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时间还早。我和威尔金先生约的是六点半，而我却在五点多一点的时候就关了店门，因为我不想在店里逗留，以免锡克人发现上当了又折回来。
我在墙上挂了个牌子声明货物出门，概不退还，不过我觉得他会希望我对他例外。我安步当车地慢慢走向上城，抵达六十六街和第二大道交会口的时候，还早了二十分钟。街角的一间酒吧看起来很诱人，于是我接受了它的诱惑。
我工作的时候不喝酒，不过现在不算真正在工作，而且在看过锡克人的自动手枪之后，我觉得需要喝点什么。事实上，我在来上城的路上，已经在第三街的一家酒吧喝了点掺酒精的饮料。现在我想要点比较正式的东西，一杯用冷冻过的高脚杯盛着的罗布·洛伊鸡尾酒。
我小口啜饮着，心里一边想着，一边屈指算着。
第一：只有鲁德亚德·威尔金知道我去林园山庄亚克莱特家偷这本书。
第二：威尔金知道我得手应该是在四点。他知道我要去那里，但“他所知道的”离真相还差得很远，而且在他打电话给我之前，他不能确定我的皇后区之行没有空手而回。更何况，就连亚克莱特自己都还不知道书丢了呢。
第三：锡克人的出现不是一个怪异的巧合——虽然我得承认无巧不成书。但那绝对不是。锡克人在店里找上我，是因为他知道我偷了亚克莱特那本《拯救巴克罗堡》。
思考真是累人，我看了看表，又喝了一口。
假设：锡克人没有特异功能。他知道我有这本书是威尔金告诉他的。
前提：鲁德亚德·威尔金跟那个小气鬼一样都不愿意付一万五千美元。因此一旦确定我拿到书之后，他就派他那忠诚的仆人来替他拿这本书，还让他给我五百美元，摸摸我的头。
想到这个假设的时候，我不禁咬牙切齿，握紧了拳头。我又喝了一点罗布·洛伊，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反证：这假设不合理啊。如果威尔金要抢我的话，干吗派人来店里？他已经和我约在东六十六街见面了，在那儿他可以轻松地安排一场可以乱真的偷袭。
另一种假设：这锡克人是别人的忠仆。威尔金不是说过在伦敦的拍卖会上有好几路人马都想要这本书吗？有没有可能是其中一个人跟踪书的下落而到了纽约，计划要从亚克莱特手中夺取这本书，结果却发现一个叫罗登巴尔的家伙从他眼皮底下把书给拿走了？
这种假设看来比较合理，不过还有一两个疑点无法解开。我发现我此刻正在想，那个锡克人看到《三个士兵》时会有什么反应。越快把书交给威尔金，拿到那一万五千美元，我就越容易应付他。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到哪里度个短假，花掉一点我的酬劳，给他时间冷静下来或离开纽约，或者，两者皆是。
我站起身。
然后又坐下。
我有没有一点怕威尔金呢？我相信他不是锡克人的主子，如果我错了呢？或者他没有派锡克人来，事实上也不知道任何关于锡克人的事，但如果他对于付不付我钱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呢？有没有可能，我被他优雅的举止和马缰俱乐部的高档环境所蒙蔽了呢？根据我的观察，有钱人跟普通人一样不喜欢付钱。而我却在这里，在他的地盘上和他见面，把书带给他，就像一条忠实的狗嘴里叼着晚报。天哪，我甚至无法证实威尔金真的有一万五千美元，更何况他到底会不会把钱给我呢！
我走进男洗手间，手上拿着书。当我回到位子上时，却双手空空。我把书塞进皮带和后背之间的腰凹处，即使敞开外套也看不见。
我把酒喝完，很想再喝一杯，不过还是等我把交易办完吧。
事有轻重缓急。
位于六十六街的这幢房子有着雅致的棕色石墙，在会客厅里有一扇放满了盆栽的凸窗。两侧都是比较高的建筑，只有这幢有着棕色石墙的老房子兀自立在中间。我爬了一半的阶梯，研究着一排门铃。
波洛克。3-D。
我按了两下铃。没反应，我等了一会儿，然后看看我的表。六点二十九分，我的表很准。我把手指放在门铃上，试探性地再按了一下，顿时，开门的哔哔声就响了，我把门推开。
在大厅那一层有两间公寓，两侧的三层楼上各有四间公寓。（地下室有自己的入口。）我爬了两层铺着地毯的楼梯，期望又害怕的感觉越来越强烈。D号在这幢建筑的后方。3-D的门虚掩着。我用手指叩了叩门，立刻就有一位宽肩膀的女人把门拉开。她穿着一条素灰色格子呢裙，上身是一件钉着铜扣的海军领休闲衫。她深棕色的头发非常短，而且剪得参差不齐，看来帮她剪头发的人不是她喝醉的朋友，就是一个非常新潮的美容师。
她说：“罗登巴尔先生吗？请进。”
“我是来见——”
“鲁德亚德·威尔金，我知道。他很快就到，他几分钟前打电话来说他有事耽搁了一会儿。”她突然微笑道，“放心，我会让你宾至如归的。我叫玛德琳·波洛克。”
我握住她伸过来的手。“伯尼·罗登巴尔，”我说，“不过你已经知道了。”
“早已听说过你了。要不要坐一下？我帮你弄杯喝的？”
“现在不要。”我说。我的意思是不要喝的。我坐在一张装饰着绿色合成软皮的扶手椅上。这间起居室虽然小，但看上去相当舒服。除了这张扶手椅之外，还有一张紫檀木的双人沙发，以及一张罩着花布的躺椅。双人座沙发上方挂着一幅下笔大胆的抽象油画，让这些家具显得更加完美。这房间很木错，我这样告诉她。
“谢谢，你真的不要来一小杯雪莉酒吗？”
“等一会儿吧。”
收音机里传来古典音乐，一首木管乐器演奏的，听起来像是维瓦尔第的作品。玛德琳·波洛克穿过房间，调整了音量。我对她有种熟悉的感觉，却想不出是为什么。
“鲁德亚德很快就会到了。”她又说了一遍。
“你认识他很久了吗？”
“鲁德亚德？好多年了。”
我试图把他们想象成一对夫妻。他们不像斯蒂夫和伊迪、鲍伯和卡罗尔、泰德和爱丽丝那样一看就是夫妻，但也不至于离谱到让人无法想象。他比她大很多，当然。她看起来约莫三十出头，不过我实在不太会猜别人的年纪。
我在哪儿见过她吗？
就在我几乎要开口问的时候，她的双手对拍了一下，仿佛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咖啡。”她说。
“你说什么？”
“来杯咖啡，刚煮好的。喝点吧，好吗？”
我刚才拒绝喝酒，因为我想保持清醒。不过这个理由倒正适合让我喝杯咖啡。我告诉她要多少糖和奶精之后，她就去准备了。我舒适地坐在扶手椅里，听着音乐，想着如果我会吹奏巴松笛该有多好。我曾问过巴松笛的价钱，贵得要命。而且我知道巴松笛很难学，再加上我又不会看乐谱，所以我想我不会真的去买一支巴松笛还去上课。不过每当我在协奏曲或室内乐中听到巴松笛的乐音时，就想如果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拥有一支巴松笛而且还会吹奏，该有多好。
在幻想中事情总是容易得多，所有麻烦的部分都可以省略。
“罗登巴尔先生？”
我从她手中接过咖啡。咖啡装在一个厚实的陶制马克杯里，杯子上画着几何图案。我闻了闻咖啡，作出一副觉得它很香的样子。
“希望你喜欢，”她说，“这是路易斯安那综合咖啡，我最近在喝。里面加了菊苣。”
“我喜欢菊苣。”
“哦，我也是。”她说。听起来仿佛共同的嗜好可以让我们一起干点什么大事业似的。木管五重奏结束了——的确是维瓦尔第的作品，播音员是这么说的，接下来要放的是海顿的交响乐。
我啜了一口咖啡。她问咖啡好不好，我告诉她非常好，虽然我并不这么觉得。在糖和奶精的掩饰之下，还是尝得出来咖啡豆放久了的味道。我想菊苣可能是那种我以为自己喜欢，其实恰恰相反的东西之一。
“鲁德亚德说你带了东西给他，罗登巴尔先生。”
“是的。”
“他看来非常急着想要。你当然带来了吧？”
我喝了更多咖啡，觉得其实没那么难喝。海顿的交响乐一波波涌来，在这间斗室里传出阵阵回音。
“罗登巴尔先生。”
“音乐很棒。”我说。
“书带来了吗，罗登巴尔先生？”
我微笑着。我感觉得到那是一个迟钝的傻笑，但我没别的办法。
“罗登巴尔先生？”
“你非常漂亮。”
“书呢，罗登巴尔先生？”
“我在哪里见过你，你看起来很眼熟。”我把咖啡酒在了身上，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很难堪。我不应该喝那杯罗布·洛伊的，我想，然后玛德琳·波洛克把我手上的杯子拿走，轻轻地放在茶几的玻璃桌面上。
“我总是撞到这类东西，”我承认，“玻璃桌，总是看不到。直接撞上它们。你的头发是橘色的。”
“闭上你的眼睛，罗登巴尔先生。”
我的眼睛沉重地闭上。我努力撑开一点点打量着她。她有一头乱糟糟的橘色鬈发，但当我定睛看时，橘发又消失了，她的头发又变成短而深色的。我眨了眨眼，想要再把它变成橘色的，但还是没变。
“那咖啡，”我说，心里顿时明白了，“咖啡里掺了东西。”
“坐好，放松，罗登巴尔先生。”
“你下了药。”我双手握紧椅子的扶手，试图要站起来。可我甚至连背都挺不起来。我的手臂软弱无力，而我的腿则仿佛消失不见了一样。
“橘色头发。”我说。
“闭上眼睛，罗登巴尔先生。”
“得站起来——”
“坐着休息一下。你非常疲倦。”
天哪，她说的是事实。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力地摇头，试图让自己清醒一些。但那是个错误——这个动作使我的后脑勺就像点了一串鞭炮似的。海顿的音乐时而低回时而高昂。眼睛又闭上了，我费力地睁开它们，看到她倾身向我，告诉我我是多么的困。
我让我的眼睛睁着。即使如此，我的视线已经从边缘开始变暗了。然后是东一块西一块的黑色，最后这些黑块聚拢在一起，直到整个一片黑暗。我只好放弃挣扎，顺其自然，沉沉地陷入椅子里面。
我梦到了土耳其大地震，房子在我四周倒下，圆圆的石头从山坡上滚下来。我拼命想从梦里醒来，就像在水底的泳者挣扎着要浮出水面。土耳其地震是收音机里整点新闻的部分内容。还有比利时国会大选社民党颇有斩获；好莱坞演员因服用过量的安眠药致死；总统可能会否决这个或那个。
一声听起来就在耳边的电铃声，打破了单调的新闻报道。我试图睁开眼睛。我头痛欲裂，嘴巴里的味道就像睡着的时候含着个塞住维生素药瓶的海绵一样。铃声又响了一下，我心想为什么没有人应门呢？
我再度睁开眼睛。显然，我在不知不觉间又睡着了。收音机里的播报员这回正请我订一本野外旅游杂志。我不想订，不过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力气拒绝。门铃还在响着。真希望玛德琳·波洛克可以从维多利亚式双人沙发里站起来，去开个门或者叫他们别再按铃了。
收音机又开始播音乐了。有小提琴，让人很舒服。我再度睁开眼睛。门铃声停了，楼梯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我还坐在扶手椅里，左手放在我大腿上，像只死掉的小动物。我的右手垂挂在椅子的一侧，手里拿着样东西。
我再度睁开眼睛，摇了一下头。里面好像松脱了一样喀啦喀啦地响。有人在敲门。我希望那个叫波洛克的女人去应一下门，但我看她好像也不比我好到哪里去。
敲门声越来越重了，我再睁开眼睛，这次我试图伸展四肢，希望碰到什么东西好让我抓回一点真正的意识。我猛吸一口气，迅速地眨眨眼，终于想起来我在哪儿，还有我在这里干什么。
我抬起我的左手伸向腰后。《拯救巴克罗堡》不翼而飞。
显然是这样。
“里面的人开门！”
咚、咚、咚，我觉得自己好像《麦克白》里喝醉的挑夫。我叫他们等一下，伸手去检查裤子口袋里那个锡克人给的五百美元还在不在，但我的左手伸不到我右后方的口袋。我为什么要用左手呢？哦，当然。因为我右手拿着个沉甸甸的东西。
“警察！快开门！”
门被擂得更剧烈了。我举起我的右手，那是一把枪。我愚蠢地瞪着它，然后举到眼前去闻枪口。我闻到那特殊的枪油、火药粉和焦味混合在一起的味道，那说明了这是一件刚发射过的武器。
我再看了一眼那双人沙发，希望它是空的，希望我之前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象。但是玛德琳·波洛克还在那里，她动也不动，我看得出来她根本不可能动，就算我要扶她一把也没有可能。
她的前额正中被射了一枪，就在这可怕的小女孩蓄着一个小发卷的地方，我很清楚是哪把枪干了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