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什么？”科尔贝里问。
“一张嘀喀。”马丁·贝克回答。
科尔贝里瞪着放在他眼前桌上那张皱巴巴的车票。
“一张地下铁车票。”他说，“然后呢？如果你想申请出差费用补助的话，去找会计部门啊。”
“勃西，我们那位三岁大的证人，在安妮卡死前，从他和她在淑女公园遇见的那个男人那儿拿到这张车票。”马丁。贝克说。
梅兰德关上档案柜的门，走到他们这边来。科尔贝里转过头来瞪着马丁·贝克。
“你的意思是说，就在那个人勒死她之前？”他说。
“可能。问题是，从这张车票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也许有指纹。”科尔贝里说。
梅兰德靠上前去，一边研究那张车票，一边喃喃自语。
“可能吧，但是可能性微乎其微。”马丁·贝克说，“首先，车票被车站的查票员撕票时碰过，再者，无论是谁把它送给小男孩儿的，那人一定也碰过，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小男孩从星期一起就把它和蜗牛还有天知道别的什么东西放在口袋里，而且很不好意思的是，我也碰过。此外，车票本身又皱又烂。当然啦，我们会试试看，可是先看看上面盖的票孔。”
“我已经看过了，”科尔贝里说，“上面盖的票孔是下午一点二十分，十二日，没指出是哪个月。那有可能是指……”
他住了嘴，他们三个人都想到那可能指的是什么。梅兰德终于开口。
“这种一元车票100型的，只限用于市内。”他说，“或许可以查出这是何时何地出售的。上面还有另外两个号码。”
“打电话给斯德哥尔摩电车局。”科尔贝里说。
“现在已经改名叫斯德哥尔摩地方运输局了。”梅兰德说。
“我知道。可是他们制服上别的领章，仍然有电车局的缩写ST在上面。我猜他们没钱做新的制服。见鬼了，既然从老城到闸门广场这么一站都要一块钱，怎么可能没经费做新的？一个领章要多少钱？”
梅兰德已经走到隔壁房间。车票仍然放在桌上，所以他们揣测他已经把系列号码等资料像照了相一样记在脑海里。他们听到他拿起话筒，拨了一个号码。
“小男孩儿还说了什么？”科尔贝里问。
马丁·贝克摇摇头。
“只说他和女孩子在一起，他们遇见一个男人。他只是碰巧才找到那张车票。”
科尔贝里把椅子往后顶，咬着拇指指甲。
“那么我们有了一个应该见过凶手，也和他说过话的证人。只是这个证人只有三岁大。如果他再稍微大一点儿的话——”
“命案就不会发生了。”马丁·贝克打岔道，“总之，当时就不会出事了。”
梅兰德回来了。
“他们说会很快回电。”
他们十五分钟后回电了。梅兰德边听边做笔记。然后他说了“谢谢”就挂断电话。
果然没错，购买车票的日期是六月十二日，是由法官路地铁车站北向入口的一个售票员卖出的。要进入北向入口，乘客必须通过和经济学院同一边的西维尔路两侧的任何一个入口。
马丁·贝克对斯德哥尔摩的地下铁网络了若指掌，但他仍走过去看墙上的地图。
如果在法官路车站买票的人要去淑女公园，他必须在T-中央站、老城或闸门广场转车。这样看来，他会经过津肯斯达姆斯运动场。从那里到女孩儿尸体被发现的地点大约是五分钟的步程。他出发的时间是在一点三十分到一点四十五分之间，加上转车的时间，整个行程大概需时二十分钟。因此在一点五十五分到两点十分之间，这个人应该可以抵达淑女公园。根据法医的判断，女孩儿死亡的时间可能是在两点三十分到三点钟之间，也有可能更早一些。
“就时间来看是吻合的。”马丁·贝克说。
科尔贝里同时开口：
“就时间来看挺吻合的，如果他直接走到那儿的话。”
梅兰德仿佛自言自语般踌躇地说：
“车站离瓦纳迪斯公园并不远。”
“是不远，”科尔贝里说，“但那告诉了我们什么？什么也没有。难道他专搭地下铁去一个又一个公园杀害小女孩儿不成？那样的话，他为什么不干脆搭五十五路巴士？那样还可以一路到底，根本不用走路。”
“很可能会被抓住。”梅兰德说。
“确实如此，”科尔贝里同意，“搭那班巴士的人向来不多，乘客很容易被指认出来。”
有时候，马丁·贝克真希望科尔贝里不要那么多嘴。正当他在舔封口，要把装那张车票的信封封起来时，心里想的正是这个念头。他试着要抓住一个瞬间闪过的灵感；如果科尔贝里安静点儿的话，他就可能成功了。现在那个灵光已经消逝无踪了。
把信封送出去以后，他打电话给实验室，要求他们尽快把结果送来。接电话的人叫耶尔默，马丁·贝克已经认识他很多年了。他听起来很急躁，而且心情不佳。他问国王岛街和瓦斯贝加两处警局的诸位先生们知不知道他有多少事情要做。马丁·贝克表示自己很了解他们的工作负担是不合乎人性的，如果他有足够技术来执行他们那种高精密度的工作，那么他非常乐意过去帮忙。耶尔默喃喃念叨了几句，然后才答应会马上处理车票的事情。
科尔贝里出去吃午饭，梅兰德把自己埋在成堆的文件里面。
然而在埋头苦干之前，他说：
“我们有法官路车站那个售票员的姓名。要我派个人去和她谈谈吗？”
“当然要。”马丁·贝克说。
他在桌旁坐下来，看着手上的文件试着思考：他觉得焦躁难安，并认为是由于疲劳而引起的。勒恩探头进来看看他，一句话也没说就又消失踪影。除此之外，他觉得相当平静。连电话都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正当他差点儿打起瞌睡时——这是以往从来没发生过的事——电话响起来了。在接起电话筒之前，他看看时间。两点二十分，仍然是星期五。太好了，一定是耶尔默，他想。
结果不是耶尔默，是英格丽·奥斯卡松。
“抱歉打搅你，”她说，“你一定忙得不得了。”
马丁·贝克喃喃应了一句，听出自己的口气很不热情。
“是你要我打电话给你的。可能并不重要，但是我想最好还是告诉你。”
“是的，当然，请原谅，我一时没听出是谁打来的，”马丁·贝克说，“发生了什么事吗？”
“莱娜突然记起勃西周一在公园里讲的一句话——在那件事发生的时候。”
“哦，是什么？”
“她说他告诉她，他遇见他的白天爸爸。”
“白天爸爸？”
他问道，但是心里想着：有这种事吗？
“是的。今年初白天的时间，勃西有个白天妈妈。这里白天托儿所非常少，我上班的时候不知道该把勃西放到哪儿。所以我就登广告，帮他在亭梅曼斯路找到一个白天妈妈。”
“可是你刚才不是说‘白天爸爸’吗？”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白天妈妈有一个丈夫，他不是整天在家，可是他常常很早回来，所以勃西几乎每天都会看到他，他就开始叫他白天爸爸。”
“而勃西告诉莱娜，他星期一在淑女公园遇见过他？”
马丁·贝克觉得倦意全消。他拿起记事本，并探手到口袋里找笔。
“是的。”奥斯卡松太太说。
“莱娜记不记得，那是在他跑掉之前或之后的事？”
“她很确定他是在事后才讲这句话的。所以我才想最好还是告诉你。我猜这应该和那件事情无关，他看起来人非常好、非常和善。可是如果勃西曾经遇见他，那么或许他本人曾经在那里看见或听见了什么……”
马丁·贝克把笔压在纸上问：“他叫什么名字？”
“埃斯基尔·恩格斯特伦，他是个卡车司机吧，我猜。他们住在亭梅曼斯路。我忘记号码了，你能不能等一下，我去查。”
一分钟后她回来了，给了他住址和电话号码。
“他看起来像个好人。”她说，“我去领勃西时，常常见到他。”
“勃西还有没有说什么关于遇见这个白天爸爸的事？”
“没有。我们刚才又设法要他说出来，可是他好像已经忘记了。”
“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嗯，很难形容，挺和蔼可亲的样子。可能有点儿卑微畏怯，但是那大概是由于他的工作。大约四十五或五十岁，头发稀薄。看起来很普通。”
在马丁·贝克做笔记时，他们沉默了一段时间。然后他说：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现在没把勃西交给这个白天妈妈照顾了？”
“没有了。他们自己没有孩子，勃西在那儿很无聊，原来有一家托儿所告诉我有空缺，可是被一个当护士的妈妈抢走了。她们在这儿有优先权。”
“那么现在勃西白天送到哪儿？”
“在家里，我不得不放弃工作。”
“你什么时候不再把勃西送到恩格斯特伦那儿？”
她想了一下，然后说：“四月的第一个礼拜，我那时候有一个星期的假。等我再开始工作时，恩格斯特伦太太已经接了一个新的小孩儿，不能再照顾勃西了。”
“勃西喜欢去她那里吗？”
“还好。我想他最喜欢恩格斯特伦先生，也就是那个白天爸爸。你想是他给勃西那张车票的吗？”
“我不知道。”马丁·贝克说，“但是我会查出来。”
“我愿意尽力帮忙。”她说，“我们今天晚上就要离开了，你知道吧？”
“是的，我知道。祝你们一路顺风。替我向勃西问好。”
马丁·贝克放下听筒，想了一会儿，又把听筒拿起来，拨了风化组的号码。
在等候回音的时候，他把放在桌上的一份档案拉过来翻阅，直至找到夜间讯问罗尔夫·艾弗特·伦德格林时的那份记录。他仔细阅读了伦德格林粗浅描述的自己在瓦纳迪斯公园所见到的那位男子。奥斯卡松太太对白天爸爸的描述更加粗略，但是这当中仍有些微可能指出两者是同一人。
风化组的档案里没有埃斯基尔·恩格斯特伦这个人。
马丁·贝克合上档案，走进隔壁房间。贡瓦尔·拉尔森坐在桌子后面，若有所思地瞪着窗外，用拆信刀在剔牙缝。
“伦纳特去哪儿了？”马丁·贝克问。
贡瓦尔·拉尔森不情愿地结束他的抠牙工作，把拆信刀在袖子上抹干净说：“见鬼了，我怎么知道？”
“梅兰德呢？”
贡瓦尔。拉尔森把拆信刀放在笔盒上，耸耸肩。
“在厕所里吧，我想。你要干吗？”
“没什么。你在做什么？”
贡瓦尔·拉尔森没有马上回答。等马丁·贝克走到门口时他才说：“这些人真是他妈的神经病。”
“这话什么意思？”
“我才跟耶尔默讲过话。对了，他有事要告诉你。唉，玛丽亚分局的一个家伙在翁西图河滨大道的树丛里，发现一条女人的内裤。他没跟我们讲，就把它交给证物实验室，说那可能是淑女公园那具尸体遗失的内裤。所以呢，实验室的兄弟们就站在那里瞪着一条连给科尔贝里穿都嫌太大的粉红色特大号内裤，同时纳闷儿这到底是他妈的怎么一回事。你能怪他们吗？干这一行的到底能笨到什么程度？”
“我也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马丁·贝克说，“他还说了什么？”
“谁？”
“耶尔默。”
“要你结束你的电话小叙之后，打个电话给他。”
马丁·贝克回到他的临时办公桌，打了电话到证物实验室。
“哦，是的，你的地下铁车票。”耶尔默说，“我们没办法找出任何有用的指纹，纸张太皱了。”
“我就是担心这个。”马丁·贝克说。
“我们还没完全弄完。待会儿我会送例行报告给你。嗯，对了，我们倒是发现了一点儿蓝色的棉布纤维，可能是来自口袋的衬里。”
马丁·贝克想到勃西握在手里的那件蓝色小夹克。他谢谢耶尔默，便挂断电话。然后他打电话叫出租车，穿上外套。
这天是星期五，虽然是刚过中午，但周末出城的大车阵已经开始出现了。过桥的车流缓慢拥挤，虽然司机技巧高超地左钻右窜，仍然花了将近半个钟头才抵达南边的亭梅曼斯路。
房子坐落在靠近火车南站的地方。屋子又老又破，入口处又暗又冷。一楼只有两个门，其中一个开向铺了水泥的院子，院子里有几个垃圾桶及放地毯掸灰尘用的架子。马丁·贝克在第二道门那生锈的铜牌上勉强认出恩格斯特伦这个姓氏。门铃的按钮不见了，他用力敲打门板。
开门的女人看起来大约五十岁，她长得瘦瘦小小的，穿着一件棕色毛料衣服，以及一双用长绒毛巾料做的花拖鞋。她透过显然十分厚重的眼镜片，狐疑地盯着马丁·贝克。
“恩格斯特伦太太？”
“是的。”她的声音很粗，不像是一个这么瘦弱的女人发出来的。
“恩格斯特伦先生在家吗？”
“不——不在。”她缓缓地说，“你要做什么？”
“我想跟你谈一谈。我认识一个托你照顾的小孩。”
“哪一个？”她怀疑地问。
“勃·奥斯卡松。他母亲给我你的地址。我可以进来吗？”
女人打开门，他走过小通道，经过厨房，踏进屋内的一个房间。从窗户他可以看见外面的垃圾桶和地毯架。一张沙发床上堆着几个互不搭衬的垫子，这是陈设简陋的房问里最显眼的家具。马丁·贝克看不出来有小孩儿来过这里的迹象。
“抱歉，”女人说，“有何贵干？勃西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是警察。”马丁·贝克说，“这纯粹是例行公事，你不必担心。而且勃西很好。”
起初女人似乎很害怕，这下子她好像才开朗起来。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她说，“我才不怕警察。是有关埃斯基尔的事吗？”
马丁·贝克对她报以微笑。
“是的，恩格斯特伦太太，事实上，我是要来和你的丈夫谈谈。对了，他前几天好像曾经遇到过勃西。”
“埃斯基尔？”
她用苦恼的眼神看着马丁·贝克。
“是的，”他说，“你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
她蓝眼圆睁地瞪着马丁·贝克。透过厚厚的镜片，那对眸子看起来更是异常巨大。
“可……可是，埃斯基尔已经过世了。”她说。
马丁·贝克也瞪着她。隔了一阵子他才回过神来说：
“哦，很抱歉，我不知道这件事。实在太抱歉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今年四月十三日，车祸。医生说他断气前并没有时间多想。”
女人走到窗边瞪着外面阴郁的院子。马丁·贝克望着她瘦骨嶙峋的背部以及那大一号的衣服。
“请接受我最真诚的哀悼，恩格斯特伦太太。”他说。
“埃斯基尔开卡车去索德拉来。”她继续说，“那天是星期一。”她转过身来，用更坚定的口气说：“埃斯基尔开卡车开了三十二年，驾驶记录干净得很。那不是他的错。”
“我了解。”马丁·贝克说，“实在非常抱歉这样打搅你。这当中一定是有误会。”
“撞上他的那几个不良少年，随随便便就被释放了。”她说，“连车子是偷来的也没关系。”
她点点头，那眼神显示她的心思已经飞到很远的地方了。
她走向沙发，抚弄着几张垫子。
“我要走了。”马丁·贝克说。
他突然有一种仿佛要窒息的压迫感。他很希望让那个悲戚的小女人陪送一段，就此走出那阴郁的房间，但是他抑制下来说：
“如果你不介意，我是否可以在走之前看一下你丈夫的照片？”
“我没有埃斯基尔的照片。”
“可是你总有护照吧，不是吗？或者驾驶证？”
“我们哪里也没去过，所以埃斯基尔没有护照。而驾驶证已经很旧了。”
“可以让我看看吗？”马丁·贝克问。
她打开一个抽屉，拿出驾驶证。上面登记的名字是埃斯基尔·约翰·阿伯特·恩格斯特伦，证件是一九三五年发的。照片上是一个年轻人，有一头光亮、波浪式的头发，大鼻子，薄薄的小嘴。
“他现在不是长那个样子了。”女人说。
“他现在长什么样子？你可以描述一下吗？”
她似乎对这个问题一点儿也不惊讶，立即就回答：“他不像你那么高，但是比我高一点，相当瘦。他的头发白了，而且也开始掉，此外，我不知道还要讲些什么。他的长相蛮好看——至少我是这么认为。虽然有个大鼻子和一张小嘴巴，大概谈不上英俊，但是他还是挺好看的。”
“谢谢你，恩格斯特伦太太。”马丁·贝克说，“我已经打扰你太久了。”
她送他到门口，直到他关上外面的大门，她才把屋门关上。
马丁·贝克深吸了一口气，沿着街道快步往北走，他只希望赶快回到他的办公室去。
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两张短笺。
第一张是梅兰德留的：“卖地铁车票的女子名叫关妲·裴森。什么也不记得，没有时间看乘客的脸，她说。”
另一张是哈马尔留的：“快来，十万火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