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沉浸在手头的工作中，全神贯注地处理着这具彻底腐烂、几乎不成人形的尸体。
死亡瓦解了这名男子的机体防御，细菌从他的消化道里逃脱，恣意入侵其他部位，使其膨胀、发酵，直到体内每个间隙都充满气体。细胞壁也被细菌瓦解，动脉和静脉里的血液由此变成墨绿色。透过惨白的皮肤，整个循环系统清晰可见，有如地图上的大小河流。被衣服遮盖的身体部位比头部和双手保存得好一些。
“老天，要是晚上裸泳时撞见这家伙会怎样呢？”拉芬看着死去的男子说。
“他也不喜欢这样。”我说。
“知道吗，查克小子？”马里诺说，“哪天你死了，样子也好看不到哪里去。”
“我们知道那个集装箱位于船舱的什么位置吗？”我问马里诺。
“在后面几排。”
“航行时的天气状况呢？”
“大致适中，平均气温十六度，最高二十一度。厄尔尼诺现象。现在大家都穿着短裤去采购圣诞礼物。”
“你是说，这家伙可能死在船上，又被人塞进集装箱里？”拉芬说。
“不，我没这么说，查克小子。”
“我叫查克。”
“那得看你在跟谁说话。下面是每日一问：当集装箱像沙丁鱼罐头似的堆满货舱，告诉我，你怎么把一具尸体偷偷塞进其中一个？”马里诺说，“你连集装箱门都开不了，况且那个集装箱的封条还是完好的。”
我拉近手术灯，拿镊子和放大镜收集纤维和细屑，也不时用到棉棒。
“查克，我们得确认还剩多少福尔马林，”我说，“前几天我发现存量已经不多了。或者你已经补足了？”
“还没有。”
“别吸太多福尔马林气体，”马里诺说，“你见过被送到弗吉尼亚医学院的那些人脑是什么模样。”
福尔马林就是甲醛的水溶液，这种高活性的化学药剂常用来保存或“定形”手术切片、器官和供解剖实验用的捐赠尸体。它能杀死诸多微生物，对呼吸道、皮肤和眼睛都具有腐蚀性。
“我去看看福尔马林。”拉芬说。
“先别去，”我说，“等这里结束以后再说。”
他拔掉一支记号笔的笔帽。
“打电话给克莉塔，问她安德森是不是已经走了，”我说，“我不希望她在这里逗留太久。”
“我来问。”马里诺说。
“必须承认，我对这些小妞追捕凶手还不太习惯，”拉芬对马里诺说，“你刚当警察时，她们顶多只能检查停车计时表吧。”
马里诺走向电话机。
“摘掉手套！”我在他背后大喊。无论我贴了多少“清洁双手”的标志，他都不会记得。
我缓缓移动着放大镜。死者膝盖脏污且有擦伤痕迹，似乎曾经没穿长裤跪在粗糙的泥地上。肘部看起来同样污秽并受损，但这点很难确定，因为他的皮肤已经溃烂不成形。拿棉棒蘸取消毒水时，我听见马里诺挂断电话，然后撕开一双新手套的包装。
“安德森不在这里，”他说，“克莉塔说她大约半小时前走的。”
“你对女人练举重有什么看法？”拉芬问马里诺，“你看见安德森胳膊上的肌肉了吧？”
我拿一把六英寸长的尺子作参照物，开始用三十五毫米相机和微距镜头拍摄照片。在他手臂下方我发现更大面积的污损，于是用棉棒加以清理。
“我在想，那艘货轮从安特卫普港起航时可能正好是个月圆之夜。”马里诺对我说。
“一个女人想在男性世界里求生存，大概得像她一样强悍才行。”拉芬继续说。
流水声淅淅沥沥，金属的碰撞铿铿锵锵，头顶的灯光让一切无所遁形。
“今晚是新月，”我说，“比利时在东半球，可月相周期是一样的。”
“这么说来那时候的确可能是满月。”马里诺说。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便用沉默表达着我的观点：最好远离那些狼人传说。
“到底怎么回事，马里诺？你在跟安德森斗法吗？”拉芬说着剪断绑着一捆毛巾的麻线。
马里诺狠狠地瞪着他。
“很容易猜得到谁赢了，她当上了警探，你却不得不重新穿上旧制服。”拉芬不无得意地笑道。
“你在对我说话吗？”
“你不是听到了吗？”拉芬打开玻璃柜门。
“你知道吗，我可能真的老了。”马里诺扯掉手术帽，扔进垃圾桶，“我的听力大不如前了。但要是我没听错，你刚才好像在奚落我。”
“你觉得电视上那些健美女郎怎么样？还有那些摔跤女郎？”拉芬喋喋不休。
“给我闭嘴。”马里诺说。
“作为一个单身汉，马里诺，你愿意跟那样的女人约会吗？”
拉芬向来厌恶马里诺，如今终于找到了借题发挥的机会，至少他这么认为，因为他自私自利的世界是绕着极度脆弱的轴心打转的。以他的阴暗想法，此刻马里诺必定心情低落且备感受挫，正是落井下石的最佳时机。
“问题在于，那些女人会不会跟你约会？”拉芬继续迟钝而愚蠢地待在房间里说个不停，“或者说，有女人愿意跟你约会吗？”
马里诺向他走去，直到两人的面罩几乎碰到了一起。
“给我好好听着，蠢货，”马里诺说着掀开防护面罩，“趁我还没给你一拳，闭上你那张该死的娘娘腔的鸟嘴。还有，把你的小弟弟放回枪套里，免得你拿它伤了自己。”
查克涨红了脸。这时房门打开，尼尔斯·范德拿着墨水、滚筒和十张指纹卡走了进来。
“都给我安静下来，我是认真的，”我命令马里诺和拉芬，“否则都给我出去。”
“早。”范德说，虽然早已过了问早安的时间。
“他的皮肤剥落得很厉害。”我对他说。
“这样更好。”
范德是指纹鉴定和影像实验室的主管，没有什么难得住他。对他而言，边驱赶蛆虫边在腐烂的尸体上采集指纹并不新鲜，必要时切下被焚毁的尸体的手指装罐带到楼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刚开始到这里工作我就认识他了，可这么多年他似乎完全不显老态或有任何改变，依然谢顶、高瘦，在走廊里匆匆来去，宽大的实验袍翕动翻飞。
范德戴上一双橡胶手套，轻轻握起死者的双手来回翻看着仔细研究。
“最简便的方式是割下皮肤。”最后他说。
当尸体腐烂到这种程度，手部的表皮往往可以像手套一样剥离，事实上，也正是被称为手套。范德利落而完好地割下死者双手的皮肤，套在自己戴着橡胶手套的手上，然后逐一将手指浸了浸墨水，在指纹卡上按压。最后他脱下那层人皮手套，整齐地摆在手术托盘上，摘掉橡胶手套回到楼上。
“查克，把它们用福尔马林浸泡起来，”我说，“这东西得好好保存。”
查克闷闷不乐地拧开一夸脱容量的塑料罐盖子。
“我们来把他翻个身。”我说。
马里诺协助我将尸体翻身使其脸部朝下。我发现更多污损的部位，大多是在臀部。我依常规一一清理干净。我没有发现任何伤痕，只有背部右上方一处的颜色似乎比周围的皮肤略深。我透过放大镜凝视着，脑中没有一丝杂念，就像每次寻找伤痕、咬痕或其他不明证据时那样。那感觉就像戴着水肺潜入暗无天日的深水，只能隐约辨识出模糊的形状和阴影，摸索着静静等待能有所发现。
“你看见了吗，马里诺？或者只是我的幻觉？”我问道。
他靠在验尸台边又吸了些舒鼻清，然后仔细看了又看。
“也许吧，”他说，“我不确定。”
我拿湿毛巾擦拭尸体，外层皮肤亦即表皮立即剥落下来，露出的真皮层看起来就像是浸染了深色墨水的褐色湿皱纸张。
“纹身，”我十分肯定地说，“墨水渗入了真皮层，可看不出是什么图案，只剰一大片斑点。”
“很像有些人身上的紫色胎记。”马里诺说。
我用放大镜凑近细看，并将手术灯调到最亮。拉芬赌气似的一个劲儿地擦拭着不锈钢台面。
“我们来试试紫外线灯。”我说。
多波段紫外线灯看上去就像机场的手动扫描仪，用法非常简单。我们调暗灯光，先用长波紫外线探照，把灯移近引起我兴趣的部位。没有荧光显现，只有淡淡的紫色图案浮现出来，这意味着可能用了白色墨水。在紫外线的照射下，所有白色物体，例如旁边轮床上的白床单，都会像月光下的雪地那般耀眼，有时则受灯光影响而泛紫。我又切换到短波探照，结果似乎没有任何差异。
“开灯。”我说。
拉芬调亮灯光。
“我还以为纹身的墨水会像霓虹灯那样发亮。”马里诺说。
“你说的是荧光墨水，”我说，“不过高浓度的碘和汞对人体有害，现在已经没人使用了。”
中午过后我才终于开始验尸，切出Y形切口，取下胸骨。如我所料，各个脏器都极为柔软脆弱，几乎一碰就碎，称重和切片时必须极度小心。冠状动脉没有阻塞，也没有任何异状。血管里已经没有血液，胸腔里只残存着些许滑腻的腐液。我采集了一些，发现脑部也已经液化了。
“将脑部样本和胸腔液体放进试管准备做STAT酒精测试。”我对拉芬说，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
尿液和胆汁都已渗入器官的细胞壁，完全干涸，胃里也空无一物。而在检查头部时，我猛然意识到了答案。他的两侧颞骨和中耳乳突气房都有明显的深色硬块。
尽管必须等所有毒物测试结果出来才能确定，但我相当肯定这名男子是溺水而死的。
“怎么了？”马里诺望着我问。
“看见这里的深色硬块了吗？”我指着向他说，“大量出血，也许是溺水时奋力挣扎造成的。”
此时电话响起，拉芬连忙跑过去接听。
“你上次接触国际刑警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问马里诺。
“大约五六年前，一名希腊逃犯到了我们这里，在赫尔街的酒吧和人打架斗殴。”
“这起案子的调查必定也需要国际合作。如果此人是在法国、英国、比利时或其他某个国家失踪的国际逃犯，除非国际刑警的电脑数据库中有他的资料，否则我们无从得到线索。”
“你和他们谈过了吗？”他问我。
“没有。这是你们的工作。”
“你知道，所有警察都希望能接手与国际刑警有关的案件，可是如果要问他们究竟对此了解多少，没人说得出来。”马里诺说，“想听真话吗？我对国际刑警没什么兴趣。他们和中央情报局一样令我害怕。我宁愿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
“太荒谬了。你了解国际刑警，对吧，马里诺？”
“知道啊。‘秘密松鼠’行动之类的。”
“其实就是国际刑事警察组织。主要是为了组织成员国的警力共同合作、相互联系，类似同一栋公寓里的住户相互往来。”
“他们肯定不会欢迎布雷这种警察。”
拉芬在打电话。不知道对方是谁，但他遮遮掩掩，态度十分鬼祟。
“远程通讯，高度机密的全球性执法网络……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忍受多久，他不只在违抗我的命令，甚至在赤裸裸地挑衅了。”我看着拉芬挂断电话喃喃道。
马里诺瞪着他。
“国际刑警组织时常针对通缉犯或失踪者发布标有不同颜色警徽的通告，”我边说边看着拉芬将毛巾塞进工作服的后口袋，又从柜子里拿出药片计算器。
他背对我坐在不锈钢水槽前的凳子上，打开一个标有案件编号的褐色纸袋，拿出三瓶阿德维尔止痛片和两瓶处方药。
“对于身份不明的尸体用的是黑色通告，”我说，“通常是国际通缉犯。查克，你为什么现在做那个？”
“我说过，我的进度落后了。从没见过这么多药剂跟着尸体一起进来，斯卡佩塔医生。我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完。数到六十或七十几的时候电话响了，害我忘了数到哪里，又得重新开始。”
“是啊，查克小子，”马里诺说，“看得出，你真的很健忘。”
拉芬吹起了口哨，用镊子夹着药片摆满蓝色的小塑料托盘。
“什么事那么快活？”马里诺暴躁地问。
“我们还得采集指纹、做齿列图表等等，”我取下预备用来做DNA检验的大腿深层肌肉切片，然后对马里诺说，“我们必须把能够获得的所有证物交给他们。”
“他们？”马里诺问。
我不禁恼火起来。“国际刑警。”我简单答道。
电话又一次响起。
“喂，马里诺，你能替我接听吗？我腾不开手。”拉芬说。
“该死。”马里诺愤愤地骂道。
“你听见我说的了吗？”我抬头看向马里诺。
“听着呢，”他说，“本州的国际刑警联系人在州警察局犯罪调查组，以前是由一个上士担任，我还问过他要不要哪天到警察兄弟之家去喝杯啤酒，或者和弟兄们到切蒂餐厅去吃顿饭，你知道的，只是表示友善，可他理都不理我，我敢说一定还偷偷录音了。”
我切下一段脊椎骨，准备用硫酸清洗后做微生物残留测试，看能否发现在水域中普遍存在的硅藻。
“但愿我还记得他的名字，”马里诺说，“总之他负责搜集资料，向华盛顿特区的上级报告，再由华盛顿特区通报给国际刑警里昂总部。我知道他们那栋阴森的办公大楼位于一条隐秘的街道上，就像蝙蝠侠的洞穴一样，围着电篱笆、铁丝刺网和铁栅栏，警卫都配备机枪，戒备森严。”
“詹姆斯·邦德看多了吧。”我说。
“肖恩康纳利退出后我就不再看了。近年来的电影没一部好看的，电视上也没什么好节目，简直没得消遣。”
“也许你可以考虑偶尔看看书。”
“斯卡佩塔医生，”查克挂断电话说，“是库珀医生打来的。通报STAT酒精测试结果，胸腔液体里为百分之八，大脑切片是零。”
百分之八不算高，而大脑中的酒精浓度为零，这意味着或许此人生前喝了酒，或许我们检测到的是细菌在他死后释放出的酒精。更糟糕的是，没有其他体液可供比对，没有尿液、血液或眼球玻璃体的液体。如果百分之八这个数字准确无误，则至少显示这名男子曾经受了某些外伤并因而更加脆弱。
“你怎么判定他的死因？”马里诺问。
“严重晕船。”拉芬拿毛巾挥赶着苍蝇。
“你知道吗，你真的惹恼我了。”马里诺警告道。
“死因未明，”我说，“类型是凶杀。这绝不是某个可怜的码头工人不小心被锁进集装箱里。查克，我需要手术托盘，把它放在这里的工作台上。还有，工作结束后，你得和我谈谈。”
他的目光像一尾滑溜溜的小鱼般迅速游移。我扯下手套，打电话给罗丝。
“替我到档案室里找一块旧的软木砧板好吗？”我对她说。
《职业安全与卫生条例》规定，所有砧板都必须有特氟龙涂层，因为软木的孔隙很容易滋生细菌。对于照料病人或烘烤烹饪之类的工作，这项规定的确很有必要。我遵守了法规，但这并不表示我把旧的砧板全都丢弃了。
“我还需要一些别针，”我说，“我办公桌抽屉里应该有一盒塑料的。除非连这个也被偷了。”
“没问题。”罗丝说。
“我记得砧板放在档案室最里面那排架子的底层，就在那几箱法医手册旁边。”
“还要别的吗？”
“露西没来电话吧？”
“没有。要是她打来，我会马上转给你。”
我略一思索。现在刚过一点钟，她应该下了飞机，可以打电话了。
失望和忧虑再度袭上心头。
“送花到她办公室，”我说，“附带一张卡片，写上‘谢谢你来探望，爱你的姨妈’。”
—阵沉默。
“你还在吗？”我问道。
“你确定要这么写吗？”她说。
我犹豫起来。
“就写我爱她，还有我很抱歉。”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