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点〇六分，斯基普桌上的电话铃响。比利·基根那时正跟我大谈去年他在爱尔兰度假认识的女孩。他讲到一半，话突然停了。斯基普把手放在电话上，瞅着我，我往档案柜上一坐，准备接柜上那部电话。我点了点头，他跟我使个眼色，我们俩一起拿起电话。
他说：“喂？”
“钱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拿支笔把我说的记下来。你把你的车开到——”
“慢点。”斯基普说，“首先你要证明东西在你手里才行。”
“你这是什么意思？”
“请你念一下六月第一个星期的进出账目。六月，七五年六月。”
对方停了一会儿，声音有点紧张。他说：“好像轮不到你发号施令吧，我们叫你怎么着，你就怎么着。”坐在椅子上的斯基普挺直腰杆，身体前倾。我跟他比了个手势，叫他什么话都不必说。
我开腔了：“我们总要确定是在跟正主打交道吧？钱花出去了，谁知道卖家手里有没有货？这点搞不明白，大家都玩不下去了。”
“你不是德沃对不对？你到底是谁？”
“我是德沃先生的朋友。”
“那你总有个名字吧，朋友。”
“斯卡德。”
“斯卡德，是你叫我们念账目的吗？”
斯基普又跟他讲了一遍该念什么。
“那咱们再说吧。”那个人说，随即挂了电话。
斯基普看着我，手里还拿着听筒。我把电话挂了，斯基普却想把他的话筒丟给我，好像手里拿了个烫手山芋。我叫他把电话挂掉。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斯基普很想知道。
“也许他们内部要开个会。”我说，“要不就是他们去找账本，好把数目念给你听。”
“也许账本根本不在他们手里。”
“应该在，要不然他们应该会极力敷衍才对。”
“把电话挂了不就是最好的敷衍方法？”他点了一根烟，再把烟盒塞回他的T恤口袋。他那件深绿色T恤是一家加油站的工作服，口袋是黄色的。
“为什么要挂电话？”他还是弄不明白。
“也许他以为我们在追踪那通电话。”
“这可以做得到吗？”
“就算有警察跟电话公司帮忙，也得花不少工夫才成。”我说，“目前我们是绝对做不到的，只是他们未必知道。”
“怎么会想到我们在追踪电话？”卡萨宾也说话了，“我们连加装一个分机都花了一下午时间。”
他们是在几个小时前才开始加装分机的。先从墙边把线拉出来，再加一部从卡萨宾女朋友公寓里借来的电话，好让我跟斯基普能同时接。在斯基普跟约翰满身大汗装分机的时候，博比在唾沬横飞地炫耀他在广告里演的那个裁判角色，比利·基根忙着找人代他在阿姆斯特朗酒吧的班。我是利用时间找教堂，把我该缴的两百五十块钱捐出去，点两支蜡烛，又跟布鲁克林的卡普兰聊了几句闲话。之后我们五个人聚在小猫小姐的办公室里，等电话铃响。
“好像有点南方口音。”斯基普说，“你注意到没有？”
“声音有点假。”
“是吗？”
“他生气的时候，”我说，“或是假装生气的时候，听得特别清楚。还记得他叫你怎么着，你就得怎么着那句话吗？”
“那时候，生气的可不只他一个人而已。”
“我注意到了。他一生气的时候，口音就不见了。但是他说，我叫你怎么着，你就怎么着的时候，是想让我们以为他是乡下人。”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拼命在思索。“你说得不错。”他吐出这句话。
“以前也是这家伙跟你联络的吗？”
“我不知道。那个人的声音也有点假，但是跟我今天听到的有些不同。也许他可以变很多声音，只是装得很差而已。”
“这家伙应该去配音，”博比说，“他可以在他妈的慈善广告里面分个角色。”
电话铃又响了。
这次我们懒得研究要怎么样才能同时拿起话筒，反正他们已经知道有我这么个人了。我把听筒贴近耳朵，斯基普说：“喂？”那个人问我们要念哪几段，斯基普跟他说了，他便一行行地念下去。斯基普把那本假账本摊在书桌上，一行一行对。
半分钟之后，那家伙不念了，问我们满不满意。斯基普全神贯注地对，好像想挑个毛病出来。好不容易他点了点头，耸了耸肩，我说，我们确定他不是招摇撞骗。
“那你们就照着我的话做。”他说。
我俩拿起铅笔，记下他的指示。
“两辆车。”斯基普说，“他们只知道我跟马修会去，所以我们两个坐我的车。约翰，你开车带着比利跟博比。你觉得如何，马修？他们会追踪我们吗？”
我摇了摇头。“可能有人会看见我们离开这里。”我说，“约翰，要不你们三个先走好了。你的车准备好了吗？”
“我的车停在两条街外。”
“那你们三个先从那里出发。博比、比利你们先走，到前面等车来接你们。最好不要一起行动，以防有人在前门盯我们。你们两个在前头等，约翰，你在两三分钟之后再开车去接他们。”
“然后开到哪里去？埃蒙斯大道？”
“在羊头湾附近，你知道那里吗？”
“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在布鲁克林的屁股后头。我有一次在那里登船钓鱼，但是因为车是别人开的，所以我没怎么注意。”
“你们可以先上环道，再走海洋公园大道。”
“好吧。”
“等等，让我想想，也许你们先走海洋公园大道比较好，那里有标示。”
“等等，”斯基普说，“我这里有幅地图，我前两天才看到。”
他还真找到一张地图，我们三个人仔细研究了一下。博比·鲁斯兰德斜着身子，看我们在干什么。比利·基根不知道从哪里找到喝了一半的啤酒，他喝一口，做个鬼脸。我们终于把路线研究好，斯基普让约翰把地图带在身上。
“我就是不会折地图。”卡萨宾说。
斯基普说：“他妈的，谁管你会不会折地图？”他把地图一把抢了过去，把没用的部分撕去，往地板上一扔，只把八英寸见方的一小块交给卡萨宾。“这里是羊头湾，”他说，“你知道路怎么走吧？你要布鲁克林剩下的部分干什么？”
“天哪。”卡萨宾说。
“对不起，约翰，不过我真是他妈的受够了，你身上有家伙没？”
“我什么都不想要。”
斯基普打开抽屉，拿出一把闪着蓝光的手枪放在桌上。“吧台里有把这个，”他告诉我，“万一我们晚上算账算到破产，干脆就用这东西把头轰掉好了。你真不要吗，约翰？”卡萨宾摇了摇头。“马修？”
“我不觉得这东西派得上用场。”
“你不带着防身吗？”
“能免就免了吧。”
斯基普把枪拿了起来，想找个地方放。那是一把点四五的手枪，看起来好像是军队里军官用的那种。这种枪重得要命，但是后座力很小，可以弥补瞄准时的不便，加上火力强大，打在肩膀上都可以把人撂倒，所以在军队里大家管它叫“抱歉”。
“像有一吨重似的。”斯基普说。他把那把枪塞进牛仔裤的皮带里，结果腰部鼓了一大块，他只好把T恤拉出来盖住那把枪。他穿的T恤即使放在裤子外面，也不会让人觉得古怪。但是斯基普却觉得很别扭，他说：“天哪，我到底要把这玩意儿放在哪里？”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卡萨宾告诉他，“我们该走了，你说是不是，马修？”
我说对。在比利跟博比往外走的时候，我跟卡萨宾又把过程核对了一遍。他们要先开到羊头湾，再把车停在预定地点的对街附近，不过不要停在正对面，免得惹眼。他们就在那里等着，把引擎和灯关掉，在我们抵达之后，得目不转睛地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
“什么都不要做，”我告诉他，“就算你看到什么可疑的东西，也只要用心记下，记下车牌号码之类的。”
“我应不应该跟踪他们？”
“你知道你跟踪的人是谁吗？”他耸了耸肩。“竖起耳朵来，”我说，“他们可能就在你身边，留神看着。”
“明白。”
他们离开之后，斯基普把一个有弹簧锁的皮箱放在桌上，“啪”一声打开。一沓沓旧纸钞整整齐齐放在箱子里。“这里有五万块，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多，对不对？”他说。
“不过是一堆纸而已。”
“它能帮你解决所有麻烦，你信不信？”
“不见得吧？”
“我也不觉得。”他把点四五手枪放在钞票上，可是又觉得古怪。他把钞票挪了挪，挪出个空隙，把枪安置好，关上手提箱。
“等我们上车之后，我再把枪拿出来。”他说，“我可不想像加里·库柏在《正午》里那样，别着把枪在街上走。”他把他的T恤又塞进裤子里。他在路上说：“街上的人一定会盯着我瞧。我穿得像个小瘪三，手里却拎了个银行家用的皮箱。去他妈的‘纽约人’，我如果穿套猩猩装上街，说不定还没人正眼瞧我呢。记得提醒我，上车之后把枪从手提箱里拿出来。”
“好啦。”
“如果他们抄起家伙朝咱们开枪，我觉得就够糟了，如果再用我自己的枪杀我，我绝对死不瞑目。”
他的车停在五十五街。他给停车的人一块钱，把车开过街角，停在一个消防栓前。他打开手提箱，拿出手枪，再把弹簧锁锁好。
斯基普把枪放在我们中间，接着他想了一会儿，又把枪塞进坐垫后面，斯基普开的是一部雪佛兰黑羚，有点老，车身很长，底盘很低，弹簧都松了。车子是白色的，内部装潢则是以白色跟褐色为主。车身脏得要命，好像它从底特律出厂之后就没好好洗过似的。烟屁股塞满了烟灰盒，车子到处都是啤酒罐。
“这车跟我的人生差不多，”车开到第十大道，路灯灯光射进车子里，他说，“乱七八糟，但是很舒服。现在我们要怎么办？跟卡萨宾他们走同一条路线吗？”
“你知道比较近的路吗？”
“近不近无所谓，只要不一样就行了。现在我们走西侧道，不要上高速公路，我们走布鲁克林的道路。”
“比较慢，不是吗？”
“可能吧，让他们先到。”
“你说了算。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这样的话比较容易知道有没有人在跟踪我们。”
“有人会跟踪我们？”
“我现在没发现征兆，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不过我可想不出办法来搞清楚我们面对的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
“那倒是真的。”
“下个街角右转，从五十六街转到大路上去。”
“了解。马修，你要不要什么？”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说你要不要喝点什么？把置物箱打开里面应该有些喝的。”
里面果然有一瓶酒，剩了不到十分之一，喝不了几口。瓶子是绿色的，有点弧度，放到口袋里不会觉得不舒服。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他说，“但我是兴奋得不得了。我不想说什么屁话，但是我觉得让自己有点精神也不坏。”
“反正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解决。”我同意他的说法，扭开了瓶盖。
我们从西侧路转到卡纳尔路，沿着曼哈顿桥横穿布鲁克林，再走平林大道，终于开到海洋公园大道。我们每遇红灯必停，有好几次，我发现他的眼睛盯着前座置物箱看。不过他却没说什么，因此除了先前一人喝了一小口之外，那瓶酒始终搁在那里没动。
斯基普把玻璃窗摇到底，把胳膊肘搁在窗边，手指按在车顶，还不时敲出点声响。有的时候我们会讲一两句话，但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沉默。
斯基普在路上说：“马修，我想知道这是谁搞的，应该是自己人吧，你说是不是？有人知道这两本账本中有玄机，知道有利可图，所以就下手偷走了。一定是以前在店里工作过的人，只是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混进来的。就算我开除了几个混蛋、醉醺醺的酒保和几个常常不来的小妹，然后他们想要报复，但他们又怎么混进办公室，偷走我的账本呢？你倒想想看。”
“要进你的办公室并不难，斯基普。只要知道酒吧有隔间的人，就很容易从浴室溜进你的办公室，保证不会惊动任何人。”
“可能吧。其实我运气并不坏，幸好他们没溜到我的吧台上，撒泡尿，再写个到此一游。”他从胸前口袋里抽出一根烟，在方向盘上敲了敲。“我欠约翰五千块。”他说。“怎么回事？”
“赎金啊。他拿三万，我拿了两万。虽然他的私房钱比我多得多，但是我知道他在别的地方又花了五万块，所以虽然他只比我多拿五千块，也够他受了。”他踩下刹车，让一辆出租车超过我们。“看看那个王八蛋，”他的口气里没有丝毫怨气，“全世界的人都这样开车，还是只有在布鲁克林才是这个德性？好像在过桥的时候，大家都喜欢胡乱开车。我刚才说到哪里了？”
“你说到卡萨宾的那笔钱。”
“对了，所以他每个星期都会从我那份钱里扣下来一部分，直到凑齐五千块为止。马修，我在银行存了两万块，现在却放在皮箱里等着拱手让人，再过几分钟，我又是一无所有了。我实在觉得这不是真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想我明白。”
“所以我不觉得那只是一堆纸而已。如果那只是一堆纸，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为它抹脖子上吊了。钱放在银行里，你觉得好像你什么都没有，要把钱给了别人，你就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我一定要知道这是谁干的，马修。”
“也许我们会知道这是谁干的。”
“我他妈的一定要知道。我相信卡萨宾，你知道的，干我们这行的，如果连合伙人你都信不过，那你就玩完了。两个人在吧台前，你盯着我，我盯着你，没半年，两个人都疯了。就算你一天能盯他二十三个小时，剩下的那一个小时，他照样可以玩花招。天哪，负责采买的是卡萨宾啊，如果你想上下其手，光是采买，你知道你能捞多少钱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斯基普？”
“我想说的是：最近有人告诉我，这是约翰设下的陷阱，想从我手里榨出两万块。你说这种话好不好笑？这行业本来就是我们两个合作投资的，他自己也投下不少现金，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从我这里弄钱？我除了相信他之外，也找不到理由不相信他。他那个人直来直往，如果他想从我这里弄个两三万块钱，他会用比较简单的办法，而且我连一点感觉都没有。可是在我听到这种风声之后，我相信他也听到，因为我发现他看我的眼神有点古怪，可能我在看他的时候也有点古怪。这种感觉比赔钱还糟糕，我没骗你，再这样下去，我们的店迟早会关门。”
“我想前面就是海洋公园大道。”
“是吗？开了六天六夜总算是到了。我应该在海洋公园大道上左转吗？”
“你应该右转。”
“你确定？”
“确定。”
“我老是在布鲁克林迷路，”他说，“我没骗你，一定有人在布鲁克林绕来绕去怎么也出不去，就索性在这里落地生根，再把下水道挖一挖，电接一接，就这么过起日子来了。”
在埃蒙斯大道上有好几家以海鲜闻名的餐厅，比如说，伦迪海鲜店，真正的吃家都知道到这能吃上最好的海鲜大餐。我们的目的地是卡洛蚝屋。在两条街外，一个贝壳般的霓虹灯一开一合，闪闪发光。
卡萨宾的车停在对街，距离并不太远。我们把车靠了上去。博比坐前座，比利·基根坐后座，卡萨宾当然坐驾驶座。博比说：“这里不错吧？如果出了什么事，可不容易看到这里。”
斯基普点了点头。我们又往前开了一点，在一个消防栓旁停了下来。“拖吊车不会来拖吧？”他说，“会不会？”
“我想不会吧？”
“现在我们要的就是……”他说。我们关掉引擎，交换了一个神秘的眼神，随后我们都把眼光瞄向置物箱。
他说：“你见到基根没有？他是不是坐后座？”
“是吧。”
“他在出发之后大概就喝了一两杯。”
“大概吧。”
“我们再等一会儿，等庆功的时候再喝。”
“好。”
他把手枪插回腰际，把T恤拉出来，盖好它。“在这里就该这样穿。”他打开车门，拎起手提箱，“羊头湾，轻松穿着的所在。紧张吗，马修？”
“有一点。”
“很好，有点紧张不是坏事。”
我们穿过宽阔的街道，往餐厅走去。这实在是一个舒服的夜晚，你可以闻到咸咸的海风。我迟疑了一会儿，我是不是该把那把枪拿过来？我也怀疑，到时候他会不会开枪，或者，他只是带着枪求个心安而已。我真不知道那把枪对他究竟有没有好处。没错，他在军队里服过役，但那并不代表他会用手枪。我很会用手枪，至少瞄得准。
“你看看这个招牌，”他说，“贝壳一开一合，够猥亵了吧。‘来吧，宝贝，让我看看你打开的贝壳里有什么东西？’这里面怎么空荡荡的？”
“今天是星期一，而且现在很晚了。”
“只有在这个地方才会觉得现在很晚。这枪重得要命，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裤子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似的。”
“你想不想把枪放在车上？”
“你开什么玩笑？‘这是你的家伙，当兵的，它能救你一命。’我没事，马修。我只不过是有点紧张而已。”
“我知道。”
他把门打开了，让我先进去。这并不是太高级的地方，用的建材都是薄薄的塑料板跟不锈钢，左边有一个长条桌，右边则是一排小板凳。餐厅后面有许多散座。四个小伙子坐在前面的桌子边，用手抓盘子里的炸薯条吃。再远一点，一个灰发、满手都是戒指的妇人，在翻阅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精装书。
柜台后面站了一个又高又壮的秃头男子。我猜他的头一定刚刮过。他的前额满是汗水，衣服也湿了。可是这地方已经够凉快的了，更何况空调也开得很足。柜台前有两个顾客：一个是身材壮硕、穿了一件短袖衬衫的男子，看起来很像失业的会计师；另外是一个腿很粗、皮肤很差、神情呆若木鸡的女子。柜台后面是正在找机会抽根烟休息休息的女招待。
我们在柜台前找个位子坐了下来，点了两杯咖啡。有人把一份《邮报》扔在邻座上。斯基普把它拿过来，胡乱翻了起来。
他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又往门边望了两眼。我们两个喝了口咖啡，斯基普拿起菜单来看。“他们起码有几千种菜，”他说，“你随便说一样，这上面就能找得到。我这是在干什么？我又不饿。”
他又点了一支烟，把盒子放在柜台上。我拿了一支，衔在双唇之间。他的眉毛扬了扬，但是却没有说什么。他替我点了火，我抽了两三口，就把烟熄掉了。
我早就听到电话铃响了。那个女招待终于走过去接了起来，我还以为这里的人都是聋子呢。那个小姐走到壮汉面前，问他是不是阿瑟·德沃。那家伙被这句话吓了一跳，觉得这话问得很怪。斯基普去接电话，我紧跟其后。
他把电话接了过来，听了一会儿，然后作手势要我把铅笔跟纸递给他。我掏出笔记本，把他告诉我的记下来。