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十二年来，格里·比林斯一直为一家独立的纽约电视频道担任气象播报员。尽管他正式为人所知的头衔是首席气象专家，但他的工作主要是播报。他之所以能崛起，主要并不是基于判读气象图的能力。他颜色鲜艳的服装，他那种无法抑制的个人色彩，还有他在镜头前面扮演傻瓜的那种露骨的热心，都是更重要的因素。
他一天播报两次，晚上六点五十五分那次是紧接着六点半的新闻；第二次是在十一点十五分夜间新闻的中间，播完就是体育新闻摘要。通常，他会在下午五点抵达电视台，准备当天要播报的内容，排好他要讲解的图表顺序，播报完就出去吃晚餐。有时候晚餐时间他会在外头晃两个小时，然后回到摄影棚；更多的时候则是回家打个盹，换衣服，然后回摄影棚准备他的第二次播报。他会在十点和十点半之间到达，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准备，因为用的图表是一样的，而且播报的内容基本上也没有太多更动。
星期二晚上七点，他直接回到位于西九十六街的公寓，自从四年前离婚后，他就一直住在那儿。他打电话给一家阿姆斯特丹大道的中国餐馆叫了外卖。快十点时，他下楼叫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刚从孟加拉来的移民，名叫拉克曼·阿里。出租车在等绿灯要左转到哥伦布大道时，一辆企图从右边超车的汽车撞上来，司机跳下车和拉克曼·阿里吵架。吵到后来，他掏出一把手枪，朝阿里脸上和胸部开了三发，然后猛地拉开出租车门，把枪里其余的子弹都射进阿里的乘客身上。然后他回自己车上迅速逃逸。目击者对那部车子的形容从两年新到十二年都有。不过证人似乎一致同意，那是一部深色四门轿车，白天的话，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埃莱娜之前看着新闻，甚至在电视台介绍代替比林斯的新气象播报员之前，她就知道了。在那种天气，气象员缺席却没有人讲俏皮话，而且摄影棚里面所有的播报员似乎都守着一个不祥的秘密。其实他们早在新闻播出之前就接到了比林斯的死讯，但决定不予报道。可是后来他们发现这样有被其他电视台抢先的危险，于是便决定播报这则新闻。因此，在体育新闻摘要之后，主播便宣布了这个不幸的消息。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埃莱娜说，“我知道你在葛洛根酒吧，于是到处找那里的电话想打过去，可是在这种下着大雨的半夜，你又能怎么办？此外，据我所知，这个事情就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只是一个交通意外引起的吵架失控。这种事情总是难免，何况现在人人都有枪，说不定警方很快就会抓到那个吵架的凶手，我干吗要为这件事毁掉你和米克共度的夜晚呢？
“于是我就没打电话，打开收音机熬夜听WINS台，听了好几个小时。我把收音机音量关小，然后一面看一本书，一面听每半个小时播报的新闻，一听到比林斯的报道，我就停止看书，把音量调高，播报的内容每个字都跟前面播报过的一样。最后我就听着收音机睡着了，到了七点才被整点音乐吵醒。
“我应该打电话给你吗？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没打电话给我的原因没有错，我不能怎么样。而现在我能做的也不多。枪杀次日的早晨，我也只能接接雷蒙德·格鲁利奥和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还有戈登·沃尔泽的电话。我告诉每个打电话来的人，我得更深入了解，才能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过了中午，警方发现了行凶的那辆车，那是一九八八年的福特，牌照是新泽西州的，登记的主人是个住在提内克的眼科医师。车子是在拖车场被发现的，之前因为停在城中戏院区的一个禁止停车处，而被拖到这里。之所以会被认出来，主要是基于目击证人记住了部分的车号，之后又在车子身上发现了擦撞到拉克曼·阿里那部出租车的烤漆痕迹。那位眼科医生的妻子告诉警方，她的丈夫到休斯敦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在星期五晚上从纽瓦克乘飞机离开，车子就停在机场的长期停车处。
汽车仪表盘和方向盘上都有指纹，但结果是交通警察的，因为他们拖吊时得打开车门把车打到空挡。没有任何可能属于凶手的指纹，几个目击证人形容开枪的人身材中等，戴着一顶棒球帽，穿着一件亮面的深蓝色运动夹克，胸口的口袋上方有绣字，但距离太远，没有一个证人看清上面绣的名字。
整个事件看起来司空见惯，唯一的新闻价值就是被害人之一在本地稍具知名度。有人在机场的停车处偷了一辆车，或许是想偷来干坏事的。或许发生那件意外让他情绪太坏，或许他那一整天心情都很坏。总之，他对一个寻常的小车祸反应过度，他没有跟对方交换驾照和保险卡号码，而是拿出一把枪疯狂乱射。
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或者他可能把偷来的车停在可以看到比林斯那幢公寓门口的地方，等比林斯叫了出租车后就跟上去，安排了擦撞和后来的结果。
不知道。
我整天没睡，为了克制疲倦而喝了太多咖啡。到了晚上八点半，我逼自己去圣保罗教堂，参加常去的那场戒酒聚会，可是却没法专心，到了中间休息时忍不住就走了。回到家里，埃莱娜叫我去洗个热水澡，上床睡觉。
“听我的吧。”她说。
热水澡消除了部分紧张，一上床我几乎立刻就睡着了。我一定梦到了詹姆斯·肖特，因为我醒来时想着他。我告诉埃莱娜，她说前一天我去圣保罗的时候，肖特曾打电话来找我。
“他说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她说，“还说不必回电给他，因为他正要出门，所以我就没跟你提。”
我打电话找他，没人接。
我听了收音机里的新闻，没有比林斯的报道。我出去买了《纽约时报》和其他三份小报，然后看完四份报纸上关于比林斯遇害的报道。《纽约时报》的文章是从前面几版的报道转到讣告版，讣告有一张照片和六栏长的内文。我看了那篇讣告，又看了五六则其他人的。然后继续看了占半个版的与死亡相关的报道。其中三分之一是关于一个上星期死去的人，他显然一生广结善缘，每个受访者都哀痛地怀念他，对他的去世表示悲悼。
我草草看完这些，但对于其他人的讣告，则依照我这阵子的习惯看得相当仔细。一如往常，看到后来注意力就开始松懈。翻完讣告版没看到熟悉的名字，我就没那么热心研究了。但我照着字母顺序看过去，于是得知住在福瑞斯特山的艾伦·沃特森遗孀海伦·沃特森在星期一去世。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找到一个愿意跟我谈话的警察。
“意外溺死，”他说，“可能是滑倒了，头撞上瓷砖，淹死在自己的浴缸里。只要失去意识太久，你的肺就装满了水，这种事不稀奇。”
“哦，真的吗？”
“你要问我意见的话，我就得说，他们应该在浴缸上贴警告标示的。不，你知道，有自杀的可能。她今年稍早时候失去了丈夫，因此很消沉，诸如此类的。我们在浴缸旁边的地板上发现了一瓶J＆B威士忌，在浴缸里喝这玩意儿，然后昏过去，你会把这算做这是自杀吗？我不会，她不顾孩子在不到六个月内父母双亡的感觉，没有留下遗书。此外，谁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你喝了点酒，失去意识，然后就昏过去淹死了。或者喝得太多，特别是泡在热水里，结果失去平衡撞到头，就昏过去了。唉，意外常常有的。”
“她是星期一死的吗？”
“是星期一发现的。医生认为当时她已经泡在水里三天了。”
怪不得她没接电话。
“你知道这几天的天气，”他说，“或许你也知道尸体在水里泡几天会变成什么样。两者加在一起，还需要我来告诉你那是什么情形吗？”
“发现尸体的是谁？”
“一个邻居。沃特森夫人的一个孩子因为打电话找不到他母亲，有点担心，就打电话到隔壁。那个邻居有一把钥匙，自己开门进去。结果碰到这种事情。”
我打电话给詹姆斯·肖特。没人接。
我又打到埃莱娜店里，问她：“肖特昨天打电话来的时候，是不是有点紧张？他的声音听起来像不像害怕的样子？”
“不像。怎么了？”
“艾伦·沃特森的遗孀周末淹死在自家浴缸里。死亡时间很难确定，但显然是发生在我去科罗纳和那个保安公司的老板谈过之后。”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关联。”
“一定有关，”我说，“我猜是凶手想毁掉线索。他一定是害怕有人看到什么，或者知道什么。他杀了那个寡妇，照理说下一个目标就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也就是发现沃特森尸体的警卫。”
“詹姆斯·肖特？”
“他的电话没人接。”
“他可能在任何地方，”她说，“说不定去参加戒酒聚会了。”
“或者去酒吧，”我说，“或者在自己家里灌酒，不接电话。”
“说不定去吃早餐，或者去惠特尼美术馆看罗斯科回顾展了，如果我没事做，第一个选择就是去那里。你打算怎么办？”
“去找他。他知道一些事情，虽然他根本不明白这点。我要在他被杀之前找到他。”
“你等一等，”她说。她掩住听筒一会儿，然后说，“TJ在这里，他问你要不要人结伴同去。”
我换了衣服下楼时，TJ已经在大楼门口等我了。他穿着那套大学预科生的服装，但头上戴的那顶突击者队棒球帽让整体效果稍稍打了折扣。“如果我想让自己看起来更正经的话，”他说，“可以不戴帽子。不过管他呢。”
“我没说你的帽子怎么样。”
“我听过类似的说法。”
“或者是你懂读心术。”我走向人行道边缘，叫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到八十二街和第二大道交会口。“总之，”我继续前面的话题，“穿什么都无所谓，我不想浪费时间。”
“你不期望能发现什么事情。”
“没错。”
“带着我只是做伴罢了。”
“差不多吧。”
他眼珠转了转。“那我们干吗坐出租车？为了报账？你这种人坐出租车，一定是大事不妙了。”
“这个嘛，”我说，“希望我们是错的。”
到了八十二街，我叫TJ在车上等，自己上楼去看看戒酒聚会的会议室。我星期五晚上曾带詹姆斯·肖特来过这里，后来他提过要再来这里参加聚会。会议正在进行中，我进去在咖啡壶旁边找到了一个视野很好的位置，一确定他不在里面，我就下楼回到车上，请司机开到第五大道，在九十四街的街角下车。
我们的第一站是蓝色独木舟，如果肖特没再喝酒也没被杀，总有一天这个酒吧会出现在他的戒酒聚会发言中，“我在这儿遇到了一个家伙，”他可以说，“本来以为可以让他请我喝两杯啤酒的，没想到不知不觉就来到戒酒协会的聚会。现在我戒酒成功，从那时开始，我再也没沾过酒。”
现在他不在蓝色独木舟，也不在第五大道的任何一家酒吧或小餐馆。TJ和我一起逛了一圈，如果分头找会快一点，但就算他看到肖特，又怎么认得出来？
我们走完第五大道的四个街区后，便朝西到九十四街肖特的公寓去。我按了一个应该是他的门铃，然后又按了标示管理员的那个电铃。结果没人应门，我们于是离开，到第二大道，又浪费了一点时间，从九十二到九十六街，找了更多酒吧和餐厅，然后回到我们原来的地方。我找了一个电话，打给肖特，还是没人接。
我开始有不祥的预感。
没有道理为找他而地毯式地搜遍整个城市，我心想，因为我们并不打算用这个方式找到他。我也没有道理打电话给他。因为他不会接。
我快步走回那幢公寓，TJ紧跟在我旁边。我按了管理员的门铃，还是没人应门，于是我随意按了另一个电铃，看有没有人会开门让我进去，一个也没有。但过了几分钟，一个大块头女人从一楼出来，摇摇晃晃地走向门口。她透过玻璃门皱眉看着我们，没有开门，问我们要做什么。
我说我们要找管理员。
“你们是在浪费时间，”她说，“他没有空房间可以出租了。”
“他在哪里？”
“这里是正派的公寓。”不知道她把我们当成什么了。我拿出一张侦探社的名片，贴在玻璃门上。她斜乜了一眼，嘴巴蠕动地读着上面的字。念完之后，嘴唇紧紧抿成一道窄线。“他就在街对面的门廊下，”她不情不愿地说，“他姓卡洛斯。”
对面的门廊下有三个人，其中两个在下棋，另外一个则在旁边看，偶尔插嘴发表意见。那个看下棋的人正在喝一罐美乐啤酒，两个下棋的人则分着喝一个纸盒装的托皮康纳橙汁。我问：“卡洛斯吗？”三个人都抬起头来看着我。
我递出名片，一个下棋的人接过去，他身材矮胖，长着塌鼻子和清澈的棕色眼珠。我想他就是卡洛斯。“我在找你的一名房客，”我说：“我担心他可能会发生意外。”
“谁？”
“詹姆斯·肖特。”
“肖特。”
“将近五十岁了，中等身材，深色头发。”
“我认识他，”他说，“你不必形容给我听。每个房客我都认识，我只是在想今天有没有看到过他。”他闭上眼睛专心想了一下。“没有，”最后他说，“我好几天没见到他了。你可以留下名片，等我看到他就打电话给你。”
“我觉得应该去看看。”
“你是说去开他房门？”
“就是这个意思。”
“你按过他的电铃了？”
“我不知道哪个是他的电铃。”
“上面不是有他的名字吗？”
“没有。”
他叹了口气。“很多房客都不愿意把名字贴在门铃上，”他说，“我贴上名字，他们就撕掉。结果有朋友来，按错电铃，吵着其他人，或者就来按我的门铃。我告诉你，真是烦死了。”
“嗯。”我说。
他站起来。“我们先去按他的门铃，”他说，“然后再看看。”
我们按了他的门铃，没有人应门。于是走进去，爬了三层楼，里面就跟我原先估计的一样，消毒水的味道混着食物和老鼠和尿臊味。卡洛斯带着我们到肖特房门口，握拳用力擂门。“嘿，开门哪，”他喊着，“有位先生想跟你说话。”
没有反应。
“不在家，”卡洛斯耸耸肩说道，“你可以写个纸条，塞在门缝里，等他回家——”
“我觉得应该把门打开。”我说。
“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
“我很担心他，”我说，“他可能发生意外了。”
“什么样的意外？”
“不太好的意外。开门吧。”
“你只是动动嘴而已，”他说，“会惹上麻烦的可是我。”
“有事我负责。”
“那我该怎么说呢？‘这个家伙要负责的。’老兄，倒霉的还是我啊。”
“如果你不开门，”我告诉他，“我就自己踢开。”
“你说真的？”他看看我，然后相信我是说真的。“你觉得他可能病了，呃？”
“说不定更糟。”
“还有什么比生病更糟的？”我猜他是想到了，因为他缩了一下，“妈的，希望不是。”他抽出一串钥匙，找到那把，插进锁孔里。“反正，”他说，“你根本用不着把门踢开，除非他上了链子。这些锁根本没有用，用一张塑料卡就可以打开。但如果上了铰链，妈的，你就还是得踢。”
不过门没有上链子。他转开锁，停下来敲最后一次没有必要敲的门，然后把门向里推开。
房间是空的。
他站在门口。我把他推开，走进那个小屋间。里头简单整齐得像个和尚的宿舍，有个铁床架，一个抽屉柜，一个床头柜。床铺得很整齐。
抽屉是空的，衣柜也是空的，我看看床底下，没有任何私人物品，只有他搬进来前已有的那些二手家具。
“我猜他搬走了。”卡洛斯说。
电话放在床头柜上。我取出一支铅笔放在听筒下面，把听筒往上挑起，直到可以听到拨号音的高度，然后再挂回去。
“他没跟任何人提起什么，”卡洛斯说，“他每星期付一次租金，所以房租已经付到星期天了，有趣吧？”
TJ走到床边，拿起枕头，下面有本小册子。他仔细看了一眼，然后递给我。
我已经知道那是什么书了。
“奇怪，”卡洛斯说，“既然要搬走，干吗把床铺得那么整齐？反正租给别人之前，我总得先把这个房间整理过的，不是吗？”
“希望如此。”
“我当然会整理。”他皱起眉头，困惑地说，“或许他会回来。”
我看着那本戒酒协会的书，是我买给他的那本，也是他唯一没带走的东西。
“不，”我说，“他不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