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利奥·莫特利”哈夫利切克说道，“说说他的事情吧。”
“他的前科和入狱经过你都已经知道了，还想知道些什么？”
“他多大年纪？”
“四十或四十一岁，他被我逮到那年是二十八岁。”
“你有他相片吗？”
我摇头，“我大概可以翻出几张，只不过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了。”我将记忆中莫特利的模样描述给他听，包括他的身高、体格、脸部特征，还有他的发型，“不过我不知道他现在的样子是否仍和从前一样。但是他那张特别的脸，我想大概变不了多少。他在牢中有可能变胖、可能变瘦，也有可能维持同样的体重，那种发型可能已经没有了，说到这一点，时间已经这么久，我猜他说不定没头发了。”
“有些监狱会在释放犯人时替他们照相。”
“我不知道丹尼莫拉监狱是不是这么做，我会去查一査。”
“他们把他关哪儿？丹尼莫拉吗？”
“那儿是他最后服刑的监狱。一开始他是在阿提加监狱，不过几年之后，他们就把他转监了。”
“阿提加就是那个发生暴动的监狱是吧？不过那是发生在他入狱前。时间好像一年过得比一年快，不是吗？”
我们去他前晚推荐的意大利餐馆吃饭。食物相当不错，不过装潢太过民族风味，以致令人觉得仿佛置身于电影《教父》的场景之中。汤姆谢绝了服务生建议搭配的葡萄酒或鸡尾酒，他对我说：“我是不太喝酒的，不过你尽管点没关系。”
我说现在时间还太早。接着他又向我道歉，不好意思昨天离开医院之后竟让我独自一人。“希望你没有感到太无聊。”他说。我说我终于找到时间看报纸，然后又在镇上逛了逛。“我昨天应该先跟你说，”他说，“我们这儿有一个职业美式足球名人堂，就在坎顿区的七十七街上，如果你刚好是美式足球迷，可千万别错过。”
就这样，我们整顿饭的话题全转到美式足球上。一直谈到饭后喝咖啡和吃甜点奶酪蛋糕时。他说马西隆就好比南北战争时代的堪萨斯市，一旦碰上布朗队和孟加拉队对峙，兄弟之间也是会翻脸的。今年两队的阵容都不错，而且如果高萨尔保持最佳的体能状况，两队不打到最后是分不出输赢的，到时候整个镇上将会沸腾。这两队从来没有在超级杯交手过，从来没有同时出现在一个擂台上，这一次他们就要争夺冠军盟主宝位，岂不令人兴奋。
“今年我们那儿可真是消沉。”我说，“大都会队和扬基队，结果大都会队竟在终点时输了，而扬基队最后也输得一塌糊涂。”
“我真希望有时间去看棒球，”他说，“可惜实在没办法。而美式足球，我星期天都可以看，而且还能看星期一的晚场比赛呢。”
喝过咖啡，我们又转回正题。“我之所以问你照片的事，”他说，“是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给我足够的东西，让我能够重新开案。我们必须等待克利夫兰布斯纪念医院的检验结果。如果他们确实可以证明那精液是来自其他人，或许就能改变我们的立场。但是现在，我们所有的只是一封从纽约邮局递送的信件，而这些对于我在马西隆的上司而言，实在没有多大意义。”
“我了解。”
“现在先让我们假设你的推论没错，你的嫌犯就是凶手。这场凶杀案发生在整整一星期前，我猜他必须提前几天就进城来，说不定一星期前就来了。理论上他当然有可能当天来就干下这桩惨案，不过我觉得他比较可能先花一点时间观察情势。”
“我也这么认为。他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而且他还有十二年的时间酝酿计谋，他一定知道必须小心行事，慢慢进行。”
“而且他离开这里时，还带着星期四的晚报，所以当此事成为头条新闻那天下午，他一定还在本地。城中心有个书报摊，大约在下午四点就可以拿到晚报，不过大部分的人都得在五。六点左右才能买到晚报。所以他必须在镇上待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他还留下来过夜。那邮戳是什么时候的？”
“星期六。”
“这么说来他星期四在马西隆剪下晚报，星期六在纽约寄出，然后你们星期一收到？”
“星期二。”
“噢，还不错嘛。有时候信件得花一个星期才能收到，你知道邮局和弗洛斯海姆鞋店有何共同之处吗？”我表示不知道。“有无数的懒人不想要偷懒，但没人理他们。我之所以问邮戳的事，是因为他如果在星期五寄信，我们就几乎可以断定他是搭飞机从这儿飞到纽约。当然这也不是百分之百，因为要是勉强赶路，他还是有可能开车，在十个小时内回到纽约。你知不知道他是否有车？”
我摇头，“我连他住在哪里、出狱后干了些什么事都不知道。”
“我在想，我们可以去查査航空公司，看他的名字是否在旅客名单上。你猜他会用真名吗？”
“不会，我觉得他会付现金用假名。”
“或是用偷来的信用卡付钱，上面也不会是他的名字。他在这儿时可能会住在旅馆之类的地方，不过我想我们在任何房客登记簿上都查不到詹姆斯·利奥·莫特利这个名字。所以如果我们有他的相片可以给人家看，说不定会有人能认出他来。”
“这我会想办法找找看。”
“如果是坐飞机，他还是需要一辆车代步。当然他可以搭乘公车从克利夫兰来，不过他在马西隆这里还是需要车子，而租车一定要有驾照和信用卡。”
“他可以去偷一辆车。”
“有可能。有很多事情必须査，不过我实在不知道能从中查出什么线索，而且我也不知道局里能够拨出多少人力来查这个案子。如果布斯纪念医院传回来有力的证据，那么也许我们真的能做点事，否则我们能做的实在有限。”
“我明白。”
“当你只有这些人力可用，”他说，“这个案子又似乎简单明了，可以在案发后半个小时之内就结案，那么你也看得出来，为什么大家不肯急着再重新开案。”
后来他又把去坎顿名人堂的路线详细告诉我。我心不在焉听着，我相信球赛一定很精彩，不过我实在没有心情去那儿，隔着平板玻璃观赏布龙科·纳克尔斯基的旧运动衫，或是锡德·勒克曼的皮革头盔。更何况我必须把租来的车开回克利夫兰去还，否则赫兹租车公司会多算我一天租金。
我把车子退还之后竟然还有剩余的时间。结果我那班飞机的机票卖超了，登机前航空公司征求愿意改搭较晚班次的志愿者，他们将赠送飞往国内任何地区的免费机票。我实在想不出来有任何地方想去。不过显然有许多人想得出来，所以航空公司不一会儿就找到足够的志愿放弃者。我系上安全带，翻开书，开始阅读马库斯·奥雷柳斯的文章。没多久我就睡着了，书本搁在腿上。飞机即将降落在拉瓜迪亚机场时我才醒来。
坐我隔壁的女士，戴了一副老祖母眼镜，身穿西部印第安保留区的运动衫，她指着我的书问那是不是超觉静坐之类的书。我回答说，有点类似。
“我想这本书一定很有用，”她羡慕地说，“你刚才好像真的神游九霄云外去了。”
我搭乘公车和地下铁回到曼哈顿，因为那个时间正是交通最繁忙的高峰期，这样会比坐出租车快，而且还便宜了二十元。我直接回旅馆，查看信件和留言，不过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我上楼去洗澡，打电话给伊莱恩，将最新消息转述给她，我们说了会儿话。下楼吃过东西后，我便去圣保罗教堂参加聚会。
今天的演讲者是协会的长期会员，戒酒已经多年，今晚他并没有演说情节动人的酗酒故事，而是报告他最近所经历的事情。他在工作上遇到困境，而且他的一个孩子竟同时嗑药又酗酒，他转而讨论一些“接纳”的问题。最后这个问题就成为聚会的非正式主题。我想到马库斯·奥雷柳斯那些跟这个主题相关的智慧哲语，他所说的万事发生皆如其所应当发展的方向，我在讨论会中原本打算提出他的观念，还想提到发生在俄亥俄州马西隆市那个风景如画的郊区发生的事。不过在我还没来得及举手发言之前聚会就结束了。
到了早上，我打电话到可靠侦探社，告诉他们我今天无法去办公室上班，顺便替昨天也请了假。接听电话的人要我稍等一下，然后由我的上司接听。
“我今、明两天都有工作要给你做，你明天会来吗？”他说。
“我不确定，可能不会。”
“可能不会？怎么了，你这会儿自己有案子处理吗？”
“只是一点私事。”
“私事？那么星期一怎么样？”我还在犹豫，他又开口说∶“你知道的，外头还有一堆人可以胜任这份工作，而且人家都抢着要做。”
“我知道。”
“这虽然不是固定时间上班的工作，你也不是领薪水的，不过都是一样的，我需要的是有案子时能指靠得上的人。”
“我明白，”我说，“不过我想最近这一阵子，你可能最好不要指望我了。”
“最近这一阵子？多久？”
“我不知道，那得看事情进展如何。”
电话那头沉寂许久，然后突然爆出一阵狂笑，他说：“你又在喝酒了，对吧？老天爷，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老实说。等你摆脱恶梦之后再打电话来，到时候我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做。”
我心中涌上一股愤怒，无法抑止的暴怒，不过我还是忍住，等他挂掉电话之后，我才摔下话筒。我跺脚离开电话机。遭受这种污辱，我全身的血都因为强烈的愤怒而沸腾，脑中涌出一堆话回他。第一，不，我要先去他办公室掀了他的桌子，把椅子扔出窗外。然后，我再告诉他，他可以把我每日津贴全部换成硬币，吞下肚去。然后……
不过，我只做了一件事，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吉姆·费伯。他认出我的声音，取笑我的遭遇。“你要知道，”他理智分析，“如果不是因为你以前曾经是酒鬼，听了这话根本就不会当一回事。”
“他没有资格认为我喝醉酒。”
“他怎么想关你什么事？”
“你的意思是说我没有权利生气？”
“我是说你生不起这气。你差点就又拿起酒杯了吧？”
“我不会再喝酒。”
“对，不过你和那混蛋谈话之后，自信心一定比较薄弱。其实你心中很想这么做，对吧？在你还没给我电话之前？”
我的确这么想过。“也许吧。”我说。
“不过你拿起了电话，现在该比较冷静了。”
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几分钟。我挂断电话时，愤怒已经降到最低点。我究竟是在生谁的气？可靠侦探社那个家伙，他说愿意在我戒酒之后再聘请我，我在生他的气吗？大概不是。
莫特利，我想。莫特利，就是他引发这一连串事件。
或许，是我自己，竟然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一切。
不管这些了。我又拿起电话筒，打了几个电话，然后出发到城中北区分局，和乔·德金见面。
虽然我和乔·德金曾同时在警界服务，不过那时我并不认识他。现在我和他已经有三、四年的交情，他也成为我在纽约市警局之中真正算得上是朋友的人。这几年来，我们彼此为双方都尽了不少心力，有时候他暗中帮我介绍客户，有时候我则会给他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服务将近二十年，正在数馒头等着时间一到就递出退休申请。他总是说实在等不及想要赶紧摆脱这份工作，早日远离这个烂城市。他现在还是这么说，不过既然二十年的里程碑已成往事，他所期待的数字如今已经变成第二十五个年头的来临。
岁月不但在他身上堆叠了一圈肚子，还使他横梳过头顶的黑发愈显稀疏。他的脸色红润，有着重量级拳击手那种血丝遍布的面容。有一阵子他曾经试图戒掉雪茄，不过他现在又开抽了。烟灰缸的烟灰已经溢到桌上，而他手上却还有一支雪茄燃着。我的故事还没说一半，他已经抽完一支，等故事将近结束时，他又点燃了另一支新雪茄。
他听我说完故事，仰身靠在椅背上，一连吐出三个烟圈。今天早上整个刑警办公室的空气似乎停滞不动，那三个烟圈形状不变地飘向天花板。
“故事够精彩的。”他说。
“可不是。”
“这个俄亥俄州的家伙听来好像相当正直，你说叫什么名字来着，哈夫利切克吗？凯尔特人队是不是有个家伙也叫这名字？”
“对。”
“我没记错的话，也叫汤姆吧？”
“不是，我记得是约翰。”
“真的吗？也许你说得对。和你那朋友是亲戚吗？”
“我没问。”
“没问？噢，你正在担心别的事情。马修，你想怎么做？”
“我想把那混蛋踢到他该去的地方。”
“对啊，你已经让他在里头待了很久了。那种家伙就是一副绝对会老死在牢里的样子。你说他们在马西隆能不能找到他的把柄？”
“不清楚。你也知道，他们把这个案子视为畏罪自杀，当场就这样结案，他可真是逮到了逃脱的大好机会。”
“如此听来，我们这儿大概也会和他们有一样的反应吧。”
“都有可能。至少，我们会把他的电话录音存档，这样就有机会可以对比他的声纹，而且我们的法医在程序上，一定会针对五位被害者进行比较详尽的解剖研究。”
“不过除非你想到要特别去检查，否则还是不见得会在她的肛门找到精液。”
我耸肩，说：“那还不要紧，老天，至少我们还会去检查那个丈夫身上是否有其他人的血迹。”
“这倒没错，我们应该会进行这项检查。不过，别忘了我们也常常把事情搞砸，马修。你离开我们这儿太久，竟忘了我们也有这种时候。”
“大概吧。”
他俯身向前捻熄雪茄，“我每次只要戒了烟又回头再开始抽时，就会抽得更凶。我认为戒烟有害我的身体健康。如果精液检查出来不是她丈夫的，你觉得他们会重新开案吗？”
“不知道。”
“对于起诉这个人，他们那儿根本就摸不着头绪，你根本无法证明他那时在俄亥俄州。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我摇头，“我打电话去监理所査询，结果他既没有车子，也没有驾照。”
“他们这么容易就把资料给你？”
“他们可能以为我有某种公务身分。”
他瞪着我，“你不是假冒警察吧？”
“我没这么说。”
“你最好再去看看法令，上面规定你的言行不可以误导别人，使人误认你是执法人员。”
“那是蓄意欺骗，不是吗？”
“都一样，欺骗，或是使人为你提供正常状况下不肯做的服务。算了，我这是在找你麻烦。没车、没驾照，不过他当然可能无照驾驶辆没登记的车。他现在住哪儿？”
“不知道。”
“他现在并不在假释中，所以他不必向任何人报告。我们所知道他最后的住址在哪里？”
“在上百老汇一家旅馆，不过那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情了。”
“我猜他们大概不会替他保留房间吧。”
“我已经打电话去问过，”我说，“试试运气。”
“他没有登记。”
“没用真名。”
“对啊，又出现另一个问题，”他说，“假造的身分证明。他说不定有一整套完整的身分资料。在牢里蹲了十二年，他一定认识一堆坏胚子。你说他什么时候出狱的，七月？现在他可能从美国运通卡到瑞士护照，什么都有了。”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
“你确定他现在在城里？”
“一定的。”
“而且你认为他会去对另一个姑娘不利？叫什么名字来着？”
“伊莱恩·马德尔。”
“然后他会揪出你那时玩的帽子把戏，”他略作思考之后说，“如果我们能够得到马西隆当局的公文请求，也许可以派几个制服警员，看看能否把他逼出来。不过需要他们先重新开案，然后通缉那混蛋家伙。”
“如果哈夫利切克能通过他上司那一关。”我说，“我觉得他应该愿意这么做。”
“你们俩一起吃意大利面、讨论美式足球的时候，他当然愿意。不过你现在距离他那儿可有五百哩远，而他手边还有数不完的事情要做。他要是改口说‘管他呢’是非常容易的。没人喜欢重新开案。”
“我知道。”
他从盒子里取出一支雪茄，在大拇指甲上弹一弹，然后又放回盒中，他说：“相片呢？丹尼莫拉监狱给他拍照吗？”
“八年前他转狱面谈时拍过照。”
“你是说十二年吧？”
“八年。他刚开始是在阿提加监狱服刑。”
“对，你说过。”
“所以他唯一的照片是八年前照的，我问他们是否可以复印一张寄给我，对方有点犹豫，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猜他该不会也以为你是警察吧？”
“不会。”
“我可以打电话，”他说，“我不确定可以帮多少忙，那些人通常都会合作，但都不是十分热忱积极，动作老慢吞吞的。不过，在你那个俄亥俄州的朋友尚未重新开案之前，相片倒还派不上用场，这一切都还得等到法医的报告出来才行。”
“或许不必等到那时候。”
“或许不必等到那时候？不过反正到时候，你可能已经有丹尼莫拉监狱寄来的相片。除非，他们决定不寄相片给你。”
“我不想等那么久。”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能自己找到他。”
“所以你一定得有相片拿给人指认。”
“素描也行。”我说。
他盯着我说：“有趣的主意，你想找我们的素描画家？”
“我猜你可能认识一些愿意接额外工作的画家。”
“你是说兼职，画一幅画，赚点外快？”
“没错。”
“我想也是。那么你是打算找个画家来，请他帮你画一个你已经十二年没见过的人。”
“不可能有人会忘记那人的脸孔。”
“噢。”
“而且当时抓住他，报纸上登过他的照片。”
“你该不会留有复印件吧？”
“没有。不过我可以去图书馆查看微缩卷，恢复我的记忆。”
“然后和画家坐下来研究。”
“没错。”
“你当然不知道那家伙现在是不是和从前一样，都过这么多年了。不过至少你还有一张他当年的照片。”
“画家可以把他画得老一点，这难不倒他们。”
“他们会做的事可多呢。也许你们三个人可以一起讨论，你。画家、还有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
“伊莱恩。”
“对，伊莱恩。”
“这我倒没想到，”我说，“真是个好主意。”
“嗯，对啊，我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好主意，这是我个人标志。现在我就可以提供三个能替你做这件事的人。有一个人，我想先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找到他。这事大概得花掉你一百块钱，你能承受吗？”
“行，必要时我愿意花更多。”
“一百元应该够，”他拿起电话。“我现在说的这家伙相当在行，”他说，“更重要的一点，我想他应该会喜欢这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