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山镇，打从战争开始，我们的生活就受到了影响——几名勇敢的小伙子在前线光荣殉国（山姆·霍桑医生分别给客人和自己倒了一小杯酒，开始说道），但直到一九四四年十月，战争才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直接降临，这是一个保存了多年的秘密。
那是十月的一个阴沉的星期一，我正在办公室上班，一个衣着考究、五官分明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自我介绍说是罗伯特·巴诺维奇。他三十多岁，因此我很好奇他怎么没有去当兵。
“您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我问道。
他的衣着不像本地人，我的第一反应是他可能是半途染了病，并且刚好路过北山镇。
“我身体没问题，霍桑医生。”他打开名片夹，我看到一枚徽章和一张带照片的证件。
“我是联邦调查局的巴诺维奇特派探员。”
“我靠！”我一时半会儿惊讶得只能说出这句话。
他会心一笑道：“别担心，我不是来逮捕您的，而是向您传达一个消息。两天内，这里将有情况发生，这是最高机密，希望您时刻牢记。当然，医院的管理部门也知道这次的情况，但是我仍有必要让您了解，因为您的办公室在朝圣者纪念医院内，而且您有可能作为医学顾问参与此次行动。此外，您已经通过了我们的背景调查。言归正传，我们这次将从海外带来一名秘密病人，他身上有一些创伤，但都不致命。因为伤势和身份保密的双重原因，他到达这里的时候，将会头脸都缠满绷带。”
“这人该不会是希特勒吧？”我笑着问道。
探员面无表情地说：“不是希特勒，别的我无可奉告。在北山镇逗留期间，他将受到严密保护，但同时仍然要请您严守秘密。有问题吗？”
“没问题。但是究竟为什么要把他带到朝圣者纪念医院而不是某个政府部门的大型综合医院？”
“这是一个经过认真研究之后作出的决定。当局希望选择一间东海岸的医院，这样离欧洲较近。同时，他们希望这间医院设施人员一流却地处小镇，以避免引起媒体的注意。军事医学部部长综合考虑了十家东海岸小型医院的各项指标，最终敲定了朝圣者纪念医院。”
“我认为这是我们的骄傲。恕我多言，那病人能说英语吗？”
“多少会一点吧。我只能说这么多。”
“他将于十月十八日星期三到达这里？”
“没错。”
“您也随行吗？”
他微微点头：“他在这里的每时每刻，我的人都在。”
结束了晚餐，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安娜贝尔。沙曼莎已经三个月大了，安娜贝尔每天带着她在“方舟”工作几小时。她希望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因此我们需要找个保姆来照顾沙曼莎，不过这件事还没有开始进行。
“山姆，你说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一个纳粹战俘？”
“我不知道呀。反正是个重要人物，否则不会牵扯到联邦调查局。”
“你能通过背景调查真是太好了，他们肯定猜不到你会把这件事告诉老婆。”
“有必要让你知道，”我辩解道，“因为有时候我要连夜工作，不能回家。”
周末，前线传来费尔德·马歇尔·艾尔文·隆美尔死亡的新闻，据称他三个月前在一次车祸中受了重伤。说是车祸，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他头部的伤势实际上是由于七月的一次盟军的飞机轰炸，击中了他的专车造成的。隆美尔向来与暗杀希特勒的头目们关系甚笃，可惜这个计划没能成功，有传言甚至说一旦暗杀行动成功，他将成为一国之主。但随着他的死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国葬。
安娜贝尔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疑问是：“希特勒死不死有什么区别？”
我说：“如果希特勒被刺，那么德国就会立即投降，而不是苟延残喘至今。”可惜刺杀行动的筹划人死了，一个处于半疯狂状态的希特勒仍然控制着德军，盟军的胜利被一再推迟。
星期二早晨，医院与往日并无什么不同，但从我的办公室所在的辅楼，可以看到一些准备活动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以迎接秘密病人的到来。为安娜贝尔接生的黑人医生林肯·琼斯经过我的办公室，便进来询问沙曼莎的情况，我告诉他一切都好，沙曼莎每天甚至还陪我的妻子一起工作几小时。接着林肯又问道：“医院发生什么事了吗？他们关闭了南走廊的一些病房，移了一些设备进去。”
“这事儿非常机密，”我说道，“明天有个秘密病人要转到我们医院，联邦调查局会负责相关事宜。”
“为什么转到我们医院？”
“他们要在东海岸找一个医疗实力强的小医院。我们能够被选中应该算是一种荣誉吧。”
“你也要参与这次的行动吗，山姆？”
“他们让我做好准备，可能用得着我。”
“你觉得这个病人是什么人？”
“我琢磨着可能是某个纳粹高层俘虏，但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告诉我不是希特勒。”
林肯·琼斯用他招牌式的嘟囔腔说道：“你的工作是什么？救人还是杀人？”
星期三早上，院长德怀特·普菜尔医生来到我的办公室。他骨瘦如柴，戴眼镜，蓄胡须，总是穿着精挑细选的衣服——和其他医生不同，他很少穿白大褂。我和他几乎没有接触过，在此之前，他唯一一次来访是在接任院长那一天，他巡视了全院每一位医生的办公室。
“普莱尔医生，”我说着从椅子上起身和他握手，“您很少来辅楼哦。”
他径自在我对面坐下。
“你和琼斯医生都有自己的诊所，你们不算医院的职员。但是现在发生了新情况，我觉得有必要和您谈谈。据我所知，巴诺维奇特派探员已经把这次的基本情况告诉你了。”
“他说得不多，我只知道今天会有一名秘密病人到达我们医院。”
“没错，其实我知道的并不比你多。他在我们医院停留期间，将受到严密监视，几天以后他就会离开。如果他的健康状况令人满意的话，他将被转移到别的地方。”
“需要我做些什么？”
“法兰西斯医生将对病人进行身体检查，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会找你。病人在的名字是福西斯。”
“这是个德国名字。”
“嗯，不过别想多了，没什么特别的意思。”
他离开后，我将爱玻护士叫到办公室，将目前为止极为有限的情况告诉了她。她的丈夫还在前线，所以对于一切有助于战争的活动，她都是十二分的热忱。“我只想要我的安德雷平平安安回家，”她告诉我，“你觉得这个病人会不会是某个重要的纳粹战犯？我们能不能从他口中套些前线的情报出来？”
“我真的不知道，”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但是我希望这段时间你能够随时联系到我。只要我不在办公室的时候，你都可以通过一个电话号码找到我。”
她瞟了一眼窗外，说道：“看来那个神秘病人到了。”
她说得没错，一辆救护车在医院的急诊入口停下，从车上抬下的担架上躺着一个病人。我看到他的头上缠着绷带，他身边围着一些穿制服的男人。其中就有巴诺维奇探员。“我最好出去和他们打个招呼。”我说道。
普菜尔医生和朱德·法兰西斯医生也在人群中，后者是这次行动的主治大夫。我和他有一点私交，他的专长是头部创伤，曾经治疗过我的几位病人。“怎么了，朱德？”我问他，“你的秘密病人到了？”
“嘿，山姆。你说对了，他刚到。我可能会需要你帮忙做病人的身体机能检查。我主要负责头部创伤，看看如何治疗。”
“我现在有空，需要马上开始吗？”
他点点头：“好的，我们这就开始吧，我们早一天完成治疗，他和这些警卫就能早一天离开医院。”他冲着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努了努下巴。
“知道病人的身份吗？”
他摇头道：“他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病人，别的东西我不关心。跟我来，我的助手们正在拆除绷带。你会和我一起全程参与这次的治疗。”
特派探员巴诺维奇和他的手下仔细搜查了每一名进入病房的人员，并且没有放过任何的食物、水和药物。看来他们担心有人想对病人不利。通过搜查后，我站在床头，看法兰西斯医生小心谨慎地为病人拆除头上的绷带。一名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背朝我们，守在门口。除下绷带后，病人的脸映入眼帘，这是一张棱角分明的英俊脸庞，五十多岁，因为治疗需要，头发剃得精光。男人睁开眼睛，朱德·法兰西斯问他：“你懂英语吗？”
“懂一点点，”男人在病床上略微挪动身体，问道，“我在哪里？”
“你在美国，这个地方叫北山镇。有人把你送到这里做身体检查，然后你将继续新的旅程。”
“知道了。”他呻吟着闭上眼睛。我怀疑他被注射了药物。
“我是法兰西斯医生，这位是霍桑医生，接下来的几天里，将由我们负责你的身体检查。我的护士梅西·奥图勒将照顾你的日常起居。福西斯先生，你头上的伤是怎么弄的？”这是他第一次用病人的化名称呼对方。
“福西斯？”男人几乎笑出声来，“这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吗？”
“是的。”
“我想这个名字再好不过了。我头上的伤说来话长，三个月前我正坐在车里，结果遇上敌机轰炸。”
“原来如此，不过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吧？”
“我仍然经常感到头痛。”
“频率怎么样？”
“一周好几次。”
“这可能属于正常范围，不过保险起见，我们会给你做脑部拍片——这里我是负责人，”他很喜欢说这句话，“霍桑医生负责你身体的其他部分。”
福西斯对他的俏皮话无动于衷，他一言不发地躺着。看来我可以趁机离开了。“我晚些再来看你。”我对病人说道。
出来后，我碰到了梅西·奥图勒，她被指派照料病人的起居。梅西·奥图勒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今年二十五岁，她的哥哥在北非战场丢了命。我和她不熟，尽管我们聊过几次天。“我听说你负责照顾我们的新病人。”我说。
“他们是这么和我说的。那个联邦探员缠得我很紧。”
“别在意，这是他的本职工作。”
她呵呵一笑道：“哪有这么简单，他想和我约会。”
晚上回家，我被安娜贝尔好好地审问了一番。
“那人是谁？”她好奇心十足地问道，“一个德国战犯？”
“有可能，他不太能说英语，而且带着明显的德国口音。既然联邦调查局这么重视他，想必他掌握着什么重大机密。”
“你刚才说朱德·法兰西斯是主治大夫？”
我点了点头：“因为他受伤的部位在头上，不过送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已经经过了精心的治疗。朱德给他的头部和颈部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起初我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出现，结果不知怎么的变成由我来进行综合体检。”
妻子笑道：“一定是因为联邦调查局核实了你的背景资料，确认你不是坏人。”
“有可能，明天早上我会给他检查身体，到时候也许会有一些新发现。”
第二天早上，我经过办公室，告诉爱玻接下来的几小时我将会给福西斯先生做体检。来到病房，梅西·奥图勒正在为病人刷牙洗脸。
“他身子还很虚弱，不过正在康复。对吧，福西斯先生？”
“啊……是啊。”他满嘴的牙膏，挤出几个不成字的单词，看起来安眠药的药效还没完全过去。
“今天没有太阳，也许晚些时候我可以用轮椅送您到外面透透气。”奥图勒护士一边说话，一边轻拂棕发，简直像在与病人打情骂俏。不过她和其他医患也是这样。
她的工作结束后，轮到我为病人测量脉搏、体温和血压，并且询问有关健康的例行性问题。在与他的交谈中，我得知他现在五十二岁，不过下个月就满五十三岁了。他承认自己是德国人，但有关自己是如何被联邦调查局送到北山镇这件事，他只字不提。他曾经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是几号？”
“星期四，十月十九日。”我回答他。
“真的吗？我怎么觉得应该比这个日期晚很多。”
渐渐地我能够理解他带德国口音的英语了。
“你看起来状态非常好，我估计很快他们就会送你离开这里。”
“去哪里？”
“这我就不知道了。”
第二天，我们俩独处的时候，他又和我聊了更多。
“我要在这里待多久？”我测量完他的体温等各项身体指标后，他开口问道。
“可能只剩下一天了吧。我们的院长，普菜尔医生希望医院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状态。”
“我打乱了你们的工作了吗？”
“和你没有关系，主要是那些探员。”
“那我很抱歉。”
“你是大人物，所以他们不敢有丝毫放松。”
“我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他静静地说，“我死了。”
我还没来得及问他想表达什么意思，巴诺维奇就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医生，你这里结束了吗？我得和福西斯先生谈话了。”
“刚好结束。”说着，我从房间里退了出去。
午饭后，普莱尔院长来到我的办公室了解情况。
“山姆，病人的检查都结束了吗？”
“只剩下血液测试了，明天早上可以拿到结果。”
“干得好！朱德·法兰西斯已经完成了最受关注的头部伤势的复查。”
“他接下来要去哪里？”
普莱尔压低声音说道：“传说要带他去香格里拉见总统。”
“那是哪里？”
“一个秘密基地，在马里兰山区，罗斯福总统将从华盛顿前往与他会合。”
“这人这么重要？”
“显然啊。”
“我明天早上会提供血液测试的结果。”我再次给他吃了一粒定心丸。
星期六早上是我与病人说话的最后机会，我当然没有放过。巴诺维奇在门口执勤，不过他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与奥图勒护士打情骂俏上，而不是我们谈话的内容。
“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催促道，“今天晚些时候你可能就要离开了，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啦。听说你接下来要见的人是我们总统。”
福西斯面带悲伤地凝视着我说道：“您是一位好医生，医术精湛。今天是星期几了？星期六吗？跟你讲讲我的故事吧，那是上个星期六的事，他们来到我家——我曾经以为他们是值得信赖的伙伴的。七月份，刺杀元首的行动失败以后，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受到了怀疑。因为我之前受了伤，所以他们让我一个人静养了一段时间，直到上周六。事实上我和整个暗杀行动毫无牵连，问题是我事先知道了所有的细节——这已经足够定我的罪了。我有两条路叮以选——要么服下一枚氰化物小胶囊，这将在三秒钟内要了我的命；要么我将以叛国罪接受审判，这将毁了我的家庭。因此我真正可以选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服毒自杀。于是我和他们乘专车前往行刑的场所，我已经一无所有了，除了在我身边监视我的那个人，他曾经是我的朋友。我紧紧地攥着那枚小胶囊。”
“可你是怎么——”
“逃走的？你是想问这个问题吗？那个男人仍然拿我当朋友，他开着车拐上一条土路，送我到了一片空地，那里有一架不起眼的小型飞机在等待起飞。他为我安排的这一切可能会让他丢了命，我会一辈子记得他。显然当局不可能把我潜逃到盟军的消息公之于众。他们对外宣称我因为遭遇车祸导致重伤，不治身亡，为此政府将举行一场国葬，”他苦笑道，“没有遗体的葬礼。”
“你到底是谁？”
他摇着头说：“就叫我福西斯吧，我的真名是什么并不重要。”
我向他伸出手，我们握手告别。
“不论你的下一站是哪里，祝你好运。”
“我会记得你给我的照顾，霍桑医生。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只是政治有时候让我们势不两立。”
对我来说，这成为了他的遗言。当天晚上，我被病人身故的消息惊醒了。
我到达医院时，天还没亮，但是蓝思警长已经到了现场。尽管我还不知道死因，但是警长的到来让我隐约感到不安。
“你怎么来了？难道和一个叫福西斯的人有关？”
“应该是吧，医生。普莱尔院长报告说有可能是下毒。”
“不会吧！他有一群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看着呢。”
“进去看看情况吧。”
我们在医院里遇到的第一个人是巴诺维奇探员，他看上去异常的迷惑和惶恐。
“这绝对不可能，”他告诉我们，“没有人能下毒的，我们检查过送到病房里的每一份食物和水。”
“我们想先和普菜尔医生谈谈。”蓝思警长说。
我们在福西斯住过的病房门口找到了院长，他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也混乱得很。法兰西斯医生因为处理一个车祸造成的急诊忙到半夜三点，然后他决定去看看福西斯是否睡得安稳。当时在门口执勤的是巴诺维奇，于是两人一起进屋察看病人的状况，没想到他已经死了。房间里有一股苦杏仁的味道——”
“氰化物？”
“我们当即进行了尸检，结果马上出来。我们推测是氰化物。”
蓝思警长求助般地问道：“你有什么意见，医生？”
我想了想，决定先了解一些情况再说，于是便问巴诺维奇探员：“昨天晚上您一直守在门口吗？”
“是的。”
“您这里有没有进入病人房间的人员记录？”
“当然有。”
“我们最好查看一下这份名单。”
普莱尔医生迫不及待地说道：“我得事先申明，朝圣者纪念医院没有存放任何形态的氰化物，因为这里的医疗需求用不着。如果有人用氰化物下毒，那一定是他自己从外边携入的。”
“我们到您的办公室详谈吧。”我建议道。于是普菜尔带头朝他的办公室走去，巴诺维奇、警长和我跟在他身后。
没过多久，朱德·法兰西斯也来到我们当中。“我无法相信这一切，”他说着在院长办公室找了张椅子坐下，“甚至都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个病人在这里吧？”
“我们已经开始调查了，”蓝思警长告诉他，“首先，我想知道这个神秘病人的身份。”
“我们也不知道他的身份，”普莱尔医生信誓旦旦地说，“你最好直接问联邦调查局的人。”
警长于是把同样的问题抛给了巴诺维奇探员，后者无奈地举起双手说：“我只知道他是个大有来头的德国人，上周六夜里坐飞机离开德国的。没准是个高层政治犯，就像鲁道夫·海斯。”
“就是没有名字？”
“没有，我们叫他福西斯先生。”
“你们把病人死亡的消息通知华盛顿了吗？”
“当然，白宫正在等待进一步的报告。”
“什么报告？”我问。
“我还没有报告毒杀的可能性，我希望等调查结果明朗后再联系总部。”
他递给我一份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名单，上面记录着自我离开后访问过病房的人。
六点不到，普莱尔医生进过病人房间。“我希望他能尽快离开这里，”院长解释道，“他的到来打乱了医院的正常作业，而且这是个高度机密的活儿，我们甚至无法通过提高知名度来捞一笔。”
“你进门的时候，有人搜身吗？”作为医生，我接受的是非常粗略的搜身，因此对于联邦调查局的能力，我并不十分放心。
“那是当然。”普莱尔回答。
“我也是，”朱德·法兰西斯告诉我们，“我是八点钟左右过去的，病人看上去休息得很不错。后来他嗓子干，我让奥图勒护士准备了一些冰水。”
蓝思警长会意地望向巴诺维奇，后者连忙说道：“我尝过那水，送到病房的每一份食物和水我们都进行同样严格的检查。在我试饮后，他也喝了好几口。只是清水，没别的。”
“没有其他访客了吗？”
“大概半夜的时候，护士回房为他量血压，不过当时我也在。他已经快睡着了，却还是一个劲儿地问什么时候可以离开。我告诉他快了。”
“是不是你干的？”蓝思警长问巴诺维奇。
“我？当然不是！我干吗要杀他？”
“德国人是我们的敌人。”
“但是他已经离开德国，到了我们这边。”
“说不定这正是他被杀的原因，”普菜尔医生若有所思地说，“为了杀人灭口，好让那些纳粹的秘密不被盟军知晓。”
我微笑着反问道：“您认为在朝圣者纪念医院潜伏着一个纳粹探子？”
“嗯，也许不是这个原因，总之有个凶手就对了。”
我又回到和巴诺维奇的谈话当中：“我们再把整件事按顺序理一遍，首先我相信福西斯在到达本院之时，已经接受了严格的搜身？”
“我们的搜查包括每一寸皮肤，”探员说道，“患者服装是在医院换上的，病人自己没有携带任何物品。为了掩盖他的身份，我们在英格兰换下了他自己的衣服，然后才飞往美国。”
“第二点，朝圣者纪念医院没有人可以取得氰化物吗？”
“没有人，”普莱尔医生十分肯定地说，“氰化物是气体。固体状态的氰化物通常是氰化钾，如果空腹服用，胃酸会迅速地与之发生反应，重新生成气体氰化物，并且立即导致死亡。”
“三秒钟。”我喃喃自语道，福西斯说过的话又浮现脑海。
“第三点，病人死亡的瞬间，房间里有没有人？”
巴诺维奇摇头道：“我就坐在门口的一张椅子上，半夜的巡视结束后，就没有人进过病房。我回到门口，把门半掩着。”
“病房自然也是没有其他出口的，而且浴室里也没有人。”朱德·法兰西斯补充道，“在发现病人死亡前，我去了一次浴室，把空水杯重新灌满，当时浴室是空的。”
“我们需要死亡推断时间，”我告诉大家，“这可能会是一条有用的线索。”
普菜尔点点头说：“我们一早就可以拿到初步验尸结果。”
我回到家时，安娜贝尔和沙曼莎已经起床了，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她。“山姆，你觉得他是谁？他真的掌握了什么重要的信息以至于被人灭口吗？”
“我得先看过验尸报告，并且再找一些人谈谈。”
“到底是什么人能够逃过这么严密的监视进去下毒呢？动机又是什么呢？”
“我迟早会查个水落石出。”
“为什么是你？不是有联邦调查局的人吗？”
“联邦调查局的人也是嫌疑犯。”
我打算好好补上一觉，但是八点不到我已经在返回医院的路上了。朱德·法兰西斯正在我的办公室等我，他给我送来了验尸报告：“山姆，这份报告只是初步结果，不过正如我们猜测，已经确认是氰化物。验尸官是早上五点进行解剖的，死者已经死亡三到四小时，这意味着他是在凌晨一到两点间死亡的，我们只能推算到这么精确了。”
“谢谢，朱德，”我扫了一遍报告，然后还给朱德，“所以最后进入病房的人是半夜里的巴诺维奇探员和奥图勒护士？我要和他们谈谈。”
“梅西要到中午才来。而因为看护对象的死亡，联邦调查局正在召回所有的探员。”
“我最好赶紧找到巴诺维奇。”
果然，他正在准备离开。“不需要待在这里了。”他告诉我。
“难道不要把谋杀案解决了再走？”
他叹了口气，说道：“我说，霍桑医生，我们的任务是照顾好这个男人，破案是当地警方的工作，除非你能指出我们违反了哪一条联邦法律，否则我们要马上离开。”
他把我难倒了，我只能抓紧时间提问：“昨天半夜里，你是不是去了病人床边？”
“奥图勒护士想在下班前给病人量血压，我以为这是医院的标准程序，所以同意了，我和她一起进了病房，然后守在床头。她询问病人是否需要什么帮助，他说并不需要。”
“他没有要安眠药之类的东西吗？”
“没有，所以护士小姐量完血压就走了，我们一共只待了两分钟左右，并且没有落下任何东西。我向护士道了晚安，然后回到自己的岗位。”
“你什么时候可以休息？”
“最早六点钟，昨天我值夜班。”
“今天就走了？”
他点点头：“事实上我大部分手下都已经出发了。我自己打算在开车去波士顿之前补一会儿觉。”
“你走之前我们再聊聊。”我告诉他。
因为是周日，所以我没有病人要照顾。到了中午，我守在梅西·奥图勒工作的楼层，以便能够遇到她。
“我刚刚听说了福西斯先生的事。”她看到我说的第一句话。
“那个叫巴诺维奇的探员说你们俩半夜探视病人的时候，他还活着。”
她点点头，棕色的秀发上下舞动：“我检查了他的血压，并且问他是否需要加水，不过他说自己不渴。我本来以为他今天要走，可没想到是横着出去的。”
“巴诺维奇有没有任何触碰或移动病人身体的举动？”
“至少我在旁边时没看到。再说联邦调查局为何要杀人呢？”
“可能未必是他们的人干的，”我说，“但总归有个凶手呀，我一定要抓到他。”
我决定花时间好好研读有关氰化物的著作，因此大半个下午我都泡在医院的图书室。最后我终于找到了行动方向，于是我打电话给普菜尔医生和蓝思警长，并请他们召集其他人五点钟在普菜尔的办公室集合。
我进门的时候，朱德·法兰西斯和奥图勒护士已经到了，蓝思警长和巴诺维奇探员紧随其后。“我得赶回波士顿了！”巴诺维奇急不可待地说道，不过我请他稍作忍耐。
“只要几分钟就好，我想你也不希望给上面的报告残缺不全吧。”
“您继续说。”普莱尔医生催促道。
“各位，对我来说，这着实是一个奇怪的密室问题，因为这是个没有上锁的密室。医院病房的门通常都是不锁的，唯一的问题是致命毒药的来路。医院里没有存放任何形式的氰化物或其化合物，而所有的水和食物在送入房间以前都接受过严格的检查，同时根据巴诺维奇探员的证词，病人在服毒前的一到两小时确定为独处状态。自然而然地，我首先想到的是他在说谎。问题是，就算奥图勒护士下班回家了，但那层楼还有其他的护士值班，如果他胆敢离开自己的岗位潜入病房，可能会有人注意到，并且在尸体被发现后，把他捅出来。”
“谢谢您的信任。”巴诺维奇略带嘲讽地说。
“普菜尔医生和朱德·法兰西斯都探视过病人，同样还有奥图勒护士，有没有可能是在此过程中下手呢？比如通过测量体温的机会，把末端有毒的体温计塞到病人口中。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众所周知，氰化物是立即致死的药物。这三名医护人员在晚上十二点过后，就没有再进过病房，而巴诺维奇和奥图勒护士都发誓说当时病人还活得好好的。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在一点到两点这段时间内，是否有人藏在房间里等待下手机会？更重要的问题是，谁有机会弄到毒药？我不断地问自己，并且找到了唯一可能的答案：死者本人！”
“他没有携带氰化物。”巴诺维奇抗议。
“但是他曾经携带过。昨天他和我谈起来美国之前的经历，他不肯说自己的名字，只说因为触犯了希特勒，而面临两个选择——军事法庭或服毒自尽，后者可以走得很体面，伴随一场英雄般的国葬。他选择了服毒，并且把一个装了氰化物的胶囊握在手里，没想到他的一个朋友开车把他送上了一架等候多时的飞机。他手心里一直攥着这枚微型胶囊！”
“他到美围的时候，我敢肯定他没有这玩意儿，”巴诺维奇斩钉截铁地说，“而且他也不可能把胶囊吞到肚子里，否则早死了。”
“今天下午我一直在图书室研究氰化物的毒性。书上有记录说一些间谍或军方的高宫宁愿自杀也不愿接受被俘虏后的拷打。为此，他们会在一颗中空的假牙里藏一小粒氰化物胶囊。即使手足被缚，也能用舌头把胶囊从牙齿里弄出来咀嚼或吞服。”
巴诺维奇惊奇地张大了嘴巴：“难道您认为他就是这么干的？”
“我找不到其他的解释，他刚好有条件弄到氰化物并且能够随身携带，所以这个福西斯先生是自杀的。”
“医生的解释可以说得通，”蓝思警长说道，“在我看来，可以结案了。”
普菜尔医生点头附和道：“我也同意。”
回到办公室，我给爱玻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事情结束了。
“太好了，”她说，“瞧这潮湿的鬼天气，马上就会有感冒病人上门了。”
“明天一早我就来上班，准备好迎接忙碌的一天吧。”
不过在此之前，我还有事要做。我回到医院，找到了梅西·奥图勒，这并没有花费我太多工夫，她正在照料一名上了年纪的病人。看到我她露出了迷人的微笑。
“您能一举解开这个怪案真是太让人高兴了。自从那人到来之后，咱们医院就没有正常运转过。”
“梅西，能不能找个地方我们单独聊聊？”
“为什么？我想护士休息室也许可以给我们占用几分钟，有什么事吗？”
我一直等到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时才开口。我直视着她的眼睛问道：“为什么下毒？”
她有一阵子没说话，也许在考虑我话里的分量。最后她缓缓地说：“因为我哥哥是在北非阵亡的。你怎么知道是我？”说到这里，她的双眼溢满了泪水。
“我们医院没有氰化物，毒药肯定来自外面。所以我的那个假牙理论看上去颇为可信。福西斯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因此他把那枚胶囊藏在假牙里。如果我们以战犯的名义送他上法庭，也许这是一种逃脱制裁的方法。”
“但根本没有人告他！大家都说总统要接见他，这种礼遇活像个英雄。”
“怎么可能！我敢肯定他会被作为战犯关押起来的。”
“然后战争一结束就被释放！我一定要找个人给我哥哥报仇。他要为此付出代价。我杀的是费尔德·马歇尔·艾尔文·隆美尔，非洲军团的指挥官。”
“我知道，我相信医院里的其他人应该也猜到了。他的代号福西斯在德语里是狐狸的意思，这正是隆美尔在北非战场的绰号，沙漠之狐。”这时我想起了他生前我们之间的对话，于是补充道，“我认为他能够理解这个略带诙谐的代号。”
“你怎么知道是我干的？”她又问了一遍。
“那天我到病房的时候刚好赶上你在给病人洗漱，可能你就是在那时发现了藏在牙齿里的胶囊。你猜到了胶囊的作用，于是私下保存起来。他可能还处在半昏睡状态，因此没有发现。当我开始怀疑你拿到氰化物之后，剩下的问题就是杀人手法。接着，我想起朱德·法兰西斯昨天晚上让你给病人准备一杯冰水。”
“巴诺维奇探员尝过那杯水，福西斯接过杯子也立即喝了几口。”
“他们喝了水，但是忽略了冰块。你把那粒胶囊冻在其中一个冰块里。等到冰块融化，胶囊便浮上了水面，福西斯夜里口渴，喝完了剩下的水，在黑夜里，他很有可能压根没发现水里有别的东西。等他意识到的时候，一只脚已经踏进死亡了。”
“您现在打算怎么做？”她紧张地问，呼吸也开始变得急促。
“不知道，”我坦然道，“如果真是隆美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非洲战役的死难者，可以说是你的哥哥打死了他，而战场上的杀戮不能称之为谋杀——尽管我有时候并不同意这个观点。”
后来一个月不到，梅西·奥图勒就离开了医院，从北山镇搬走。我再没见到过她。发生在朝圣者纪念医院的福西斯先生之死并未引起任何关注。战后，隆美尔亡故的消息正式发布，干篇一律地说他被朋友陪着在轿车里服毒自尽。至于他有没有带着致命的胶囊飞越重洋来到北山镇，则成了一个永无对证的谜。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