？以你的经验判断，他们为什么会放走那些人？”
“我不了解他们。”他望着窗外，脸庞在柔和的侧光下显得更加刚毅。“老天，”我说，“要是他们把燃料拿出来，我们面临的就是全国性的灾难了。那些燃料组件有好几吨重，而且放射性极强，人一旦接近马上就会死亡。他们要怎么将燃料组件运出旧岬？”
“发电厂四周环水，可用于冷却反应炉。我们在詹姆斯河上游看到了一艘驳船，应该是他们的。”
我记得马里诺曾说过那些驳船用来装载大型板条箱到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农场，便问：“我们能打那艘驳船的主意吗？”
“不，我们不能动那些驳船、潜水艇，目前为止一切都维持原状，按兵不动，除非救出所有人质。”他啜了一口咖啡。地平线逐渐变成淡金色。
“最理想的情况是，他们达到目的就离开，不再杀害任何人。”我说，虽然我并不认为事情会这么简单。
“不，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们能就地镇压他们的行动。”他看着我说，“我们不能让满载髙放射性物质的驳船通过弗吉尼亚河川甚或出海。到那时我们该怎么办？恐吓，还是击沉它？况且，我猜他们会一路挟持人质，”他迟疑片刻，“而且最后不留活口。”
我抑制不住地想象那些可怜的人质每一下呼吸，神经细胞都会随之惊跳。我熟知人因恐惧产生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些画面在脑中腾跃，我深受煎熬。一想到那些自称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家伙，我的憎厌就难以言喻，不禁握紧拳头。
韦斯利看到我泛白的指关节，以为我害怕这趟飞行。“再过几分钟就好了，”他说，“已经开始下降了。”
我们降落在肯尼迪机场，一辆机场巴士在铺着沥青的飞机跑道上等候。两名穿制服的强健男子负责驾驶，我没问韦斯利他们是谁，因为我已猜到。其中一人送我们进入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站楼，联邦调查局或五角大楼已跟他们协商好，让他们留出下班飞往伦敦的协和班机上的两个座位。柜台处，我们隐秘地出示身份证，告诉工作人员我们没有携带武器。奉命来保护我们安全的探员一直跟我们走到候机楼，我再度留意他时，他正假装浏览一叠厚厚的外文报纸。
韦斯利和我在视野宽阔的落地窗前找位子坐下，看着窗外柏油路上一架超音速客机如巨大的苍鹭，正从附在机身侧面的粗管吸食油料。无论如何我都觉得协和式客机不太像商务客机，倒更像火箭，但显然大部分乘客对其外观不感兴趣。他们开始享用酥皮派和水果，有的则啜饮刚调好的血腥玛丽。
韦斯利和我几乎没怎么交谈，不时扫视周遭的人，我们像印象中的所有间谍或逃亡者一样高举着报纸。我留意到与我们举止相近的人中有一名中东男子，他那双眼睛让我想起法庭上的约珥·汉德，那天意外发现他竟是个魅力十足、气质出众的男人。倘若他此刻坐在我旁边，而我对他一无所知，一定会认为他比我们更适合这种场合。
“你还好吧？”韦斯利放下报纸。
“我不确定。”我有点紧张，“告诉我我们现在是否落单了，你的朋友还在这里吗？”
他眼含笑意。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
“你以为我们附近有特工或探员？”
“我知道了，那个走向我们的穿西装男人是为英国航空公司服务的特工。”
“这么说吧，凯，除非我们落单，否则我不会刻意告诉你。”
我们对视了好一会儿。我们从未一起出过国，而现在并非旧情复燃的好时机。他穿着几近黑色的深蓝色西装，内衬常穿的白衬衫和款式保守的领带。我的打扮同样低调端庄。我们都戴着墨镜，也许看起来更像律师事务所的同事。我留意室内其他女人，才意识到一个事实——我从来不像是谁的妻子。
《泰晤士报》在他手中折起时窸窣作响，他瞟了一眼手表。“该登机了。”当二号班机的广播再度响起时，他站了起来。
协和式客机能容纳一百名乘客，客舱走道两侧各两个座位，陈设是色调柔和的灰色地毯和皮椅，窗户小得无法看到外面。乘务员全是英国人，礼貌周到。他们才不在乎我们是联邦调查局、海军或中央情报局的人，唯一关心的是我们想喝什么。我点了威士忌。
“会不会早了点？”韦斯利说。
“以伦敦的时间来说并不算早。”我告诉他，“当地时间晚五个小时。”
“谢谢，我会把表调好的。”他冷冷地说，仿佛这辈子从没出过国，“我要啤酒。”他对乘务员说。
“现在正在跨时区，喝一杯有什么不对？”我难以克制自己尖锐的语气。
他转向我，与我对视。“你在生气。”
“这就是你之所以成为犯罪心理分析专家的原因，你善于观察他人。”
他不动声地环顾四周。我们坐在舱壁后方，走道另一边的位子空着，而我也根本不在乎坐后面的是谁。
“我们可以理性地谈谈吗？”他轻声问。
“你教教我怎么理性，本顿，你每次都在事后才肯谈。”
“我不知道你指哪件事。我们一定是哪里没沟通好。”
“大家都知道你分居了，除了我。”我说，“露西告诉了我这件事，而她是从其他探员那里听来的。流言沸沸扬扬，说我是破坏你们婚姻的第三者。”
“天哪，希望你不是因这些流言觉得委屈。”
“一点也没有。”
“我不告诉你，是不想受你影响。”他说。
我们低声交谈，身体前倾，肩膀靠在一起。尽管气氛凝重，我还是能感觉到他的每一个动作和身体的温暖，闻得到他羊毛外套和古龙水的味道。
“我对婚姻作出的任何决定都与你无关。”酒送来后他继续说，“我知道你一定可以理解。”
我的身体不习惯在这个时间接受威士忌，醉意来得又快又猛，我一下子放松下来，闭上眼睛。机身后倾，有节奏地震动着，然后轰然冲向高空。刹那间世界下沉，空无一物，仅剩一道模糊的地平线，这就是我能看到的窗外的全部景象。引擎声依旧嘈杂，我们得靠近才能继续交谈。“我知道我对你的感情，”韦斯利说，“知道很久了。”
“你不该这么做，”我说，“你无权这么做。”
“那你呢？你有权利做你想做的事吗，凯？还是因为当时我是房间里唯一的人？”
“至少我没结婚，当时也没交往对象。”我说，“不，我不该这样。”
韦斯利继续喝啤酒，开胃小菜和鱼子酱都无法引起我们的食欲，而这仅仅是美食游戏的第一轮。我们久久陷入沉默，和舱内所有人一样翻阅杂志或期刊。搭乘协和式客机的乘客鲜有交谈，我决定也做一次乏味的富豪或名流。
“我想最好解决一下我们之间的问题。”韦斯利开口，靠近正在吃芦笋的我。
“什么事？”我放下叉子。我惯用左手吃东西，而他又坐在我左边。“你知道的，关于哪些是我们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
他无意中触碰到我的胸部，手臂随即僵在那里，似乎我们之前说的都没有意义了。
“好。”我说。
“好？”他感到好奇，“这是什么意思？”
“同意你刚才说的，”我有些紧张地移开身体，“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
“我们就这么做。”他表示同意。
“一言为定。”我说，但不清楚我们究竟达成了何种协议，“还有，如果你离了婚，而我们还想在一起，就从头开始。”
“就是这样，这是最理想的决定。”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是工作搭档和好朋友。”
“正合我意。”他说。
六点半，我们坐在苏格兰场警察驾驶的路虎警车后座上沿公园大道飞驰，两人都一言不发地看着黑暗中掠过的灯火，我有些辨不清方向，但兴致高涨。海德公园如一片黑色汪洋，曲折小径灯光隐现。
下榻之处距多尔切斯特酒店很近，今晚酒店附近围满了巴基斯坦人，群情激愤地抗议他们来访的总理。防暴警察和警犬在一旁待命，但我们的司机似乎不以为意。
“里面有门卫。”他在一栋新盖的高楼前停下车，“你们进去以后出示证件，他就会带你们去房间。需要帮忙搬行李吗？”
韦斯利打开车门。“谢谢，我们自己就行。”
我们下了车，走进一个小小的接待区，一名机警的老先生坐在光可鉴人的桌子后对我们亲切微笑。
“我正在等你们。”他说。
他上前接过我们的行李。“请跟我乘电梯上楼。”
我们进电梯升至五楼，被带入一套窗户很大的三人间套房，房间里装饰着色彩鲜艳的织物和非洲艺术品。我的房间布置得相当舒适，有大得足以让人溺水的传统英式浴缸和链条冲水马桶。铺着土耳其地毯的硬木地板上是成套的维多利亚式家具。我走到窗边拉起百叶窗，关灯，凝望着窗外川流不息的车辆和公园里随风摇摆的幽暗树林。
韦斯利的房间在过道尽头，我完全没发现他进来了，直到他开口说话。
“凯？”他伫立在门前，冰块撞击发出脆响，“有人送来一瓶特级苏格兰威士忌，请我们好好享用。”
他走进房里，将一杯波纹晃动的酒放在窗台上。
“你想灌醉我吗？”
“用不着。”
他站在我身边。我们喝酒，凝望彼此，紧紧靠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绵绵低语，然后他抚弄我的头发，亲吻我的耳朵和嘴唇。我也抚摸着他。我们亲吻彼此，爱抚彼此，如此深爱对方，无法自拔。
“我好想你。”他在我耳边低语，衣衫已解。
我们尽情欢爱，情不自禁。这是唯一的理由，没有谁对谁错。分离的日子太过难熬，我们整晚渴求彼此，缠绵不休。我沉沉睡到清晨自然醒，发现他已不在床上，就像做了一场梦。我蜷在鸭绒被下，昨晚的景象如抒情诗般缓缓浮现于脑海。光影在我眼睑上舞动，我的身体似乎也跟着摇摆。我又变成了小女孩，重温父亲病逝前未谙世事的那段美好时光。
我一直忘不了父亲。我对男人的恋慕一再不幸重演，或许正是因他太早离我而去。就像在跳一支只需随节拍移动的舞，我最后发现自己大部分私生活都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静静度过。我这才明白露西像我，我们都善于隐藏自己，将苦楚深埋心底。
梳洗穿戴完毕，我走入过道，看到韦斯利正在客厅望着云层密布的窗外喝咖啡，他也已穿戴整齐，未显一丝疲态。
“喝咖啡吧，”他说，“要我帮你倒吗？”
“谢谢，我自己来。”我走进厨房，“你起床很久了吗？”
“没多久。”
他煮的咖啡很浓，我这才意识到他家居方面的很多细节我都不了解。我知道我们生活方式很像，但从未与他一起烹饪、度假或进行任何运动。我走进客厅，把杯碟搁在窗台上，眺望公园。
“你好吗？”他凝视着我的眼睛。
“很好，你呢？”
“你看起来不太好。”
“你又犯职业病了。”
“你似乎没睡好，我没别的意思。”
“我根本没睡，这都得怪你。”
他笑道：“是因为我还是时差？”
“调时差是个很糟糕的理由，韦斯利探员。”
车辆高声疾驶，不时夹杂着英国警报器特有的噪音。天光乍泄的清冷早晨，人行道上的人们步履匆匆，还有人在慢跑。韦斯利站起身。
“我们得走了。”他蹭着我的颈背，又亲吻着，“我们得吃点东西，这将是漫长的一天。”
“本顿，我痛恨这种生活。”我话未说完，他已关上了门。
沿公园大道行经多尔切斯特酒店，我们看到几个巴基斯坦人还站在那里。我们走向蒙特街，在南奥德利找到一家已开门营业的小餐厅“瑞丘克斯”。店里供应法式酥皮点心和一盒盒艺术品般的巧克力。顾客都着装正式，坐在小桌边看报纸。我喝了杯新鲜柳橙汁，觉得很饿。菲律宾女服务员有点迷惑为什么韦斯利只点吐司，我却要了培根、鸡蛋加番煎和蘑菇。
“你们一起吃吗？”她问。
“不用，谢谢。”我对她微徽一笑。。
不到十点钟，我们从南奥德利前往格罗夫纳广场的美国大使馆。大使馆是栋宏伟的花岗岩建筑，一只青铜雄鹰突兀地矗立在屋顶。安全措施十分严密，随处可见面无表情的警卫。我们出示护照和各种证件，照片则被收走了。最后，我们被护送到二楼会见联邦调查局派驻英国的法定资深特派员查克·奥尔森。他穿黑色西装，个子矮胖，像韦斯利那样的银白色头发修整得清爽利落。等在他办公室前办签证和绿卡的人排成长龙。
“很高兴你们来。”他与我们握手，“请坐，要来杯咖啡吗？”
韦斯利和我坐在沙发上，旁边的办公桌上除记事本和活页夹以外空无一物。奥尔森背后的方形软木板上钉着的涂鸦应该是他孩子的作品，软木板上方挂着一个巨大的司法部标志。如果没有那几面书架和各种奖章奖状，这间属于工作狂的简陋办公室便不曾留下任何工作或私人生活的印记。
“查克，”韦斯利说，“我想你已知道斯卡佩塔医生是我们的司法病理学家顾问，她来这里是为处理几个弗吉尼亚州的案子。”
“上帝保佑！”奥尔森说，要是英国和欧洲各地发生核能灾害，我理当被派去为罹难者验尸。
“麻烦你跟她解释一下目前的状况。”韦斯利说。
“当然。”奥尔森先生对我说，“英国三分之一的电力来自核能发电，我们担心发生类似的恐怖分子袭击事件，事实上，那批人现在可能准备随时行动。”
“但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大本营在弗吉尼亚州，”我说，“难道他们是国际性组织？”
“他们其实另有目的。”他说，“真正需要钚的不是他们。”
“这个全世界都知道。”我说。
“结果，事情爆发了，”韦斯利说，“就在旧岬。”
“你肯定知道，”奥尔森接着说，“有些人长久以来费尽心思想拥有核武器，但受到百般阻挠，结果就找上了弗吉尼亚州的新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是他们在当地唯一能够利用的极端主义团体。”
“你如何确定这一点呢？”我问。
韦斯利回答：“我们曾追踪约珥·汉德的电话记录，过去两年来他们联系相当频繁。”
“可你并不知道那些人在伦敦从事某些地下活动。”我说。
“我们怕的是根本无从防备。伦敦是欧洲、美国与中东三地的踏脚板，也是非常重要的金融中心。他们从美国偷火，并不代表美国就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偷火？”
“借用普罗米修斯的神话，火就是我们对钚的暗称。”
“我明白了。”我说，“你这番话让人听得心惊肉跳，说吧，我能做什么。”
“我们要探究幕后主使者的心态，包括发动这起事件的目的和未来的走向。”奥尔森说，“当务之急是摸清这些恐怖分子的想法，而这是韦斯利的责任，你的任务则是搜集资料。我知道你有个同事在伦敦，也许他能提供一些有用信息。”
“希望如此。”我说，“我打算跟他谈谈。”
“安全有保障吗？”韦斯利问，“是否要派人保护她？”
奥尔森神色古怪地盯着我，仿佛看透了我的紧张，而我成了某件东西或即将登场的拳击手。
“不用，”他说，“我认为她在这里绝对安全，除非你有其他顾虑。”
“我不敢肯定，”韦斯利也看着我，“也许还是派人跟着她更好。”
“不用了，没人知道我在伦敦。”我说，“而且马特医生相当顽固，威逼利诱对他都没用。要是有人跟着我，他一定不会透露任何口风，那我这趟就白来了。”
“好吧，”韦斯利勉为其难地说，“随时让我们知道你在哪儿。还有我们得在四点前见面，飞机那时起飞。”
“如果有事我就会通知你，”我说，“你们一直待在这里吗？”
“如果不在，秘书会告诉你去哪里找我们。”奥尔森说。
我下楼到大厅，喷泉大声飞溅，林肯铜像高高耸立在一面挂着历届总统肖像的墙前。警卫尽职地检查护照和访客，我在他们冷峻的注视下通过后，仍能感觉到他们跟随的目光。早晨街道湿冷，我拦了辆出租车，告诉司机距离并不算远的伊顿广场外上流住宅区的一个地址。
老马特太太住在伊伯里街的三层楼多栋联建住宅区。她房子那斑驳木瓦屋顶上的烟囱漆成红色，格外抢眼。窗台上的花盆种满黄水仙、番红花和常春藤。我爬上二楼敲门，应门的不是潮水镇的法医。一位端庄的妇女看着我，我同样困惑。
“对不起，”我对她说，“我猜这里已经被原来的屋主卖掉了。”
“我们一直住在这里。”她语气坚决。
“我是来找菲利普·马特的，”我接着说，“一定是我弄错了……”
“哦，菲利普是我哥哥，”她亲切地笑道，“他上班刚走，你正好错过了。”
“上班？”我说。
“对呀，他通常都这时出门，避开交通髙峰，虽然我不认为真有这个必要。”她犹豫了一下，意识到该提防面前的不速之客，“要我告诉他谁来找他吗？”
“我是凯·斯卡佩塔医生，”我说，“我找他有急事。”
“啊，”她很惊喜，“我听他提过，他对你赞不绝口呢。要是知道你来了他一定非常髙兴。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有机会来的话，我绝不会错过。你能告诉我到哪里才找得到他吗？”我追问。
“当然，在豪斯佛瑞路上的威斯敏斯特公共太平间。”她犹豫片刻，有点纳闷，“我以为他告诉过你。”
“是的，”我笑道，“我为他感到很高兴。”
我不确定自己在说什么，但她看起来很开心。
“别告诉他我来过，”我接着说，“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太棒了，他准会大吃一惊。”
我重新拦了辆出租车，心想她应该是真诚的。无论马特回英国工作基于何种理由，我都不由得兴奋起来。
“您要去法医办公室吗？”司机问我，“就在那里。”他指向一栋漂亮的砖砌建筑上开着的窗户。
“不，我要去验尸间。”我说。
“哦，就在这里了，您走着进去可能比我载您进去更好。”他嘶哑地笑道。
出租车停靠在一栋依伦敦标准看略显寒酸的建筑前，我掏出车钱。砖造楼房装饰着花岗岩，顶楼围着造型特异的护墙，周遭环绕造型华丽的铁镑色锻铁围篱。入口名牌上的日期显示，这个验尸间已有一百年的历史。我不由想到这一百年间司法医学的发展何等艰辛，要不是有这些前人的努力，有些案件的破案证据永远无法找到。
接待处很小，但体贴地提供了与办公大楼一样的会客室。敞开的门后有一道长廊，空无一人。这时，一位年轻女子捧着本厚厚的书从房间里出来，我朝她走去。
“对不起，”她吓了一跳，“你不能进来。”
“我找马特医生。”我说。
她穿着宽松的长裙，外套毛衣，说话有苏格兰口音。“我该如何转告是谁找他？”她礼貌地问。
我向她出示了证件。
“太好了，他一定很期待见到你。”
“我看未必。”我说。
“哦？”她改用另一只手抱书，不懂我的意思。
“我们在美国时一起工作，”我说，“我想给他一个惊喜，所以可否请你告诉我他在哪里，我自己去找他。”
“他应该在验尸室。穿过这扇门，”她抬抬下巴，“就是主停尸间，更衣室在左边，你需要的东西都在里面。然后左转经过另几扇门后，右边一间就是。我说清楚了吗？”她微笑。
“谢谢你。”我说。
我在更衣室换上手套和面覃，为避免衣服沾上味道，在手术袍上松松地绑个结。经过一间贴满瓷砖摆着六张不锈钢轮床的房间和冷冻室的一道白墙，看到一律穿蓝袍的医生们正在忙碌。显然今天案子很多，我经过时根本没人注意到我。走廊深处，我的代理首席法医正穿着高统橡胶靴，站在脚凳上解剖一具已经腐烂的尸体。尸体应该在水里泡了很久。尸臭味非常呛鼻，我关上身后的门。
“马特医生！”我说。
他转身，起初没认出我是谁，或者没弄清状况。他惊讶地说：“斯卡佩塔医生？天哪，你看我这一身血淋淋的。”他块头很大，笨重地从脚凳上下来，“真是太意外了，我简直不知该说什么！”他不知所措，眼神里流露出惧色。
“我也很意外。”我冷冷地说。
“我想也是。走吧，味道太恐怖了，我们别在这里谈。昨天下午在泰晤士河发现的。应该死于他杀，还没证实。我们去休息室。”他紧张地说。
菲利普·马特是位风度翩翩的老绅士，白发丰盈，眼睛炯炯有神，没人不喜欢他。他带我到一个角落去冲洗，我们剥除手套和口罩，对手脚消毒，将所有换下的东西统统塞进一个塑料筒，接着来到紧邻停车场的休息室。像伦敦所有事物一样，连房间里沉淀的烟味似乎也有一段悠久的历史。
“要来点什么提提神吗？”他拿出一盒Players香烟，“我知道你在戒烟，就不请你抽了。”
“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的答案。”我说。
他划火柴的手微微颤抖。。
“马特医生，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我开门见山，“你回伦敦，难道不是因为家人过世？”
“没错，碰巧是这样。”
“碰巧？”我说，“此话怎讲？”
“斯卡佩塔医生，我正千方百计找借口离开，刚好母亲忽然过世，所以我就选在这时候走。”
“也就是说，你不打算再回去了。”我说，感觉很受伤。
“真的很抱歉，但我不会回去了，绝不。”他从容地弹掉烟灰。
“你离开时至少该向我说一声，我好找人接替你的职务，我给你打了很多次电话。”
“我不告诉你，也不回你电话，是因为不想让他们知道。”
“他们？”这个词仿佛悬在空中，“你指谁，马特医生？”
他平静地吞云吐雾，岔腿站着，皮带上方隆起一圈肚皮。“我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但他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谁，这让我觉得不安。我可以告诉你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十月十三日——不知你是否还记得那个案子。”
我对他所说的案件毫无头绪。
“由海军方面执行解剖，因为案件发生在他们位于诺福克的废船厂。”
“有个人意外在干涸的船坞被压死了？”我隐约记得这事。
“就是这个案子。”
“你说得对，这是海军的案子，不是我们的。”我急于想听他接下来的话，“告诉我，那件事是怎么跟我们扯上关系的？”
“由于救生队的失误，”他说，“他们本应把尸体送到朴茨茅斯海军医院，却错送到了我办公室，而丹尼并不知情。他开始抽血，做一些书面工作之类的事，其间他在死者的私人物品里发现了非同寻常的东西。”
马特还不知道丹尼的事。
“死者随身背着一个帆布背包。”他继续说，“救生队的人仅把那个背包放在尸体上，用布盖起来。要是他们没这么做，我们也就不会知道这件事了。”
“什么事？”
“事后我才发现，死者包里的书是本邪书，也是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圣经》。那本书恐怖至极，详述了酷刑、谋杀这类事，它让我非常不安。”
“是不是叫作《汉德之书》？”
“没错，”他眼睛一亮，“就是它。”
“黑色皮革精装？”
“没错。奇怪的是，书皮上的名字并非死者的，而是叫夏皮洛什么的。”
“达文·夏皮洛。”
“对，”他说，“看来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我知道这本书，但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名死者的私人物品里，显然他不叫达文·夏皮洛。”
他搓着脸回想。“我记得他叫凯雷。”
“可能他就是杀达文·夏皮洛的凶手。”我说，“所以他得到了那本书。”
马特对这件事毫不知情。“当我发现我们停尸间误接了海军的案子，就要丹尼把尸体送回朴茨茅斯海军医院，当然也包括这个可怜人的遗物。”
“可丹尼拿了这本书。”我说。
“我猜是的。”他倾身在咖啡桌上的烟灰缸里把烟捻熄。
“他为什么这么做？”
“我无意间走进他办公室时看到这本书，便质问他书怎么会在他手上。他的解释是，书皮上的名字是另一个人的，所以他怀疑这本书并非在现场被发现，背包可能也是别人的。”他稍作迟疑，“他还年轻，我想他只是正义感使然，犯了一个无伤大雅的错误。”
“我想知道，”我说，“这段时间里有记者打电话到办公室吗？比如，有人要求对在废船厂被压死的人作更进一步的了解吗？”
“是的，艾丁先生出现了。我会记得他，是因为他相当急切地想知道详情，这让我很为难。据我所知，他没有披露这件事。”
“丹尼和艾丁谈过吗？”
马特开始回想。“我见他们聊过，丹尼向他提到那本书。”
“他可能把书交给艾丁，让艾丁去写有关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报道吗？”
“我真的不清楚，之后我再没见过那本书，就以为丹尼已把书还给海军了。我挺想念这个小伙子的，顺便一问，他现在怎么样？他的膝盖情况如何？你知道吗，我叫他‘跳脚虾’。”他大笑。
我没有回答，也没有笑。“告诉我，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你害怕什么？”
“相当诡异的事。有人打电话来，不说话就挂断，我还觉得自己被人跟踪。我停尸间的管理员——你记得吗，无缘无故忽然请辞。有一天我在停车场发现我车子的挡风玻璃上到处是血，化验结果是牛血。”
“我想你也同罗切探员打过照面了。”我说。
“很遗憾，我对这个人没有一点好感。”
“他想向你打听消息吗？”
“他来过，当然目的不是看验尸过程，他对这个没有一点兴趣。”
“那他想知道什么？”
“我们刚才提到由海军方面接手的案子，他是来询问那件事。”
“他提到那件私人物品了吗？不小心与尸体一起送进停尸间的帆布背包？”
马特回想着。“你在考验我严重退化的记忆力。我记得他好像问到帆布背包，我让他去找丹尼。”
“显然丹尼没有把东西交给他，”我说，“至少没把那本书给他，因为书已回到我们手上。”
我没告诉他事情经过，不想让他难过。
“那本血腥暴力的书对某些人来说肯定相当重要。”他若有所思。
他又开始抽烟。我稍微停顿，接着说：“那时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为什么宁愿忽然消失也对这件事绝口不提？”
“坦白说，我不想把你牵扯进来。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十分荒谬，”他忽然住嘴，表情显示出他意识到自己离开弗吉尼亚后发生了更糟的事。“斯卡佩塔医生，我已经不年轻了，只想平静地工作到退休。”
我没再为难他，我能理解他的所作所为。坦白说，我非但不怪他，反而庆幸他离开了，也许正因如此他才逃过一劫。讽刺的是，他提供的信息全都无关紧要。他没有任何理由会遭谋害，而丹尼的死也没有任何理由。
我想起那如血一般鲜红的运动支架、树叶、沾在亮丽长发上的污物，将实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马特。我想起丹尼灿烂的笑容，也永远无法忘记他从坡地咖啡店带走的那个白色小纸袋，那里有条狗狂吠了一整晚。我脑海中不断浮现他帮忙解剖艾丁的尸体时眼中那抹哀伤和恐惧，我现在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早已料到。结果，两个年轻人都不慎引导对方踏进死亡的陷阱。
“天哪，可怜的孩子。”马特只说了这句话。他用手帕遮住眼睛，我离开时他失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